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人类；文明进程；媒介；ChatGPT
在其影响广泛的《技术与文明》一书中，芒福德（2009：9-10）抱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技术与文明的整体变化，主动权掌握在人手中。技术起到的作用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因此，通过全面研究和评估现代技术，就可以更好地使人成为技术的主人，这也成为他写作该书的动机。在今天ChatGPT的面前，这番话不免会遭遇尴尬。ChatGPT最让人震撼乃至惊悚之处，在于掌握了主人的“技术”，就像人从普罗米修斯那里获得了“火”。如所周知，人是会说话的动物，是有赖于Chat而成其为人。而今，ChatGPT却能汇聚所有人的“Chat”而“Chat”，俨俨然主人之“主人”——此后人将不得不面对并征询它的“Chat”而进行下一步的Chat。当然，这不是指ChatGPT是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说它的确是因Chat而具有并显示出自己的“生成”的能力。人不正是因为语言才成就了自己的“心智”（米德，1992：118），从而与一般动物划出鸿沟的吗？不学习使用传播技术（如某种语言），人类就是一个缺乏基本智力的“傻瓜”（弗卢塞尔，2022：1）。以此可见，ChatGPT有点像麦克卢汉说的，“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麦克卢汉，2000：20）。恰当点说，更像是人的“心智”的外化。用一位数学家、逻辑学家的说法，就是通过抽象符号，意识“跳出了自身的影子”（格雷克，2013：4）。
倘若设想人的“chat”还在其最初状态，也就是尚无文字书写的时代，语言只存在于声音的稍纵即逝之中，那么，关于媒介与人、与文明的典型案例，我们马上能想到的恐怕就是柏拉图的《斐德若篇》（柏拉图，2017：73-74）。当埃及图提神兴冲冲地向国王塔穆斯介绍自己所发明的文字时，塔穆斯敏感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利害。表面上看，图提神说得不错，这种发明可以获得更多的科学和记忆，弥补记忆丧失的缺憾，但实质上造就的是心灵深处的善忘。既然专注书文比获取知识更重要，人必然要依赖外在符号的辅助，再不会磨砺自己的内在脑力去记忆。这无疑使记忆的方法取代了记忆，知识渊博成为一个虚名，不再可能被人所真正拥有。据哈弗洛克说，在希腊早期城邦里，一切都是“口语化”的，你不能也不可能挥舞着一个文件来号令众人。后来的柏拉图之所以要将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就是因为察觉到了传播技术的革命。以口语交流所养成的独特的希腊“智能”，比如知识依托于事件、场景是分离的而非因果的、拟人化的具体暗示等，已不能适应逐渐兴起的书写技术所要求的思辨“知识”特性，哲学王将取荷马而代之。柏拉图借此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哈弗洛克，2023：120）。由此想到《淮南子》中的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或许既是为将要逝去的口语传统而痛伤不已，也是为文字的神奇威力而惊恐不已。
于是就很明显，技术与文明的历史，不是像芒福德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出于人对技术如何选择和运用的变化。技术为人所用，同时也成就了人。研究人类文明进程成就斐然的埃利亚斯，所持的就是这样的看法。他提出，人类文明的地基为三层结构：社会的或人类的、语言的或符号的，以及非人类客体的层次。语言居中，犹如一座桥梁，使人和非人，亦即知识经验与自然彼此回环交转，在交汇中聚汇和演变。实际上，人类文明的进程是在符号的作用下，人类和非人类群体、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相互混合，以一种相继次序的方式而流动的绵延（埃利亚斯，2018：30）。媒介是让人与非人（客体）相互介入的枢纽，并由此驱动着人类文明的变革。这从另一角度上呼应了卡西尔的观点，符号是人的本性，没有符号系统，人就只能被囚禁于柏拉图的洞穴中，无法通达“理想世界”的道路。在复杂的人类生活的转动装置中，符号是使人类整个思想和意志机器开动起来的隐蔽的传动力（卡西尔，1985：52-53，28）。
