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7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电子游戏：城市的新型媒介
当前电子游戏的兴盛，构成“数字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电子游戏被视为一种新型媒介，具有表达的力量。从媒介学视角考察，电子游戏为城市与媒介的漫长历史增添了新样态，游戏逻辑正在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一种趋势。
与那些前辈媒介诸如语言、文字、影像等相比，电子游戏媒介与城市的关系有何不同？一言以蔽之，当今的游戏媒介是以计算机算法为核心的。基于此，必须超越既有两种游戏研究范式。其一，叙事学。它将电子游戏视为一种讲故事的媒介，关注游戏的文本内容，因此有学者倡导“游戏学”，强调电子游戏的形式特性和交互机制，“试图从叙事理论中摆脱出来”。其二，文化人类学。它将电子游戏视为人类活动中某个环节的具体例证。上述两种研究的共同点在于，忽视电子游戏作为媒介的整体性。从媒介学出发探讨电子游戏，旨在突出电子游戏作为媒介的技术基础，即它是基于算法运作的过程性媒介。加洛韦这样描述电子游戏媒介的崛起：“过去由眼睛和视觉主导的领域，现在更可能属于肌肉、动作和拇指，而过去被界定为阅读的行为，现在则是动作的行为，或仅仅是‘动作’本身。换言之，当电影、文学、电视等大众媒介继续围绕再现、文本性和主观性进行辩论时，一种新型媒介在近年悄然出现。计算机（尤其是电子游戏）的基础不是观看或阅读，而是经由动作催生的物质变化。”
《黑神话：悟空》游戏
媒介学秉持从媒介出发的宗旨，并不倚重叙事学或游戏学任何一方，而是以媒介的形态、界面、技术逻辑等整体性作为考察框架，有望敞开城市与媒介关系的新面向。以2024年出圈的《黑神话：悟空》游戏为例，它设置了两个结局，普通结局绕过程序中某些环节，天命人戴上金箍，继承齐天大圣之名，陷入宿命轮回，被视为“最坏结局”。而玩家公认的真结局是“破局结局”，玩家须在游戏的分岔中作出特定选择，完成程序中的一系列隐藏任务，进而在结局时让天命人（玩家）拒绝金箍，识破轮回真相，反叛天庭，重获自由，成为真正的齐天大圣。在这个游戏中，玩家的操作过程是驱动叙事文本走向的根本因素。当前《黑神话：悟空》的相关研究大部分仍聚焦于叙事文本，比如游戏的叙事结构与文化内涵如何激发了城市建筑、景观的受关注度，以及与传统文化（《西游记》中的“天命”等）的关联等，而对于游戏机制本身的关注较少，致使对这一热点文化现象的阐发，缺乏媒介整体性层面的开掘。如果考察游戏媒介的技术基础，可以看到，近年来日益高涨的游戏热，不仅表现为游戏产业的崛起，还体现在游戏媒介社会影响力的扩大，电子游戏逻辑已经逐渐渗入城市日常生活中。
当前城市游戏化趋势已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本文选取其中的两个典型侧面展开：其一是城市主题游戏产品的流行；其二是城市运作中游戏逻辑的扩展。第一个方面，可视为城市文化的一种新型样貌，电子游戏不仅是再现城市空间景观或者讲述城市故事，而是依赖数智技术，将游戏的虚拟世界与城市的实体空间融合，重构大众的城市实践。这种游戏城市文化的特质是“游玩城市”，打破了传统媒介与城市的基本模式——被动地阅读、观看关于城市的媒介文本。第二个方面，可看作数智城市运作方式的革新，越来越以游戏逻辑构造市民与城市系统的交互，其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都打破了媒介传递信息、塑造舆论的传统模式。上述两个方面的城市游戏化趋势，引发了城市文化、公共参与、城市运作的变革，呈现了城市与媒介的新型关系，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借由电子游戏挖掘媒介新意涵的契机。
都市游戏：可玩的城市
