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红涛，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蕊馨，女，文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捕捉活生生的记忆体验——从日常记忆到数字社会的记忆日常
［摘要］创伤事件或历史纪念如何闯入日常，日常中又生成了哪些富有创造力的记忆形式、互动与实践？本文从一项围绕日常纪念展开的研究案例切入，在批评记忆研究纪念和表征偏向的基础上，梳理交往记忆的概念演变和日常记忆研究的理论与经验线索。本文主张，记忆研究需要翻转“日常记忆”的表达，发展“记忆日常”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取径，通过捕捉活生生的记忆体验，打破日常和重大、交往和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探寻“运用于日常”和“生成于日常”的记忆政治与文化。
［关键词］日常记忆；记忆日常；数字记忆；交往记忆；记忆实践
201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纪念日,也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在“网易云音乐”应用上由“地狱咫尺”公司创作的纯音乐《胜利》的评论区留下了这样一条评论：“今天的南京会很挤，三十万同胞要回家了，各位兄弟姐妹给他们让让路。”截至2026年5月底，这条评论得到了12.1万点赞，550余条回复。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9月18日，电影《731》上映，全国各地影院都推出了“特殊场”，并在购票平台标上了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吾辈自强、万众一心、砥砺前行、守望和平等字样。
这两个记忆片段与民族创伤有关，前者是普通网友随手留下的评论，后者则是影院及购票平台的有意策展。但对于浏览歌曲评论区的用户或是购票观众而言，遭遇这些记忆片段都带有偶然和日常意味。这些片段折射出的正是数字媒介生态下的记忆日常，以及它们可能对自我和国家认同造成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各类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在官方仪式、媒介事件之外，嵌入普通人的媒介实践和生活脉络，催生出特殊的具身记忆体验，构成“日常里的重大”；另一方面，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场景之中偶然遭遇、接收、消费各类记忆碎片的同时，也以媒介-记忆实践介入个人、社群以及民族记忆的拣选、流通、展示和再生产，参与塑造着“重大的日常”。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既会与自我和他人相遇，也会与集体和国家相遇。不同主体投入其间的最基本的媒介-记忆实践——存储、再现和连接——也不只是为了塞满盛着私人收藏的“鞋盒子”。尽管日常生活常被认为琐碎和重复，被视为“制度秩序、历史与档案、形式性和现代主义的对立面”,但它让个体和宏大历史相遇，创造出活生生的记忆体验。就此而言，记忆不仅由国家或其他权威主体在正式的回忆和纪念场所中运作，也交织在日常实践中那些平凡且常被忽视的空间、时刻和经历当中。
面对日益加深的记忆工业化倾向，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问道：“现在和将来的记忆是否还能造就一个政治共同体呢？”这个设问建基于记忆和共同体之间的天然关联，以及对记忆工业化可能导致回忆“流离失所”的忧虑。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翻转“日常记忆”的表达，以创新性的理论框架和方法取径切入“记忆日常”，理解与记忆和认同有关的权力如何“运用于日常”的同时，又如何“生成于日常”。本文以一项聚焦纪念日常的研究案例为切入点，转入记忆研究偏重纪念与表征的研究取向，剖析当前存在的理论盲点，继而探讨日常生活构成记忆工作核心场景的内在可能。在交往记忆的概念辨析之上，发展出从“日常记忆”转向“记忆日常”的理论和经验线索，并从时空面向、交往对话、感官体验及其研究方法等层面考量“记忆日常”的生成和涌现，揭示宏大和平凡、个人和集体的碰撞与交汇。
一、“家门口的记忆”
2015年1月7日，两名恐怖分子闯入法国讽刺周刊《查理周刊》办公室，开枪射杀了11名工作人员；同年11月13日，恐怖分子在巴黎巴塔克兰音乐厅及周边咖啡馆、第十一区和第十区等地制造了数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和大规模枪击，造成130人遇难，近500人受伤。恐袭事件发生后，欧洲各国领导人出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照片曾登上各国媒体的显著位置；意在表达团结的“我是查理”（Je suis Charlie）既是游行中最耀眼的口号，也迅速成为席卷社交媒体的话题标签。在巴塔克兰恐袭发生地，人们勒石纪念受害者。2016年7月，法国政府设立国家恐怖主义受害者纪念章。在政治和媒介纪念的镁光灯之外，这一连串事件，如何触及先被称为“查理的邻居”、后被称为“巴塔克兰区居民”的人们？在最初的恐惧和悲伤过后，他们又如何长久地与创伤事件共处？
