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互联网是二十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技术发明之一。中国互联网三十年发展对于传播研究的启示可概括为：发现媒介。本文以“连接”“计算”“生成”为关键词，阐发了互联网逻辑与思维对于传播研究重塑媒介意涵的可能与价值，并提出在计算机网络时代基于本土化经验，创建中国媒介学。
关键词：互联网；连接；计算；生成；媒介化；中国媒介学
何为互联网？“某个程度上，它是毛泽东主义战略在电子领域的对等物，在广大的领域中分布游击力量，利用容易变通和对地域的熟悉来对抗敌人的力量。”这是提出“网络社会”的著名学者卡斯特在他皇皇巨著“信息时代三部曲”总导言中关于互联网的描绘，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颇为生动。从中可以捕捉互联网的一些特点：离散节点构成的网状系统，区别于中心化网络；变动不居的组合方式，区别于稳定静态的结构；扎根地方经验的大范围连接，区别于全国（全球）—地方的两元对立。互联网可说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最具震撼性的技术发明，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更是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动能。正如历史上众多新技术出现时一样，互联网也遭遇了“技术决定论”的纷争。卡斯特在论述网络社会的崛起时首先回应了这个问题，“技术决定论的困境可能在于问错了问题，因为技术就是社会，而且若无技术工具，社会也无法被了解或再现。”“技术并未决定社会，而是技术具体化了社会；社会也并未决定技术发明，而是社会利用技术。”从卡斯特的这个视野出发，互联网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既相似又迥然不同的状态。实践如此，理论研究亦如是。技术与社会之互嵌关系，是讨论互联网对于中国传播研究影响之首要前提。
中国互联网三十年发展，深刻改变了从社会机制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早期的“+互联网”到近十年来的“互联网+”，折射出互联网与中国社会不断融合的历程。概而言之，互联网从工具转变为一种社会基础设施，全面渗透到各个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崛起的一个伴随现象，是计算机技术的新发展，“从分散化、孤立的微电脑与大型电脑，到经由相互联接的信息处理设备（具有多种格式）来普遍利用电脑运算能力。电脑的运算能力分散在以使用共同互联网协定的网络服务器为核心的沟通网络里。”卡斯特观察到，虽然“这种新技术还在形塑，使用者已经通过遍布生活与活动一切领域里各式各样单一用途、专门化的设备来接触网络，包括家里、工作地点、购物和娱乐场所、交通工具，以及最终无所不在的设备”。卡斯特20世纪90年代写下的这些话，仿佛是移动互联网的预言，已超乎预期地实现在当前中国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互联网与计算机两大技术的汇合，展现出惊人的社会影响，人们对新技术的认识逐渐地跳脱器具层面。对此克莱默尔总结道，“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在对于计算机的解读中，一种视角的转换为计算机开辟了道路，计算机不再总是被当作增强智能的器具才让人感兴趣，而是更多地被解释为交往的传媒”。被称为互联网之父的利克莱德“首创了互联网背后两个最重要的概念：一是能从任何地方接收和发送信息的分布式网络，二是能够辅助人机实时互动的界面。”计算机的交往视角与互联网的连接思维在现实层面实现了高度融合，迸发出巨大动能，也在学术领域掀起阵阵狂飙。对于传播研究的启示，本文概括为“发现媒介”。
