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式。后工业城市的更新多以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空间、提振经济就业、激活文化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多重目标的过程牵涉基建投入与文化活跃,经济拉动与本地归属,短期收益与持续韧性间的张力。城市更新中街区士绅化、人地疏离、经济拉动乏力等问题无不是几组张力“调和”状况在具体条件的显现。就此本文提出“媒介城市更新”的理论视角: 视城市为沟通系统,依托数媒在特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运作“卷入”本地创意经济,基础设施和社区人群,在复杂的交接转换关系中激活城市。研究以“媒介城市更新”作分析架构,以上海实践为经验材料展开。分析突出媒介勾连人,物和符号积淀,在创意与经济、本地与全球、基建与社区间“闪展腾挪”的沟通力量,为理解城市更新开辟新路径。
关键词 媒介;城市更新;卷入;经济;社群;创意文化。

引言
城市更新的故事常始于诗歌,却以房地产市场价格数据的起伏结束。
———Kunzmann,2004
城市发展已进入存量提升为主阶段。转变城市更新方式,令“诗歌”抑扬与经济起伏“交响协奏”,盘活人、物和文化的活力,对提升市民福祉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5年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提出以“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赓续、品质提升,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城市”为目标。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同年编制“十五五”城市更新规划,提出完善城市体检与更新一体推进; 扩面推广智能建造、绿色建造,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 建成部级“数字住建”工作平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方向。本地历史文化、物理基建、社区动员、审美体验与可持续发展间错综复杂的张力,尤其数字技术不断运作,反复搅动其间的“媒介”力量成为“城市更新”话语核心,更是全面实现更新目标的关键。多重张力在具体条件实际“碰撞”中产生的失衡断裂,也催生出城区士绅化、景观商业化、同质化、短期经济影响可持续发展、本地历史文化意义空心化等问题。不少城市更新项目执着于腾空的“高端感”却疏离本地生活,导致商业生态失衡,地方体验不足,沦为“一次性打卡地”。基建投入,都市审美与本地日常脱节导致经济拉动乏力或令街区成为意义稀薄的“空心”景观。网红流量经济与城市更新的交汇加剧了上述问题。但同时智慧社区、智慧交通、AI 陪伴和“一网通办”“城市大脑”等数智系统也促成都市日常生活、公共治理和经济产业转型。经济、文化、社会等子系统间大量新的关联动态涌现。虚仿技术和“可操作”数字档案将社会参与、创意经济和本地历史文化勾连起来。数媒打通肉身与机器,将人与环境(自然物、人造物、符号积淀) 构造为不断连接、转换、生成的动态系统。数媒“卷起”城市经济,基建和本地社群(文化) 等子系统,于其既有运作的碰撞中创造出大量更为错综复杂的关联纠缠。但现有围绕数媒与城市更新的讨论多聚焦于旅游空间体验、城市更新话语、观念和实践变化或城市形象转型。媒介被默认为引发审美体验、建筑观念和景观形象变化的工具性外因。媒介系统在居民社群、基础设施、经济系统、本地审美和文化积淀间,反复运作,中介调节的作用反被遮蔽。为此,本文视媒介为城市更新具体经验条件下,调节上述几组关系的中介运作系统,并建构“媒介城市更新”概念。“媒介城市更新”强调从媒介居间运作视角理解城市,提出媒介沟通力量须在具体条件中得到实现。与此相应,篇章组织上先阐明“媒介城市更新”的分析架构。基于文献描摹媒介如何调节经济、文化和基建间关系。随后依据上海城市更新过往的经验,探究重构上述关系具体的本地条件。最后从概念入手,对照文献描绘与中国城市更新实际条件,为探讨数媒如何通过“互联”“集聚”或“卷入”等中介运作为城市更新创造可能提供参考。分析强调借助数媒沟通人、物和城市文化符号的力量,在创意与经济、基建与社区间交接转换。从媒介入手,紧贴本地经验的分析为理解数字城市更新提供新角度,开辟新路径。
