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送中心研究员崔迪副教授发表在New Media & Society上的论文“Toward an operationality perspective on fandom: Exploring Chinese fans’ emerging practices in platform-mediated environments”。论文合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吴舫副教授。
以下为论文中文缩减版摘要：
粉丝文化的“操作性”视角：平台环境下中国粉丝的日常实践研究
崔迪 吴舫
引言
随着数字平台和算法机制的兴起，粉丝文化（fandom）的日常形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与其传统模式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discontinuities）。中国的娱乐领域为观察数字粉丝文化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由腾讯、爱奇艺和阿里巴巴等大型平台公司重构的娱乐产业，催生了平台主导、数据驱动的新型偶像-粉丝经济体。这不仅事实上扩大了粉丝群体及其文化显现度，也重塑了粉丝社群的形态及粉丝参与的内在逻辑。近年来，不少中国学者都围绕“平台化”趋势，对娱乐产业、粉丝圈层与日常实践的流变作出了颇有洞见的分析（Fung, 2019；Yin, 2020; Yin & Xie, 2024; Zhang et al., 2023）。
本文旨在从更加整体性的角度考察中国粉丝在不同平台上的多元性实践组合，并探讨这些实践背后的共通逻辑如何重塑粉丝在当下产业模式中的参与性。经典的粉丝研究（如Fiske, 1992; Jenkins, 1992; Sandvoss, 2005）强调文本消费和创作的重要性，体现了一种“文本/符号”为中心的研究进路。但强调文本实践的视角无法充分概括平台环境下粉丝的日常活动。为了描述粉丝实践的演变，我们借用Lash和Lury（2007）的文化“可操作性（operationality）”观念，提出一种理解平台环境下粉丝实践的新视角。如果说经典粉丝研究可理解为一种文本“可读性模式（readability model）”，那么本研究所提出的视角则可概括为一种“操作性模式（operationality model）“。在操作性模式下，我们强调粉丝活动中一系列具体“操作“——特别是那些围绕多元平台可供性所发展出的常规化的、连接性的日常实践——本身就成为了粉丝参与社群及产业的基本形式，甚至可以直接构成粉丝身份的合法性资源。简而言之，可操作性视角旨在凸显当下粉丝通过技术化的操作性来实现参与并构建身份的文化生成逻辑。同时，操作性转向也可理解为粉丝群体应对平台化娱乐生产的应对性策略。通过调试“操作性”的程度，粉丝得以更灵活地将粉丝活动嵌入日常生活，并向产业传达自身的利益与偏好，甚至在拉扯中协商自身与偶像-产业的关系。
粉丝文化的“操作性”视角
Lash和Lury（2007）在对全球文化产业变迁的讨论中提出操作性的概念，强调符号/文本领域与物质基础的融合趋势。随着媒体表征演变为有形的对象，人们可以直接与之互动并体验它们。文化产业的可操作性由此改变了人们消费文化产品的方式——“不再仅仅是‘阅读’媒体，而是‘操作’事物（‘Just Do It’），或与物品一起操作”（Lash and Lury, 2007: 8）。本文中，我们将操作性作为一种启发性概念（heuristic），用以阐释娱乐产业平台化背景下的粉丝参与模式。在这一系统中，粉丝文化的文本成分与技术成分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粉丝对象和活动（例如，排名、社交指标、日程安排、销售、筹款、评论、刷屏）。通过不同平台界面与这些新对象的互动就构成了粉丝实践的日常。
操作性的视角自然导向对粉丝具体媒介实践的分析。Couldry（2012）的媒体实践概念可以整合到当前框架中。媒介实践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分析路径，将媒体使用不仅视为文本或背景，而是涉及身体活动、认知投入和技术的情境化活动（Couldry, 2012; Thorhauge and Gregersen, 2019）。此外，由于粉丝文化的操作性跨跃多种界面、模态与信息渠道，复媒介（polymedia）的观念也有助于充实我们的分析框架。Madianou和Miller（2013）认为，复媒介观念将个体看作多种媒体形式的使用者，而将一整套媒介组合视为“整合结构”或一个整体性的“可供性环境”。