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同一个街区，大体位于巴黎共和国广场和《查理周刊》办公楼之间，也是社会学家萨拉·让斯伯格（Sarah Gensburger）及其家人生活的地方。事发后，共和国广场的雕像基座被改造为一处寄托哀思的纪念空间，周边街区也成为开展民间纪念活动的场所。对让斯伯格来说，这个充满日常生活气息的地方，就此“变成了纪念、致敬与缅怀遇难者的舞台”。此后近一年时间，她对这片空间的记忆过程进行了持续观察和记录。她随手拍下照片，与偶遇的人交谈，同时密切关注街道景象的变化，并以此为素材为自己生活的社区撰写纪事。六十篇札记和一千余张照片展现了创伤事件给社区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历时性变化，最终结集成《家门口的记忆：巴黎巴塔克兰街区纪事（2015—2016）》（Memory on My Doorstep: Chronicles of the Bataclan Neighborhood, Paris 2015-2016， 以下简称“《家门口的记忆》”）出版。
社会或文化创伤是记忆研究的重要主题，《家门口的记忆》摒弃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创伤视角，转而“以情境化的视角观照这些袭击事件在城市空间中的纪念过程” 。其中的核心方法论关切是：“我们该如何把握围绕‘创伤事件’形成的记忆社会框架？又该如何通过日常对话了解人们对恐怖袭击的记忆方式？”结合日常会话分析与空间观察，让斯伯格将她所在的社区视为生活场所而非单纯的创伤空间，她站在“两个世界的交汇点”，考察了“人们与其环境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以及环境在记忆动态中发挥的作用”。
通过与在事发地周边驻足的路人交谈，并观察人们在纪念碑前的各种哀悼行为，让斯伯格从访客与居民自然流露的情态和丰富的表达中捕捉到多样化的意图、观念和阐释，从而超越纪念活动的表面共识，揭示出更深层的解读与主张。她发现，大多数前来悼念的市民结伴而行，他们起初往往静默无言地表达哀悼，随后多半会就悼念留言的内容展开交流。相较于最终留下的以“歌颂和平和城市精神”为主题、更加温和且趋于同质化的留言，围绕它们展开的讨论和对话往往更富争议性和政治性。
随着研究的推进，共和国广场迎来了一波社会运动浪潮，这让它不再只是创伤纪念空间，也成为法国劳动法改革抗争运动“黑夜站立”的重要阵地。依托长期累积的影像素材，让斯伯格记录下纪念活动与社会运动对共和国广场公共空间的分割、占用与争夺，也勾勒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考察社会运动与纪念实践的共存和互动，她挑战了纪念塑造“社会韧性和团结”的单一叙事，揭示出记忆动态过程中浮现的“微观矛盾与政治博弈”。
有趣的是，让斯伯格的母亲身份也深刻塑造了研究的面貌。在田野现场，她必须一边开展观察，一边照料一对子女，承担“将研究融入日常生活的衍生后果”。但孩子的在场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他们的认知和表达摆脱了成人社会固有的规训，引导让斯伯格回到更生活化的语境，以朴素的日常逻辑审视戏剧性的事件，从而跳出“创伤与韧性、遗忘与记忆的对立框架”，探究创伤记忆如何嵌入具体的社会情境与人际互动，深植于持续流动的、秩序与偶然交错的日常社会运作之中。
这样一项致力于“纪实”的学术研究和公共写作最后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层面，最初对恐袭受害者的悼念都转向了纪念。《查理周刊》收到的大量公众来信，巴塔克兰剧院及咖啡馆周边留下的各类悼念物品，都交由巴黎市档案馆保管并被数字化。在全书的结论部分，让斯伯格指出，从历时性来看，对恐袭的即时反应和对事件的纪念难以分割，构成了持续进行的纪念化过程。反过来，用瓦格纳-帕兹费兹（Robin Wagner-Pacifici）的话来说，这些不同层次的纪念活动可以被视为“暂时凝固的事件瞬间，它们会以不同方式塑造事件的面貌”，事件也因而具有了“躁动不安”和“持续进行”的特质。