人与城市的关系常常出现“轮回”，比如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城市漫步，似乎是人们对数字技术虚拟性的一种反叛，要重启城市传统中身体与空间、街道、建筑以及人与人的直接遭遇。但仅停留于这种理解，不免流于表面。当今城市漫步的涌现，不能简单地与本雅明时代的都市漫游相提并论，数字媒介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就个体而言，有智能手机的加持，拍摄、上传、转发、点评，这个循环才是城市漫步的真正意涵。从社会方面看，诸如专长短视频的抖音、B站，基于图文生活方式的小红书等数字媒介大厂，给个体提供了实现“漫步—发现—分享”的基础性平台。身体漫步在城市物理空间，数字分身游走于虚拟平台，这两重路线的交织，正是当今城市与媒介关系的核心模式。
一桌广州·返寻味游园会
都市游戏，则是从另一个起点呈现这种模式。城市漫步，以身体直接进入城市为起点，即所谓“打卡”；而城市游戏，则是以数字游戏为发端，进一步延伸到城市物理空间中。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以数字技术为基座，具有玩乐性、过程性，体现了城市空间、历史文化、街道建筑、地标、景观、人群、事件的聚合。城市漫步与都市游戏的兴盛，可谓基于数字媒介与城市之新型关系的双向奔赴，创造了数字城市的新样态。在这一新样态中，都市游戏的独特性是如何体现的？都市游戏类型繁多，依托于数字媒介的技术机制与叙事文本的多重嵌合，大致涉及城市空间、景观、氛围、意境；城市运行的机制、规则、系统、功能；城市文化历史、人物、事件的叙事；等等。都市游戏与其他都市媒介（语言、图像、摄影、影像等）的区别在于，它属于电子游戏，是“基于动作的媒介”。电子游戏的“作品自身就是物质动作。操作者玩着游戏，软件运行着。操作者与机器步步为营，一起推动电子游戏的运转”。从这个媒介特点出发，都市游戏就是人与机器共同“游玩城市”的过程。在此以与上海相关的两个代表性游戏作品探讨都市游戏的媒介机制及现实影响。
《绝地潜兵2》是瑞典开发商与索尼互动娱乐发行的第三人称合作战术射击游戏，2025 年 5 月 20 日推出大型更新版本，引发了全球游戏圈“上海保卫战”的舆论事件。游戏设计外星人突袭地球，进攻7座对应现实的大城市，包括荣都（斯德哥尔摩）、仰齐浜（上海）、棒约克（纽约）等。游戏官方设定是除荣都外其余城市将逐步沦陷，最终在荣都展开终局决战。在游戏进展的过程中，全球玩家社区达成共识：战略性放弃棒约克，所有兵力集中死守上海。随后美国玩家主动撤出棒约克战场，全球玩家跨时区、跨服涌入仰齐浜，24 小时轮班防守。当仰齐浜（上海）防御值达到 99.9783%时，官方将进度锁死不再上涨，激起玩家不满，引发大规模网络差评。大量玩家通过玩家社区向开发商表示，如果系统强行判定仰齐浜防守失败，那么，玩家们亦会拒绝参与荣都的防守任务。玩家社群的这一集体态度使得官方不得不妥协，改结局为仰齐浜（上海）与荣都（斯德哥尔摩）双城守住。这个事件从多个方面凸显了数字游戏的媒介机制：玩家过程性的操作，影响叙事文本的走向和结局；玩家挑战了官方设定的既有程序，用游戏内操作、游戏外表达迫使官方妥协；玩家在游戏过程中不断根据实时战况进行跨国协商，达成阶段共识，协调行动；游戏凸显了“城市”在全球网络中的节点作用，有报道便综合玩家感受称，这场始于休闲的游戏，迅速升级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城市为核心的全球协作，成为此次事件最鲜明的特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游戏叙事文本设定的世界观“管理式民主”“全球化”，是玩家在游戏进程中通过游戏内外的行动而使之得以实现的。在这一个案中，上海的都市性得以充分体现：城市是链接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玩家具备跨国协商合作的意识与能力；城市空间和历史记忆融合中西；具有世界主义的开放视野；等等。
《我的世界》是高精度复刻了上海首个高线公园“百禧公园”的沙盒游戏，被誉为数字游戏反哺城市实体空间的标杆，入选2021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案例。它以城市狭小边缘地带的废弃空间改造，创造了高流量人群打卡的奇迹。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一个特点是，以公共艺术带动城市空间改造，激发人与人、人与城市空间相遇而产生的活力。这款游戏提供了上海工人新村的在地文化体验，吸引了海内外玩家的参与，致使这个在大上海名不见经传的小空间，成为普陀区文旅与社区治理的大节点。以数字游戏激活城市空间的文化实践在上海并非孤例，2025年徐汇 “元界 Neo World” 元宇宙街区，以1.9 公里街区为载体，头部游戏 IP 为核心，尝试从产业和消费两个方面激活城市空间，成为上海实施 “游戏 + 城市更新” 的重点项目。
