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闻认识论是近年来新闻学界“重新”兴起的一种研究视角，它着眼于讨论新闻机构和记者如何知其所知，以及知识主张是如何阐明和证明的。新闻业在认识论上的变化不仅来自被动的冲击，本身也在通过新闻创新提升自己在知识宣称和知识确证上的能力，在复杂的媒体环境中维护自身作为知识生产者的地位。本文以数据新闻生产为研究对象，从知识形式、知识生产和知识规范三个维度展开新闻认识论的分析，试图探讨这一新闻创新实践具有的认识论意涵。关键词：知识；认识论；数据新闻生产；数字新闻业
一、新闻认识论：一个分析视角的复兴
新闻业是现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机构之一，每天都在提供重要且经过验证的公共知识。正是由于声称能够向公民提供重要和可靠的知识，新闻业才有理由成为民主社会中的一个组成机构（Ekström，2002；Ekström & Westlund，2019a）。新闻认识论研究的则是新闻记者和新闻机构如何知其所知，以及如何阐明和证明其知识主张，这是一个关涉新闻业合法性与权威的“中心议题”（Ekström & Westlund，2019a）。作为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是探究某些信息如何被合法化为知识（Lewis & Westlund，2014）。新闻认识论的主张依然在认识论的框架内，但在哲学的认识论与社会学的认识论之间更偏向后者，重点研究决定知识形式和知识宣称表达的规则、常规和程序（Ekström，2002）。
新闻认识论得以形成的前提是将新闻视为一种知识。帕克（Robert Park）较早从知识的角度提出对新闻的理解，他借鉴心理学家詹姆斯（William James）对知识的两种分类来理解新闻：一类是理解性的知识（knowledge about），指的是正式的、理性化的和系统的知识；另一类是知晓性的知识（acquaintance with），指的是变动的、短暂的、孤立的事件的知识。新闻介于两种知识之间，它比理解性知识更加正式和系统，为人们提供了超越个人经验世界的知识，但又不等于知晓性知识，因为它仍然关注事件而非实践之间的过程与关系或事件的原因与意义（Park，1940）。不过，这种诠释新闻的知识视角此后陷入沉寂，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新闻社会学才有所呼应，这类研究对新闻知识的关注从规范性问题转移到操作性和合法性问题上（张伟伟，2018）。
20世纪80年代，艾特玛（James Ettema）和格拉瑟（Theodore Glasser）在梳理新闻社会学者们对新闻常规等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展开了对调查新闻认识论的研究。日常新闻的记者通常选择依赖官方信源，努力追求精确性而非真实性，他们因此遵循客观性的原则，认为有一个外在的经验事实等待报道。调查新闻记者往往要在条线资源以外报道新闻，为了达成目的，他们要经历筛选提示、衡量证据、“装配零件”和评估故事等一系列过程。调查新闻认识论深深地扎根于这个过程中并最终实现一种“成熟的主观”和“道德上的确信”（Ettema & Glasser，1985）。十多年后，他们再次研究了调查新闻记者的认识论，发现调查新闻记者依靠外部主义的方法了解真相；在不同来源的采访和文献中产生权威性报道；事实和报道在调查过程中同时出现、相互影响（Ettema & Glasser，1998）。上述研究表明，新闻认识论的问题内在于新闻生产的惯例和标准中，也与新闻记者的话语实践相关联，而且在不同的新闻类型中，认识论也可能存在差异。
在另一项早期研究中，埃克斯特罗姆（Mats Ekström）突出了电视新闻这一新闻形式本身对认识论的影响。他将新闻认识论定义为“在一个社会场景中运作的规则、常规和制度化程序，它们决定了产生的知识形式和知识主张”，并提出了一个兼顾形式与过程、生产与接受的认识论研究框架（Ekström，2002）。埃克斯特罗姆等人此后进一步明确了新闻认识论研究领域的两个主要对象：一是研究记者如何知其所知，以及认识论的宣称是如何被表达和证明的；二是新闻和新闻业的知识形式（Ekström & Westlund，2019b）。认识论社会学认为，关于事实和信源的共享假设、恰当的实践，将根据结构条件、技术供给和不同组织中的工作惯例进行重塑（Ekström & Westlund，2019a）。数字新闻业的崛起带来了新的知识社会学，例如尼尔森（Rasmus Kleis Nielsen）认为在传统的“作为影响的新闻”“作为项目的新闻”等新闻知识形式外，以数据新闻、互动性为代表的新技术加入将带来更深入、更语境化也更具解释性的“关于关系的新闻”（Nielsen，2017）。这些变化引发了对新闻认识论的重新关注，因为“认识论透镜使学者们能够在数字新闻的社会脉络下考察知识的生产、阐述、论证和使用”（Zamith & Westlund，2022），需要开启“数字新闻的认识论研究”以分析当下新闻业面临的认识论挑战（Ekström & Westlund，2019b）。