让斯伯格还跳出巴黎，将笔下的纪事与其他遭遇恐袭的城市相互对照。一方面，巴黎市档案馆等公共机构的入藏和纪念实践（譬如植树纪念）借鉴了海外的先例和范例；另一方面，与马德里等城市单一的纪念地不同，巴黎恐袭纪念地的地形学呈现出鲜明的多中心性，与之相伴随的是“纪念活动的多义性”及“多形态的社区动员”。地方层面的恐袭纪念带有强烈的民间和草根色彩，也展现出社区的韧性，但它们却并非完全自发或扁平。让斯伯格因此提醒研究者关注遗产和记忆建构过程中社会和象征层面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排斥和边缘化。这些研究结论或许谈不上石破天惊，但无论是在研究视角、取径方法，还是在研究结果的呈现上，《家门口的记忆》皆致力于对“日常性”（everydayness）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探索，为我们把握“记忆日常”提供了重要的启发。
二、记忆研究的纪念与表征偏向
让斯伯格对“家门口的记忆”的详细描摹与刻画，建基于对记忆研究将创伤记忆与日常记忆割裂开来的传统做法的反思。这些研究主张，创伤性的极端情境和事件造成了“历史叙事时间的线性秩序”的断裂，所激发的创伤记忆与其他记忆形态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对尚未形成任何可阐释框架的事件或人类行动的记忆”，因此，创伤记忆的承载者仿佛身处双重时空，“一边是挥之不去的创伤领域，一边是日常运转的现实生活”。尽管幸存者的创伤经历会与其当下的生活体验交织，却始终无法被整合进可理解的日常叙事脉络中。在此基础上，大量研究聚焦事件发生后公共空间中依托哀悼活动、物品及话语等媒介展开的即时性纪念，但哪怕是名流逝世，倘若我们聚焦新闻报道和社交媒体上的网民话语，也会发现在一时的喧嚣和沸腾过后，媒介纪念会迅速归于沉寂。让斯伯格敏锐地指出，就创伤谈创伤不免同义反复。事实上，创伤的印记不会轻易随时间消散，即便事件结束，在个体和群体的追忆、纪念与见证实践里，创伤记忆及其讲述也会持续且反复嵌入日常叙事。
与让斯伯格对创伤研究主导取向的批评相呼应，记忆研究中长期存在着对纪念的侧重和偏向。“我们如此热衷于谈论记忆，是因为它已经所剩无几。”或许正是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口中的历史加速所导致的生活记忆与历史的割裂，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社会和学术界催生出“记忆潮”（memory boom）。现代记忆研究受到现实社会政治议题与文化潮流的强烈推动，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各地涌现的“记忆之地，哀悼之所”，还是二战之后犹太大屠杀所引发的经年累月的记忆争夺和见证危机、越战后围绕由华裔建筑师林璎设计的越战纪念碑的巨大争议，以及当代东亚政治和国际关系中挥之不去的“艰难过往”和历史阴影，皆是如此。
相应地，集体记忆研究历来重视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彪炳史册的成就还是无法抹去的创伤——和规模宏大的历史纪念，而对日常着墨不多。这种纪念偏向体现在对各类纪念构筑如何建构记忆的过度关注。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将其比作“醉汉在路灯下寻找车钥匙”：研究者之所以在刻意营造的记忆场所寻找富有影响的公共记忆，不是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想要的东西，而是因为“路灯”下的照明让寻找最为便利。集体记忆研究的纪念偏向不仅体现在事件和时间层面，也体现在空间层面，它促使大多数讨论都围绕官方的、正式的、著名的遗址、遗产和纪念场所展开。诺拉“记忆之场”项目中的大部分工作关注物理性的记忆场所，由此奠定了对有界地理空间在巩固集体记忆中的政治文化意义的探索基础。延续这一视角的研究在强调记忆生成于固定、受限空间的同时，也假定了纪念意义的封闭性，忽略了记忆主体在不同尺度上的互动与争夺。
倘若一桩历史事件身后既无宏大的纪念碑，也无盛大的纪念活动，它们多半难以进入记忆研究的视野，但是否意味着它们无从刻入公共记忆，注定隐入尘烟？答案是否定的。水门事件就是如此，但它却通过相关法律、“深喉”等当事人的生命历程以及从“水门”衍生出来的用“门”指代丑闻的语言表述顽强而持久地存续下来。正是在对水门事件的分析之上，舒德森强调：“过去不仅通过自觉架构的纪念活动延续到当下，更通过心理、社会、语言及政治等过程得以存续。”与往往彰显出记忆消逝的正式纪念不同，这些非纪念的公共记忆尽管并非有意为之，却反倒能够让过去保持鲜活。因此，它们不应该被当作记忆研究的事后余想，而应该成为记忆研究的首要关切。
与对纪念和非纪念形式的公共记忆的区分相呼应，维雷德·维尼茨基-塞鲁西（Vered Vinitzky-Seroussi）进一步指出，舒德森列举的非纪念形式并未穷尽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中所有非正式、非侵入性以及寻常的纪念实践。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中充斥着自发、微妙和不显眼的平凡纪念（banal commemoration），它们共同构成了个体和集体的记忆现实。平凡纪念既包括由记忆行动者预先策划并付诸实践的自上而下的纪念活动，也指向过往事物被自下而上地回溯的各种复杂或奇妙的方式。换言之，在纪念活动和时刻之外，具有“流动性、临时建构且不稳定”的漫长日常时光构成了过往事件赖以存续和延展的基础。
