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媒介视角的人工智能研究以人—机交互的外显行为为出发点，综合技术脉络与人文脉络的双重逻辑，探讨人类与智能机器系统性交互的特定意涵及社会影响。媒介的作用在于连接、交互、转换、生成，人工智能依赖人—机交互系统的机制与运作。“异类”的交互与共生，是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核心点。异类智能数字接合形成的交互，数字系统中节点主体的共生，展现了智能社会新世界、新主体的一种样貌。
关键词：人工智能 媒介 异类智能 交互与共生
人工智能创始人之一的麦卡锡认为，人工智能的实质是能像人那样行事的机器，人工智能来自于计算机科学，为解决问题服务，而不是来自于更加旨在理解人类心灵机制的心理学。“行事”是重点，即着眼于机器的外显行为而不是内在机制，以实现人类智能的仿造。事实上，机器不仅能模拟人类行为，更能完成人所不能之事，所谓人工智能，其非人性比类人性更加根本，它是一种“异类”智能。所谓“异类”，是相较于人类而言的，人工智能是人类创造但又异于人类的一种智能。引爆人工智能出圈的ChatGPT，是通过人与机器打字对话实现的，这个方式与图灵测试颇为相似，这显示了人工智能的一个特点，它是在与人类的交互中得以展现的。本文所谓媒介视角的人工智能研究，是以人—机交互的外显行为为出发点，探讨人与智能机器系统性交互产生的社会影响。媒介的作用在于连接、交互、转换、生成，人工智能完全依赖人—机交互系统的机制、运作，这突显了媒介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视野中，“异类”的交互与共生，是人类与人工智能关系的核心点。当前“交互与共生”已成为描绘人—机关系的普遍性话语，其内涵逐渐模糊不清，几乎抽空了数字人工智能的特定含义，被泛化为一般意义上技术应用层面的人—机互动。本文试图综合技术脉络与人文脉络的双重逻辑，在媒介研究视角中，阐释人类与人工智能作为异类的交互与共生的特定意涵及历史性影响。
一、交互：异类的数字接合
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理解人工智能最重要的预设，但这个前提常常被忽略。这造成两个后果：其一，不自觉地陷入人与技术机器对立的两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主流观念绵延很久，以至于人们误认其为普适性“真理”；其二，从计算机科学的应用层面出发，将人—机交互理解为用户使用计算机产品的具体操作，着眼于个体通过某个计算机产品的用户界面（包括人工智能产品）实现的互动。如此，对于人与人工智能交互与共生的理解，或者流于一般意义上认可人类发明并使用技术机器的积极作用，但研究重点在于分析其潜在威胁；或者聚焦人工智能产品的个体化应用，研究着眼点是技术的产业发展与商业前景。前者过于宏大与宽泛，后者又限于微观技术层面。总之，是较为笼统地描绘当下人与智能机器协同工作与生活、无法分离的基本状况。前者大多是人文社科学者的惯常思路，欠缺对于技术逻辑的深入解剖；后者则是较多地关注技术操作本身，需要补充更宏观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
当前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改变着这两种偏向。从历史和理论源头厘清理人与技术的关系，是综合上述两种偏向的重要方式。软件理论研究者Federica Frabetti梳理了这个命题相关哲学思想的两个传统：亚里斯多德的工具论最为悠久，亦发展为社会主流思潮；而另外一脉被称为人类原始技术性，包括了海德格尔、斯蒂格勒、古尔汉、德里达等学者。他们有一个共同观点，认为技术是人类的基本特征，所谓原始技术，意味着从历史角度看，技术从来就是人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外在于自身的工具。Frabetti认为，之所以要做这个理论梳理工作，是为了彻底反思第一种传统的技术观念，如此才能揭开诸如软件等数字技术的内在特征。第二种传统也被称为“技术创世纪”理论，它揭示了人类这个物种是经由技术产生的。在这种视野里，因计算机普及而盛行的人—机交互说，就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描绘人与计算机的关系，而是要放眼至人与技术机器协同合作造就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人工智能的产生是这个历史进程中的最新阶段，其不断演进催生了智能社交机器——这个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是在与人类的交互中出现的。数字智能造就了人—机交互的全新状态，突出表现在能够以次生主体的身份展开与人类的交互协作，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机共生的新型主体。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与其说是替代不如说是补充，“异类”是这种交互共生的关键，人工智能的异类智能协同人类智能进展到文明的新阶段。