一种旧媒介是一种新媒介的内容，一种新媒介是一种新文明的催生力。文明传承必得有媒介，这是德布雷说的，但他本应该进一步说明，文明又是在媒介的传承中被重新发明的。文字固定了语言，改变了人的思维模式，创造了可见的人类历史与文明。当荷马史诗“由口口相传的吟诵变成了桌面上的纸页窸窣声”时，就“为口语文化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毁灭奠定了基础”（转引自格雷克，2013：38）。历史由人来书写，恰说明有了书写才有历史；书写打破了原有连续的言语流，使之化为非连续性的要素，从此人类生活在一种“新语法”中（斯蒂格勒，2019：63），于是也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及其传承。人类文明的进程，就是在不同媒介的运作主导下迭代式跃进。我们与我们的“文盲”先祖是同种而不同类，而且隔着无法逾越的深渊。“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马克思，2012：711）？从这样的视野看过去，关于ChatGPT的首要问题，就不是它像不像人、有没有意识，能否或者多大程度上取代人（包括将来），而是它将如何改变人、改变人的本性，最终改变已有的人类文明。
直到20世纪中叶，大多数文化的特征或许都与印刷术相关，麦克卢汉的《谷腾堡星汉璀璨》翻来倒去，主要为说明这个道理。这也就意味着，现代文明与15世纪的那场“一切学习形式的革命”密不可分。这场震撼人类的革命，就是从文书的生产由抄书人的书案转向印刷商的作坊（爱森斯坦，2010：3）时起步的。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中提到这样一个案例：约翰·塞斯特，一个与谷腾堡同时代的印刷所投资者，携带着十来本印刷本《圣经》，到当时欧洲最大的巴黎大学城去碰运气，期望能挣上一笔大钱。十来本书，在现在看来能算什么事呢？但恰恰是他背负这些书籍的身影，让当地手抄书行会惊慌不已，当即报警。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一个人能够拥有如此多的书，除非是魔鬼附身，否则绝无可能（爱森斯坦，2010：29-30）。柏拉图时代要将带有魔性想象的吟游诗人驱赶出去，谷腾堡时代的印刷商则直接变成了“魔鬼”，可见又是一番天地。生活于19和20世纪之交的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对此说得明白：“当我们进入现代时代，除非我们理解那种方式，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方式中传播革命为我们制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否则我们将一无所知”（Cooley， 1972：65）。库利口中的“那种方式”，就是指印刷术。
印刷是“魔鬼”，其魔力来自复制，而且是机械复制。语言因文字而视觉化，印刷使文字到处飞扬，形成由点向面放射的传播样态，弗卢塞尔形象地称之为不具方向的“圆形剧场型话语结构”（弗卢塞尔，2022：16）。不具方向，既有接触的便利，也使之只有接收而无返回。大众复制复制出大众，却将人际互通排除出去，形成如传播学理论中说的单向传播。印刷品在市场上流通，在阅看者中传阅；知识催发思想，思想寻觅知识，人人因此变得聪明。“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有学问的人、能干的老师、宏大的图书馆”。知识失去既有的门槛，使得一些人焦虑不安。在当时一位名叫托马斯·布朗的爵士看来，知识泛滥已是忍无可忍（幸亏他没有生活在今天），“印刷品的生产只不过是用来干扰和滥用学者们也已被削弱的判断能力”，他将此归咎于印刷商的不良动机，“完全是为了维持印刷业的行业利益及其神秘色彩”（爱森斯坦，2010：43，10-11）。印刷术普及了知识，也搅乱了阶层划分，一切又要重造“语法”。