这一诞生于传统新闻业时期的分析视角在数字新闻时代得到了复兴，初步呈现出四种不同类型的研究。第一类研究延续了对某一类型新闻的认识论独特性的探索，揭示了直播博客（Matheson & Wahl-Jorgensen，2020）、突发新闻（Ekström et al.，2021；Rom & Reich，2020）、受众分析（Ekström et al.，2022）、数据新闻及可视化（Borges-Rey，2020；Klein-Avraham & Reich，2022；Morini，2023；Ramsälv et al.，2023）等不同新闻形式具有的新闻认识论特征。第二类研究更聚焦于某些具体的新闻实践，如新闻生产中的核验（Godler & Reich，2017；Barnoy & Reich，2019）、突发新闻中的相互配合（Westlund & Ekström，2021）、恐怖和危机事件的新闻生产（Uusitalo et al.，2022；Orchard & Fergnani，2023）等，提炼和归纳其中反映出的记者认知模式。第三类研究将认识论作为分析透镜，考察新媒介技术的可供性为信源来源、互惠新闻、事实核查、虚假新闻、数字新闻地图等带来新的可能性背后存在的新闻认识论问题（Seo，2020；Kligler-Vilenchik & Tenenboim，2020；Graves & Anderson，2020；Gray et al.，2020；Schwarzenegger，2020；Usher，2020）。第四类研究致力于拓展数字新闻认识论的理论空间，如卡尔森（Matt Carlson）阐明了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是如何被各种行动者在数字媒体平台上运用一系列实践来分享、转化、竞争和争论的，以及围绕新闻知晓方式而展开的“认知竞赛”（epistemic contests）（Carlson，2020，2023）；戈德莱尔（Yigal Godler）等人提出将来自哲学领域的“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作为新闻研究和媒介研究的新范式，以分析当代新闻业中的知识生产实践（Godler et al.，2020）；扎米特（Rodrigo Zamith）和韦斯特隆德（Oscar Westlund）则基于参与式新闻、直博播客、数据新闻和自动化新闻四种新闻形态的比较，构建了研究新闻生产认识论的矩阵模型（Zamith & Westlund，2022）。
本文将以数据新闻为分析对象，探究这一在数字新闻环境下兴起的特殊新闻形式所具有的认识论特征和意义。数据新闻作为一般性的新闻实践模式当然也可以纳入新闻认识论的分析框架之中，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作为一种新闻知识的特殊性。数据新闻本身就是一种知识导向的新闻，可能会加强记者围绕特定主题产生的知识及知识主张的能力（Ekström & Westlund，2019a），因而成为探讨数字新闻认识论的合适对象。本文将具体讨论数据新闻的生产方式将会如何影响新闻业的知识宣称和知识主张的证明，这些具备多种知识背景的从业者受到何种知识生产规范的指引，数据新闻认识论是否具有改变传统新闻认识论的变革性意义等问题。
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数据新闻在知识形式和实践策略上均有着与传统新闻截然不同的特征，因而在兴起之后就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这些研究虽然没有明确采用认识论的分析框架，但已经不同程度上涉及对认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一些研究指向了新的新闻生产技术，另一些则同时关注了新的职业群体带来的改变（Coddington，2015；Parasie & Dagiral，2013；Parasie，2015）。不过，这些涉及认识论的内容大多是学者们分析数据新闻的副产品，少有专门从新闻认识论的角度对数据新闻展开的研究。然而，在新闻认识论研究复兴后，一些学者即已意识到数据新闻具有独特的认识论特征，呼吁对其进行全面研究（Ekström & Westlund，2019a）。最近几年陆续有少量实证研究论文发表，学者们相继讨论了英国不同地区的数据记者在生产知识时存在的新闻人和技术人两种范式（Borges-Rey，2020）、瑞典公共服务电视的数据新闻小组体现出的不同于日常报道和调查性新闻中的数据使用的认识论特点（Ramsälv et al.，2023）、一家德国报纸刚刚接触数据新闻的记者们进入一个“未知领域”后出现的认识论张力（Morini，2023）等议题。这些基于全球北方国家的案例表明，不仅新闻的多样化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新闻认识论，而且在数据新闻这同一种新闻样式下，政治社会背景、新闻传统、发展阶段、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差异也会导致新闻认识论有所不同。因此，基于中国情境所做的数据新闻认识论研究会进一步加深对这一话题的理解。