一、媒介视角:从关系调节理解城市更新
城市更新是城镇化特定阶段的任务。“更新”指向城市在经济发展、基建老化、产业转型、文化振兴或全球化等方面累积的问题。其过程牵涉基建投入、社区动员、文化遗产激活、经济产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数字化推动中国城市更新从物质建设迅速转向对生活方式、治理模式和产业生态的重塑,更新牵涉的面向越发复杂。不同维度在具体环境动态交融的状况,设定了城市更新中哪些目标得到实现,哪些问题显露出来。
重振地方经济是城市更新最核心的动力。后工业城市经济基础已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与知识密集产业,经济与文化创新的关联越发重要。创意经济成为城市更新有力的催化,也是不少城市中心工业衰退街区重振经济的杠杆。创意文化推动全球南方城市,包括中国城市区域的更新创造本地就业,减少贫困,增强社群公共参与。达成经济目标核心在通过市场激励,激发城市多元主体在文化艺术领域的创造想象。利用知识产权和文化市场等转化支持系统,将市场激发的文化创新力转变为具备创意内容、经济价值与市场目标的有形产品、无形知识或艺术服务。学者认为这一过程能打造宜居有趣、对全球创意人才和文化投资有吸引力的城市(品牌),培育新的创意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形成良性循环。也有学者针对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依照具体城市实际,认为文化创意在经济上的作用被夸大了,通过文化拉动经济的力量有限。经济与文化的勾连能否激发创新创意还取决于本地社区特有文化积淀与全球创意文化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相互成全,彼此交融。创意产业驱动的城市更新往往着力于吸引全球游客和创意游民。将“全球引入本地”尤其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城市更新项目立竿见影的策略。外来文化和商业景观,全球的人才游客,异国商品贸易的聚集涌入为本地带来更多发展机会。但也有学者忧心忡忡地指出完全遵循市场竞争逻辑的创意城市更新会带来短视做法,导致地方认同边缘化,本地文化意义空心化等后果。有人进而比较了城市更新项目中偏重短期经济收益和更重视本地社群参与的案例,发现后者更具可持续性,更能均衡全面达成更新目标。Mommaas根据荷兰案例指出创意文化产业驱动城市更新带来短期经济效果的同时,也会导致地方商品化、同质化,本地意义淡化。Teo对马来槟城的研究发现文化更新令城市地方快速“去语境化”,使本地社群在自己栖息地被系统边缘化。Miles 提出即便推出大规模城市更新项目,其成败往往也取决于多大程度卷入本地居民的地方归属感。针对中国文化遗产街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分析也发现了“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空心化景象。对此大卫·哈维解释,交通通信技术快速消减了其他类型的垄断地租。本地文化象征资本作为垄断地租的基础越发重要。因此城市更新中文化创意产业生产的符号象征价值,必须打通并反哺本地地方意义的营建和城市地方品牌塑造,推动本地历史与现代的对话,方能促成可持续发展。