突出人工智能的“异类”非人性，是反对将人工智能从它与人类以及环境的关系网络中剥离出来，使其孤立化。强调异类，正是为了聚焦人工智能作为异质性系统与人类有机体系统的交互，要在这个异质交互过程中考察人工智能的重大影响。有学者指出，“智能不是人脑（或类脑）的产物，也不是人自身的产物，而是人、物、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比如狼孩尽管具有人脑的所有结构和组成成分，但没有与人类社会环境系统的交流或交互，也不可能有人的智能和智慧。这说明，只有在与人、物、环境的持续交互中，人工智能才能展现其价值。人工智能的非人性从何而来？其根源在于它以数据模式作为基础。以感知方式为例，人工智能迥异于人类，它将所有的外部世界转化为数据，通过积累数据并建立数据之间的关联感知世界，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数据感知”的第六感。这与人类依靠有机体的自然身体感官的感知模式迥然不同。人工智能的数据感知呈现出区别于人类的诸多特征：它是一种前馈感知，“在前馈过程中，被期待的行为受基于未来的调节，不会等待事后的反应性控制。”这与人类的回馈方式形成鲜明对照；数据感知的时空尺度超越了个体人类的极限，GPT感知的数据量跨越了时代、语言、地域；它通过数据之间的联系形成感知，比如ChatGPT是通过识别词语搭配概率获得语言交互能力的；数据感知脱离了个人的自然身体，也因此丧失了个体生命成长进程中的感性经验及其记忆；但另一方面，数据感知又捕捉、识别很多自然感官无法捕捉的信息，比如位置信息、生命体征信息，等等。人工智能的数据感知，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削减或是增强了人类感知，这种异类感知与人类自然感知的紧密接合，创造了人类感知前所未有的崭新模式，由此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尤其要强调的是，这种新型感知方式的建立和实现，都是以人工智能与人类全方位的深度交互完成的。比如使用ChatGPT时，提问技巧显得至关重要，显示了交互性是人工智能的重要特点，人与ChatGPT的一问一答，不仅是用户界面的形式交互，更意味着人类有机体智能与占有庞大数据库的人工智能两个系统之间的复杂交转，ChatGPT这种人工智能只有能与人类智能达成接合时才彰显其“行事”的能力。如果仅仅关注ChatGPT在具体应用中的类人表现，忽略其发生与运作的复杂机制，便遮蔽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在数字系统中的深度融合状态，也无法觉察这两种异质性系统的碰撞、交汇引发社会文化革命的动能。因此，“异类”交互，正是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这种数字接合创造出超越人类智能的力量。
这种突出交互性的媒介视角，是在计算机发展的历程中出现的。在类人性视角中，“计算机过去是、将来仍然不过是人的脑力工作的工具，是精神工艺学……这样一来，计算机就从一个可计算的程序工具突变为一种思维机器，它一下子从通信的模式构造完全变成了大脑的模拟器。甚至人们对那种终于装上了人工智能翅膀的精神最终可以从人类肉体的尘世纠缠中解放出来的‘期望’也变得十分强烈。”计算机从计算工具转变为思维机器，正体现了类人性视角的基本逻辑，“总是试图去发现人类和计算机之间的本质界线。”20世纪90年代初，视角的转换为理解计算机开辟了新道路，计算机不再总是被当作增强智能的器具才令人感兴趣，这种崭新的视角就是，“计算机被更多地解释为交往的传媒。”计算机创造了三种崭新的交互模式：二进制编码作为符号学上的“一般货币”，实现了不同符号系统之间的交互；数字沉浸式技术实现了虚实交互，创造了虚拟实在；个体交互的主动性，能够干预现实。媒介视角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以计算机实施的交互为着眼点，不再纠缠于与人类的类比。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计算机的交互不仅限于人—机在计算机界面进行的具体交互行为，它更包括不同符号系统的交互，如图像系统与文字系统的转换；也涉及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交互，实现即时的虚实穿梭；个体基于多重人工身份的交互等。概而言之，是创造了原本几乎不可能交集的异质系统的交互，由此迸发巨大的社会动能。
媒介视角的计算机研究，为当前观照人工智能提供了区别于类人性的一种新思路，重点是人工智能开启的新型交互模式及其实践，以及超越个体行为层面的社会系统交互的重大影响。
二、共生：数字系统的节点主体
以类人性思维考察人工智能可能产生的一种偏向是，仅仅在使用层面纠缠像与不像。无论是哪种结论，其实质都是将人工智能与人类理解为一种区隔甚至是对立关系。况且像与不像因其观照视角不同而很难有定论，但却很容易滑向威胁论，即夸大人工智能对于人类主体的危害。这种警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将人与人工智能对立的思考方式需要反思，它既不符合人工智能运作的实际状况，也很难找到真正有效的应对方案。上述原始技术论提供了一种思考思路，即将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视为人类物种形成及其文明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此在确立人与技术共生的历史性大前提下，深入探讨如何基于数字技术的特点，开掘人工智能的异类能量以及与人类接合的多样化方式，在这个框架中寻找趋利避害的对策。这种数字共生关系与历史上既有的人与技术共生关系相比，有突出特点：其一，在基础层面，表现为人—机交互系统的发起者是人类，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原生自主力，但这种人—机交互系统一旦建立，就依赖人—机共生主体的共同运作，人工智能就并非简单随时听命于人类使用者的工具，而是拥有次生自主力；其二，在社会层面，人工智能系统深深地嵌入社会各类系统，与之形成多重网络，实施社会各领域的实时交互，由此重构了社会时空秩序，创造了新型社会关系；其三，在个体层面，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渗透在日常生活中，个体的社会活动甚至生命节奏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人工智能的调节。