本文主要借鉴了埃克斯特罗姆对新闻认识论研究维度的思考，他的一系列研究致力于展开社会学取向的认识论研究。早在研究电视新闻认识论时，埃克斯特罗姆就提出了一个三维分析框架：知识的形式、知识的生产和公众对于知识主张的接受（Ekström，2002）。在面对社交媒体平台及其引发的新闻认识论断裂的背景下，埃克斯特罗姆及其合作者进一步将新闻认识论框架发展为新闻文本和元话语中的真理主张的表达，新闻记者如何生产、验证和证实新闻，以及新闻受众如何接受和验证新闻（Ekström & Westlund，2019b）。这个分析框架同时关注到了新闻文本的形式、知识生产的过程、新闻从业者的话语表达和新闻受众对于知识的接受。在对突发新闻的认识论研究中，埃克斯特罗姆及其合作者建立了一个从新闻知识如何被声称、获得和证明的三维分析框架（Ekström et al.，2021）。在研究受众分析时，他们从认知价值和认知实践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技术在数据驱动的新闻文化中的认识论意涵（Ekström et al.，2022）。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知识形式和知识宣称两个方面。按照分析主体来看，这恰好对应了新闻（news）的认识论研究和记者（journalists）的认识论研究。以往研究并未严格区分对于新闻的认识论考察和对新闻从业者的认识论考察，或许二者是一种相互缠绕的关系：新闻的文本形式会影响新闻从业者生产和证实知识的实践策略和知识理念，而新闻认识论也正是在从业者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因此，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扎米特和韦斯特隆德的启发，强调在新闻生产的具体过程中评估认识论的价值（Zamith & Westlund，2022）。据此，本文尝试从数据新闻文本和数据新闻记者两个面向来分析数据新闻的认识论，将其分解为数据新闻的知识形式、知识生产和知识规范三个维度：知识形式关涉提供了何种新闻产品，知识生产侧重讨论关键的生产常规，知识规范意在揭示指导生产的理念。具体来说，本文希望就以下三个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第一，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数据新闻具有何种认识论特点？第二，数据新闻生产体现出何种知识生产实践？第三，数据新闻记者遵循何种认识论规范？本文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理解数据新闻的认识论，考察其是否具有改变新闻认识论的潜力。
本文主要的经验材料来自对上海两家主流媒体的7位数据新闻从业者（引用访谈资料时以英文字母标示）进行的深度访谈。两家媒体均设有独立的数据新闻部门，并在各自的数字平台上拥有专门的数据新闻栏目。受访者主要通过滚雪球的方式确定，涉及岗位包括数据新闻记者、编辑和前端开发工程师。访谈由第二作者以线下和线上的形式展开，主要完成于2020年10月至12月之间，单个受访者访谈时间平均为1小时左右。2021年2月至3月又对其中两位数据新闻编辑进行了补采，补充提问了与数据核查相关的问题。本研究的目的不是呈现这两家媒体各自的数据新闻实践，而是关注数据新闻生产背后更具共性的认识论特点。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广泛收集了一些数据新闻从业者在公开场合对数据新闻生产创作过程的分享，这些讲述者均未与前述的深度访谈对象形成重复，进一步对访谈资料有所补充。
三、数据新闻的知识形式
新闻认识论并不具有单一形式，在广播电视新闻、专题新闻、直播博客等不同的形式和体裁内，新闻认识论已展示出其多元性。数据新闻的呈现形式则结合了多种媒介形态的特点，静态的数据可视化作品和融合报道融合了传统文字报道与可视化呈现形式，而动态的交互可视化、新闻应用则更偏向交互呈现形式，需要观众在交互中阅读和感受新闻。这些融合多种形式的报道承续了不同的传统，也会鼓励和抑制特定形式的知识传播。
（一）可视化呈现：新闻事实与美学追求的平衡
从知识形式上看，数据新闻首要的特征就是知识的可视化呈现。虽然从数据新闻产制流程来看，可视化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但在内容呈现上已成为数据新闻最突出的形式与特征。内容生产者也以“数据可视化”来指代数据新闻最常见的作品形式，交互式信息图、可点击的数据可视化等互动新闻产品具有认识论的潜力，可以有效地中介丰富的新闻知识（Klein-Avraham & Reich，2022）。