如何将本地社群独特的文化资源融入城市更新?学者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城市更新项目要重新评估本地独有的文化象征资源,地方既有社会凝聚力和地方认同感的强弱,从一开始就将其与更新有机结合。有学者指出在基建和经济考量之余,要利用基层治理结构和文化体制支持,调动本地丰富的文化实践、地方体验及社区参与。有人强调城市更新不宜自上而下给居民强加新身份,而需利用创意产业自下而上地激活本地的地方认同和情感,利用其中包含的象征资源增强社群活力,培育放大地方独特性。有人提出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更有必要在执行中转化为一系列具体微观的社区项目,深度挖掘本地物质文化资源,逐步推进,完成文化层面更新。García指出要鼓励本地居民主动参与重构城市更新项目的设计与实施,通过居民全程参与,增强更新效果的可持续性。还有学者提出城市更新中理应重构本地独有民俗节日的文化含义,借此动员社群和本地象征资源,形成鼓励创新、包容多元的在地交往和城市文化。最后,创意文化与城市经济的耦合过程必然牵涉基建投入。基建(房产、交通、灯光、街景、高速通信、算法算力和感应器网络等设施更新)是政府更新城市街区最直接的办法。但物理基建若不能与本地经济文化与社会交往过程产生“化学反应”,很难带来预想收益。基建与文化经济的“化学聚合”常依靠文化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利用创意产业园区营建等方式,吸引更多私有投资或政策支持,推动闲置地块开发,促使中心城区的文化基建升级。受商业驱动的都市创意集群通过集中的物业租赁,可促进不同企业和行业间交流,激发跨领域的信任协作和相互学习,汇聚人才和知识。反之,房地产业主导的创意集群也常因经济与基建的结合未能充分连接本地文化,被批判缺乏“真正的创意”,加剧街区绅士化,加速城市经济和社会极化。基建、文化与经济间的调节关系表现为不同都市审美的营造。全球文化、创意经济和物理基建的碰撞生产出全球顶尖城市、旅游目的地城市和士绅化城市等三类更新中常见的“空间纹理”。基建投入、创意经济与本地社群的断裂会将居民日常的参与实践排除在更新过程之外,断裂本地意义、文化遗产与经济产业的关联,减损两者活力。反过来,城市审美也可助力本地居民加强人地关系,获得丰富细腻的在地体验,构建与他人的共情连接。据此,有学者提出发展“体验经济”,力主通过放大本地特有地方审美和交互体验,吸引投资和人才,为基建、经济和本地文化形成相互关联转化的“良性循环”指明方向。综上,提出“媒介城市更新”的概念框架。框架从城市子系统间的勾连入手,探究中介系统的运作如何催生不同关联,达成城市更新不同目标。城市更新实践会在城市经济、本地社群、基础设施等维度间创生多重关系。多重勾连中的断裂脱节导致地方空心化与士绅化问题。现有文献显示,文化创意的市场激发转化与全球集聚构成了勾连经济与文化的中间机制,运作过程中与本地文化意义的脱节带来了地方空心化的状况。城市经济与基建之间,则通过创意区域和外来景观的基建投入,增加城市对人才和资源的吸引力,但具体实现中与本地文化参与的断裂会带来街区士绅化问题。对此,促进社群身份认同、赋能本地公共参与、激活重构地方审美体验,成为城市更新过程中卷入创意经济、落实基建投入和落实本地社群,进而改善街区士绅化等问题的运作路径。基于文献的描摹为分析指明方向,但其主要基于西方城市的更新经验,无法直接套用。从媒介学理论建构的基础假设出发,媒介系统所处的具体的经验条件设定了其在几组关系中展开运作的参数与可能。故随后分析从“媒介城市更新”概念出发,据上海既有更新实践,探究中国城市更新具体的经验条件,试图与理论形成对话。回顾上海经验并非简单的历史描述,分析从基建、经济与本地社群三重关系的构建入手展开,力图通过比照澄清本地城市更新不同子系统之间关联卷动的既有条件,并为最后考察数媒在上海城市更新新近实践中如何展开连接、汇聚、卷入的运作设定参考。从理论框架、文献描摹、具体条件到当下实践的层层递进,为理解数智时代中国式“城市更新”如何构成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贡献开辟了方法论路径。
二、具体条件:政府主导经济驱动的更新模式
我国城市更新的历时过程中,创意经济、基础设施与本地社群的关系如何随中介系统的改变而变化? 变化体现出几组关系的构建依存于哪些具体条件? 这些条件在上海城市更新具体经验中如何演进变化?