与围绕记忆研究纪念偏向的批评相呼应，沃尔夫·坎斯坦纳（Wulf Kansteiner）批评记忆研究痴迷于“特定事件在特定时间、地理及媒介场景下的种种表征”，很少关注相关表征的受众，其结果是，它们为理解“过去和当下的历史文化”贡献了诸多新见解，却“无法将之与特定社会集体及其历史意识确切地关联起来”。在杰伊·温特（Jay Winter）看来，民族国家层面的叙事或图像常常被径直等同于记忆。在围绕世界大战的历史追忆热潮中，书信、小说、电影和电视作为记忆的公共再现固然重要，但无论是历史的书写者，还是掌握话语权的文艺创作者，都不是记忆“唯一甚至核心的持有者”。我们无法预设受众能否围绕特定事件形成稳定的共识，因为随着历史消费的“断裂和碎片化”，记忆共同体的形成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记忆研究不仅应关注生产，还应关注接受。坎斯坦纳因此建议记忆研究者借鉴传播研究尤其是受众研究的方法，以此把握“文化传统的延续性，记忆生产者的创造力，记忆消费者的颠覆性诉求”，以及这三类历史主体在记忆政治的竞技场上展开的协商。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记忆进入公共领域的媒介化过程，以及记忆建构过程中的权力关系，也应当审视塑造记忆接受的文化框架和认知图式，以历时性视角分析记忆接受的动态变化。
对纪念及表征偏向的批评以及相应的主张并未直接触及“日常”，但其对静态、片段化的纪念时空的挑战，以及对非纪念记忆和记忆接受的强调，构成了记忆研究转向日常的先声。从不同的研究传统出发，记忆研究领域对实践视角的拓展、“假肢记忆”等概念的提出，无疑对上述偏向起到了纠正作用。但与此同时，在数字记忆日常中，纪念与非纪念形式乃至记忆生产和接受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对于如何在理论和方法层面捕捉活生生的记忆体验构成了挑战。
三、记忆研究中的“日常”
尽管传统路径存在纪念和再现偏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记忆研究内部完全不存在“日常”的容身之地。从经典记忆理论中的“日常”出发，本节梳理从交往记忆到交往回忆的理论发展和概念演变，将之放入人文社会研究的日常转向当中加以观照，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日常记忆研究的若干理论和经验线索。
（一）从交往记忆到交往回忆
在初版于1925年的《记忆的社会框架》中，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对家庭和宗教团体集体记忆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就围绕着日常交往展开。而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则将交往记忆（communicative memory）和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两相对照。前者等同于“完全基于日常交流”的“日常记忆”（everyday memory），后者则远离日常，也因而拥有更长的时间跨度和更广的视界。交往记忆属于口述史的研究范畴，具有无定式、随意性与无序性等非制度化特征，其记忆视域往往会随时间流逝而不断推移，“无法在时间流变中锚定不断延展的过往”。具体而言，交往记忆“不依托任何研习、传承与阐释机构；既非由专业人士涵育，也不在特定场合被唤起和纪念；不通过物质符号实现规范化与定型；而是鲜活地存在于日常互动与交往之中”。因此，相较于有着“稳固表达形态”的文化记忆，交往记忆具有更大的弹性与灵活性，也蕴藏着改写或协商的可能性。尽管交往记忆的时间跨度有限，至多涵盖三个代际交叠的生活经验，它依然存在特定的框架、类型、文化传统，以及更关键的维系家庭、群体与代际联结的情感纽带。
由于扬·阿斯曼等的研究核心在于文化记忆，因此在大多数讨论中，交往记忆都被看作一个用来更清晰地界定文化记忆边界的对照概念。相比于他们对文化记忆的深刻辨析，交往记忆诸要素的具体指向及涵盖范围相对模糊。韦尔策（Harald Welzer）认为，交往记忆是一种互动实践，存在于个人和社会群体回忆过去的记忆实践中，其形式和方法相互关联。但这个概念倾向于描述群体层面的交际实践，而忽略了交往记忆中社会与自传之间的中介层次。他因而进一步提出“社会记忆”概念，拓展交往记忆的内容、形式和媒介意涵。韦尔策将所有“以非刻意的方式传递并交流过往及其阐释的事物”纳入记忆范畴，并将塑造过去的社会实践分为记录、（动态）影像、空间和直接交流四种形式，其共同特征在于并非“为了形成传统而产生的事物，但依然承载着历史并在社会语境中塑造过去”。
