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尚未被承认的革命
——读《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
黄 旦
作者简介：作者系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内容摘要：《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一书，以手抄书向机印书转变为对象，重新考察和思考15世纪印刷术引发的传播变革及其影响。爱森斯坦将印刷术看成是自成一体的事件，以机器、设备与人和机构相互作用的“印刷机”为焦点，多方面展示印刷术因其复制和保存的力量，引发知识流动、分布和分享的新方式、新局面，也就是一种“传播革命”，从而使印刷文化崛起。借此，印刷术的发明，不是一种孤立技术的产生，而是一个构成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根本性转变。它从根本上重塑了近代欧洲的知识生产方式、社会阶层结构，并重新定向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近代科学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推动欧洲现代化的革命性的动因。爱森斯坦的研究视角、路径以及见解，对于我们的媒介学，尤其是媒介史研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印刷术；传播革命；印刷文化；变革动因
//目录
一、印刷术：位于我们各自最熟悉的地方？
二、印刷术：自成一体的事件
三、传播革命：印刷文化的崛起
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初次接触到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巨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其时正在美国访学，因此也知晓了这是一本研究印刷术的世界级名著。我曾萌生将之复印带回之意，终因望“厚”却步，遂退而求其次，印了其简写本以聊慰心愿。十几年前，该书被引入国内，貌似有不少人关注，因为不断有引证者。这不奇怪，从大的学术气候看，这与“媒介转向”研究的趋势有关。不过，真正读了全书的肯定不多，否则，在文章中所征引的，不会翻来覆去就是关于印刷文化，也就是最便于取用的全书第二章中的那点东西。这可以理解，毕竟是需要花时间的活，尤其是其叙述的线索繁杂，很烧脑。
有学者做了这样一个评价：该书影响了众多的学科，尤其对印刷文化研究的崛起和兴盛，更是功不可没，以至于成为该领域研究者不可缺少的案头之书。这大致符合我个人的阅读感受和认知。伸开一点说，该书虽然与媒介有关，但作者意在开拓史学研究的路数，而非为新闻传播研究所作。因而，即便是觉得合乎胃口且对之有兴趣的新闻传播学者，阅读时也须小心谨慎，首先搞明白该书的缘起及要解决的问题，切不可冲动之下，以己之意替彼之思，没有学到什么自不必说，遭到“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之尴尬也是在所难免。
自然，“不可缺少的案头之书”，不是齐声赞同的“案头之书”。事实上，对该书的质疑及批评之声就从来没有断过。中国史学界、出版学界基本上对之报以静默乃至冷漠，多少也说明一点问题。在我看来，这又恰好与如何理解这本书有关。正是因此，我写下自己的一点阅读体会与众分享。这不是说我的阅读有何精到之处，而是借此想唤起各界同仁对此书更多的关注，从而能在爱森斯坦印刷术研究的观念、思路、路径中汲取到某些营养，跳出固有窠臼，以推动中国报刊（媒介）、印刷、书籍、出版历史乃至于媒介学的研究。
一、印刷术：位于我们各自最熟悉的地方？
16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早有论定：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在世界范围内，不仅已经改变了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并且引发出难以数计的变化，以至于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不足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相提并论。对此我们或许不陌生，甚至可能会因此引生出一种自豪感，如果联想到这三大发明都与中国有关的话。可是，熟知不等于重视，赞赏与理解也不是一回事，在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看来，关于印刷术在欧洲普及之后究竟产生何种结果，该如何评判之类问题，不仅缺少深刻阐释、全面验证和切磋辩难，甚至连问津之人也是寥寥无几。印刷术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变化，至今处于迷雾之中难现真容。如果培根声称印刷术改变了“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意在表达“这些机械性的发现”，具有无可比拟的“革命性”意义；在爱森斯坦的眼里，这仍然是一场至今“尚未被承认的革命”。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它的影响已经被世人，尤其是研究者大大低估甚至忽视了。
这从何说起呢？