早期( 1949—1978 年) 城市更新实践中,政府系统和国有经济主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生产体系在基础设施投入和本地社群动员间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城市更新突出以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快速改善劳动人民居住条件,治理城市健康卫生环境。更新实践利用原有房产和道路等市政公用设施,维修养护和局部改扩建。同时政府制定“以工代赈”扶持政策,组织动员本地群众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和改造。更新过程生产的新公房分配也由政府在全市范围对申请企业进行挑选,由入选企业挑选职工决定房屋分配。以当时上海“两万户”项目为例,第一阶段,6100 套房屋由政府分给央企, 12900 套分给地方国企,私企分得1000 套; 第二阶段,各单位参照政府指导意见制定选拔标准流程。城市住宅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分配在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国有经济体制下,经政府和公有企业调和,动员了本地居民( 企业职工) 参与。政府和国有企业协同,实现了物质基础设施建设与本地社区动员间的“耦合”。建成的工人新村通过住房分配、社区治理和宣传,自上而下塑造“新村工人”身份。但城市基础设施物质投入与全球文化创意的断裂也造就了当时社会主义城市独特的空间审美。基建与城市小尺度空间本地建筑,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断裂带来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状况。城市更新中基建与经济产业“脱节”带来不少市政公用设施超负荷运转、乱拆乱建和随意侵占的事件。
改革开放后,政府、国有和私有经济“公私合建”,城市更新中以基建推动商业功能现代化成了主流。政府城市更新规划提出“逐步推进城市发展,形成与经济发展适应的城镇体系”。以吸引社会资金,促进商业发展,完善城市现代化商业服务功能为宗旨,展开了大量旧城改造的更新项目。基建推动商业开发带来了巨大的重建破坏力量。学界作为反应提出“旧城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议题。以上海为例,20世纪80年代政府制定《南京东路地区综合改建规划纲要》,令黄浦区全面改造南京路“第一百货”“时装公司”“第一食品公司”等200多家名特优商店。1990年南京路和西藏路建起中国首座大型豪华精品店上海精品商厦。公私共建的中心城区商业改造,连同“保留”海派商业文明遗产(建筑、景观、店名等)的努力,将基建、商业、全球本地化的“海派文化”和都市审美勾连起来,后者成为利用基建激活城市商业过程中最有效的“象征资源”。此后,2000年新天地,21世纪10年代田子坊、2019年前后愚园路和张园等标杆项目皆以海派文化复兴为命题,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为环境污染埋下伏笔。更有更新项目切断与所在街区特有经济产业或日常生活衔接,陷入“打卡多、消费少,观光者众、复访者寡”的困境。学者对此提出,文化、经济和公共治理有机结合的城市更新理念。九十年代后期城市更新由“旧房改造”转向“旧城区再开发”。在老城区基建更新和旧工业基地改造的同时,保护本地文化历史、建立多元主体利益共享机制,动员参与和反哺本地社区等方面得到关注。21世纪后,数智技术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一方面,上海2010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被定名为“设计之都”。创意设计在赋能产业升级、服务城市经济发展、带动新型消费方面作用更显著。此外,扎根本地文化历史和社区动员的“微更新”成为城市更新热点。从大环境看,中国城镇化比例2011年后超过50%。大规模基建投入驱动的城市更新和空间增长主义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社区微更新”更多动员小尺度空间本地社群参与更新规划实践全过程,将本地自然禀赋、文化传承、治理结构与创意产业进行关联,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新可能。