孙藜、罗喆 | “新闻”在何处?新闻史书写的“媒介实践”新进路

发布者: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发布时间:2023-09-14浏览次数:518

编者按:围绕新闻史研究的现状反思与路径创新,《青年记者》杂志于今年5月组织了“面向实践的新闻史研究”专题讨论。本中心“新报刊(媒介)史书写”团队成员、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藜教授应邀参与笔谈。他与合作者在《“新闻”在何处?新闻史书写的“媒介实践”新进路》一文中指出,新闻史研究须直面“报刊/媒介”的情境存在并对之做出重构。媒介是一种物质与文化图式相交织的调节力量,以此视域展开研究,可打破旧有范式某些根深蒂固的前提预设。具有高度自反意识的“媒介实践”新进路,或更为接近丰富多样的历史新闻活动本身。


“新闻”在何处?新闻史书写的“媒介实践”新进路

孙藜 罗喆


摘要:
“新闻”存在于口语交流、书信传递、报刊报道以及电子与数字传播的具体情境之中,新闻史研究须直面“媒介”的情境存在并对之做出重构。媒介是一种物质与文化图式相交织的调节力量,以此视域展开研究,可打破旧有范式某些根深蒂固的前提预设。具有高度自反意识的“媒介实践”新进路,或更为接近丰富多样的历史新闻活动本身。
关键词:新闻史;报刊史;理论建构;媒介实践

新闻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或者一般地说,学术研究中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是值得反复申说的老生常谈。本文讨论这一问题的一个前提是:新闻史与新闻理论是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但它们在各自实践过程中均无法回避理论与经验的交融,同时也需对既有“理论”和其所面对的“经验”保持警醒,因为“理论”自身就是对经验的特定表达,“经验”在朝向研究者显现之际,也必然经由某种框架被摄入,因此,二者都不能直接构成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进一步地,研究者处理“理论”与“经验”所依凭的语汇,本身即是需要倍加省思的杂合体。正如凯瑞所指出的,“如果不采纳一种能同时定义、描述、评价及表现社会现象的语言,就无法从事学术工作。”当新闻史研究者使用“新闻”一词,无论是在多么具体的经验层面上,也无论是否有着明确意识,都离不开对其的理论预设,因此尤需从前提上检视二者的契合关系。


以此为立足点,本文所理解的“理论”首先是一种反思性的提问方式,有类于海德格尔所说的敢于追问“前提的真理性和自己的目标的领域”;其次,在不割裂其内在联系的前提下,“理论”之区别于“经验”就在于它的范式性——以不同抽象层次的理论为观照,可以帮助新闻史研究更好地提出问题,从特定视角形成对经验情境的建构;再次,“理论”本身具有历史的多样性,某种范式在某个时段或许相对居于主导,但总会面对挑战甚至是“革命性转换”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新闻史”面对“同一个过去”,但其书写却是代有更新,从而形成对不同时代变革现实的回应。本文将从当下理论更新中的“媒介”视域出发,围绕着“新闻在何处”这个基本问题,从新闻史书写前提反思的角度,初步探讨“媒介实践”新进路所带来的尤其是对国内新闻史研究创新所蕴含着的可能性。


新闻史书写起点的“媒介”反思


何谓“新闻”?作为书写的起点,它贯穿在新闻史研究的视域立足、问题提出、经验展开乃至结论得出等全部环节之中。在新闻史多年来强调“以新闻为本位”并在相关研究中做出了重要推进之后,怎么理解“新闻”,依然至为关键。近年来借由人文社会科学新范式的刺激,新闻理论对“新闻”的界定也新意迭出,例如将“新闻”理解为一种“公共知识”、看作是一种叙事方式,抑或指出新闻是看世界的一个“窗口”或“框架”,或者是一种话语形式,等等。新闻史研究也有不少回应成果,尝试以新视域探索新进路。