法国年鉴派史学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证明，在1440至1450年间，欧洲的印刷业就已形成。到1480年，110多个欧洲城市设有印刷所，到1500年，236个欧洲城市有了印刷工场。从此，原本局限在古籍手稿中的思潮四处扩张汹涌澎湃，并给一切带来了生机和活力。毋庸置疑，印刷术已成为15—18世纪欧洲物质生活的结构性条件之一。书籍史研究专家的把握和概括与之不远。据他们称，到15世纪末，印刷业已经遍及欧洲250多个城市，有越来越多的城市拥有一家或几家印刷工场，图书传播网络不断延伸。大略匡算，在16世纪之前，出版物的份数总计为1200万到1500万份；16世纪出版的图书，则有可能达到大约18万种之多。与此相应，印刷业也开始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那些书商兼印刷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真正的企业家”模样，从此身处上流社会。作为启蒙思想家的孔多塞，看到的是印刷术对人的感觉、意识和知识获得能力的扩展。他把人类理性发展，也就是“人类精神进步”的历史，划为十个时代，印刷术的出现，恰标示着第八个时代的开始。“印刷术无限地（而且花费很小地）增多了同一部著作的印数。这些大大增多了的印本就以更大的速度在传播着，不仅使各种事实和发现获得了更广泛的公开性，而且它们还是以更大的敏捷性获得的。知识变成了一种积极的、普遍的交流对象。”自此，“人们懂得了向分布在四方的各个国家讲话的办法。人们看到有一种新的论坛成立了”。科学史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印刷术是现代科学知识诞生的基础。默顿的看法是，科学知识必属于公开的知识，是可以而且能够让他人质疑、验证和争议的。私下保留的知识称不上真正的科学知识，因为它没有经过也经不起同行评审的检验。知识公开，就是印刷术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戴维·伍顿就此论证道，是印刷术创造并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基础，使得某种可以被识别为现代科学的东西第一次开始显现。从此之后，一种新型历史也就伴随着新科学而来。基于类似的理由，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认定，若是要确定“近代早期”欧洲知识史的上限，毫无疑问就起自于谷登堡，也就是1450年左右活字印刷术在德意志的发明。因为正是这样一种新媒体，为知识更加公开化提供了条件。他进而以为，近代早期欧洲的那场“知识大爆炸”，是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地理大发现以及所谓的“科学革命”而来的。更耸人听闻一点，不妨说近代早期欧洲所谓的知识革命——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仅仅是某些大众或实用知识主要借助于印刷品的扩散，以及由学术机构确立起它们作为知识的正当性而已。与此有关，人的读写能力，是自文艺复兴开始才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到了19世纪，“阅读兴趣”这个术语开始得到广泛运用并意味着读写能力的理想化。此后，按页码划分的章节阅读取代了由活人讲述者以韵律节奏讲述的故事，培育出被教导在图书馆的书架、目录或参考文献指南中查找永久存储的信息，在书店、阅览室中默默购书和阅书的读者。识文断字，成了现代城市和社会文明的标志。知识就是力量，必定以阅读的力量为依托，并在大众的阅读中得以实现和呈现。这，无疑也为理解出版史提供了线索。知识的公开应印刷术而起，今人所熟悉的现代出版，既是顺应印刷的技术特征而构成的一种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同时又是在推动印刷知识普遍可及，成为一种现代社会文化形态的过程中，确立了自己的角色和社会定位。在这样的意义上，所谓“书籍的秩序”，除了夏蒂埃所指的三层意思，还可有进一步的想象空间，至少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的象征。19世纪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正是在印刷术中洞察到人类的思想和表达方式的彻底改变，从亚当以来一直象征着智慧的蛇正在进行最后彻底的蜕变。借助印刷品形式，思想就像小鸟，飞向四面八方，同时占领天空和地面的任何地方。他形容谷登堡发明的印刷机是“光辉灿烂”，在印刷话语登场之后，教坛、手稿、口说的话和书写的话，全都黯然失色不知所措，就像一只燕雀在一个叫“群”的天使张开的六百万只翅膀面前目瞪口呆一样。这，又岂止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
爱森斯坦莫非没有看到这一切？显然不是。她在书中清楚写道，历史学家在经济史、比较文献学或文艺复兴研究，乃至于社会史等等，都为印刷术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成果丰硕：诸如早期印刷机的投资，各地区的书籍销售，排字工的劳动条件，有关印刷商和出版政策，出版审查、授权和行业管理，阅读社会学和文学社会学的研究，以及宣传和报刊的分析等等，“有关印刷术历史及相关课题的文献真可谓是汗牛充栋”，而且有日益增多之趋势，令人眼花缭乱。
一边是“汗牛充栋”式的眼花缭乱，一边又声称印刷术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爱森斯坦不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是通过这样一种难以自洽的对立和对比，引出一个在看似繁荣的印刷术研究中没有被真正涉及，甚至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的基本问题：究竟如何看待印刷术并给予一个恰切之评价？“尚未被承认的革命”一语之由来及其指向，正在于此。
爱森斯坦这个富有挑战性的命题，随后遭到了多方的质疑和诘难。所有批评者的注意力全被“革命”两字所吸引，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证印刷术是否有引发革命，可爱森斯坦的论证前提——也就是如何以新的眼光，重新评定印刷术及其整体影响，而不是仅仅梳理谷登堡“发明”了什么，活字印刷如何滥觞，新兴印刷机的普及情况——却是少有涉及，甚至可以说是未置一词。
印刷术的革命与否，必须求证于基本史实，这是无须多说的；但如何选择史实，选择什么样的史实，却不是自然的和不言自明的，相反，与研究者心目中所存的某个“印刷术”密切关联。一位现象学家说过：所有的观察都是经验性的，否则就不会有科学；所有的经验都是对某物的经验，任何学科都不例外。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在观察经验之前就已经有所“经验”。因为每一个观察者，当其观察某一现象时，都有着既定的观察位置，否则，也就无从观察。所以，看到什么东西是相对于从哪里看出去，必须考虑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布尔迪厄则从“场域”的角度对此做了这样的提醒：“社会学家的视角像其他所有文化生产者一样，总是在某些方面归因于他们在一个场域中的处境。”研究者倘以为自己是一个无所固着天真无邪的观风者，冷冷望着风起风落云卷云舒，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陷入了一种唯智主义的偏向。