这种数字交互与共生的状态仍然是以人类为主导的，表现为：人工智能的技术系统是人类发起建立的；人工智能的运作以人类设定为目标；每一种类型的人工智能都处在人类建立的意义域之中。在确认人类基础性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尤其需要关注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以及在人—机共生系统中的不可替代性。
当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生成为普遍话语时，追问所谓共生究竟包含何种意涵特别重要。鉴于人类与技术机器有着长久的共存历史，当下讨论所谓“共生”就不能仅停留在人类与人工智能不可分离的泛化意义上，而是要深入挖掘数字智能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的基础仍须追溯计算机应用的数字技术，如维纳控制论所阐明的，只有将人与机器都理解为信息模式，并以二进制呈现为数据，在一个信息系统实现贯通，才能实现人与机器的连接。据此，基于数字技术的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生，在技术逻辑层面的特定意义是，在数据系统中人、物、机器是互相依赖的主体，形成了互相依存、协同运作的关系，所谓共生主体，意味着处于系统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是共生主体的组成部分，人、物、机器都是由数据支撑的节点，节点的相互运作正是系统中主体力量的来源，是为数字系统的“节点主体”。这种数字技术造就的系统节点主体，在社会文化层面造成了一系列复杂影响：一方面必须以数据夷平世间所有存在物，才能实现系统的闭环运作，这就使得人类主体的独立性暂时性丧失，人类受到其他节点主体以及整个系统的牵制；另一方面，这个系统又使得人类可依据自身的目标，最大限度地调动所有存在物，在系统的驱动下生成大量数据与动能，由此行人类所不能之事，焕发出人类认知世界、把握其运作的创造力。
将数字系统的共生状态放置在人与技术共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则更能呈现它的独特性。依照技术现象学的分析，人与技术有着一种它异关系，即技术作为准它者参与到人与技术的共生关系中。伊德以马和汽车的比照阐释了这种它异关系。汽车与马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只能失效并停止工作，但不可能发生对于人类命令的有机体抵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将技术的它者性称为准它者性。“比单纯的对象性要强，但是比在动物和人那里找到的它者性要弱。”依照这个思路思考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就是一个例子，它呈现人工智能与机械汽车不一样的技术准它者性。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自动驾驶汽车是由数字系统全面控制的，所谓全面控制，意味着不仅仅是自动驾驶舱这个机器本身，而是包括了汽车与外部控制的整个数字系统。在自动驾驶过程中，人类只作为完全被动的乘客存在，除非特殊情况，无需参与任何驾驶工作，而且这个驾驶过程是完全自动化、智能化的。这种状态的人—机共生，不可能在人与技术机器直接交互的层面得到理解，共生是在数字系统的动态运作中实现的。与此类似的，在智能城市的运作中，人—机共生并不仅仅在个体使用数字技术接入社会系统，即单个用户使用媒介产品的意义上体现出来，更延展至数字系统中人类、技术机器、环境作为节点主体的共同参与，而且支撑整个城市运作的作为基础设施的数字系统，也是由多种类型的节点主体协作才得以建立并运行的。
节点主体在三个方面体现了数字时代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生性。其一，人与非人在一个系统中是完全平等的节点主体，它们的协同运作才能维持系统的运转，数据系统不但可以经由数据化将既存物变为非人的节点主体，甚至可以“凭空”创造节点主体，比如位置、轨迹都可能成为节点主体。非人主体之所以被称为主体，就是因其能够展现自主性，具有影响系统运作的动能；其二，每一个节点主体只有在特定的系统网络中才能获得特定的意义和动能，同一个人类主体，或者同一个物体，在不同的系统中可能成为具有完全不同意涵的节点主体，它们的性质和价值是由特定的系统以及相互关系决定的；其三，在数字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复杂交转过程中，节点主体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影响。比如ChatGPT出圈引发的狂潮，不仅是在舆论层面刷新了大众对于人工智能的认知，更是对社会领域各个方面形成了现实冲击，比如现有职业与行业的衰落、消失，以及新型职业的出现等。以近期出现的好莱坞演艺圈罢工事件为例，其中一个重要诉求是限制人工智能在这个行业中的应用。如果将编剧、剪辑、演员等职业视为演艺行业的节点主体，数字系统人工智能的节点主体诞生和成长，将延伸到社会领域替代人类，带来重大社会影响。这种交转过程非常复杂，如在这个个案中，演职人员失业，人工智能上岗，或可转换成人工智能团队即人类研发者就业率的提高。ChatGPT引发的失业问题，不能简单地类比工业化时代机器崛起导致的某些行业的工人失业，因为人工智能可能在各个领域史无前例地大规模替代人类，因此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除了创造新型就业岗位，还可能涉及诸如制定惠及不分行业的社会福利方案等全新社会制度及理念的提出与设计，而不仅仅限于某些行业的转变。系统性的人—机共生主体，充分显示了技术逻辑与社会文化逻辑的复杂交转状态，由此人工智能展现出全方位的社会影响。