不过总体而言,能够自觉明晰地反思自身“新闻”理解(无论视域的新旧),并在经验研究展开中贯穿这种自反性的研究,在国内新闻史研究领域尚未成为主流。更多的研究是通过对史料的挖掘进入到历史情境中,详细地展示新闻活动的表现,特别是集中在报人报纸的活动、新闻报道的内容与社会的联系,以及特定新闻事件的过程描述,等等。


在新近一场重要的新闻史与历史研究学者对话中,黄旦教授提出了一个几乎未曾被新闻史研究者意识到的“命名”问题:研究以报道新闻为己任的报刊,与将“新闻”作为“质的规定性”统领整个报刊研究,完全不是一回事。更不必说,戈公振所定义的“刊登新闻、揭载评论”式报纸,本身就是历史的,“并不代表所有、自也不能覆盖或贯通一切”。在黄旦看来,研究者对此未加省思的惯习,使报刊史研究走向了“清除多元和复杂”的误区,特别是将报刊等同于“内容”,进而又一厢情愿地认定内容即“新闻”,从而忽视了报刊的多样性与“报刊新闻”或“新闻报刊”的特殊性。


“新闻史”与“报刊史”的关系,少有被作为一个问题来严肃对待。与历史学界不同,新闻传播学将“新闻史”与“新闻理论”相并列,近现代报刊研究以绝对优势成为“新闻史”的构成主体,以至于“报刊史”往往被视同于“新闻史”。然而,从研究对象本身来看,戈公振所说的以“新闻”为原质的报纸,只是报纸中的一种类型。历史与现实中还存在着其他类型迥异的报纸形态,其根本所系或以宣传为使命,或以娱乐或知识为重。即便我们可以将所有报刊都归入“新闻报刊”,“大报”与“小报”也是极为殊异的两种报纸类型,而非同一类“新闻报刊”中的不同等级。


从本文的视角,研究者之所以以“新闻”作为“质的规定性”来统领整个报刊史研究,恰恰体现在对“新闻”理解存在着“媒介”盲区,即研究者很少明确地叩问与追索:“新闻”究竟是什么,它位于何处?它究竟是如何在具体的“所处”中“成其所是”的?研究者喜欢问“新闻”如何生产、怎么传递、如何被接受、产生了何种社会影响,看起来都离不开“在哪里”的问题,如在组织中生产、在地理上传递、在阅读中接受,然而,因为没有从起点上融贯“新闻”之双重性,即作为报道形态、信息样式的“新闻”,同时也是特定物质媒介形态的社会运作,因而在对“报刊”新闻活动的情境进行重构过程中,也就无法深入地揭示“报刊/媒介”与“地方”的具体联系,并从中接近“新闻活动”在特定场域中的具体特性。旧范式常见的进路因此很容易滑入观念论,其典型体现就是从“文本/内容”出发,从纯粹“表达”中推演新闻活动,同时亦以与社会状况“符合与否”的方式检视这种推演。另一种常见进路则看似在新闻活动与社会语境之间建立起联系,但这种分析连接因缺失了对“新闻在何处”自下而上的细致审视,又很容易陷入“国家”这一单一分析单位,最终走向了“报刊”在政治、经济总体结构中的功能分析。


正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批评所显示的,“人们所接受的关于报刊发展的某些固定的说法,似乎很少是从报刊发展的史实中得出的,而更多的是出于附会。先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解释总体的文化扩展,然后不顾事实地把报刊史塞进去,使之与这种总体解释相吻合。” 在上述两种进路之中,“报纸/媒介”就此消失或消融,从分析阐释中退隐为仅是一个容纳“新闻”的容器。不仅“报纸”,上述传播过程中的诸如“社会”“地理”“政治”等,也都成了某种背景式“容器”。它们不是携带着自身“所处”的独特性促成研究者审慎地给予揭示,而是化作僵死的“背景”坐等研究者对其塑形与内容注入。尽管新闻史以揭示“历史特殊性”为己任、以高度注重“历史现场”为宣称,却很反讽地漠视或淡视“媒介物”及其运作本身。这种取向说起来,与米尔斯批判的“抽象经验主义”似乎距离并不远。