观察的结果受制于观察的位置，位置的选择受制于先在的“经验”，自然就不存在“纯粹的事实”，事实从被观察的那一刻起就被解释。脱离了这一个特定的讨论脉络，撇开了各自的立足点，也就是避开“观察位置”而不提，仅就“革命”而论“革命”，看上去是针锋相对，结果也可能是鸡同鸭讲。爱森斯坦就此抛出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印刷术是否位于每个研究者最习惯于在其中发现它的那个地方呢？
最习惯于在其中发现它的那个地方，不就是观察者在自身熟悉的观察位置中所最容易看到之处吗？不同的学科门径，不同的经验所指，构成了自己惯常的视角和问题意识。“每一门科学都具有同样的对_的经验的结构”，无一例外。印刷术就是这样，被置入了这些不同的“习惯”之“看”中：研究者若是专注于中世纪晚期的技术语境，凸版印刷就毫不令人意外地与动力工具和精密仪器结伴，印刷术就与冶金、纺织、油彩水墨试验放在一个队列里。如果是图书馆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印刷术理所当然地进入与书籍历史相关的序列里，就此还可以理出从莎草纸到羊皮纸之后的又一个历史阶段。从经济史的研究角度，印刷作坊是企业，早期的印刷商就是企业家、资本家，是技术的创新者，更是贩卖书籍的商人；他们需要资金、需要机械技术，也需要不断拓展书籍交易市场和网络，而且还面临着罢工危险。印刷术研究的“眼花缭乱”，不只在于其成果纷呈，更在于其视角纷纭。来自不同背景的研究者，从自己已有的经验和关切出发，对印刷术进行不同比量，横看成岭侧成峰。看上去针对的是同一个东西，却并不是出于一种共同的关切。于是，印刷生产和书籍流通的问题由经济史家和社会史家去研究；书籍的消费问题可能会由文化人士或媒介分析家去关心；书籍的历史一般分配给图书馆学的课程；印刷术指派给了技术史；字形设计、排版和刻字则成为设计学校传授的科目。每一种研究都自有其理由，也自有其逻辑，印刷术却零落如“星雨”，闪闪亮亮散落在不同学科的研究之中；印刷术的方方面面似乎都被触及了，其总体感却消失殆尽。最终，关于印刷术“发明”的清单越来越长，专家之间的门户壁垒也是越来越森严；对“发明和发现”的分析日益精细，对印刷术具有的力度和效应的感知却越发迟钝了。当印刷术仅仅是众多发明之一，这种“神奇的艺术”也被抹平，失去其引人注目之处。印刷术就等同于技术、经济、书籍、排版、设计。由此产生一个奇妙的结果：如果停留在大多数研究论著中所提供给印刷术的那个短暂的时段里，并试图仔细地审视印刷术从中出现的那个更加短暂的时段，马上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悖论——越仔细看就越不敢确信，我们想要考查的究竟是什么。所有的研究七手八脚似乎都紧攥着印刷术，印刷术本身已从指缝中溜走了。
说起来这还算是幸运，印刷术多少尚能在一些专门史，比如书籍史、西方技术史或早期资本主义史中一露峥嵘，而在其他领域根本就没有容身之地。无数标准的西方哲学史、宗教史、科学史、政治经济史、史学史、文学史、美术史完全弃之不顾。最终结果，谈起印刷术的影响，大多数欧洲近代史学者，唯一熟悉的就是传播新教思想。即便如此，在宗教改革的记述里，印刷术也不过仅仅限于传播思想这样一个功能。一旦宗教改革完结、新教的传播完成，印刷商和出版商的作用也就告终，印刷术即刻退场，历史的聚光灯马上转移方向，照在了后面似乎更加重要的发展动态上了。技术物的世界，好像是缺乏结构的，没有意义，而只有用途、只具备某种功能。这，不也正是中国现代报刊史，乃至于政治史、社会史关于报刊研究和书写的基本状况吗？
由此可以领会，“尚未被承认的革命”，并不针对印刷术研究的数量，主要也不在于其影响是否得到大家的认同，首先是指印刷术——作为一个独立的技术和社会现象，其历史作用没有能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评价。“眼花缭乱”的印刷术研究，不是来自印刷术本身，而是出自它与不同的历史研究内容的某些连带关系，印刷术只有附丽于这些特定的经验性层面上，才有被短暂关注的可能，才具有被带上一笔的资格。西蒙东早就指出，技术的被专门化，不是技术物内部功能图式的外化，相反，是来自外部作业，“是技术外部所限定的专门化”，造成了对于技术的偏狭之见。印刷术被撕裂为各种条条块块，被塞进各种专门史中，不是印刷术本身使然，而是外部的功能性需求关系所致。所以，“尚未被承认的革命”，其重要之处不在于“革命”，而在于“承认”；承认是一种认可和接受，表示印刷术就像西蒙东说的是一个技术个体，有其自身独特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尚未被承认的革命”，意味着印刷术还要为“被承认而斗争”（霍耐特语），爱森斯坦的研究就是要为此出力。
既然印刷术的作用和影响——亦即爱森斯坦所说的“革命”，没能得到“承认”的原因，是困囿于既定的考察位置，那么，改变和调整研究视野，从自己最为舒适的观察区中走出来，就是研究开新步的关键。据此，爱森斯坦交代了其著作的基本研究思路：书分两卷，共三部分。第一部分的重点是西欧从手抄书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过渡，尝试勾勒这一个传播革命的主要轨迹。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论述这次传播革命和其他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些社会发展大多是读者们熟悉的，但观照的角度则是全新的。在这个意义上，第一部分牵涉到一个“全新的视角”——传播革命及其特征，这至少对大多数史学界人士是一个陌生的领地。总之，爱森斯坦打算先说明自己的分析“视角”——站立的观察位置，然后以这样的视角对人们似乎早已熟悉的“社会发展”史实重做观照和验证，揭示出其新的特征和意义。
二、印刷术：自成一体的事件
印刷术要摆在何种历史层面或链条上来评判，才足以显示其自身面目呢？爱森斯坦的回答是，哪儿也不去，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带来的变化，是自成一体，要当作一个事件单独挑选出来研究，不能被置于传统的历史变革类型中来做评定，成为其他某些发展的一个例证。这是爱森斯坦这本书的最大特色，也不妨说是最大贡献。