复制使不同的人可以触及同样的作品，同样的人可以翻看不同的文本，知识的比长较短，思想的辩驳正误就有了物质基础。注经者时代成为过去，开启了知识和思想互相参证的新时代（爱森斯坦，2010：42）。机械复制激发出一种新的交谈（Chat），也就是塔尔德说的“公共交谈”（塔尔德，2005：245）。公共交谈是七嘴八舌，但不七零八碎，因为其具有共同的议题、共同的对象、共同的问题等，而这一切，无不来自于“机械复制”的源点。大量复制也就由量变质，摹本的众多性确立起一个人人都可感知触摸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横看成岭侧成峰”也好，“远近高低各不同”也罢，都是对一个实存对象的“观看”，否则就无从谈起。“共和国的公共空间以印刷文字为基础，以印刷文字在流通当中被公民阅读、书写和评价为基础”（德布雷，2014：81-82）。公民作为一个群体的塑像，也就在这一流通过程中掀开面纱。墨水和文字的流动体现出被字母驯化的个体的“样貌和外在”（基特勒，2017：9），机械复制的则是“想象的共同体”。
机械复制使艺术作品失去特定的时空和情境，成为展示的产品，书籍的阅看也是顺此而被训练。依麦克卢汉的说法，阅读书籍就等同于观看电影，读者坐在了放映员的位置，书籍类似银幕，“以恒定的理解作者思维运动的速度移动眼前的一行行印刷文字”（麦克卢汉，2014：219）。书籍划出了作者和读者的清晰界限，同时又嫁接起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互动。书籍无论如何贴近人，总是在读者之外而展示给读者；读者则以阅读进入并占有书籍。一千个人的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书籍在阅读中复活，也就意味着作者死去。书籍与人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和世界各就各位，各怀自己的秘密，二者既非同类，也无通道，在本体论上，都无法进入对方。人是借助书籍（知识）探索身外的世界，世界则必然是通过书籍之类的复制符号，展现自己的特定面容。文本的“世界”是诠释的世界，世界因“诠释”而透明（伊德，2012：90）。能指和所指的关联虽不乏任意性游戏性，但二者均已先验派定，等待着被匹配并指向某个处所或方向。在中世纪，“对真理的追求被认为是恢复深藏传统的东西”而不是“发现新东西”；在手抄书时代，要做到发现新东西和恢复原来的东西之间的区分是很困难的。印刷的固化、标准化则使新与旧、前与后、传统与现代的区别有了鲜明划界，好比是在经过漫长夜晚的迷茫，突然接近一种纯净、澄明、笃定的知识。人从此“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准确坚定的”（爱森斯坦，2010：72-73）。步伐的准确坚定，也就表示作为对象的“世界”的坚实和可见。世界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本大书，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之一层一层剥开，不断展露其真容；人遂在主体和客体、真实和虚构、物质和意识的两端中，活到老学到老，不断拨去浮尘，不断逼近真相。机械复制提供了知识，也形塑认知世界的新方式，媒介就是认识论（波兹曼，2004）。要是我们能想到人的大脑中并无天生就存在的负责阅读的区域，阅读脑是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形成和发展，属于智力发展和生物学进化的结果（沃尔夫，2012：7），那么这场学习形式的革命最终是人的革命性变化，现代“阅读脑”成就人同时也是衡量人的标准。（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提ChatGPT，常有的反应就是它有理性吗？）
这就不令人奇怪了，19世纪法国的象征派诗人马拉美，认为全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本书，并把报纸定位在这本终极百科全书的最初级形态。因为报纸只是将大量的没有个性的事实性信息堆叠在一起，提供了一地鸡毛式的原生态，却不能达致互相关联、井然有序，就像一首和谐的乐曲。世界存在之“书”的最终成型，只能指望艺术家。报纸已长有一双蓄势待飞的翅膀，就待艺术家动手，赋予其展开的时机或振翅的节律（麦克卢汉，2021：84）。这倒与ChatGPT形成了有趣的比照：如果马拉美眼中的报纸是艺术家揭示世界存在的素材（数据），ChatGPT就是一个智能“艺术家”。它让数据张口，按人所需吐出各种“世界”面目。