“媒介”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此的矫正。新闻史所隐含着的“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的理解,让研究者的视野集中于“报道”,着力考察内容如何生产、产生何种影响,由此连通到新闻业社会功能的实现。而“媒介”理论追问“新闻在何处”,“新闻”之外有什么,“新闻”如何与周边文化样式的实践相互连接或彼此排除,不仅有效给出了“新闻”“新闻报刊”的特殊与边界,而且能够从物质媒介与文化图式相融合运作的角度,推进对特定新闻活动的情境化理解。由此视域进入,新闻生产与接受所处的时空、新闻形式与感知惯例等,就从一般“背景/远景”凸显为“中心问题”,对其的探究既关涉纸张、油墨、打字机、版面这些“微物”的运作,也离不开街道、居所、航运、电磁之类“无生命行动者”的“能动”参与。克莱默尔就主张要“在区别于一般符号意义的基础上来理解传媒的特性”,研究者当努力发掘作为“装置与轨迹”的媒介,即“借助于传媒的这种物质性力量,符号要比符号的使用者所意味的东西表达出更多的东西”。


“媒介”视角由此能更深入地对“新闻史”做出其自身媒介史的反思性揭示。德布雷倡导“想要了解本质,你们就要询问这些东西是通过什么传出去的:其装置、设备、权力回路”,以此对照,其称“内容”中心的取径为“观念中心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使世界服从于主体”的“形而上学的自我中心主义”。由此延展到“新闻史”,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出现,正逢大众传播崛起并卷入到民族国家的塑造之中。例如一般认为,最早的新闻史著作是德国学者普尔兹的《德国新闻事业史》(1845),也有提到美国托马斯的《美国印刷业史》(1810)。印刷报刊“新闻”作为一个“伟大发明”,大大增强了现代主体的“进步主义”信念,新闻史书写中总是伴随着来自印刷报刊的评判烙印,总是离不开“理性公共领域”的主导,也就不难理解。大众传播的“脱域化”,与新闻史研究中的观念中心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耦合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视域所动摇的,不是从“内容”出发(它当然无法回避也必须重视),而是将“内容”作为社会镜子式反映,从而强化现代主体自我精神投射的“技术无意识”。


走向“媒介实践”的新进路


新闻在何处?“新闻”存在于口语交流、书信传递、报刊报道以及电子与数字传播之中,新闻史研究不能忽视“媒介”的历史性存在。借着对新闻史起点的反思,“媒介”从观念中心论的无意识中得以浮现。但对“媒介”的凸显,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强调了原来进路下所忽视的某个因素,如此理解的“媒介”视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更为重要的是,在前提上有两点值得新闻史研究重视。其一,要打破主体—客体、主观—客观等一系列二元对立下的等级区分。如前面分析,“内容”下的观念中心论即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等级体现。其二,将“媒介”纳入特定场域及不同场域间关系中,考察各个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场域在媒介连接中如何生成、演化出新的关系形态。这种注重“过程”中差异化生成的视野,在经验研究中就落实为“媒介实践”的进路。它既与媒介理论所秉承的“实践哲学”相一致,也与当下社会理论中的“实践转向”相呼应。