自现代报刊诞生以来，大众媒介的威力展露无遗，巅峰时刻的电视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第二次全球化浪潮的重要动因与表征。机构媒体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渗透进大众的日常生活。既如此，何来“发现”媒介？大众媒介的垄断使得人们忽略了一个现象，尽管现代社会提及媒介常常指向专业机构媒体，但事实上媒介意涵及其概念已出现了几千年，与之相关的社会实践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无法局限于机构媒体。传播学建制于大众媒介的运作场域，在既有传播学研究视域中，媒介等同于大众媒介就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局面。互联网的出现，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从底层逻辑冲击了中心化传播的格局。一方面，大众媒介丧失了垄断地位，力量范围不断缩减；另一方面，新媒体不断壮大，不但逐渐取代了大众媒介的传统功能，更进一步超越狭义传播的范围，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中，尤其重要的是，开启了个体作为网络传播主体的进程。互联网激发的崭新社会实践，迫使多学科研究者聚焦新媒体敞开的传播新面向，大众传播学框架中的媒介意涵，必得被打破，媒介正在重塑，其动能史无前例地迸发出来，对于这种动能的开掘，即是对于媒介的再发现。中国互联网三十年对于传播研究的激发，可视为“发现媒介”的一次奇幻之旅。
大众传播学并非不涉及媒介，它赋予媒介的核心意涵是，作为载体、渠道、平台等等，承载信息在全社会的流动，由此成为一种专业化社会组织，发挥由传递信息生发开来的诸如新闻、舆论、娱乐、商业等等功能。这种媒介意涵具有特定时空的鲜明特色，是关于现代性社会之总体化理论的产物。在社会转向一种新形态时，人们回望历史仿佛突然发现，大众媒介不过是人类交往历史长河中的偶然和例外。依照米歇尔、汉森的分析，理解媒介有两种视角，“有一种概念将媒介理解为一种生活环境，另一种概念将媒介理解为一个狭隘的技术实体或系统。这两个概念极为不同，明白这一点极为重要。”大众传播学的媒介观无疑属于后一种。如此便遮蔽了“媒介首先指明了人类的一种本体论境况，即建构性的外化行为和发明创造。”简而言之，传播学的媒介意涵，缺失对于大尺度时空中媒介调节人类境况之抽象机制的关注。因此互联网激发的媒介再发现，并非是原有媒介功能的增强，而是敞开理解媒介的多元视角，特别是非器具的、存在论层面的视角。
依照上述思路，本文以三个关键词“连接”“计算”“生成”来展现传播研究发现媒介之历程，关键词选择基于如下理由：能够体现互联网、计算机的关键特点及其发展进程；与媒介抽象机制的意涵直接相关；适当观照中国互联网实践及其相关研究。中国互联网三十年发展及其对传播研究的启示，是极其宏大、重要、复杂之议题，以三个关键词概而言之，意欲从一个微小切口，折射中国传播研究近年来的发展脉络。
一、连接
“连接一切”，是马化腾在2014年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的腾讯发展之核心理念。在2015年第二届互联网大会上，他在“连接，创造新的可能”为题的主题演讲中，阐述了腾讯互联网+计划。与此类似地，被IT产业所称道的苹果生态也是以硬件、软件紧密相连、全家桶产品互联互通作为目标，充分呈现了产品生态的连接性。这些实践表明，对于互联网特征的认知，连接，当是普通大众、专业技术人员、多学科研究者共识度最高的一个词汇。仅从字面意义上，互联网（internet）就呈现出连接的基本含义。但连接是所有网络的核心涵义，而网络远早于互联网的出现，那么对于互联网而言，连接又有何特殊性呢？把握这种特殊性是发现媒介的关键。
谈及互联网的网络特征，人们常常会使用一个概念，“去中心化”，这不仅局限于网络结构的讨论，甚至成为社会文化意义上“反对中心的战争”，揭示了“网络具有去等级、破坏、溶解各式僵化结构的潜能。”这个思想“假定了网络与权威之间是一种敌对关系，网络是唯一可能对根深蒂固、壁垒森严的权力中心构成威胁的组织形式。”此种观点确实触及了网络的某些特征，但对于去中心化，以及网络中权力运作的理解尚待深入挖掘。20世纪60年代开始，互联网的网络特点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凸显。巴兰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网络，中心化、去中心化、分布式。分布式网络与去中心化网络并不相同，它的特点是：节点之间相等、双向连接、重复度高、内部普遍缺乏等级，加洛韦因此说，虽然巴兰没有发明自动化通信网络，但确是协议系统（即互联网）之父。简而言之，互联网是将分布在地理空间不同位置的计算机作为信息传输节点，以共同协议的方式连接到网络中，构成信息自由、多向、动态地流动其中的网络。从中心化网络转向去中心化网络、分布式网络，正是互联网发展的历程。