ChatGPT的“Chat”看上去与电影也有几分类似，独立于人并且亮亮闪闪。但它与电影最大的不同，在于面对的不是观众，而是另一种影像，一堆它能够解读和计算的符码。电影的制作和放映过程，即使是普通人也都知晓一二，但人（包括其设计者）根本无法触及ChatGPT的运作。人和它各自持有不同的符码，最终统统化为信息，通过标记，在一问一答（0和1的选择）中相互映射。人无法像占有书那样占有ChatGPT，后者也拒绝人的进入。人不在ChatGPT的世界，但后者却以自己的方式提供人的世界。ChatGPT与人，既不是工程通信意义上的信息输入和输出，也不是交往的主体间性关系。ChatGPT似乎很温顺，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是人的好帮手。但人的每一次求问，都是为之提供语料（内容）——运作的资源，人成为其功能。就此而言，二者合成一个机器主体，并在其程序中互为动作：有沟通而有更多的沟通，在沟通中不断沟通，并生成双方能够解读的符码。
由此，ChatGPT不妨也可以称之为复制，但显然不是机械复制般的复制。机械复制的是产品，是知识的副本，以量取胜，为普罗大众送上各种知识。ChatGPT之类的数字复制，属于其内在的操作程序，复制是其知识生产构成的环节和动力。它不是复制出更多的同类成品，而是停止复制就没有任何东西。机械复制是知识生产和繁殖构成的条件，数字复制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知识构成之要素。没有机械复制，人们无法获得更多的知识；ChatGPT张口即是知识，人直接取用。按照本雅明的看法，痕迹和灵晕绝然不同。痕迹，即使留痕的人远在天边，那也是身边事物的表现。而灵晕，即使唤起它的人近在咫尺，那也是遥远事物的表现。在痕迹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事件，而在灵晕中事件捉住了我们（三岛宪一，2001：363）。以此而论，ChatGPT不可能产生灵晕，事实上也只有“痕迹”，是“痕迹”的运作产生立等可取的图像。从此知识跳出了本雅明所谓的崇拜价值和展览价值的范畴，而是如格罗伊斯（2023：131）所言，变成了表演艺术。就像魔术师变戏法，人与ChatGPT就是一场共同的展演，在应答痕迹中相互捕捉的展演事件：眼睛一眨，要鸡便鸡，要鸭便鸭，人类告别了机械复制的“展示”，踏上了数字的展演之途。
于是，ChatGPT的知识索取与机械复制就不同，后者需要人的付出，在各种副本中阅读、观看、思索、搜寻，删芜取精，去繁就简，孜孜不倦，沙里掏金。这既决定了知识是以精选细挑、去除冗余为目标，同时也注定其必须具有“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态度和毅力。机械复制划定了知识的边界（温伯格，2014），也决定了人寻求知识的方式和过程。ChatGPT却使人免除了这一基本的修炼。它不是借助删削而是在冗余中创造冗余，好比以水济水形成波澜，将某些东西在算力的作用下凸显出来，使之有了一种本来不可能有的面貌（弗卢塞尔，2022：22-23），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就存储在某处，只要人一动手，就可以直接袒露在面前。这解除了人的大量辛劳，有着惊人的效率，以人所做不到的方式，为人提供通达自己目标的捷径。算力就是世界观。机械复制时代的“思”退后一步，因书而“思”，有时间过程；数字时代的“提问”——键盘的敲打挺身于前；“思”不再是必需，“问”是根本，不会提问也就不会“Chat”-GPT，成为缺乏基本智力的新“傻瓜”。“我思，故我在”不再时兴，通行的将会是“我问，故我在”。不难预料，“动手动脚找材料”很快就变成是老一辈的手艺，动指动口“玩”问题，将是新生代必备的生存技能。