三、结语：智能社会的新世界、新主体
在人工智能研究中，媒介视角的独特性为何？从媒介的基本意涵“调节”“交转”出发，数字技术的最大特点可概括为，在人、物、机器之间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交互转换，由此释放出巨大的社会动能。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智能的自主性，与人类的交互共生，正在建构智能社会，从而创造了新世界，刷新了人类主体的定义。人类原本没有固化的本质，其意涵是随着历史文化演进不断变化的，其中技术与人类的持续性交互是一个根本性因素。捕捉人与人工智能、社会系统之间智能化的交转机制、过程、影响，正是媒介视角的价值所在。智能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是社会系统运作的自动化。这也是人工智能不断增强、普及的结果。近年来高速发展的自动驾驶，就是展现这种智能社会自动化的生动案例。从最简单的层面看，所谓自动驾驶就是用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完成驾驶工作，但其背后包含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的交转自动化，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个体人类和一台机器的关系。一是车联网系统，一台自动驾驶汽车成为这个系统的人—机共生的节点主体，这种共生不仅仅体现为在系统中是一个节点，而是综合了人的目标（到达目的地）与智能驾驶员的自主性选择（道路及交通状况的判断）；二是道路交通系统，包括红绿灯设置及控制、实时车流量反馈等系统；三是与车辆行驶、停放等的空间、建筑物、停车场等相关的物理空间状况。这三个层次经由数字技术的智能化互联互通，将会极大地提高整个城市交通的自动化运作水平。从这种自动驾驶技术引发的自动化社会运作延展出去，将带动相关法规、伦理、管理方式的全面更新。自动驾驶并非表面所显示的只是人工智能辅助、替代人类完成驾驶工作，驾驶舱作为数字界面，构成了身体系统—道路系统—交通系统—停车场系统—建筑空间系统—城市管理系统—政策法规伦理系统的一体化动态运作，它催生了智能社会自动化进程中的一系列技术、经济、政治、文化议题。
智能社会也必将催生新主体，即人—机共生主体的形态越来越丰富。以GPT为例，ChatGPT已经展露了大语言模型的惊人智能，但GPT还只是一种通用基础性的模型，应用场景需要多维度进一步开发。目前ChatGPT的增长日趋缓慢，但以GPT为基础的后续开发却呈现出爆发态势，GPT产品大量涌现，各类垂直应用正在多个领域获得发展。GPT各类应用的共同特点是，自主性和自动化能力逐渐增强，与人类的交互不断深入。比如由GPT驱动的自主智能（AI agent）正在成为AI领域的一个热点，其自主性表现为：多个GPT可就人类设定的目标分工、协作，或是各自完成不同类型的工作，或是从不同视角讨论整体方案供人类挑选。人工智能最初的设计理念是机器模拟人类，随着这种异类智能的不断涌现，出现了人类向人工智能学习的反向过程。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的四种思维方式值得人类学习，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类，包括数据驱动决策、逻辑思维、模式识别能力、持续优化自我等。事实上，随着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接合越来越普遍，新人类也越来越具备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融合的新思维。
近来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使得智能元素渗透在各个领域，人工智能的自主性、自动化以及与人类智能的紧密接合等特质向多个方面延展，个体生活及社会运作的一体化、自动化趋势愈发显著了。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数字系统，趋向于囊括所有存在物，创造出越来越多、形形色色占据系统节点位置的新型主体。人工智能在产品用户界面上创造的交互，正在不断地转化为社会各个系统之间的交互。对于当前人工智能研究而言，媒介视角提供的一个思路，就是考察技术层面实现的人—机交互，怎样经由复杂的连接、转换过程，生成社会、文化层面的交互。如此，人工智能研究的技术逻辑和文化逻辑或可形成有意义的勾连，并获得现实层面的阐发。
作者简介：孙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学术研究》2023年第10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引用格式]孙玮。“异类”的交互与共生：媒介视角的人工智能，学术研究，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