事件（event），不是事情。无论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还是一种经验现象，事件总是有出人意料，不知所来，亦难以预料其后果的特征。事件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同时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事件成为事件。所以，事件不可能是单一线索的前赴后继，而是“锦瑟无端五十弦”式地相连相缠；它形散神不散，从自身出离又是不断回归自身；它可以被把握，有大致的范围或方位，但很难被划界被固定，恰就如一个“风球”卷地而过。因此，“事件”总是绵延的事态，是从特定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世界整体。以“事件”为视角，理所当然要把握与之相连的所有因素，考察它们之间的交集、变化和演化进程。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是专就电视而做，关涉的是电视的现场转播及其效应；爱森斯坦则试图从“印刷媒介事件”出发，发现并展示印刷的影响。
爱森斯坦的这个研究构想，除了来自她自己的思考，主要是受到一本书——麦克卢汉的《谷登堡星汉璀璨》的刺激。她正是从该书中体会到，马歇尔·麦克卢汉试图用简单且略显粗糙的办法，完全摆脱历史纪年的顺序和历史语境，将印刷术在五百年间逐步展开的变化，影响不同地区，在不同的时段里渗透到不同社会阶层的过程，混杂在一起，当作单一的事件，以非线性方式来展现。我们很少注意到，其实“谷登堡星汉璀璨”这一个书名，就已经体现出这样的意图——“印刷事件”的意象：“谷登堡”生发出“星汉”；有了“星汉”的烘托，“谷登堡”得以“璀璨”。由此，全书结构是一种“镶嵌画或场式布局的组织形式”，“星汉”就是一幅由一系列历史与文化事件交互构成的镶嵌画。戈登进而指出，最后书名确定为“谷登堡星汉璀璨”，是因为它强调了由印刷媒介的发明所孵化的一系列事件的布局。“星汉”让麦克卢汉能够专注于媒介诱发的事件，并引发他关于一系列环境变革作用的主题。
将印刷术视为“自成一体的事件”，就是借鉴了麦克卢汉式的“形态”或“类型”的思考方式。麦克卢汉认为，研究不能执泥于片断，拘泥于时间序列，而是要转到整体场，以同步替代序列，让迅疾的整体知觉得以跃入眼帘。“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所以它都倾向于为每个人、每件事规定一些受宠的模式。”这是一种“结构化”的研究方法，追究的是“什么力量或行为在保持这整个结构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样的问题。尽管麦克卢汉的“非线性”呈现方式来自文学训练，有意规避素材组织的条理性亦不可取，但爱森斯坦承认，《谷登堡星汉璀璨》还是很有启发作用，指出了许多亟待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迄今无人问津。麦克卢汉的《谷登堡星汉璀璨》，是要追溯人们的感受形式、精神面貌以及表达方式是如何首先被表音字母，然后被印刷术改变的过程。在爱森斯坦的书中，这就变成了关于15世纪印刷术引发的传播变革及其影响的重新思考。需要注意，爱森斯坦口中的“传播变革”，不是指口语文化如何演变为书面文化的线性过程，而是从一种书面文化走向另一种书面文化的样式之变，具体说，就是印刷术对文字记录的影响，以及由此对于文化精英们的观念的影响。“尚未被承认的革命”，就是指在这样的不同类型的书面文化变革中，印刷机究竟起了何种作用没有得到充分评价。
人与机器之间的存在总是一种持续的发明。处于机器之间的则是人类的现实，“根据前者功能的结构而发展以及结晶的人类姿势”。这表现在印刷机及其运用中，就是其“谷登堡结构”是如何汇聚并转生出新文化、新知识、新现实。爱森斯坦认为这既可以被称为生产方式的重大变更，也可以被命名为书籍革命、印刷革命、媒介革命，更简单而通俗，也不妨说是从手抄书到机印书的变革。她自己更认可“传播革命”一说，认为这最适合其研究宗旨，可以涵盖一大批几乎同时的有密切联系的丛生的变革，就像已经发生的“商业革命”一样，指明了一个需要我们更加关注的历史向度。
印刷是事件，阅读同样具有事件性。读什么书、受到何种启发，与不同的机缘有关，因此也就引发不同的反应。爱森斯坦偶然接触到麦克卢汉这本书的时候，正是美国历史学界对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充满着一种悲观失望之时；他们所具的历史知识，在这样的局势面前显得力不从心，除了为“失控的技术”而痛惜而焦虑。《谷登堡星汉璀璨》的自成一格，顿时让她眼前一亮。这位加拿大的英语教授并不是像美国历史学家那样摇头叹息，相反，对此流露出嘲笑之意。在他眼里，传统的历史研究模式已过时，就像谷登堡时代已然终结，历史学家却仍是攥着旧知识在新交往中穿梭，不愿松手也不知退出，不免迂腐。爱森斯坦因而恍然有悟，这与其说是新媒体引发的新问题，不如说是印刷文化的特殊性所营造。自谷登堡以来，印刷材料就普及为日常用品，渗透各个方面，习以为常也就无所可见。正是在此种润物细无声中，印刷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强大而有力的牵制。大多数被认为是20世纪中叶文化的特征，都可以从印刷术得以解释。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是为远看事物，反倒看不见鼻子底下的东西。他们为传统被遗弃而痛心，却从未意识到，实际上是被印刷传统所困而迷糊了眼睛。“所有历史观的形成，在根本上都受到记录复制、知识传播以及信息存储与检索方式的影响。”也正是因此，印刷术成了历史学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天然的不可动摇的社会文化根基和评判标准，“把自己头脑中日益淡漠的美国乡野童年的感觉投射到整个西方文明史之上”，最终就只能在印刷术划定的圈圈中转来转去，指指点点（这不禁让我想到了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尤其是他透露出的对于报纸的留恋和悲悼）。“在几十年讲授西欧历史的过程中，对于在学界流行的对早期近代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解释，我早就感到不满意了。麦克卢汉的看法可能有助于跳出循环论证、议而不决的老毛病，从而能更好回答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这让她本已存有的研究念头和兴趣骤然高涨。她不担心被扣上“麦克卢汉信徒”的帽子，而且因此被人嗤之以鼻。她希望通过她的研究，有助于克服这一偏见，并且能够证明，这样的研究与对史学家技艺的尊重是并行不悖完全可以兼容的。她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就对《谷登堡星汉璀璨》专呈谢意，正是这本书使她意识到，在史学研究中考量其时所用的传播工具十分重要，因此，进一步探讨活字印刷术应用所带来的历史影响，乃是不可避免。在这个意义上，称爱森斯坦为运用媒介学理论研究历史的前驱和探索者，并无什么不妥。