事实上，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很难在实际经验中保持泾渭分明，扬·阿斯曼也坦承，两种记忆形式“在真实的历史文化中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与其说是彼此分隔的两个系统，更像处在“渐变谱系的两极”。基于此，阿斯特丽德·埃尔（Astrid Erll）认为，文化记忆和交往记忆应该被理解为两种记忆范式，或曰“回望过去的参照视域”，二者真正的分界在于“共同体选择的记忆方式，和它们对过往事件的意义及其在时间进程中位置的集体认知”。因此，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同一事件可以同时成为文化记忆与交往记忆的对象，要么被纳入“奠基式”的记忆范畴，转化为作用于更广泛的记忆共同体的决定性历史或神话；要么嵌入特定群体的经验世界，对个体生命和自传记忆的构成产生重要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数字社会和文化中，名词意义上的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僵化二分趋于瓦解；在动词意义上，一切事物的中介化导致作为实践的交往回忆（communicative remembering）与文化记忆相互交织、彼此构成。数字记忆“结合了存储、排序功能和在场、互动功能”，“瓦解了现代‘档案’记忆和传统‘生活’记忆之间的假定区别”。记忆成为人们经由对话、讲故事、影像分享与参与式媒介实践等日常互动不断建构、协商与共享的持续过程，既可以发生在面对面交谈中，也可依托数字媒介展开。早在21世纪初，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就指出，媒介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而今我们很难想象出与媒介绝缘的日常交流场景，数字环境因而构成了重要的记忆场域，人和非人主体——包括平台和应用程序、语音助手、虚拟人物、与逝者交流的AI工具——共同投入“不断变化的社会物质实践”，令其“随着可用媒介的发展而演变”。借助人工智能，人们不仅可以实时聆听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真实证词，也能够同已逝亲人完成一场不可能实现的对话。“可对话的过去” 与 “从未存在的过去”相继涌现，不断重塑着记忆和遗忘的内涵与边界。
（二）日常转向与日常记忆的线索
围绕交往记忆的理论阐释和延展奠定了转向日常记忆的核心基础，人文社会研究的日常转向则提供了从日常生活入手考察记忆活动的外部动力和理论资源。早在1947年，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就在《日常生活批判》（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中写道：“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涉及对政治生活的批判，日常生活已然包含并构成了这种批判：它本身就是这种批判。”在列斐伏尔之外，“对日常生活的诸批判”有着不同的渊源、脉络乃至所谓反传统，例如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先锋文化运动，巴赫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ахтин）与诗学相对的散文学（prosaics）理念，桃乐茜·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女性主义日常生活论述，等等。
具体到社会学领域，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是无法绕过的经典，他对战略和战术的区分，甚至该书著名的开头“致平凡之人。致平凡的英雄，随处可见的人物……他/她的声音几乎与历史的轰鸣难以区分”，都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耳熟能详的片段。实际上，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三种理论趋势中，就已经潜藏着推动社会学日常转向的力量：一是常人方法学、现象学社会学对结构功能主义等抽象的社会学体系的批判；二是后现代主义的兴起重新审视了现代社会在稳定结构之外的诸多特征；三是女性主义批判理论的发展让人们将目光投向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处境。
日常生活研究开掘出看待社会问题的新视角。一方面，社会体系、结构和社会行动等复杂事物在日常生活的片段之中得以具象化和实现，正是透过“对在日常生活最真实、最明显和最平凡层面所发生的社会事件的研究”，我们得以“窥见社会不平等、阶级、权力、全球化、身份认同、现代化、文明化进程”的踪迹。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具有生成性，是“一个保持开放的世界/整体”，在以小见大地考察“运用于日常”的宏大政治之外，它也让我们回到日常，聚焦“日常生活实践和经验中生成的存在感、身体感受和体验”，挖掘“生成于日常”的政治。