连接，在互联网中呈现出史无前例的特点。其一，节点的多样化。在互联网诞生早期，人们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比如发送电子邮件、浏览网页、建立虚拟社区、发表意见等，实现了远距离、大范围、个体间的社会交往。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技术的推进，网络节点拓展至物品、身体、位置、空间、机构等，世间万物甚至是想象物都可能被网络吸纳为节点。如卡斯特所描绘的，“什么是节点根据我们所谈的具体网络种类而定……在贯穿世界经济、社会与国家的毒品交易网络中，节点是古柯田、罂粟田、地下实验室、秘密着陆的简易机场跑道、街头帮派，以及洗钱的金融机构。”这打破了传播学研究中将媒介连接主要落实在人的层面之预设，极大地拓展了媒介连接的范围。近年来媒介研究的热点如身体理论、空间理论、物质性理论、平台理论等等，都与此有关。近期最大关注点，则是人工智能的浮现，与之前不同的是，它是具有准主体性的新型节点。其二，方式趋向复杂。在传统传播学研究中，由于关注点是人类之间的连接，因此媒介连接方式被主要理解为信息作用于意识对个体态度、行为的影响，量化研究重点亦是测量信息与人类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当节点扩展至非人领域时，必然打破信息诉诸意识和行为的范畴，媒介开辟出绕过人类大脑和行为的新型连接方式。如超文本、超链接，建立了文本之间的连接，这个看似简单的计算机技术发明，带来的影响却是重大而深远的。文本交互与转换，打破了单一文本叙事的线性逻辑；不同类型的文本连接，更是实施了文本蕴含的不同文化传统的交互。这也促发了媒介研究关注“技术无意识”层面的交互与转换。
互联网创造的新型连接，打破了传播学框定的人、媒介、社会的既有关系。媒介连接性越来越多地呈现为基础性、动态化、广泛渗透的特征。以数字技术与城市的关系为例，在智慧城市为标志的早期阶段，强调的是技术层面的连接，即人人可以方便、及时地接入网络分享信息。随着数字网络与城市的嵌套交转日益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尽管城市生活中个体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非常重要，但更底层的连接是在社会网络系统层面展开的。城市是交流系统，是一种媒介。城市是由形形色色的网络交织构成、运作的。移动互联网实现了多种网络系统的连接，涉及地理网络、信息网络、交往网络、意义网络等等。当前中国大众习以为常的城市日常生活，已经集中地呈现出社会网络多重复杂交互。如外卖、通勤、购物、微信聊天、网红打卡等日常生活实践，手机上的一个图形界面被点击时，瞬间就启动了数个网络的连接、交互。从这个视角看，数字城市治理关键点是聚焦某个特定目标，实现不同城市网络系统的连接。这使得媒介研究不再仅限于信息直接作用人类大脑的影响，而是在更加广阔、丰富的社会层面考察媒介如何建立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不断拓展媒介研究的问题域，重思传统观点，提出新问题。
以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媒介与权力之关系为例，互联网的新型连接也改变了权力运作的方式。拉什承接贝尔、卡斯特等关于信息社会的分析指出，信息的主要性质是流动、拔根、空间压缩、时间压缩、实时关系。信息权力的非论说性、无合法性、前意识的性质，就这个意义来讲，福柯的作品或许不再像它以前那样能够掌握社会世界了。权力曾经大体上是论说性的，而今却大体上是信息性的。因此，不平等关系逐渐地从剥削转变为排除。“在信息秩序里，不平等倾向于愈来愈少以在某个企业或工厂中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生产关系来界定——这是在工业秩序中不平等的范式。在信息秩序里，核心是排除而非剥削。”造成这个权力新型运作方式的重要原因是，互联网编织了一个全球信息秩序，权力的最极端形态是将被压迫者排除在网络之外。拉什关于信息社会权力运作的分析给予媒介研究的启示是，必须从互联网运作的内在技术逻辑出发，重新思考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不能依赖传播学既有的分析框架，将数字技术的新经验套进旧范式中。