在数据可视化、新闻应用和融合报道这三种数据新闻呈现形式中，数据可视化、新闻应用都偏向“视觉叙事”和“视觉传达”（方洁，2019）。这既是出于让用户理解数据的现实要求，也蕴含着创作者主动的美学追求。如上观新闻数据新闻中心总监尤莼洁（2021）所说：“数据是枯燥乏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数据呈现必须是机械难懂的图表，美学形式与功能需要齐头并进。通过直观传达关键特征，将复杂问题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进行呈现，实现对复杂数据的深入洞察。”澎湃新闻·美数课数据编辑孔家兴也将美观视为理想的数据新闻产品的核心特征之一：“这个美观代表的是很多东西的呈现，是使可视化的表达能够‘一图胜千言’，更有信息量，既承担表达的责任和功能，也赋予美感。”
作为一种视觉媒介，可视化可以利用视觉内容的冲击性吸引受众关注，给予观者深刻印象。但相比图片和视频，植根于事实基础上的数据可视化暗含着“以某种视觉形式对信息加以抽象、分类和重新界定”的认识论意义（常江，2018）。可视化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可以瞬时吸引观众卷入新闻事件中，所生产的新闻内容本身又经过深度的调查分析，事实性内容给予了理性阅读和分析的空间。
（二）知识的偏向：宏观议题与多维视角的呈现
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是数据新闻的内容来源，因而更适合展现宏观议题，也能为某一议题提供维度更丰富的报道。交互类数据新闻项目就以其对宏观议题和议题的多维视角数据呈现最大程度上突出了数据新闻报道的优势。以澎湃新闻·美数课于2020年年末发布的新冠肺炎患者流调交互数据新闻为例。这个作品完整记录下了流调数据库的11,699名患者较全面的信息，读者可以跟随设定的页面阅读，从宏观维度了解这些患者整体的传染和发病趋势，也可以自主在手机上点击了解他们的信息。这篇作品实现了宏观议题和个体叙事的结合，“它是带有一点个体和整体的反差感的。从作品整体看，有许多确诊的人，看着挺浩瀚的，但其实每个个体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身处这个链条里面，带来一种人与人都息息相关的感觉”。某种意义上向受众提供着学者们所说的普遍性知识和个体化知识两种知识形式（Ramsälv et al.，2023）。
这一知识形式的特点既源于数据新闻形式本身，也是数据新闻从业者在工作中主动建构的结果。数据新闻在处理大数据集、展现宏观趋势和丰富维度上的优势成为新闻媒体发挥竞争优势的利器，对此类报道的追求已经内化于数据新闻选题立项的标准中。例如，数据新闻编辑E表示：“数据新闻的特殊性就在于可以做传统新闻未必能解释的议题，例如趋势分析、全面概括等。”访谈之时，正值“内卷”话题广受关注，E对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以内卷为主题的内容进行了统计与词频分析，虽然“内卷有很多定义和解释，但是如果想要知道大家在讨论内卷时究竟在讨论些什么，相对直观的主流表达，词频分析能够提供相对更全面的视角”。数据新闻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基于大数据集的分析和统计而获得的具有社会科学研究特征的新闻知识。
（三）知识的复用：通向共享与开放的知识
在欧美的数据新闻与互动新闻实践中，程序员记者、黑客记者等新的职业角色以数据开源为工作方法，带来了迭代和参与的新闻（Lewis & Usher，2014）。目前，国内的数据新闻实践在数据开放水平、内容复杂程度上尚存在一定差距，但一些媒体也在积极参与到知识共享与开放数据的运动中。一项有关数据新闻知识生产的研究发现，数据新闻具有数据库的知识管理功能和开放数据的知识共享功能。相比传统文字稿件，能更好地实现数据储存和更新，形成知识储备和再使用的数据库（邓海滢、方洁，2020）。澎湃新闻·美数课就将疫情实时确诊数据放到石墨文档进行共享，在其发布一篇流调相关新闻后，还设置了数据申请板块，用户如有需要可以在网页上填写自己的邮箱，免费获得经过编辑室处理的高质量数据。“在上线接近一年的现在，仍陆陆续续有人在线申请这份中文原数据。”上观新闻则“有意识地建立专题数据库，积累属于自己的数据资源”，开发了多个供编辑部内部使用的数据库，如干部人事数据库、疫情数据库、上海马拉松成绩数据库、上海红色地理资源数据库等。目前“以公开报道为主的内容生产仍然是上观数据新闻中心的主要目标，但也在尝试开拓一些新服务项目，如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有智库服务性质的数据报告等”（尤莼洁，2021）。
数据新闻文本本身就是一种经过严格的社会调查和逻辑论证的知识，在新闻发布后进入知识的网络（郑忠明、江作苏，2016），在网络传播中成为一种可以被媒体和读者复用的知识。通过数据库的建立、更新和开放，数据新闻实现了知识管理和知识开放的功能，数据的流动和再次利用成为可以被复用的结构化信息，提供给后续的知识生产，这是数据新闻在知识形式上的独特贡献。
四、数据新闻的知识生产
一般而言，数据新闻的制作流程包括确定选题、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呈现和产品封装等多个环节。本节着重讨论数据新闻知识生产中的两种工作惯例：一是数据的获取与核实，二是生产中的协作。可获得的可靠数据是新闻生产的前提，生产中的沟通与合作则是数据新闻产品顺利完成的关键。