“提问”当然是一种很重要的能力，机械复制时代也不可或缺，不过对ChatGPT的提问，不是提问的质量，不是其重要与否，也没有立场价值之分，恐怕也不在于有多深入，唯一标准就是要适合于GPT的“Chat”。在ChatGPT的面前，个个问题都是平等同质。犹如有学者针对谷歌所指出的，“所有词语有超越语法的自由，在地位上平等，有权向任何可能方向自由游走——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从一个特定词云走向另一个词云”，而“这些轨迹的总和就是语言作为一个整体的真理，失去了语法凌驾于词语的权力的语言真理”（格罗伊斯，2023：138）。这是一种新型的知识繁殖——“拼贴”创造和创造“拼贴”。分门别类的海量知识被归集到了一个瞬时的统一场，形成某种图样。ChatGPT似乎是消除了提问数量的阿拉丁神灯，在“面对面”的Chat之中，在无所不问无所不知的对接之中，既不用叙事，也无需论证，消除了公共与私人，压扁了时间与空间，直接给出一个现时在场的东西。人类当前使用的所有语言中所有词语的出现的总和，不过是根据算力可以获取的词语集合，也就被理解为确定不移的“真知”（格罗伊斯，2023：137，139）。人与ChatGPT不可能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看与所看，更恰当地说，应是“行行重行行”式的递归回环。那么，可以称ChatGPT为什么呢？它既不是“抄书人”，也不是“编撰者”，无关于“评注者”，更谈不上是“作者”，印刷时代的这种划分和认定（爱森斯坦，2010：71-72），对ChatGPT完全失去了效用。当前首先引发的是关于ChatGPT的知识产权的争议，岂是一种偶然？格罗伊斯（2023：140-141）把搜索引擎命之为“策展人”，因为让词语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显现或消失。在某些特定的上下文中包含或排除某些词语，与策展甚为相似。在我看来，ChatGPT更像是调酒师，注重口味而不是营养。
拼贴是一种工艺，是算法工艺，哪怕最高超，也不等同于人的思想。ChatGPT能写诗，甚至能写出比人更好的诗，也不证明它具备人的意义上的思想。ChatGPT是按照程序的规定完成设定的目标，它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以及如何完成，就像智能机器人会扫地一样。这或许也可以是“意识”或者“思想”，但无论如何，这不是人的思想，二者也不必等同。既然如此，在ChatGPT这里得到的，不可能是一种思想意义上的感悟，一种“照亮式”的豁然，就像我们平时在阅读经典中常有的那种状况，而是一种脉冲般的刺激。脉冲作为一种刺激，一种推力，一种促动（拉什，2009：286），不是让你静观，而是让你做出反应，实施行动，就像孩子手中的万花筒，不断转动不断变化就引出更多的转动和变化的欲望。当媒介在延伸人的某个感官时也就削弱另一个感官，数字媒介赋予人类获取知识的能力呈指数级增长，但深化知识的能力就可能弱化（沃尔夫，2012：V）。一啄一饮，不是前定但也非碰巧。“只要程序人员在每一个知识领域里都有足够的菜单和足够广泛的虚拟实在供人们使用，那么每一个体都将从可能的选择中来组成他的思维游戏，个体对一般知识的使用就将接近一个理想的状态”！“一旦我们过于依赖更快、错误更少、更激起人的命令兴趣的计算机进行复杂的决定时”，人们也就“越来越倾向于首先或仅仅在由程序化了的计算机所提供的频道化了的思考方法中去寻找答案”（莱默特，2008：91，95）。人在ChatGPT中的“算计”中而思想。这恐怕已不是弗卢塞尔所讲的，技术图像宇宙离自然越来越远，而是技术图像就是“自然”。知识形态发生如此大的变更，机械复制时代形成的知识论还能存在多久呢？这些年人们所焦虑不安的“知识碎片化”，不就是来自这样一种症候吗？
人是会说话的动物，那么语言就是海德格尔式的人类栖息之地。格罗伊斯说，这个比喻的前提是将语言理解为由语法所搭建，类似于房子的建筑语法。这就意味着是“语言说”而不是人在说，人是在“语言说”中而说。当ChatGPT之类的数字技术，将词语变成了痕迹符码，“语言”也就完全从语法结构中得到解放，好比孙悟空跳出了如来的手掌，人等于是失去了原有的“家园”无处可归（格罗伊斯，2023：140）。语言的人将被数字重新“语法化”，栖居于数字代码的轨道，好像坐在飞船旋转于太空。现在再不是海德格尔看到的情形：语言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而是相反，唯有语言的破碎，方有ChatGPT的“Chat”。“主体不再根据价值或目标直接控制或调节系统。与此相反，是通过塑造系统环境来诱导它们自己发展出控制和调节进程”（胡比希，2022：116）。人因此就成了“没有器官的身体”：身体还在那里，而器官已经被外化为全球信息与通信网络的中枢神经系统，文化和社会、自然和生命本身，伴随着机器和物品一起被信息化（拉什，2009：292，276）、被编程化。如果信息就是今天社会生活的一切，沟通就是为了更多的沟通，“阅读脑”向“数字脑”的转化就指日可待。我们已经面临并必将处于存在论的革命之中（弗卢塞尔，2017：75）。