譬如,上海城市更新指向本地生活便利度提升,里弄街区和产业遗存保护以及市民宜居环境营建等具体目标。上海量子城市的时空智能创新建设,“美好生活掌中宝”应用,“随申办”市民云“15分钟生活圈”等智能应用与“微更新”需求契合,动员本地社群参与更新实践与资源共享。基于媒介城市更新的概念,从基建、经济和本地社群等子系统间的中介关系入手,本文将文献描绘城市更新的多重关系与中国城市本地具体条件进行对照。对照以概念框架为共有前提展开,不求对应,而力图在交叉中窥见创新的张力。比照发现,中国的城市更新实践更多依靠自上而下的宏观政策(如公私合建等)或顶层规划(如全球设计之都等),结合国有或私营经济的推动力量,完成不同经济与文化、经济与基建等子系统间的交接,实现激励创意、集聚吸引资源等过程。针对街区士绅化或空心化问题,中国的城市更新或依赖国有经济和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与分配系统卷入本地参与,自上而下地赋予居民地方身份; 或在“公私合建”基建推动商业发展中,“挪用”历史文化象征资源以创造“海派”城市审美; 或吸纳学界城市遗产保护的建议,将本地文化历史和建筑遗产纳入考量。最后,数字技术赋能城市“微更新”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和本地基层既有的治理结构,为政府主导推动社区参与、学者建言和本地审美营建在既有条件下开辟出新的可能(表1)。
三、数媒创生:城市更新的新潜能
“媒介城市更新”从经济、基建和文化间的关系生成变化入手理解城市发展。循关系视角、对照文献和上海经验,研究勾画出我国城市更新过程中,政府主导、公私合建、学者参与和审美营造等具体条件(表1)。由此推进,本章基于上海新近的数字城市更新实践,着力从经济与文化、经济与基建,乃至经济、基建与本地社区文化交融三个方面,探究数媒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的运作为城市更新带来哪些新的可能。
(一)公私合建经济与文化的跨界“互联”
在城市经济与文化系统的沟通方面,地方政府在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下积极“搭建平台”,利用数字系统实时“互联”的运作在本地经济产业与文化创意资源间创造出更丰富多变的关联。首先,本地文化创意系统与其他经济产业系统间的数字关联更为多元有机。以上海为例,政府在自上而下推动“全球创意城市”和“全球设计之都”建设过程中,应用数据库技术、网络平台、微信矩阵等数字系统,将本地文化系统与经济产业系统连接起来。数字网络在(工业、建筑、时尚)创意设计、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研发、航空航天、节能环保和生物技术等高新产业之间,创造出多样、灵活、广泛的跨域协作机会。数字沟通系统在“互联”产业和文化的同时也加速了政府系统、经济产业、法律政策和社会组织各种资源双向转化的效率。行业信息、设计工具、设计标准、柔性试制、检验检测、产业化对接、人才实训等公共服务越来越多在企业、政府、科研机构、金融组织和行业协会等系统间发生跨界数字流动。文化创意设计、生产制造、市场销售的生态链闭环被打破,文化创新链和产业生产链融合,使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与售后服务以及文化创意全环节成为整体。在政府推动下,城市文化创意与经济产业间基于数字系统灵活双向“互联”形成对接共振,推动了城市文化、知识生产和创意内容的产品转化。创意文化在城市更新中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更为整体、明显和直接。此外,政府、商业和各类社会文化组织还合力征用全球创意主体间的实时“互通”助力城市更新。数字平台实时“互联”的运作可以将分散于全球的多元文化生产实践按城市当下。经济目的,在虚实杂糅中创造新的连接,催生新的创意。政府协同流量平台,以自身价值叙事,在全球范围瞬间连接虚实双重空间的文化创意生产者或异质文化载体,创造类似“甲亢哥中国游”等虚实共在的“媒介事件”。譬如,上海市委主办的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2026年春节以上海与马德里两座国际都市为坐标,向全球创作者发起AI 艺术共创征集。