（一）数据的获取与核实
数据的获取是数据新闻生产的起点，数据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数据新闻的质量，而数据的来源则会影响数据新闻作为知识的代表性。在传统的新闻认识论研究中，信源分布、新闻条线等问题是新闻认识论的基础问题（Ekström & Westlund，2019a），也被认为是记者专业知识和权威的主要来源（Godler & Reich，2017）。常规新闻记者通常选择相信经过“预先证实”的官方权威信源，这被认为是其新闻认识论上的缺陷之一（Ettema & Glasser，1985）。在数据新闻诞生后，期望数据来源及数据手段可以让记者减少对官方信源的依赖，提供更全面的调查新闻是业界的美好设想。然而一项针对国内数据新闻从业者的调查显示，数据新闻中的数据仍主要来源于政府、大学等既定部门与机构，媒体也经常使用来自数据公司和其他企业的第三方数据（徐笛，2019：93）。
数据新闻编辑A证实了实际工作中的数据源偏向：“对数据质量有疑惑的时候当然会进行检验，核验不了就只能用自己熟悉、相信的数据源，这就通常是一些政府报告、科研机构发布的调查。”自采数据是从业者降低对第三方数据源依赖、确保数据可信度的一种方式。自采数据一般出于从业者的选题兴趣，此类报道由于分析的是从未被发表过的数据，如果数据分析结果具有较高新闻价值，可以给读者带来新鲜感，产生独家新闻的传播效果（方洁，2019）。数据新闻编辑B就经常操刀这类自采数据的选题，从淘宝商家评论区、人民广场公园的相亲角等处收集一手信息。但此类选题一方面需要从业者对生活中数据来源的敏锐观察，更需要较长的生产周期，在新闻编辑室中难得一见。在人民广场相亲角选题中，B所在的团队共有七人参与其中，经历六次外出数据收集和漫长的数据录入工作，这种方式在缺乏时间和人力资源的编辑室并不能成为主流。
在数据新闻生产中，对于数据来源的核查直接等同于对数据真实性的判断。数据新闻从业者普遍具有良好的“数据素养”，他们依据自身经验，从信息来源、统计方法、数据分析这三种途径对数据正确与否进行判断。根据数据新闻编辑A和E的说法：首先，他们会按照数据来源分类，对第三方数据尤其是利益相关方提供的数据抱有本能的质疑；其次，研究过程交代不清的数据也可能存在问题，对于问卷的抽样方法、样本量交代不清的数据一般不会得到采信；最后，数据进行交叉检测，比较多个数据源判断是否存在数据矛盾，如果出现矛盾则以权威机构/专业媒体的数据为准。对于自采数据，从业者会从采集过程与分析过程两个角度进行检验，一是看采集范围是否出现偏差，二是看分析数据的过程是否出错。在后续的处理方式上，如果是第三方数据，会舍弃质量存疑的数据；如果是自采数据，则调整采集或分析逻辑，解决漏洞。
数据新闻对从业者的信源核查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事实的核查等同于对数据真实性的核查。对外部数据主要通过考察信息来源、数据收集过程和交叉检验的方式进行；对于内部自采数据，则主要通过统计学方式予以检测。数据敏感度与数据分析能力因而成为数据新闻从业者进行数据源核查赖以展开的基本能力。
（二）项目生产中的合作沟通
数据新闻生产中涉及的技术手段相对复杂，既包括相对传统的新闻判断、采访能力、写作能力，也包括统计学领域的数据分析能力、艺术设计领域的可视化设计能力和计算机领域的编程能力。精通以上所有环节、具备全流程生产能力的全能型人才较为难得，国内外的数据新闻编辑室均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合作模式，不同岗位和功能的协作可以有效提升数据新闻内容的准确度和专业性。数据新闻编辑室内的生产活动就是在数据新闻编辑、可视化设计师、前端工程师的互动中发生的，在相对固定的职业分类下蕴含着更多流动性。例如，澎湃新闻·美数课的报道团队大多就是为了特定报道选题而临时组建的项目小组，选题通过后即可以动员技能匹配且有空档的同事加入（陶文静、张宇昭，2023）。
编辑室的数据新闻生产遵循着项目发起人主导和网络式协作的过程。在图文类的常规性稿件生产中，数据新闻编辑既是项目的发起人，负责把握该项目的节点规划，也是项目的实际负责人，负责具体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进程，与可视化设计时沟通具体的设计需求，也是由编辑向主编汇报具体进展。在大型交互项目中，发起人承担着产品经理的职责，协调各方意见，推进产品的开发进程。由于交互项目本身的技术偏向，前端工程师更多承担这样的角色。前端工程师F说：“前端工程师定期要报交互选题，因为我们更清楚在技术上我们可以做什么方向，做到什么程度。”另一位前端工程师G表示认同并补充说：“谁主导项目，还要看项目的类型。有的项目是数据驱动，亮点就在于技术突破或者交互体验，就会偏向前端工程师。还有的项目更偏重视觉上的突破，可能就是设计师主导。还有一些偏故事的，就可能是编辑去主导。”