让爱森斯坦始料未及的是，当她顺着这样的思路，追寻从手抄书到机印书的转变，试图了解其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有哪些时，初看起来相对简单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复杂，未知的新领域一个接一个，其接踵而至的速度远远超过旧领域的关闭。更大的问题是，可用的文献资料既不是“汗牛充栋”，更别提“眼花缭乱”，居然是竟告阙如。按她自己的说法，事实上，找不到一本研究15世纪传播变革结果的书，甚至连长一点的文章都没有。她只有从头做起，自创新路，来梳理、探索自成一体的“印刷事件”的过程和结果。她拟采用的路径，就是从“印刷机”进入并以“印刷机”为统领。“在本书中，‘印刷机’一词仅作为一种方便的称谓；它是指代一系列具体变革（包括使用金属活字、油性油墨等）的简明表述。无论如何，我的出发点不是美因兹某一家印刷厂发明的某一种设备，而是两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在欧洲各地许多都市中心使用的设备。”也就是说，“印刷机”涵盖了所有与之相关的技术设施、条件和配件，是这一切构成的状况及其变化的总称。她要借此让散落各处的种种因素，向着“印刷机”而聚集而归位。“就我们为15世纪50年代绘制的事件图表而言，印刷机的定位是一个方便的抽象概念——这是把许多具体技术细节概括起来的表述，这些细节大多数被放在其他地方了。”
印刷机就是印刷事件聚合、生成及演变的中心点。把“印刷术的发现”，理解为一个单一的孤立的技术发明，然后依此找寻其“力量、影响和后果”，这是一种误解，根本无法真正认识其后果。爱森斯坦坚持的前提是，作为事件的印刷术，是一种构成了一系列重大变革的根本性转变。以这样的眼光看过去，印刷机就不仅仅是一种机械技术、一部机器、一堆待人取用的器件和部件，而是具备动力，具有运作的动能，是一个“agent”。称印刷机为“agent”，爱森斯坦解释说，就是要突出里面所隐含的人的因素。她言道：“我本想通过将早期印刷师视为‘变革推动者’来突出标题中的人文因素。但尽管我确实认为某些印刷大师是近代早期的无名英雄，尽管他们才是本书的真正主角，但涉及传播与交流的非个人化过程也必须予以关注。”归根结底，首要的关键是要对这个过程，也就是人与机器的共同作为做实际考量，而不是先在地将人与机器两分。于此，“印刷机”不仅是相关设施、器材、物品相互关系的总称，它还包含了人对之的采择、运用和改革，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形态、格局、产业、阶层和制度的重塑等等。印刷机代表着机器、设备与人和机构的相互作用，比如旧讯息和新媒介、文化文本和技术革新、手工与脑力、工匠和学者、布道者与印刷商等等，共同汇聚成推动欧洲变革的一种动力。以此看，爱森斯坦的“印刷机”，实就是媒介学理论所指的“媒介”，至少是德布雷说的“中介”：具有双重性，既包括有组织性的物质层面，也包括有物质性的组织层面；其中技术和实践运用互为条件，在一种毫无活力的工作中（物质载体）加入一项充满活力的工作（机构的调整作用）。顺着这样的思路，再延展一下，或许可以做这样的认定：爱森斯坦所谓的“尚未承认的革命”，说到底，就是指印刷机作为一个媒介所具有的传播作用及其影响力，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所理解所把握。她为此解释道：“作为一种变革动因，印刷术改变了资料搜集、储存和检索的方法，以及整个欧洲知识共同体的交流网络。它因其特殊的影响而值得特别关注。我在本书中尝试描述这些影响，并说明它们可能如何与同期其他发展进程产生关联。”当然，其他的发展进程不能也不可以被完全简化为只是一场传播变革，然而，这些发展变化因传播变革而重新定向，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一位同道提议，可以把E.M.福斯特那句广为人知的吁请“唯有联结！”用作全书的题词，爱森斯坦欣然接受，认为这四个字确实合适，无论对书的类型还是其内容而言都是如此。爱森斯坦立志要做一个修正派，通过因连接而“自成一体的印刷机”，通过印刷机引发的“传播变革”，对流行的历史图说范式做出修正。修正，是为了开辟出新空间，让在历史变迁中一个迄今一直被忽视了的维度得以浮现并使之有用武之地。
不过，爱森斯坦毕竟是历史学家，麦克卢汉的说法再有刺激，那种神谕似的宣示，也不足以构成一个论证充分的出发点。她认为，麦克卢汉的“印刷人的诞生”的命题，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思想和社会都受到印刷术的影响，这是他最有价值的贡献。但麦克卢汉又掩盖了在千差万别的情况下出现的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这就可能阻碍了而不是促进了进一步的研究。因为这样的言论无法验证，所以也就不能刺激进一步的研究。假定我们认可是默默地扫描取代了会话，假定不那么亲切的非人格互动取代了面对面的接触，那么，顺理成章的结果就必然是：少用比喻的、抽象的方式，多用历史的和具体的方式，关注不同的群体如何受到不同的影响。首要的是有证据，回答印刷术出现所产生的实际结果。这，对于我们的媒介学或媒介史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提醒和警示意义，成天只是把什么“中介”“界面”“媒介性”“调节”“关系”“存在境况”之类的挂在嘴边，是做不了也做不出什么研究的，关键要让媒介“落地”，得以显形、能够展开、可以验证，而不是像插在树杈中的一纸风车，居高临下，有形无状地滴溜溜空转。
三、传播革命：印刷文化的崛起
“传播革命”，是《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中的一个关键词。谷登堡的发明本身足以解释15世纪的传播革命，这是爱森斯坦的评判，也是她试图开拓的历史研究新面向。“谷登堡”为何与“传播革命”有关，它是如何被引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播革命，成为她必须说明的问题。