在既有研究中，我们可以梳理出三条日常记忆的研究线索。第一条线索源于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关注日常记忆实践的“连续性、互动性和场景构造”，试图揭示记忆如何“在各类社会互动中被共享、交流、建构、修正与丰富”，并受到每个人的“过往经历、历史文化、当下动机与情感、智慧与人格特质、未来目标与规划”的多重影响”。其中，布雷迪·瓦格纳（Brady Wagoner）及其合作者主张聚焦记忆的动态过程（remembering）而非其心理官能（memory），并将之视为一个“流变、互动、生成”的文化过程。这一方面意在凸显特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资源与意义体系如何塑造记忆行为，另一方面则带入纵向视角，考察个体当下经历与过往经验之间的联结或差异，从而把握记忆如何随时间变化。
第二条线索关注日常场景下围绕各种社会记忆技术展开的个人、家庭及社群的社会物质实践。从个体层面的记忆书写与见证到社交媒体的公共记忆策展和表演，不同层次的日常记忆始终处在由微观到宏观的叙事生态系统之中。如何把握“日常”？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提出的“中介化记忆”（mediated memories）提供了重要的概念工具，让研究者在社会集体的文化框架之上考察“个体致力于理解自身生活的记忆活动及其产物”。在此视角下，国内外研究者对承载个体及群体过往的种种日常之“物”展开了深入研究，包括家庭影像、iPod和手机以及消逝的网站等。蕴含在摄影和音乐等日常生活记忆技术中的记忆想象帮助人们理解和回忆过往经历，并围绕生活事物进行识别、联想和叙事建构，进而形成其用来界定自我身份与成长历程的意义结构。
第三条线索则超越日常关涉的个体或私人层面，考察历史事件或宏大纪念进入日常的过程。韦尔策围绕大屠杀记忆的系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范例，他在德国家庭三代成员围绕纳粹历史展开的谈话中发现，家族中代代相传的故事会逐渐趋于美化，孙辈在讲述中倾向于建构其祖父母未曾承认的善举，折射了家庭日常话语背后的历史认同与道德需求。这体现出故事叙述中始终存在一个历史联想空间，蕴藏着环境、时代精神和历史行为者的习惯。韦尔策认为，人们潜藏于记忆中的愿望和希冀，对传统的继承，以及当下体验的非共时性特征，共同构成了社会记忆的主观维度。它们和围绕承载历史与记忆的事物——建筑、景观、废弃之地等——所展开的日常实践一起，为考察集体过往和历史叙事如何在日常活动中被传承或重塑提供了两条相互关联的分析路径。
四、记忆日常的“涌现”和“生成”
从日常视角观之，数字时代的记忆研究要面对的不只是日常场景下的记忆，而是记忆实践、过程和产品深广的日常化。呼应上述线索，我们主张翻转“日常记忆”的表达。对“记忆日常”的探究有助于突破纪念或表征偏向，改变“日常”在记忆研究中的边缘地位；将之从与文化记忆的对照中释放或“拯救”出来，由此打破日常和重大、交往和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强调日常记忆不只关乎个人或个体记忆以及相应的自我形构，而是指向“运用于日常”和“生成于日常”的记忆政治和文化。
（一）记忆日常的时空面向
诚如西尔弗斯通所说:“正是在日常当中——尤其是那些与他人建立的关系的细微之处，正是这些关系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可能性——我们的共同人性得以形成并维系。”在这个意义上，记忆日常不单单是一系列研究对象、场景或经验域，更有可能成为记忆研究的特定视角或纲领。它将记忆视为一种既是具身的、又是社会性的日常实践，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自我组织的集体记忆”经验所组成，构造了历史得以传续和保留的民间形式，从中浮现出的是记忆的双重面孔，“一面固执地属于非日常，一面低调地融入日常”。
在此基础上，日常生活的时间和空间面向成为我们理解日常中蕴含的记忆生成性与实践可能性的重要维度。换言之，日常视角呼应了非表征理论对实践“生成（becoming）”性的关切，即人们“如何在始终处于流动、未知后续的状态下”展开记忆的互动和行动。这意味着，记忆有可能发生在标志性的纪念时空之外，融入普通人持续生成和涌现的日常经验之中。家庭、街道、城市建筑等平凡的生活空间由此充当记忆生成、协商与铭刻的非正统场所，塑造了由记忆者的自我认知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具身互动相结合的记忆景观。它们不一定酝酿出另类的国家或公共记忆，但确乎折射出个体选择以自己的方式记住过去的思考与阐释过程，将“我们的视野从官方认可的博物馆、纪念碑与遗产场所中承载的社会记忆，转向一种不断重构着不同尺度与场所的流动、易变的现象”。