沙盒游戏《我的世界》精度复刻了上海首个高线公园“百禧公园”
相较于传统类型的城市媒介，都市游戏的最大特点是玩家在游玩中与城市相遇，经由自身的直接参与（虚实结合），创作游戏作品、体验城市生活、拓展城市空间，进而塑造城市精神。
城市运作：游戏化逻辑的渗透
卡斯特说，城市是交流系统；基特勒讲，城市是一种媒介；依据游戏媒介理论家加洛韦的理解，“在电子媒介领域，游戏本质上是一套控制论软件系统，其中同时包含有机和非有机的行动者”。综合上述思路，我们或可提出，当前数智城市就是一个游戏产品。依赖于数字、智能技术的支撑，城市逐步将更多的城市要素数值化，将之纳入自身整体运作的系统中，并实施各类系统的交转。城市运作越来越呈现出自动化的特点，人与城市系统的接合也更多地凭借智能媒介。城市运作的游戏化逻辑，正是产生于这个越来越趋向庞大、复杂、精密的系统。
在媒介学的视野中，沟通既是城市得以建立的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更是城市文明的核心内涵。一个城市想要保持活力，总是想方设法促进各个层面的沟通，媒介的力量和价值由此体现。语言、文字、图像、声音、影像等媒介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了形形色色的城市沟通模式，与之相比，数字媒介有何特殊性？就城市运作而言，依托数字技术可以建立城市整体的沟通体系。以数智系统作为城市运行的基础性设施，可以将人、物、环境全部纳入系统中展开实时运作，如此，人与媒介、城市的关系就跳脱出了传统媒介的基本模式——经由个体对媒介信息的认知来实现沟通。这种变化是史无前例的，引发了城市运作基本逻辑的重构。
游戏理论家博格斯特援引默里对数字作品的四个属性——“程序性、参与性、空间性和百科全书式的场域性”——的概括，引申出他对于电子游戏的阐释，“电子游戏是一种表达媒介。它们展示了现实和虚构系统的运作方式，并邀请玩家与这些系统互动”。这便是电子游戏媒介与其他媒介的不同，“程序性表征用过程解释过程。这是一种不通过语言，而是用过程实现的以符号象征为主的表达形式……程序性表征本身需要被铭刻在一种能够实际执行进程而不仅仅是描述过程的媒介当中……只有像计算机软件这样的程序性系统，才是真正意义上完全用过程呈现过程”。数智城市的运作，就是基于这种程序性逻辑，当前“城市大脑”的建设便是这种逻辑的具体落实。所谓城市大脑，就是建设城市智能运行系统，统筹交通、安保、城管、社区、环境、公共卫生等各个方面的数据，以此开展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
上海浦东“城市大脑”
城市大脑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超大型城市的运作依靠传统人力管理方式难以为继；公共服务不能有效触达市民尤其是年轻人；行政条块分割致使综合性问题无法应对；城市各种系统交转的速度、规模、范围更快、更大、更广；等等。与此同时，互联网、大数据、移动终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给城市运作遭遇的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基于这些原因，城市大脑建设使得这个系统主要站在城市管理者视角，以效率、便利、精准为首要目标。它的最大特点是，将以往静态、分割、依赖层级性架构与线下空间、人员管理的城市运作模式，转变为一个动态过程性的、将所有相关人员以及物质、环境全部卷入数智系统的新型样态。这个系统的运作呈现出明显的游戏化特征：目标任务化、积分反馈机制、沉浸式体验、可视化场景等。概而言之，这个系统将市民变成游戏玩家，他们接入城市系统采用的是最简单的方式，在手机上动用手指操作，模拟游戏完成任务。技术的快捷便利度或许可以不断提升，但这是否是城市生活的全部价值？随着城市生活越来越多地化简为与数智系统打交道，一个急迫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要从数智系统及其游戏化逻辑正在成为城市运作的底层框架这个预设，重新思考城市文明的核心议题。