其他数据新闻生产机构也存在类似模式，比如“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就采取编辑主导模式：“从数据的收集到分析，到采访和写稿都是记者独立完成。设计会在数据制作的环节介入进来，编辑会在全程去把控整个操作的进展和选题的方向，基本上沿用了过去在杂志生产上的一个类似流程，只是提高了记者对于整件事情的参与度。”主导并不意味着直接的决定权，主导者的作用主要是对项目流程的推进和关键节点的把握。整个编辑室和项目的决策过程都呈现出扁平化结构，具体的产品决策走向是集体协商的结果。前端工程师G则表示，为了达到这种群策群力的沟通效果，他们还会刻意模糊分工：“不一定是你只管文字，我只管分析，大家在职责范围内也会兼顾整体，尤其是原故事作者。”数据新闻编辑C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参与前端工程师主导的项目时，她也会想：“如果自己是产品经理的话，做一个什么形式、怎么架构、如何传播。”通过模糊分工，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将自己放置在产品经理的位置上，在协作生产的同时，一个以产品经理为主导、协作式的网络渐趋形成。这样一种结构有利于发挥出参与项目每一方的优势、生产最优质的内容，长期来看也有助于培养和训练编辑记者主导项目实施的能力。
数据新闻编辑与可视化设计师的合作是数据新闻编辑室最常见的合作类型，草图和样例则成为数据新闻编辑与可视化设计师沟通的工具。编辑通常通过绘草图、给样例的方式提出可视化需求，同时也尊重对方的专业性，与可视化设计师一起思考可视化方案，给予对方更自主的创作空间。已有研究也确认了这一点，“草图作为非人类行动者有助于直观展示不同方案的效果，成为加速多方转译合作的催化剂”（肖鳕桐、方洁，2020）。在2020年疫情爆发早期阶段，数据新闻编辑E偶然发现有多个海外生活资讯类公众号同时发布了疫情相关的虚假信息，这些公众号分属于不同的公司，但都指向了一个实际控制人，于是他想通过一种新的图表形式呈现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设计基础的E提出选题后在纸上画出了理想设计的草图，并通过微信发到工作群中，经过多轮次的协商后，可视化设计师做出了令双方都认可的图表。
样例是在草图之外另一种高效的沟通方式。数据新闻编辑都具有随时追踪、学习业内作品的习惯，一些优秀作品往往会成为创作时的灵感来源。在处理具体选题时，数据新闻编辑会根据选题特点，搜索自己的案例库，并将案例给到设计师。另一则给样例的案例同样来自E。E操作过一篇讲述烟火禁放与PM2.5关系的稿件：“当初我的想法就是做那种简单的柱状图。交给我们的设计师以后，她很厉害地用processing生成了一个围成圈的图，圈被设计成了烟花的造型，特别适合内容主题。”E在设想数据可视化方案时，从草图、已有案例出发，向设计师提出初步的可视化“需求”。但E毕竟不是专业的设计师，在信息维度之外，设计美感则需要专业设计师的加持。可视化设计师与编辑进行具体可视化方案的协商，在实现编辑的呈现目的后，最优化图像的艺术呈现。因此，这一过程恰如澎湃新闻数据新闻主编吕妍所说：“我们团队有将近10个工种，相互之间必须有亲密无间的合作，因此生产过程不能是一个单一的流水线的方式。把所有的策划压力全部放在记者和编辑上面，再让设计人员或技术人员执行，是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么多可视化形态的。”
五、数据新闻的知识规范
新闻代表了一种描述现实的特定模式，而专业人士对于什么是好新闻有一套共同的标准（Ekström，2002），本文将这种共同的标准称为一种知识规范。知识生产和知识规范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从业者的生产过程是由一定的知识规范指导的，而某种规范的形成是在操作化的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此前对日常新闻认识论的考察中，研究者就将新闻客观性视作硬新闻报道者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了追求报道公正和准确而形成的一种职业规范（Ettema & Glasser，1985）。
数据新闻的出现一度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提高新闻客观性的手段。坦多克（Edson C. Tandoc）等人对英国《卫报》数据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就表明，由于高度依赖数据、排除记者和人类信源、最低限度的个性化等，数据新闻依然坚持了新闻的客观性（Tandoc & Oh，2017）。但也有研究者表示，将数据来源等同于客观性的观点是一种认为技术手段可以直接导致社会后果的简化主义的观点，也忽视了数据采集和分析背后的人为设计。因此，他们认为客观性与数据新闻并不相融，建议将透明性作为数据新闻的新准则（Tong & Zuo，2021）。一项基于瑞典案例讨论数据新闻认识论的研究已把透明性的应用作为认识论的特征之一，因为它在真相宣称中具有核心地位，进而区分了从最低限度到扩展了的透明性光谱（Ramsälv et al.，2023）。