爱森斯坦首先提供的重要证据，就是书籍产量显著增加，而且指出这是一种陡增而不是渐增，至少在15世纪下半叶是如此。“陡增”让人猝不及防，也让人面对从未有过的书籍乱局而爱恨交加，以至于猜测其中必有超自然力在起作用。无论他们将这归咎于魔鬼或归功于上帝，均足以透露出印刷所产生的震撼力。
“陡增”，假若只是代表书籍产量，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机器生产的效率和效能大大高于人工，本就是一个常识。就媒介理论的谱系而言，大众媒介的“复制”能力，都是研究者不约而同的首要指向，比如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灵晕”消失，尼克拉斯·卢曼提出的大众媒体运作是“复制技术”的传散沟通等等无不如此。因此，复制非印刷术独有，而是所有机械媒介的共同特征，凭产量不能证明什么，哪怕是“陡增”。爱森斯坦也没有就此止步，而是敏锐地从书籍的量变中，发现了一种“质”变。质变不表现于书的外貌，相反，当时的机印书和手抄书看上去并没有太大差别，甚至不排除前者还有意模仿后者。产量“陡增”更引人注目之结果，是产生了一种“版本”的概念——“完全相同的副本”。机印书量变的最大特征，既不是数量，也不是书的种类，而是“相同副本”的繁殖。印刷书籍是“批量式”增加，有“量”更有“批”——同一版本的书籍。手抄书与之相比，不是其“副本”少，让机印书以数量取胜，从而使得在手抄书中就已经存在的状况得到了强化；实际的情况是，在手抄书时代，想要一本一模一样的“副本”，纯粹是天方夜谭；即便有哪个抄工敢拍这样的胸脯，也没有人敢相信。一位阿拉伯贵族学者唱吟的诗句，就很可以说明问题：“你把我的爱情梦幻，转化为反感和憎厌：就好比抄写者常常出错，使一部手抄书全然改观。”
“相同副本”的“批量”式“陡增”，使得分散四处的读者，第一次能够同时看到完全相同的形象、地图和图表，这本身就是一场革命。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批量生产的书印数多，其“铺展、分散或撒播”的范围也辽阔，人们可以接触到的书自然就增加；新书、旧书，不同文本向各地分流，在人们手里汇聚；读书人所读之书的丰富多彩，远非过去的抄书时代所能匹敌。人们吸纳知识和创造知识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读书人再不必四处游历搜求书籍，也不可能只深究一本书，乃至于毕生注解一本书。这就宣告了“注经者时代”的结束，替代它的是“书籍互相参证的新时代”。
没错，这是一种知识的“散播”（dissemination），四处发散；但跟随“散”而来的是“播”——“异花受精”或跨文化交流。试想，文本一旦被汇聚到同一书房里，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专门化的学科就有相互结合的可能。图书的日益增加，为人们综合知识、创造知识提供了条件；不同旧思想的汇合，让新的思想体系的冒出有了可能；旧的学科联系还没有切断，新的学科联系已然开始。这让印刷术的第一个百年出现一个明显特征，爱森斯坦命名为思想的“发酵”，是“广角的、没有焦点的学术活动”。萨尔顿对此做了很具分量的评价：“印刷术使出版数以百计相同副本的书成为可能，而这些书又可以到处流通，这是开天辟地的首创。”
这是一种新的文化传播模式，一种印刷机所引发的知识流动、分布和分享的新方式、新局面。“16世纪读者读书的口味和15世纪读者的口味有质的区别。他们的主要读物更丰富了，他们的思想酵母更强大了。”爱森斯坦的“传播革命”，指示出的正是这一巨大的转变。科恩的这个评断是准确的也是中肯的：爱森斯坦的出发点，或者其基本论证所围绕的中心是，在有印刷术的文化和没有印刷术的文化中，文本的传播方式有根本区别。
然而，这种“传播革命”不只发生在接收端的“文本的传播方式”上，同样也表现在生产端——生产文本的运作方式。印刷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作坊结构，促进了不同人员，比如大学教授、金工和机械工、学者和艺术家等等相会和接触的机会，由此搅动了不同阶层和文化的交流。据爱森斯坦考察，凡是印刷业务兴旺、印刷商扬名显声的地方，印刷所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吸引着本地的和外地的文人，学问共同体得以不断壮大。更引人注目的是，新的图书生产方式使工匠和哲学家相互接触相互关注，还使爱书人和机械工聚在一起，在同一作坊里合作。学者—印刷商的结合，造就了一种“新人”：能够熟练地开机器，精于推销印刷品，同时又能够编辑图书、建立学会、推出艺术家和作者、推进新的数据采集形式、发展各种深奥的学科。仅以活动的多样性而言，16世纪比较有名的印刷所发起的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就令人叹为观止。……威尼斯、里昂、巴塞尔、巴黎、法兰克福、安特卫普和其他的16世纪图书生产和贸易的主要中心都促进了那时的思想活动与实践活动。这，又何尝不是因印刷机而产生的一种“传播革命”呢？
基于此，爱森斯坦对印刷术所具有的由复制、副本所构成的保存和固化的力量，也就是印刷媒介独有的“媒介性”及其历史影响，做了简要概括。以她自己略带谦逊的说法，是建立在这个方法论基础上提出的对一些历史问题研究的猜想。择其要者有：图书产量的增加导致的书籍消费和知识吸纳的变化；印刷的标准化和多样化、个性化；文本重组和文献索引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编目、分类和“合理化”（rationalizing）认识，从而在版面特征、思维模式乃至于学科等等方面，均与过去有所不同。人们越来越熟悉规整的页码、标点、分节符、页头书名、索引等，这些都有助于重组一切读者的思想，无论其职业背景或技艺是什么。机印书便于错讹的改进，信息数据因此而快速积累；印刷术的保存和固化作用，促进了资料公开和使用的民主化，更加明确地承认个人的发明、发现和创造，造就了现代的知识产业。同时，这也推动语言习惯用法的标准化，为欧洲主要语言的同质化、纯洁化和典范化铺平了道路，一些方言由此受到抑制并被边缘化。印刷复制会使得某些讯息得以强化和放大，形成刻板的记忆和语言边界也是其难免的结果。印刷术最重要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接受思想力量的新型的公众，原本习于聆听的公众，转变为个体的阅读型公众；这使得传统社群团结减弱，对远方事务的间接参与却开始增多。在公民职能和都市事务中，直接参与越来越多地被间接参与取代。论坛从公共广场讲演转变为新闻纸和小报以后，人作为政治动物的性质就不再是顺从身体直接在场的古典模式了。最后，印刷机还促生了以捉刀代笔为业的流动知识人，这是一个新的阶层，也是一股新的力量。印刷术发明之前，文人还是一个新词。“第四等级”兴起的故事恐怕要根据这样的线索重新讲述，它或许就始于和早期机印书贸易有关系的多才多艺的职业群体。