承接城市研究的经典议题（谁的城市、谁的文化、谁的权利），我们可以设问，城市大脑是谁的大脑，它是如何被建造出来的，体现了谁的目标和权利？在此要处理的关系非常复杂，涉及政府、专家、各类组织、普通市民之间的关系，技术与人的关系，城市发展、管理效率与市民利益的关系，城市经济发展与文脉传承的关系，强势阶层与弱势群体的关系，等等。针对城市大脑的批评已经有很多，诸如技术界面复杂，炫技浪费资源，数据隐私安全保护，弱势群体相关权益保护不力，等等。在此，就系统的游戏化逻辑或可提出一个综合性问题：市民等于玩家吗？这可以从两个面向展开思考：作为玩家，市民在这个系统中的权利是什么；不仅仅作为玩家，市民对于这个系统建设的权利是什么。总之，不能将市民仅仅理解为系统服务的对象，忽略了他们对于系统之目标、意义、价值的理解、设定、建设等的参与权。具体而言，或可从多个方面加以考量。其一，市民作为城市主体，不能仅以玩家身份介入这个系统，而要成为系统建设的参与者，体现一定的话语权；并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始终拥有质疑并在恰当时刻阻止系统某些功能运行的权利。其二，城市系统追求将一切囊括其中并保持运行秩序，但也需要思考这种智能化自动运行如何应对非常态状况。它应能兼容失序的偶然性，以便在系统之外为变化保留可能性，只因城市的活力与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预料不及、未经计划的连接与交互。其三，挖掘市民作为玩家参与城市管理、了解城市运行状况的意愿和潜力，系统目标不应仅仅是高效率解决短期问题，而是要给城市文化、市民生活、长期发展设置更加灵活、丰富、异质、包容的空间。
正如媒介理论所揭示的，程序性并非电子媒介所独有，它“也可以意味着文化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系统运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如何运作’的问题意味着拆解一系列文化系统”。以城市大脑为代表的城市数智系统的游戏化逻辑，如何对接城市社会文化，焕发城市活力，创造城市文明的价值，是当前城市建设的紧要问题。
游戏媒介与城市的未来
修辞学家指出，在数字修辞的标准模型中，“文学理论被应用于技术现象，却没有考虑技术理论如何反过来阐释新媒介文本”。这种状况不仅出现在修辞学领域，在当前人文研究中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思维方式：将媒介视为一种技术现象，人文理论要阐释其背后的本质因素。这种研究思路的缺陷在于，遮蔽了技术本身对于社会现实的动能。游戏研究中叙事学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便是此种思维模式的一种表现。媒介学旨在突破上述思路的局限，从媒介出发，历史性地挖掘技术动能，拓展人文研究在当前数智技术时代的价值与潜力。
就电子游戏媒介对于城市的影响而言，它的核心特点是数智技术支撑的“动作性”“程序性”“过程性”，文本的叙事性也是以此为依托，迥然不同于印刷、影像文本。因此，玩家的参与性操作是推动游戏进程、完成游戏作品的首要力量。这个特点构成当前游戏媒介与城市关系的基础。当前游戏媒介的影响力正逐渐增强，游戏绝不仅是人们休闲时刻微不足道的娱乐消遣，游戏化逻辑贯穿于市民日常生活及城市整体机制运行等各个方面。电子游戏媒介的这种独特影响力，为媒介意涵增添了新面向。
著名游戏理论家博格斯特指出，在媒介表征的信息生动性序列中，“程序性表征”遭遇的不是排位是否合理的问题，而是根本性的缺席，传统人文理论将基于程序性的计算机媒介表征完全忽略了。博格斯特针对上述状况，结合当今大量社会实践提出，电子游戏是一种表达的媒介，它的核心表达力是“程序性修辞”。“当然，文化语境会影响游戏的创作和与之产生的互动。但是，创作的游戏也可以支持、质疑或反对这些文化语境。”博格斯特修改了这个序列表，将“程序性表征”列为仅次于“实际体验”的第二位，居于有声动态影像、静态照片、写实绘画、线条素描、故事体叙述、描述、抽象、客观分析、统计学之前。如果再叠加当前迅猛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电子游戏媒介的动能将持续增强，这种趋势与城市化进程的交织并进，构成智能时代城市研究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