国内数据新闻从业者对于客观性持有更为复杂的态度。首先，数据新闻从业者对数据客观性问题持有明确的反思态度，并不认同数据新闻直接等同于客观新闻的观点。数据新闻编辑A认为：“对于二手数据，进行统计的人本身会存在一些偏向。当我们再次去使用这些数据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偏向。”其次，针对不同类型的数据新闻，从业者对新闻客观性的要求并不相同。在常规型数据新闻中，准确性往往替代了客观性，成为从业者追求的新闻规范。“大部分日常稿其实都是在用数据证明自己的假设有道理。大部分的短文章，我们都是观点先行的。能够尽力做到准确就很好了。”因为常规型数据新闻往往是通过较为单一的数据来源，且经常不经过数据核实，数据新闻从业者在选题和创作过程中会携带自己的观点。这样一种偏向使得大部分从业者在处理常规型数据新闻报道时并不严格遵守客观性的规范，在调查型数据新闻中才会注重多渠道信源的获取和多方核实信源。
本研究所访谈的数据新闻从业者生产较多的仍然是常规型数据新闻：新闻来源以单一数据源为主，内容形式以图文类文章为主，生产周期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而数据新闻从业者理想的数据新闻是调查性数据新闻。这里对于调查性的追求并非指的是以数据手段实现调查目的，而是混合采纳数据新闻生产手段和调查新闻的采访、条线深挖的方式。他们并不追求纯粹形式上的数据新闻，而是将数据与调查都视为做新闻的方式，最终通向融合的调查型数据新闻。
首先，数据新闻从业者希望在单一数据源以外以采访形式获得多种新闻素材。几位数据新闻编辑不约而同提到，希望“以调查报道、深度报道的形式来做数据新闻，去做一些采访”。采访对编辑来说意味着突破日常生产的常规，更意味着找到更多、更关键、更鲜活的信息源，弥补数据来源的不足。数据新闻编辑B认为，新闻采访有时有着单纯数据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可能我辛辛苦苦写十几行代码挖出来的料，在采访时候别人一两句话就讲到了。采访能给出的刺激可能是对着数据完全想不出来的。”《南风窗》原数据新闻编辑戴玉在操作一篇《70城市纪委书记群体透视》的数据新闻时就发现：“统计结果很多时候在显示‘是什么’的时候有用，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统计和数据就像一把刀，它本身不具备‘什么时候要用刀’的哲学思考。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采访。”
其次，采访手段带来的不仅是一手的新闻素材，还有新闻条线资源和从该条线获取的专业知识。近年来，由于数据新闻部门所在的新闻组织的管理层和其他部门对数据新闻认可程度的提高，数据新闻从业者与新闻组织内其他部门的条线记者有了更多接触机会。在与这些条线记者合作的过程中，数据新闻从业者普遍表现出对条线记者在该领域的“资源”和专业能力的认同。数据新闻编辑D与条线记者合作的过程中就对条线记者的“资源”印象颇深：“之前做题需要一个政府文件，我们的条线记者凭借他多年的资源和人脉，成功地拿到了。”数据新闻编辑B记得自己曾经为了一个选题的关键数据苦苦查询良久，直到请教了同媒体的一位熟悉该条线的记者，“结果他很快就在一个政府网站的角落里找到了”。这位编辑随后感叹道：“虽然我们都有在做题的过程中快速了解一个领域的能力，但是像跑口记者这种对一个领域具有的深度知识，我们很难达到。”
最后，在表达对调查手段的期待中，从业者畅想了一种融合的调查型数据新闻。数据新闻编辑E就说：“传统新闻有很多优秀的内容——深度报道、调查报道，数据新闻不可能替代他们，更好的方式是和他们合作。现在融合报道很多，用数据驱动调查、用数据呈现或是数据起到局部作用，都是可以接受的。”数据新闻编辑B的梦想是“做调查性的数据新闻”。而在调查手段和数据手段的比例上，数据新闻编辑A认为：“千万不能拘泥在所谓的数据新闻上。数据和新闻哪个更重要？我觉得新闻更重要，数据只是手段。”虽然很想参与到一线采访中，但组织化新闻生产节奏限制了此类尝试，“制图就已经花掉了大半部分的时间”。受访者提到的国内榜样是“RUC新闻坊”生产的数据新闻。RUC新闻坊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运营的新闻实践平台，该平台上产出的数据新闻作品的特点是结合采访、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多种新闻生产手段，以新闻选题为导向，多种手段皆为报道本身服务，与组织化的、有成本限制的、陷入图文常规的数据新闻生产相反。这些特点反而让学生可以在数据新闻中增添采访环节，最终产出以调查为导向的数据新闻。