新闻史虽是一个经验取向的研究领域,亦与新闻理论的规范取向保持了某种紧密联系。1970年代之前,以“报刊四种理论”为代表的规范研究在新闻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诸如新闻自由、真实性、客观性与新闻专业化一道,构成了探究新闻媒体与政府、商业、公众关系的核心立足点,由此将历史与现实中的世界新闻业简化成了“四种模式”。新闻史尤其是从组织化、专业化这一“韦伯式”进路出发的研究,也潜在地接纳了新闻学的规范性预设。换言之,当“新闻”作为“质的规定性”成为对整个报刊研究的统领之际,“新闻”本身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渗透其中。这个新闻自身之“原质”,就是未加明言的印刷现代主体之投射,是“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务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由是,新闻史对媒体组织的分析,基本就围绕着其如何渐次演化为一个专业化组织展开,所涉及的种种关系,如政治控制、商业广告以及公众关系,都暗合着其对新闻组织的独立、专业精神的消长等产生了何种影响、显露出何种问题的考察。


必须澄清的是,不是所有新闻史研究都合乎这一概括,而且这一进路确实展示了新闻业历史中真实图景的重要一面,但正如国内学界对另一种盛行书写范式“革命史”所作的反思显示,将复杂多样的近代新闻传播活动纳入“专业化”这件“紧身衣”之下,同样也会大大压缩历史理解的空间,从而错过对历史上“新闻业”更为丰富可能性的揭示。这种遮蔽典型地体现为一体两面的运思方式:从共时性的角度,它预设了新闻专业组织的运作与“经济、政治、行业这三者之间制度原则的一致性”,并以某种理论理性的逻辑将复杂的新闻与社会关系简化为一种“总体化”原则;就历时性而言,历史演化的目的论隐身其中,即新闻业的历史既是新闻专业组织由萌芽、幼稚到不断成熟的线性演化过程,也是整个社会朝着某个趋势不断“进步”的过程体现。


“媒介实践”的进路自觉地与新闻史的这幅现代“世界图像”保持着距离。如果延续“新闻在何处”之问,那么这幅“图像”充其量是英美近代报业演化历史的某个写照,而且它本身也早已得到了更新与修正。正如哈林、曼奇尼对《报刊的四种理论》所作的批判,它“如此执迷于美国和苏联模式之间的二元对立,以至于几乎不给全世界媒介体制的多样性留下空间”。他们通过对当代西方新闻体制内部差异的研究,提出了打破旧有视角框限、富有启发的结论,例如,“批判性专业主义”(critical professionalism)1970年代在北欧新闻业中成长起来,正是“国家津贴最高的时期”;就专业化与商业竞争关系而言,同样在美国,在1980年代解除管制之前盛行的“政府管制的寡头广播电视中”,专业化似乎表现得更好。如果对这些结论善加运用,自然也有助于新闻史研究者对历史经验的审视与发掘。


“媒介实践”并不拒斥“规范”,相反,它将来自于对象与自身语汇中的“价值”,视作一种对话的契机。正如米尔斯所说,澄清“价值”及其遭遇的威胁,在任何学术研究中都是构成研究问题的“基本条件”。在此自反性前提下,“媒介实践”将历史行动者的各种目的、意图视作一种媒介行为,“没有媒介就没有意向性”,不同媒介并非是中立工具而具有自身特定的“技术意向性”,也正由此嵌合成特定媒介活动场域的相对自主性,并展示出在媒介连接之中不同场域相互遭逢、转化后的新关系样貌。在此进路中,观念或规范就不单单是一种“表征”,更是嵌入到具体关系情境下的复杂行动,而且这些“具身的、与物质相连”的人类活动,尽管存在着主导—从属性的权力关系,但不能被归入到某个同一性逻辑之下,它们属于“同时存在、相互含盖”,也不能被纳入“按顺序发生”“彼此相继”的线性逻辑中。