印刷术的保存力量，就这样在书中被赋予特殊的重要性而得到反复宣示。这是印刷媒介独特的革命性力量，是同属于“机械复制”的广播电视所不具备的，爱森斯坦将之命名为“印刷文化”。“印刷文化”是一种文化类型，是不同于手抄文化的一种新型文化。这就意味着，在抄写员时代与印刷时代之间存在着一道真正的“巨大鸿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不可逆转的转折点”，反映出的正是培根式的“整个世界的面貌与状态”的转变。印刷术借此具有了断代的意义，成为将印刷术产生五百年的历史和以前的各个时代区别开来的要素。
既然如此，如果不考虑印刷术所引发的传播（communications）革命，许多研究都可能产生牵强或尴尬的结果——将思想与社会行为、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与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的努力，或者建立“知识社会学”的努力都可能受挫。那么，假定这样一种传播革命在15世纪后期的确发生了，它又是如何影响其他方面的历史发展进程的呢？爱森斯坦这本书的后大半部分，就是要为此做验证。她以三个对于塑造现代思想有着重要作用的运动，即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科学的产生为经验场域，证明“传播革命”的确可以成为研究的一种“新的研究战略”。这种研究路径的优势之一，是有机会去揭示被“现代性”论辩掩盖了的关系，把研究重点放置在确定每一场运动中发生的具体传播变革所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徒劳无益地去搜寻所谓“现代性”的构成要素。所提的问题也就起了变化，不再是近代欧洲的第一个胎儿是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还是稍后违抗教皇的路德，抑或是将日内瓦变成新教罗马的加尔文？而是指向更具有建设性的问题：在这些运动中，究竟有什么特征是过去所不曾有过的，每个运动所依赖的文本传统特征有着什么样的改变？
限于文章的篇幅，关于这些个案的分析和验证就不再具体展开，有心者可以自己去阅读。我只想提一下其章节标题中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重新定向”（reoriented）。其表示从“印刷术”式的“传播革命”看进去，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历史过程便会展现出与原有理解不同的趋向。拿“文艺复兴”来说，就不存在一个贯穿几百年的同质的“文艺复兴”，而是在手抄书时代和印刷术时代，存在两个性质不同的“文艺复兴”。印刷术的保存功能，促使复活古典的过程产生了突变。其突出表现是确立了一个固化的距离，把活生生的当下与古老的过去分割开来，诞生了一个“完全与当前隔断的过去”的整体古代观。古代确定了，当下就得以定位，并由此向着未来。复兴既可以是构想回归昔日的黄金时代，也可以展望更光明的未来。在手抄书文化中，复兴指向前者，学科进步的目标是恢复旧文本，清理种种文本的舛误，显现出一个真正的古代知识源头。“original”一词原本的意思，就是“接近神的灵感；接近源头、源泉、原初和起源”。由此产生了激励人的口号：“回到源头去！”可是，“复兴”的现代意义却截然不同。正如每一位艺术批评家所知的，具有原创性就是与先例决裂，就是偏离传统。在这个时候，当人们声称回归源头时，事实上是要开辟出新天地。原创在于“创”，来自“原”的“创”。这，正是印刷文化时代文艺复兴所趋之方向。因而，古典学术、历史研究和其他辅助性的学科要是有一个启动新形式的继续革命，就必以印刷术为前提，只能发生在15世纪后半叶印刷厂建立起来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如若看不到手抄和印刷的区别，用一个“文艺复兴”将印刷术引起的成群的变革也都包卷进去，就不仅掩盖了一场重大的传播革命，而且也遮蔽了这场文化运动的重新定向。
另一个关键词是“重新布置舞台”或“重新搭台”，在第四、六、七、八章的标题中一再出现。其字面意思容易理解，爱森斯坦无非是指印刷术创建了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然而，“舞台”包括了各种设置和规则，对人们在其中的所作所为，起着塑造和限定的作用，用现在媒介学中的时髦说法，“印刷舞台”就是基础设施。拿路德来说，他尚未降生，印刷机的功能就已经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以后又深入到他的宗教改革观点中。在路德改革的过程中，印刷机既影响思想又影响历史事件，对路德反叛的第一步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因此，路德从一开始就是机印书的孩子；凭借这一媒介，路德能够在欧洲人的思想上打上准确的、标准化的、难以磨灭的印记。
因此，如果按照由重而轻，描绘宗教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1466年机印的德语《圣经》来到斯特拉斯堡，而不是1520年的一次布道；要调查构造舆论的群体是如何形成的，倾向于研究印刷所的文人是如何阐述新观点的，然后才去估计路德派小册子的产量。这样，预备福音神学必不可少的印刷机如何进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就可以得到显示。印刷商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只是反映宗教改革，而是为宗教改革铺平道路，他们确保了宗教改革的开花结果，这是很清楚的。由于大多数宗教改革研究都以路德为起点，而不是以谷登堡为起点，印刷术塑造人们观点的功能就被完全忽视了，似乎只是在传播业已形成的观点。于是，历史的聚光灯不是打在美因兹、斯特拉斯堡等德意志的印刷所——路德登台亮相的舞台置景上，而是打在了路德的身上。在路德的背后，事实上印刷商早就悄悄地在幕后就位，他们安装好印刷机，投入生产，不引人注目，也没有人注意他们的产品，直等到路德上台，利用他们的印刷品为自己的宗教改革事业服务。看来麦克卢汉戏称的“看门狗”，同样也出现在宗教改革研究中。