从空间上看，城市建筑与景观既保留了过往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痕迹，也与居民的日常共享经验和生活故事紧密相关。譬如，街道在官方层面的命名或更名常常引发围绕地方乃至民族记忆的争议，但街道的命名权并非只掌握在文化或政治权威手中。迈克尔·赫伯特（Michael Hebbert）的研究聚焦柏林日常的街道肌理，他以文艺复兴剧场中不同街道布景所承载的空间隐喻作为区分，不再关注那些彰显制度权力与历史连续性、代表着创伤性记忆的公共建筑，而展现了一条由柏林人的日常轨迹和生活记忆叠合而成的“喜剧街”（Comedy Street）。其研究表明，记忆实践不仅关乎纪念意义如何嵌入日常生活的流变之中，也有助于“维系、修复乃至（有时）创造一个日常公共领域”。家宅作为个体最熟悉的空间，也是生成记忆、开展日常纪念的核心场所。一项围绕英国移民与少数族裔丧亲经历的研究发现，处理安葬事宜、纪念与缅怀逝者等各种追思活动均在日常生活空间和正式的悼念场所中并存，形成跨地方记忆、地方归属感与家庭叙事的复杂交织。
在时间层面，记忆的生成与流动既体现在纪念活动于日常中的延伸，也体现在纪念物的日常生命。前者强调记忆场景与日常生活动态的交汇，后者则跳出特定的纪念时刻，探索记忆更广泛的公共价值。纪念碑作为特殊构筑，常常被视为非日常之物，仿佛只在纪念时刻到来之时苏醒，而在余下漫长的日常时光中陷入沉寂。安德鲁·申肯（Andrew M. Shanken）将目光投向了纪念碑被遗忘的日常生活，考察其怎样被纪念时刻激活，又让位于城市的日常流动，在“庄严肃穆与无人问津、记忆崇拜与集体遗忘、震撼人心与阻碍交通”的光谱间游移。当纪念物脱离纯粹的记忆功能而进入日常语境，它们的多重身份便“依时序切换，或因人的视角与需求而同时并存”。
申肯将日常研究的理论视野带入纪念物研究，并将日常生活理解为“平凡的事物、场所与实践不断被卷入日常的土壤，被重构和再消解”的动态过程，以此打破日常与非日常相对立的概念框架。有趣的是，即便是被迁移、重构或摧毁的纪念物，仍然有可能激发新的意义。例如，在奥地利的克拉根福，为了追求城市景观的一致性，两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物要么被遮蔽，要么被重新安置在远离城区的边缘地带，几乎将战争历史从建成环境中彻底抹去。这既剥离了纪念物的寓言属性，也折射出城市规划范式的转型。就此而言，纪念物也充当着人们感知和处理日常变革的物质道具。
（二）记忆日常的方法论
记忆的生成性强调其自发和涌现的特质，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交往对话，以及直截了当的具身和感官感受由此成为把握记忆生成的重要路径。其中，日常对话可以被视作展现“记忆微观发生”的窗口，透过个体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回忆和遗忘，我们得以把握“记忆在社会与心理过程中逐步生成的过程”。既有研究表明，意义和语境是交流的构成要素，与记忆活动相互形塑。因此，对话过程不仅依托话语和修辞，也有赖于物质中介——包括回忆发生的场所环境、在场人物的位置及其互动的物品等——的存在，以及个体的具身参与。托马斯·范德普特（Thomas Van de Putte）借助一种跨尺度研究路径，探索人们在微观的日常互动情境中如何挪用主流文化叙事。他运用话语分析和民族志研究，理解波兰奥斯威辛镇的普通居民如何在日常互动中触碰城镇历史并赋予意义，并考察其围绕过去的日常叙述怎样受到宏观层面相对稳定却又自相矛盾的文化叙事的影响。通过深入分析日常互动所呈现的叙事内容、形式、立场及认同等，研究者得以反观社会、文化与制度的宏观过程。
记忆话语不只牵涉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相处，更关乎“我们如何以集体且具身的方式，共同参与回忆世界的建构与消解”。这一过程伴随着复杂的情感卷入和艰难的身份认同，因此以解释记忆过程为目标的话语分析不仅要聚焦录音或文本片段中可被解读的部分，也要洞察个体在互动中“自觉关联当下处境与其更广的人生脉络”的意图和表达。这种对于自我连续感以及整体生命经验的自反性观照，始终在记忆所展演的过往世界中隐性在场。
身体、感官和情感在这一过程中也充当着重要的记忆媒介，记忆与想象力协同作用，通过动态灵活的思维方式将记忆的过程打造为富有创造力的实践，对记忆日常的研究也需要捕捉日常时刻迸发的“活生生的体验”（lived experience），它指向我们“对生活直接的、前反思性的意识”。或者用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话来说，这些体验构成了“我们在其中失去平衡，使我们和他人结成纽带，使他人为我们而在的那个可感世界”，“在它之中可以有存在，而无需它被设定；可感者的可感显象，可感者的沉默说服力是使存在自行显现而不变成肯定性、不停止其含混性和超越性的唯一手段”。身体感官的即时感受，便是这种知觉最具代表性的表现形态。对人们在纪念场所中的情感和感官体验的讨论，触及与记忆相关的元素如何通过寻常的观看、行走等活动被激活、感知与共享。