不妨以新闻真实性、客观性这个“迷思”为例。新闻史书写转向“媒介实践”新进路,就是要破除以现代新闻业“新闻真实性”为“质的规定性”带来的知识规训,那种以“实证科学的理性”作为“事实真伪”评判标准的理念与种种操作方式,首先需要放置到特定“媒介实践”之中,将之视为印刷复制下生成的一种新闻媒体的运作“常规”。尽管伴随大众媒体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影响日深,社会成员日益将之当作对环境监控的“自然”方式,很少对之提出彻底质疑,但新闻史研究者却不能将之“自然化”,既不能以“实证科学”的“真理化认识”要求之,也不能潜在地将“报纸/媒介”透明化,进而将报道直接等同于社会生活本身,更不能将主流报纸的操作方式作为隐含标准,揆之于历史情境中的一切新闻活动,建立起一个从口语、书写到报纸、电子媒介间不断进化的等级架构。依此看来,流行的“后真相”说法,本身就有误导性。无论科学还是新闻,人们所能期待的与实际所能获得的,从来都是与特定媒介相连的特定“真相”。任何时代,都可视为由变化了的媒介实践中介出的所谓“后真相时代”。


毋宁说,新闻史研究要敢于有一种“断裂”和“融合”意识。正像邸报不是现代报纸的萌芽,“新闻真实性”也联系着历史上不同媒介类型下的新闻实践活动,且依不同“信息方式”成为一个在历史中生成与演化的习俗。《新闻的发明》作者就指出,现代报纸出现之前的新闻真实性拥有一个古老传统,即“对报道者的信任依托于讲述者的信用”。在书写出现很久之后,中世纪的前人们依然“对于获取到的书面形式的信息有着很深质疑”,因为“一条新闻的可信度来自这条新闻发布者的名誉和声望”。即便在大众媒体鼎盛时代,这种以人为媒介的“真实观”也没有消失,“两级传播”理论中就隐含着这种交融。当今数字虚拟环境下的种种困扰,更可以看作是各种“真相观”因媒介融合而带来的混沌与杂合。新闻舆论研究奠基人李普曼,早在报纸环境下就洞察到了这种苗头,可惜对“科学至上”的信仰(经过了相对主义的修正),使他与“历史的未来”失之交臂。


结语


“新闻”在何处?它在历史与地方的媒介实践中。提问与回应之间,本文还隐含着一种本土研究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国内新闻史研究中“地方性知识”的自主意识越来越明确,至少有两个概念的提出展示着这种努力,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个是“文人论政”,另一个“耳目喉舌”。二者对现代中国报刊实践的探究,都与沟口熊三所说的前现代中国的“基体”有着紧密联系,同时也与西方学者的重要概念保持了深度对话:前者对话于“新闻专业主义”,后者则反思性指向“公共领域”。李金铨认为,“文人论政”是近现代中国报刊的特征,一方面延续着儒家自由主义的传统,以天下为己任,以言论报国;另一方面代表转型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希望建立现代“道统”,以追求国家的现代化目标。黄旦则指出,作为“耳目喉舌”的文化基础,“文章报国”的精神脉络或明或暗绵延不绝,这与构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基础——“公民”精神不同,与欧美大众化报纸兴起后的专业主义有别,中国士人认同的是政治使命感,而不是职业角色。


回到开篇前提,上述研究为“以中国为方法”的新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迪。好的研究总是在理论与经验、想象与证成之间往复穿梭。新闻史本身作为一种“实践”,除了公共史学面向,首要的是以何种方式推进知识生产之间的对话。在此意义上,理论概念的提炼占据着格外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不同学术领域交流的方便路标,又展示着一个激发思考、创造求变的新空间。无论采取何种取向,新闻史对“理论”简单粗暴的拒绝,总是不够明智;同样,简单粗暴地使用“理论”,也是学术“槛外人”的莽撞之举。切实提升当下新闻史研究的努力,亟需走出“论从史出”还是“以论带史”这般非此即彼的浅层争议,扎扎实实地回到理论与经验的深层对话,以反思的勇气直面旧知识的框限与支配,以开放的态度探究诸如“媒介实践”等新进路的可能,在尊重传统中更新传统。


作者简介:
孙藜,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罗喆,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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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孙藜、罗喆
“新闻”在何处?新闻史书写的“媒介实践”新进路,青年记者,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