萨顿曾讲过这样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没有音节分明的语言，人就仍然是动物。没有书写，不可能安全可靠地交换和保存知识。进步就是稳妥地保存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没有书写，知识的积累就没有把握，就受到限制，进步就微小而不确定。任何一个现代发明，不论多么惊人，能够与那些使全部其他发明成为可能的发明相提并论吗？”这应该也就是爱森斯坦的基本思路，在她的笔下，印刷术就是这样一个“使全部其他发明成为可能的发明”的动力。所以，关于印刷术研究，仅仅“描绘15世纪以后书籍生产的方法如何变化是一回事，估计书籍增产的比率也容易；然而，判断数量或种类更多的书籍如何影响有文化的精英的学习、思维和感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与此相似，证明标准化是印刷术的结果是一回事；判断法律、语言或心灵构造如何受到更加整齐划一的文本的影响，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有科学史家曾这样评述爱森斯坦的研究：她详细讨论了印刷机对于16—17世纪科学的贡献，把人们关于印刷术对科学革命可能有什么影响的模糊看法，变成了关于印刷术实际起什么作用的明确观点。尽管有诸多说法至少是可疑的，但爱森斯坦确实论证了印刷术为现代早期科学的兴起提供了某种极为重要的东西。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和爱森斯坦自称的研究目的有某些契合。不过，我没有能力对爱森斯坦的书做出类似的评定，之所以写这样一篇文字，是因为爱森斯坦关于印刷术的见解对我有重要启发，她以印刷机——媒介——切入历史，区分其发展形态的思考方式，也深得我意。毫无疑问，对于我们提倡的媒介学视野中的媒介史研究，该书具有典范的作用。媒介史绝不是以媒介为对象从而描述其变化的历史，而是从媒介出发，以某个独有的“媒介性”为思路，考察重大的历史现象，提出新的问题，做出新的解释。以爱森斯坦的表述，就是说明印刷术可能对许多不同形式的历史变革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揭示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和演变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然，犹如爱森斯坦自己承认的，从书写文化向印刷文化的过渡产生了大量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研究，所有的问题都太复杂，不可能用任何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印刷术产生的文化变形比任何单一公式所能够表现的更加复杂。这让爱森斯坦在书中既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又想避免过于简单化，同时还要兼顾已有的成说，于是书中总是不断地在做辨析，做辩解，做表白；复杂性固然得以体现，但其明了性和严密性也遭受一定损害，难免给人带来了这样的印象：爱森斯坦似乎只是在质疑他人观点时才会产生想法，只是在指出他人观点为什么错误时才会建立自己的看法。她对相关文献的许多看法始终夹杂在争论过程中，而从未具有全面的编史学概述所必需的条理性，难道爱森斯坦真的认为自己观点的有效性取决于确定其前辈
认同她的观点吗？因此，“咄咄逼人”“好辩”，成为不少人对之的批评。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爱森斯坦对于印刷术的理解，有着明显的麦克卢汉痕迹；如何将这样的思路切近历史本身，真正从经验材料中得以体现，是一个艰难的探索。她一方面试图用更多的材料使自己的想法得以检验和证明，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更多地为自己的想法做出说明，因此好像总是在不断地做颠来倒去，思想火花很多而叙事则感不足。
到此，这篇读书札记该收笔打住了，但关于这本书仍然留着一个悬念，也是其受到质疑最多的问题，即：即便印刷术真的具有如爱森斯坦所谓的“影响”，为什么就是“革命”？何为“革命”？印刷术究竟是演化的还是革命的？爱森斯坦在书中尽管也做了一点回应，但仍然很不清晰。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媒介学来说，其关涉的不仅仅是印刷术，而是如何看待媒介的历史进程，比如媒介史到底可以分成哪几个阶段，它们之间是革命性的变化还是逐渐演变的？兹事体大，需另外专门落笔，请且听下回分解了。
（注释略）
引用格式参考：
GB/T 7714-2025
黄旦.印刷术：尚未被承认的革命——读《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J].现代出版,2026(7):1-15.
CY/T 121-2015
黄旦：《尚未被承认的革命——读〈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现代出版》2026年第7期，第1页至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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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印刷术：尚未被承认的革命——读《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 现代出版,(7)202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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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旦.(2026).印刷术：尚未被承认的革命——读《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现代出版,(7),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