市民创意内容不仅在数字空间与全球见面,也通过平台在“马德里春节跑”线下街巷展示。与传统“将全球引入地方”的城市更新做法不同,城市政府、平台和商业企业合作主导的数字“互联”更凸显虚实交融中人与AI等非人创作者的协作; 全球细分文化群体间更精准、对称、复杂的配对碰撞; 更即兴“真实”的实时连线,乃至更直接地在本地文化、生活方式和本地商品间建立关联。将数字“互联”展开与表1比照,可以看出数字系统为城市更新带来的新可能。全球跨领域实时互联的媒介运作使宏观政策、顶层设计和城市特有价值叙事在城市更新中实际发挥的“搭建支持”作用越发明显。如何通过制度设计,鼓励政府机构、经济企业、社会组织与市民个人之间发生更直接、更多即兴瞬时的“公私合作”; 如何在城市本地与全球的经济文化系统间创设更多随时可沟通、可连接的数字“接口”(包括技术文化标准); 如何通过数字版权制度,数据市场和数字产品研发机制的建设,激励和支持本地市民参与全球文化创意生产及市场转化; 如何利用数字化双向“互联”更有效地将来自全球的景观、商品、人才和创意文化无缝地融入本地市民的日常; 如何在经济发展目标与市民个体创意的生成表达和市场转化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交叉都为数字城市更新带来了新的意涵和动力。
(二)经济与基建耦合中的数字“集聚”
数字系统还通过“集聚”的媒介运作,改变了城市更新中经济与基建的关联。首先,数字基础设施“端口聚合”能力为城市在更新中优化商业服务提供了新可能。与之前“城市更新”聚焦商业建筑、交通货运等公用设施改造不同,政府主导、公私共建的数字基建往往通过“一网通办”或“城市大脑”等方式,将原有公共管理和商业服务体系中不同职能分工条线,公共服务端口的运行聚集到同一界面。“端口聚合”是数字城市更新中,勾连数字基础设施与经济产业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促进城市商业服务功能完善,加速数据跨域流动最重要的举措。例如,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就包含了人社业务自助经办平台、员工就业与参保登记、开办企业“一窗通”、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养老金查询等大量商业公共服务的“统一”入口。通过将跨省服务、企业法人办税、营业执照、补助申领等商业服务集中于一个端口,针对企业需求设立“高效办成一件事”“开店一件事”等聚合界面,上海市政府借助数字系统打破行政条线分割。上海市“一件事”全流程闭环推进机制目前已推出71 个市级重点“一件事”,平均“减环节、减时间、减材料、减跑动”50%以上,累计办件超2850万件。政府与技术企业合作,基于“端口聚合”展开“城市更新”,促进了城市商业服务的完善和优化。数字集聚还包括以“屏幕集聚”打通虚实,推动城市更新的做法。城市整合“一网通办”和“孪生城市”等虚仿或增强现实的数字基础设施,关联虚拟影像和多层面多模态地理数据聚合系统。在多样化人群流动、商品贸易和各种虚拟影像、地理数据集间实现了跨越虚实的“集聚”,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和治理效能。譬如,上海嘉定区北管村作为“一网统管”平台试点,利用“孪生城市”系统对区域内新建房屋、沿街商铺、文化设施、生态公园等区域的设施进行扫描式孪生建模。通过街区一体化平台,延伸区域内公安、卫健、水务、绿化等部门的动态数据资源,在“孪生城市”数字底图上不断叠加本地人口流动、监控视频、重点点位等图层实时数据,实现了各类影像数据在中控大屏的集成汇聚。城区垃圾处理、水资源管理、绿化养护、公共卫生健康和公共安全等各方面都依靠孪生城市在数字屏幕“聚集”得到自动实时的监控、处理与反馈。同时,屏幕和端口的数字“集聚”还为新形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集群出现创造了条件。《上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提升发展行动方案》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视为城市“微更新”改造生力军。上海市提出建设“虚实融合、以虚促实、以实带虚”的新兴创意园区形态,递延了创意园区市场化运行中的公共服务。屏幕或端口聚集显著提升了公共服务效率,创造出创意经济的规模效应。但数字“集聚”中心化趋向,也给城市沟通系统的鲁棒性带来潜在问题。