人都是从后视镜中察觉到媒介的变化及其影响，麦克卢汉这句话是至理名言。不过不新奇，其实任何传统都是如此。如果没有新时代的光临，倘若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传统之中，谁会意识到什么传统呢？记得“小时候味道”的，肯定都是已不再“小”的人。正因如此，脸朝着过去向前走的怀旧，或固守旧知识拥抱新交往的愤慨，就值得警惕。本文之所以从ChatGPT展开，重思媒介与文明的演变历史，其意就是要为我们今天讨论ChatGPT转换一个不同的视野。“人根本没有本性，他所有的是历史”（卡西尔，1985：218）。摆到历史的地平线上，或许有“野旷天低树”之感，让我们更能认清今天，更能理解ChatGPT之类的数字媒介对人意味着什么。如果新的文明变迁也会对认知产生类似于口头文明到文字文明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那么我们现在便处于两种文明之间（沃尔夫，2012：V）。技术是需要批判的，但不应该是一味跟在技术后面去指责技术及其使用的善恶，否则就可能是这样的景象：口语时代的斥责文字书写改变了记忆使人变蠢，文字书写时代的痛骂印刷是“魔鬼”，印刷人为电视、电影的“娱乐至死”而痛惜不已，习惯于大众媒介作为社会“定位系统”的则摇头感叹互联网的“后真相”。设若真的如此，我们岂不都成了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且也不乏警醒之义。问题出在这样的思考方式。我们不需要乌托邦，也不必敌托邦，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批判——就是去研究我们如何以我们的方式存在，究竟是哪些条件（尤其是媒介）塑造了我们过去，以及当前的媒介之变会带来什么新的生存形式（维贝克，2022：92）。三层结构的人类文明进程足以表明，“撇除人类就无法理解技术，撇除技术亦无法理解人类”，不存在技术面前独善其身的人、跳出三界外的观察者，也没有这样的一块净土，除非是“邯郸一梦”。因而，始终挺立着“主人”般的姿态，将技术与人的关系视之为对抗或威胁，不断训导是毫无意义的。这既不能使我们回到从前，因为这本就是人类生存的构成基础，更不必说，用于批判的框架本身也是被技术所中介的，我们永远无法跳出这些中介（维贝克，2022：191-192）。即便真可以做到“穿越”（元宇宙？），回到纯然“无知”的“伊甸园”或者盘古开天前的“混沌如鸡子”，没有技术为中介也是白搭，而且还不能是一般的技术。
“我们将要谈论未来。然而，让我们这些面对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事都无比迷茫的人们来谈论未来会发生的事，难道真的合适吗”？莱姆的《技术大全》，就是以这个扎心的问题开始的。但无论如何，不谈论是做不到的。人难道不就是因为“无比迷茫”才需要谈论吗？莱姆是故意以退为进，耍了一把“凡尔赛”，否则也就不会有这样一本书了。关键不是谈论，而是谈论的姿态——要从现代主义者那种“操纵”与“保护”人类免受技术入侵的雄心壮志中脱离出来，不专注于既有科技究竟在道德上可否接受，而是立足于与技术伴随的实践层面，指向当我们的生存必须是与技术共存时，我们应当如何增进生活的质量（维贝克，2022：193），我们需要何等生活目标。在我们与技术共处的基点上，努力尝试如何“将技术道德化”（维贝克，2016），以应变于当下，防患于未然，以使人和人类文明向着并敞开一种新的可能性。媒介驱动的人类文明进程所能给予我们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启示和教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