受访的数据新闻从业者普遍接受过传统新闻教育，在他们成长的关键时期，调查新闻、深度报道一直是新闻行业的标杆。当他们经由学校教育、自学等手段习得数据新闻从业的相关技能后，深感数据作为唯一调查手段的局限。通过将采访、数据挖掘与分析都视为调查手段，数据新闻从业者对数据新闻的未来愿景是一种融合形式的数据新闻。这种愿景并未丧失数据新闻的独特性，而是通过对传统手段的接纳提高数据手段的适用场景。它的提出固然是基于从业者在日常实践中的从业体验进行的反思，但通过与在新闻业中地位稳固的调查新闻和深度报道的勾连，此举也可能稳固数据新闻在新闻业中的地位。尽管囿于日渐稳定的新闻生产常规与组织资源的限制，这种愿景未必能在短期内实现，但并非没有可能。上一节提及的由数据新闻编辑E所主导的《全球华人“店铺关门有家难回”？假消息是如何批量生产的》就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这个数据新闻出来以后，又有一些其他媒体的报道跟进，这些公号很快就被封了，新闻影响力非常明显。”这让数据新闻从业者感到：“数据新闻的核心还是新闻、新闻价值，要寻求到数据新闻的现实影响力，让受众能够找到我们做的东西的价值所在。”
六、结语
本文以上海两家专业媒体的7位数据新闻从业者的访谈资料为主要研究数据，辅之以一些数据新闻从业者在公开场合进行的讲座、分享、专访等资料，对数据新闻的认识论意涵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数据新闻形式本身具有特定的知识形式，也由此发展了一系列的策略性实践。首先，数据新闻的知识形式体现为以可视化形式追求新闻事实与美学的平衡；其次，数据新闻偏向宏观议题与多维视角的呈现，具备社会科学研究特征；最后，通过可共享与可复用的知识，数据新闻实现了知识的开放应用与传播实现从知识生产到知识存储、知识管理的转变。针对这种特殊的知识生产实践，数据新闻从业者在工作中也发展了一系列策略性实践，确保新闻报道规范的实现。具体体现为，在数据源上主要依赖政府、科研机构的数据，自采数据也是确保数据可信度的方法之一，从业者主要通过交叉检验、统计分析、经验判断等方式验证数据可信度；面对从业者全流程生产能力的不足，编辑室内发展出了扁平化的合作网络，围绕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进行协商沟通，增强知识生产的可信度。在知识规范上，从业者普遍意识到数据新闻生产各环节的建构性，常规型数据新闻具备解释性报道的特点，而在调查型数据新闻中才将客观性作为一种规范。在对数据新闻的未来发展上，他们表明了对调查性数据新闻的向往。
当我们以认识论视角观察新闻的知识主张如何被协商和重构时，可以发现，数据新闻作为目前国内最为成功的新闻创新产品之一，在知识形式和实践策略上均有着与传统新闻截然不同的特征。在面临社交媒体、平台公司等外部知识生产和分发平台的压力下，机构媒体寄希望于数据新闻这类融合传统媒体资源与新兴技术手段的创新新闻产品，以维持自身作为知识生产机构的权威。在实践中，单纯的技术手段又引发了数据新闻从业者对于自身知识合法性的焦虑，他们因而寄希望于融合数据手段和传统的新闻采访、调查手段，生产融合性的调查新闻报道。按照帕克的熟识型知识与理解型知识的区分，常规型数据新闻专注于呈现信息，更偏向熟识型知识；而调查型数据新闻则调用更多学科的知识，呈现维度丰富的内容，更偏向理解型知识。数据新闻为新闻的知识生产提供了新的知识获得与知识确证的手段，将会同传统方法一道共同支持新闻知识生产的实践。
本文是一项基于数据新闻生产的认识论的探索性研究：一方面对一种新的新闻样式的认识论意涵进行了发掘，以此呼应国际新闻学界对数字新闻认识论的关注，展现与全球北方国家有所不同的中国数据新闻发展形态和阶段所具有的认识论特点；另一方面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类型的补充，此前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新闻认识论在分析新闻业变迁和再造新闻学方面具有的潜力（周睿鸣，2021；吴飞、杨龙梦珏，2021），也曾被用来分析移动短视频和记者节社论文本（李学孟，2022；孟晖、陈曦，2022），但整体来看还处在理论引介阶段，在经验研究中的实际应用仍不多见。随着新闻知识形式的变化，新闻认识论正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并将重点放在新闻的知识主张、规范和实践如何被数字新闻业重塑上。作为一种“重新”兴起的研究视角，新闻认识论在具体的分析维度上，不仅涉及新闻生产的操作层面，如事实核查和记者协作（Godler & Reich，2017；Westlund & Ekström，2021）；也涉及理念层面，如客观性作为知识生产标准（Carlson，2020），这反映出这一分析视角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应该如何制作、应该由谁制作的背后展现了对于新闻边界、权威与合法性的争夺，使得当下对认识论的探讨更具有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白红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恬，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新闻大学》2024年第1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引用格式]白红义、张恬。认识作为知识的数据新闻——基于新闻认识论的考察，新闻大学，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