政府协同高新技术企业还通过“技术(物)集聚”,在城市公共空间营建新技术或文化历史遗产“朝觐地”,构成城市更新中新的“外来”景观(或技术奇观)。数字平台形成的“技术(物)集聚”既可将最新的智能技术(物或过程)汇聚,形成在时间模态上指向未来主义的城市技术景观。譬如,近期在上海市浦东区世博园区上演的META THINKER“人机共生”展一时聚集超过20台智能机器人组成方阵,营造出未来感十足的“实景未来之城”景观。其中智元与迪卡侬等企业联合举办的“运动专场”中,机器人与教练搭档教授市民跳桑巴舞,让市民卷入与机器人的交互。EXROBOTS机器人EX-小柒仿生机器人具备语言交互系统,也让观众与“未来人类”对话,直观感受仿生技术的力量。新“技术(物)集聚”构成的外来景观为市民提供了培养与新技术交互技能演习机会。但新的“技术(物)集聚”常由政府和企业联合发起,“技术飞地”与本地文脉和历史疏离,构成数字科技的景观化趋向。同时,通过平台或虚仿技术,政府还能将城市历史文化遗迹和集体记忆留存数字化,将其作为“技术(物)集聚”。例如,上海市虹口区的数字化City Walk项目,游客用手机便能在行走中穿梭古今虚实,通过数字手段集中重现本地传统的商业和演艺空间。与新技术的集聚景观不同,指向过去的“技术(物)集聚”形成虚实镶嵌的“怀旧景观”,为城市更新中本地文化遗产的激活与保护创造了新可能。将表1与勾连基础设施和经济的“集聚”运作对照,也可为城市更新打开新的可能。政府可与高新技术企业协作,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物理设施投入和数字城市沟通政策法律体系构建),创造更多一站式公共服务的端口聚集,升级城市现代商业功能; 利用交互屏幕、数据端口或技术物的媒介化集聚运作,城市也能创造出物理意义之外新形式的规模效应,提升城市生活的宜居趣味,吸引全球的商业与创意人才。其中,尤其是通过数字“集聚”营造具有本地文化历史特色,凸显“海派”全球顶尖智能城市的都市审美和本地(交互)体验,成为城市更新中利用数字基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经济、基建与本地文化的全面“卷入”
数媒“互联”与“集聚”的力量为政府自上而下在全球尺度上关联经济、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新的可能。但城市更新的可持续发展仍取决于经济产业系统、本地社群文化、全球创意文化与基础设施建设间能否建立多重有机关联。数字媒介通过社区参与或审美体验营造对本地居民形成的数字“卷入”成了在“连接”和“集聚”之外,解决数字时代城市地方意义“空心化”景观化、街区士绅化、经济社会极化等问题的关键。依托数字平台“卷入”公众参与城市更新过程是在经济、基建和本地动员间创建联系的主要方式。大规模公共参与本就是数字平台赖以存续的条件。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和公有制经济通过“以工代赈”动员本地社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异曲同工,数字城市更新从基础设施的设计规划、建设实施到最后各类数据资源的分配过程都可更深度卷入本地居民“众筹”式参与。数字系统可用强迫、劝说或吸引等不同强度,令本地居民全过程参与城市更新的设计与实施。其中,“强迫”指数字系统迫使本地居民必须参与某项城市更新项目的集体决策、方案选择或实施,“劝说”突出数字化奖惩机制对个人理性评估和行为选择所起的作用,“吸引”指向个人对数字化感官享受的主动追求。本地群体参与“城市更新”交流反馈过程带来的数据流成为喂养算法系统,驱动平台功能优化的资源。譬如,上海街头的口袋公园建设是贯彻“人民城市”理念,推进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微更新”重要举措。2025年底上海市纳入城乡公园名录的口袋公园有407座。在基础设施建设数量增长的同时,口袋公园建设如何体现本地“特色”和社区“文化”成了城建部门的关切。2025年上海市政府举办上海市口袋公园青年设计大赛。比赛过程利用二维码技术、政府微信公号矩阵等数字系统,打破线上创意征集和线下实地踏勘间的界限,打通政府专业规划团队和普通市民参与的边界。职能部门用数字平台为市民提供了关于本地现有口袋公园绿地的基本数据和勘察资料。市民阅读材料后参与共创。市民集体智慧产生的口袋公园设计方案随后在官方数字平台进行公开展示,激发本地市民、基层政府和专业人士互动。