综上，计算机网络拓展了传统网络连接的节点及方式，催生了不同类型的社群，展现了中国走向世界的社会新图景。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人与非人之间的连接提升至前所未有之高度，媒介动能爆发式跃升。
二、计算
被誉为当代计算机先驱的伯爵夫人埃达这样理解计算机操作：“我们所说的‘操作’指的是任何改变两个或两个以上事务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这种关系可以是任何类型的。”计算机领域的后来者认为，“这种远见成为数字时代的核心概念：任何内容、数据或者信息（音乐、文本、图像、数量、符号、声音、视频）都可以采用数字形式来表达，并由机器进行处理。”互联网与其它网络的根本性不同，是以数字计算作为打通世间万物的技术基础。计算机以数字计算替代模拟计算，使得互联网连接的范畴不断扩大，媒介意涵展现出全新面向。施乐公司首席科学家维瑟提出普适计算的概念，比较了普适性和虚拟性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别。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的虚拟媒介环境的建立主要基于一个模型，即“将世界容纳进一个媒介”；相反，普适计算融合了不同的自然物体、人工产品和社会环境的多重媒介界面，进而实现了“世界作为一种媒介”的构想。
以数字夷平一切的实践及观念并非从互联网开始，货币就是这种历史性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齐美尔认为货币的计算理念与大都市理性精神具有内在契合性，“货币经济与知性的统治处于最为紧密的关系之中。它们在待人接物方面共有一种纯粹就事论事的态度，这种态度常常把形式上的公正与一种冷酷无情的僵硬结合在一起。纯粹知性主义的人对于一切个人化的东西漠不关心，因为从中发展出来的关系和反应不能由纯粹的理性手段得到充分地理解——正如事件中的独特因素从不纳入金钱原则。金钱只关心为一切所共有的东西，那就是交换价值，它把所有性质和个性化约在一个纯粹的数量层面。”金钱“掏空了事物的内核，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价值和它们的独一无二、无与伦比，而且再也无法恢复。”齐美尔关于货币的思想启发了帕克等学者，开掘诸如报纸等现代媒介的价值，他捕捉到了现代货币的媒介性，通过将事物进行统一编码，将其纳入一个系统中，以实施现代性社会中市场经济大范围的连接。这种基于数字的计算术之夷平过程，造成了复杂的社会文化心理后果，亦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议。对于现代货币的批判，最具代表性的是对货币将人与物等量齐观、掏空人性的揭露。针对当前互联网依赖的计算机数字计算，这种批判的着眼点是，计算机技术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数据化的机制，与货币有本质的类似。这种基于人文主义立场的批判看到了计算机数字计算与货币计算术的共同性，却忽略了二进制计算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或可用一句话概括，技术无意识。这个面向开启了媒介研究的新路径。
所谓技术无意识是指，计算机技术的根本特点是它对于万物数据化的编码处理，超出了人类感知的范围。简单说来，二进制数字技术与历史上一般计算术之差异在于，它建立了一套用于计算机理解、处理的语言系统，把万物都纳入到计算机系统中展开运作，如此不但使得机器的计算能力超越人类的水平，更进一步，创造了类人的自动化系统，甚至演化为人工智能。作为媒介的计算机开启了调节人类经验的新模式。“第一种程序是传统感官调节，它调节的是人类经验本身（其内容是那个经验）；第二个程序是技术条件的调节，它使人类经验变得可能——也就是隐藏于当今世界真实经验之下的‘先验的技术’。”在第二种模式中，“媒介的技术基础设施不再与其表面特征具有同源性”，“这就意味着用技术手段记录声音表示的是对系统保持真实，而不是对人类感官理解保持真实。”技术无意识从一个侧面颠覆了大众媒介既有的研究路径。传播学的主要预设基于第一种模式——人类感官调节，关注大众媒介传播的信息诉诸个体感官影响行为的因果（相关）关系。技术无意识突破了这一框架，将媒介研究从传统的感官调节，延展到技术调节。这意味着传播学要将媒介的第二种调节模式纳入自身的研究视域。