综合以上，我们将操作性理解为粉丝通过日常的、具体的媒介（平台）中介实践，实现深度参与、社群组织与身份建构实的粉丝文化构成逻辑。粉丝是数字媒体的熟练使用者，可以跨越平台边界调用可供性为其所用。同时，粉丝的跨平台行动并非是孤立的，而是彼此相连形成有机的实践组合（repertoire）。对粉丝群体而言，他们的实践则可连结成为更复杂的行动网络，以实现集体性或社群性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提出操作性视角并非意在替代或否认粉丝文化的可读性视角。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文本实践都是粉丝创造意义、自我组织的最核心路径。在此前提下，本文提出的操作性视角及粉丝的媒介（平台）实践旨在对粉丝文化在当下环境发生的变迁作出补充与拓展。
研究的背景、方法与主要发现
本研究聚焦“内地娱乐圈（简称内娱）”的粉丝文化。随着本土娱乐产业的发展，中国粉丝开始采用了“内娱”这一概念来指涉中国内地的娱乐生态系统。内娱体现了本土粉丝文化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的认同、话语和实践。内娱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与科技巨头主导的数字平台深度融合。平台化运作制造了内娱粉丝文化的商业竞赛模式，不同偶像的粉丝陷入持续的对抗中。应对这些竞争可能会加剧粉丝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常常导致争议或冲突。
本研究观察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我们从2018年到2021年以粉丝身份深入中国粉丝社区，积极观察偶像和名人的趋势以及重大事件。观察主要集中在三类活动上：第一，我们利用社交平台账号（如新浪微博和豆瓣）捕捉社区趋势，参与粉丝讨论，并参与各种在线粉丝活动和事件；第二，我们加入活跃的微信粉丝群，与其他粉丝保持定期互动；第三，我们参加线下活动，包括现场演出、偶像路演、商业推广活动和粉丝聚会。其次，我们对33名粉丝进行了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基于操作性视角，我们的分析聚焦粉丝围绕平台技术展开的日常实践，特别是粉丝如何获取相关知识并跨平台操作以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研究了粉丝以连接方式创造性利用平台功能的行为，探讨这些实践如何促使他们（重新）协商身份并调整与偶像和产业的关系。
研究发现首先关注粉丝的日常实际所为以及他们在平台环境中行动方式。研究聚焦于四种粉丝的日常操作性实践：社交深度卷入、平台跳转与整合（cross-platform navigation）、粉丝文本策展以及数据操控与消费。
社交深度卷 指粉丝通过手机与社交平台的深度互动。这种卷入不以特定内容为目标，而是"保持所有渠道畅通"（Couldry，2012），以获取关于偶像的多样化信息和持续对话。这与Licoppe（2004）提出的"连接式存在"概念相呼应，粉丝与人、数据、文本和界面进行碎片化但反复的互动。通过这种方式，粉丝在社区内建立了持续联系，形成持久的归属感和参与感。
粉丝文本策展 Gray（2006）指出粉丝日常会消费大量的的"副文本（para-texts）"——附加于原始文本的周边内容，包括社交媒体动态、PS图片、路透视频、粉丝创作内容、偶像工作轶事及粉丝社群冲突汇总等。为了能够接触到这类信息，粉丝需要一系列方法构建个性化信息流，以获取核心内容同时过滤无关信息。文本策展不是文本的消费，而是包含内容发掘、筛选与组织的系统性实践。这种需要跨界面/平台操作的文本管理行为，本质上是操作性的体现。
数据与消费 数据实践是平台时代粉丝文化的标志性特征。关于粉丝文化的数据化已有颇多论述。本研究将“数据”与“消费”统一在相同的逻辑下，置入操作性的框架内讨论，我们将数据实践定义为粉丝为提高偶像在社交平台的可见度、网络口碑及商业表现而开展的常规活动。数据实践展现了娱乐产业对粉丝时间、劳动力和金钱的资本化企图，但本研究尝试指出，粉丝并非完全被动的数据工人或盲目消费者。他们可能通过数据工作主张自身影响力，并与产业议程进行协商。粉丝会批判性评估品牌产品并有选择地购买，力图使系统识别其态度、偏好和选择。