本地居民依托数字平台,在政府设置框架中,自下而上“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微更新”举措,使其获得了“主人翁”的认同,增强地方归属感,提升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数媒还通过营造包容公正、扎根本地社群的都市审美和交互体验,在城市更新中卷入社区。上海市在“15分钟生活圈”微更新项目中,依托数字媒介创建大量本地特有的交互审美体验。例如,上海市万里街道入选2023版《上海手册: 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评审专家发现万里街道无论居民还是外卖、快递小哥都表现出强烈的地方归属。社区公共服务参与平台、智能社区食堂、智慧跑道、智慧座椅都通过增强居民与社区的交互,精准针对本地居民需求做出定制反馈,强化了社区与居民的情感连接。万里社区公园的一百把座椅上新增叶片形状的扶手,每片叶上都有一本书籍名称、一个二维码,这是“万里·一座一书”项目。社区邀请作家赵丽宏推荐100本中外文学好书,居民在园中休憩时可扫码聆听书籍介绍,获得本地特有数字交互体验。此外,“万里观光”灯光艺术季也已连续举办多年。灯光艺术季秉承“从社区里生长出来,共创、共享、共生与共鸣的公共艺术”理念。在万里街角公园、转角绿地等公共空间放置由艺术家、AI智能与本地社区居民共创的作品。与此相应,3D交互大屏,XR扩展现实、数字光影,实时渲染、AI生成、智能感应和互动文物展示等数字基础设施也改变了都市审美,实现了个人与本地基础设施更多样的交互体验。上海市徐汇区滨江的智慧公园项目中,裸眼3D技术被用于打造互动式公共艺术装置。滨江智慧步道通过AI 算法,向市民推送定制运动处方(如高血压患者推荐配速5.8km/h),虚拟教练通过AR投影纠正市民跑姿,步道排行榜联动周边社区社交媒体,线上挑战赛支持万人同图竞速等城市与本地居民新的交互,构成市民与地方间更具体切实的关联。与之类似,上海市虹口区云舫小区建设三维数字孪生底座。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定位试点区域内失能独居老人,上门安装物联感知设备。通过智能门磁、烟感、水管家等设备守护老人安全。区域内还接入19类1000多个物联感知设备,丰富了安全隐患的发现渠道。综上并参照表1,数字媒介在城市搅动运作过程中,涌现出大量全面卷入经济产业文化创意和本地社群的新潜能,为解决城市更新过程中出现的街区士绅化和城市“空心化”等问题开辟出新的路径。具体而言,政府和技术平台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重新动员本地市民穿梭线上线下,积极参与数字城市更新规划从制订到实施的全过程。本地市民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共建与数据资源共享,为增强城市更新对本地的卷入创造了条件。数字平台的沟通力量强化并激活了本地社群中人与人、人与地方之间的凝聚和认同。大量在政府或商业平台框架内自下而上、自发生成的本地社群,新的集体身份和社群凝聚力被创造出来。此外,数字时代“海派文化”越来越多采取了个人的叙事。各种数字“众筹”形式为发挥本地居民的个体创造和表达能力提供了“舞台”,极大盘活了本地既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包括建筑、风俗、特产、传统节日和集体记忆等),增强了城市更新的生命力。最后,借助数字系统位置敏感、人机交互、实时数据驱动和虚实混杂等特征,数字系统在城市审美、创意产业、体验经济和本地社群共创间达成了有机的均衡转换机制。依托数字媒介系统在经济、文化和本地社群等城市子系统之间更全面实时的互联、集聚和卷入生成,或能为数字时代解决城市景观化、空心化、士绅化等状况开辟出路,令“城市更新”中诗意浪漫与市场起伏间“碰撞共鸣”。数媒融入“卷动”城市全面更新的动态,构成了中国式智能城市对人类文明在当下的贡献。
(参考文献从略)
作者简介:潘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版权声明] 本文章发表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6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 潘霁。媒介城市更新:卷入经济、基建与社群的力量,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