技术无意识，指向计算机软件的运行，这是“不能用五种感官领悟的。事实上，我们不能看见、尝味、叩击、嗅闻或听见软件。”软件的这种特点，被视为“隐形的可见性”。即，计算机网络的运行是隐形的，但其现实影响却是可见的。代码是计算机处理的特型语言，它具有“可执行”的特征。“不能说，软件的主要功能是和写作或电影相同的记录功能。可以说，软件的主要功能是让世界上的事情发生。”著名新媒体研究者马诺维奇说，当今的社会是软件挂帅，媒介研究应该转向软件研究，因为“软件代码是我们当下的文明和文化以及当代经济的首要引擎。”软件代码新媒体浮现，推动互联网进展到Web2.0，网络提供的多对多连接，引发了数字内容的爆发式增长，这使得“计算机媒介的功能的中心从储存转移到了生产，从记录个人经历转移到了生成集体在场以及连接本身。”汉森因此说，“Web2.0与其说调节的是用户上传的内容，还不如说是连接本身。”“这里调节的东西是大规模、多对多连接的技术能力。”“这是媒介在计算机网络时代的新使命”。由此，软件及其带动的系统运作，成为最重要的新媒体实践进入媒介研究领域。
鉴于计算机网络“不再主要对准人的感官经验层面，不再主要在人的感官经验层面上进行操作。”媒介研究的着力点转移为：对于技术超越人类感官之运作机制的发掘。当前最为显著的趋势是，在跨学科的视野中揭示数字技术的逻辑，理解不断涌现的技术如何与社会文化交织，迸发出新动能。以Apple Vision Pro为例，这是近两年来继ChatGPT之后被认为媲美iPhone的新型技术，苹果公司将其命名为空间计算，它通过3D视频拍摄、呈现、传输等空间感知技术，首次实现虚实空间的融合，在数字计算方面实现了一次跳跃，推进了空间重构的进程。PC互联网时期，空间计算主要体现为虚拟空间的营造，一个与实体空间平行的虚拟世界出现了；智能手机终端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实现了随时随地的转换；Apple Vision Pro创造的空间计算，则是在移动互联网之后的巨大跃升，在这之前，虚实空间的交织是经由即时转换实现的，Apple Vision Pro首次通过视频技术的突破，虚实空间直接融合在一起。伴随着计算机网络的空间重构，传播研究开始突破虚拟符号表征系统，关注非表征实践的重要意义，尤其重视实体与虚拟多重方式的互渗、交叠。
综上，基于数字语言的人类计算术经历了千年发展历程。当前，在计算机网络数字计算模式中进展到普适计算、空间计算阶段，以崭新维度呈现了技术与社会互嵌的无限可能。
三、生成
近期，比尔·盖茨发博文称，个人AI代理将彻底改变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方式，计算机领域将在五年内颠覆，迈向下一个互联网。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任何上网的人都将能够拥有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个人助手，远远超越今天的技术水平。这些代理将能够帮助几乎任何活动和生活领域。这对软件业和社会的影响将是深远的。”个人AI代理的开发，显示出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推进——生成性媒介的崛起。2022年底ChatGPT的破圈，展现了迄今为止最具生成性的人工智能。从ChatGPT到GPT's的飞速发展，直至Sora的横空出世，大众普遍领会了何为生成性，深刻感受到不断逼近的人工智能的类人准主体性。
媒介的生成性并非从互联网开始，它在多重视野中的发展历程，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种面向。其一，处理信息的能力。基特勒承接芒福德将城市类比并等同于计算机（也就是媒介）的思想，但是他认为，“这个类比及其确切的要点仅仅涉及记录和传输信息两项功能，而且屈从于网络交汇的历时性。缺少了第三项基础性功能——信息处理（因为那将推翻芒福德的人本主义价值判断）。”“媒介能记录、传输和处理数据——这是它最基本的定义。”所谓生成性，是认为媒介具备处理信息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作为信息的容器和流通渠道。