平台跳转与整合 尽管平台通常希望用户留在自身生态系统内，但粉丝展现出利用策略性应用不同平台功能的能力，并能将跨平台操作整合为一系列连贯的实践行为。将各类平台相互连接使用已成为粉丝群体的一项关键技能和普遍做法。粉丝对不同平台的运行机制和功能特点有着深入理解，在日常实践中表现出自主性和创造力。他们在深度参与平台活动的同时，也能灵活调整使用方式以满足自身需求。尽管平台的影响力巨大，但平台跳转与整合的实践仍然使粉丝可以尝试规避单一平台的垄断性控制和影响。
此外，我们发现"事业粉"已成为粉丝群体中普遍且最具正当性的身份认同。具有事业粉心态的粉丝普遍投入时间分析偶像职业轨迹，并将行动、心态和情感与偶像职业发展紧密关联。事业粉身份聚焦偶像专业成长，并认为粉丝在偶像事业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这意味着，在操作性模式下，粉丝将偶像事业转化为可从中获得愉悦与成就感的追星对象。事业粉是操作性模式的延伸，偶像的事业成功与粉丝的日常实践，都被平台指标绑定起来。如此，粉丝通过操作所形成的参与性也可维系一种合法的身份。尽管当前粉丝文化鼓励深度参与以及“忙碌”的文化，但我们同时发现操作性模式为粉丝提供了身份主张与生活协调的灵活空间。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提出了与区别于“文本中心”的操作性视角，以理解平台环境下的粉丝文化。我们认为，粉丝日常化的跨平台实践构建了一种新型参与框架。本质上，操作性可理解为粉丝为应对平台化影响而发展出的一套文化方法论。
从批判视角来看，诸多研究揭示了娱乐公司对粉丝文化的剥削本质——通过将粉丝情感与劳动商品化来攫取利润（如Baruch，2021；Stanfill，2019；Sun，2020）。从操作性视角，本文尝试指出粉丝的平台化日常实践展现了其与产业建立动态反思性关系的可能性。随着互动媒体技术的发展，粉丝获得了对产业发声并影响其生产的能力（Gray等，2007；Jenkins，2006）。在传统媒体语境下，粉丝与产业的互动通常表现为消费者行动主义，且主要针对特定媒体内容（Jenkins，1992，2006）。而在操作性模式中，粉丝与产业的协商是通过平台中介环境下的日常化、常规化实践反复进行的。通过日常实践与互动，粉丝逐渐深化对粉丝-偶像-产业关系之间的认知，也明确自身群体对行业的价值。基于共享的知识、技能与站位，粉丝得以通过多元操作传达其偏好与选择，并持续调整与产业的互动关系，抵抗单一平台施加的控制。
此外，操作性模式使粉丝可以用更多元与灵活的方式协商他们的身份合法性。尽管绝大多数社群里依然存在围绕“合法性”形成的等级结构，但操作性模式有助于降低粉丝身份认同的准入壁垒，允许对粉丝身份进行更灵活的解释。换言之，操作性模式创造了一个从“黑粉”、到“非粉丝”与“路人”、再到“高投入粉丝”的参与谱系。通过遵守某些规范并选择性参与某些实践，每个人都可以在谱系中锚定自己的位置，微调其参与程度。
如果说过去普遍认为粉丝"脱离现实生活"（Jenkins, 1992），操作性模式则将追星转化为日常性的生活成份——毕竟，刷刷手机就已经是追星的基本操作了。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城市背景下的新型文化社区研究：新公众、新内容、新场域》（项目批准号22JJD86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崔迪，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吴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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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Cui, D., & Wu, F. (2024). Toward an operationality perspective on fandom: Exploring Chinese fans’ emerging practices in platform-mediated environments.new media & society, 14614448241249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