为了把握记忆活动非表征性的经验脉络，研究者也不断探索并实践围绕身体、感官与情感的研究方法。这类方法主张研究者应当主动介入并沉浸于研究过程与语境之中，觉察到自身在研究中的立场与生命体验，并将其纳入分析。同时，通过考察行动者与纪念场所或记忆景观之间的身体互动，研究者也得以把握由实体空间和“具身与环境的可供性、行为倾向和习惯”结合而成的、持续涌现并生成的纪念氛围。譬如，伯德索尔（Carolyn Birdsall）和德罗泽杰夫斯基（Danielle Drozdzewski）运用行走研究法，参与并观察了荷兰的战争纪念活动“静默游行”。她们借助影像和声音记录设备，结合田野笔记和街头随机访谈，以及自身在行走中的感官体验，使得游行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短暂瞬间被定格和凸显出来，进而细致挖掘纪念实践造就的经验节奏与记忆声景。
在亲身参与和观察之外，视觉分析也是富有创造性的方法。在一项对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参观体验的研究中，研究者佩戴主观摄像机在园区内开展沉浸式探索，之后再一边观看自己的参观录像，一边接受事后回访。这种设计将受访者视作记忆过程中的行动主体，使研究者能够跟随他们的记录一起进入、感受和反思其完整的体验过程，从而把握“个体多模态的体验与意义建构的形式”。
除了运用感官民族志对特定记忆场所和活动进行考察，研究者们亦致力于以创新视角理解人们在数字日常场景中与历史图像的相遇。赫尼格（Lital Henig）等人构建了一套视觉漫游法（visual walkthrough method），对人们在数字环境中的视觉互动全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者首先采集用户的视觉体验背景及其所处媒介环境的情境信息，然后对其图像互动进行深度观察与解读，并持续关注采样结束后的用户体验。该方法有助于揭示历史素材与当下的记忆实践乃至社会文化语境相关联的方式，为研究者深入剖析记忆互动的内在肌理提供了富有想象力与开放性的分析框架。
五、结语
在列斐伏尔看来，日常生活常常被视为“一种残余”，是在所有独特的、高级的、专门的、结构化的活动都被挑出来分析之后“剩下的”。照此说，本文开篇提到的两个记忆片段，若从纪念或表征的取向观之，多半会被当作“残余”落到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日常记忆研究的第一步，或许就在于打捞这些“残余”片段，在各类重大事件或宏大纪念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或者渗透到日常生活每个角落或瞬间的前提下，把握事件或纪念的完整生命历程。但日常取向的记忆研究不会止步于此。日常生活毕竟不是“残余”，而是应该被“定义为一个整体”，它“与所有活动有着深刻的联系，包容它们的一切差异和冲突；它是这些活动的交汇点、纽带和共同基础”。让斯伯格笔下的“家门口的记忆”生动显示出，纪念之地和生活之所如何相互重叠，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纪念如何相互交错。在此基础上，本文主张翻转“日常记忆”的表达，将“记忆日常”发展为一个理论和方法视角，以此超越日常记忆研究的私人偏向，探究宏大和日常的往复互动，捕捉活生生的记忆体验。
有趣的是，让斯伯格的“巴塔克兰街区纪事”对媒介着墨不多，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社交媒体，都更多作为街区日常的参照系或对立面而存在。但就像日常生活无法脱离交往或沟通而存在，对记忆日常的探究离开对中介化的讨论同样无法想象。中介化的日常具有模糊和悖论性、物理性、社会性及伦理面向。在数字乃至智能社会中，数字技术、平台应用和算法系统打造出一个存储、包装和呈现生活数据的记忆机制，数字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交流方式——链接、点赞、转发、消息、聊天、推文等——均被归档进媒介-记忆的链条之中，塑造出由数字设备和网络主体的生活档案交织而成的“纷众记忆”。对许多人来说，接触、回顾和协商自我的“日常数据过去”（everyday data past）已经成为日常记忆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记忆的“自动化生产”揭示出数字记忆日常的张力，一边是算法驱动的记忆工业化进程，另一边是个体运用数字媒介围绕自我、社群乃至民族国家记忆展开的碎片化、协作性、弥漫式的记忆策展。二者之间的碰撞、协商、收编与演变构成了理论讨论和经验探索的重要线索。因此，相关讨论既要关注技术逻辑，也应努力展示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个体或群体之于包括算法平台在内的新记忆结构的能动性。
这种张力再一次将我们带回斯蒂格勒抛出的问题。从记忆日常的视角出发，或许我们需要暂时搁置这个问题中面向未来的悲观色彩，一边着力探讨包括记忆工业在内的系统和结构如何“运用于日常”，一边致力于挖掘日常生活中所“蕴含的抗拒性或反霸权的特质”，从而“实现彻底的去异化与全面的‘人性化’”。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6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刊物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