基特勒之所以说这和人本主义价值相左，是因为这意味着媒介有与人类似的创造力，并非仅是附属于人类的工具和手段。其二，自创生的能力。这主要是从系统论出发，将技术系统、社会系统与有机体类比，认为无机系统在与人类的交互中也有自我复制的能力。瓦雷拉创造了自创生概念，但是他将这个概念留给生物学领域，社会系统、技术机器、晶体体系被排除在外。加塔利借鉴了考古学家古朗的技术观点，“技术对象在其所属的技术集合之外什么都不是”，认为“技术机器表面上属于‘它生产’，然而，当我们在他们与人类所构成的机器性装配的背景下来考虑它们时，它们实际上变成了‘自创生’，而机器界是与生物界重合的。”这个观点强调技术作为在自然与人类之间插入的一种创造性中介，其调节作用具有创生的能力。其三，次生主体性。上述两种类型的媒介生成性都是在一般意义上展开的，即所有媒介都具有的普遍意涵。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媒介的生成性飞速跃升至主体性层面。概而言之，人工智能媒介生成了堪与人类比肩的新主体、新物种。当然前两种一般意义上的媒介生成性，也涉及了主体性问题，因此基特勒才会认为威胁了人本主义的价值观，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主体性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生成性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领域关注的焦点。
从媒介视角出发，人工智能的生成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展现出接近人类的通用性智能，可以协助人类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迫使媒介研究不但要突破工具论，更须在人－机共生的框架中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不断地与个体紧密结合，媒介意涵从大众媒介的专业机构、计算机互联网的平台，延伸到智能互联网的个体媒介，即盖茨所谓的个体 AI代理开启的下一代互联网中的智能体。这使得媒介研究更多地在个体存在、人与技术协作的生成性主体层面理解媒介意涵。智能互联网时代的媒介正在触达自我构成与人类存在之终极问题。
关于媒介生成性，齐泽克在阐发德勒兹自创生系统时提出了颇具启发性的思想。在面对“在一个物质相互依赖的因果网络中，一个自由的行为何以可能”的问题时，齐泽克指出，连接内在性和外在性的关系空间就是自由的空间，“是反思性关系的空间，是关系到关系的关系空间——它是超越因果关系的线性网络的多余，是主体与其产生条件和原因紧密相关的方式。”如此，突破了因果关系决定论，阐发了媒介对于自由行为的关键性作用。关于有机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齐泽克强调，“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一个有机体和它的生存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和联系，而恰恰在于相反：这个独特的自我同一的有机体如何从它的生存环境中浮现出来”。在关于主体形成中基因V.S环境（以及生物V.S文化影响，自然V.S教育）各自作用的争论中，齐泽克认为“错失了一个关键性的维度，即既联系又区分两者的界面维度”。“只有当‘膜’，这个划定内在和外在的表面——它并不只是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消极中介——开始作为它们之间的主动的中介者发挥作用的时候，‘主体’才会出现。”由此，媒介的生成式意涵得到突出表达。自我如何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从环境中浮现出来，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界面”，这个中介在区隔内在和外在时，发挥了媒介动能。主体就发生在界面中，本文称之为“界面自我”，媒介生成了自我。由此媒介意涵提升至主体构成的视域中。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展现出强烈的不断趋向个体化的特点，这迫使媒介研究不断跨越机构、平台等集约型的观察视域。媒介个体化趋势与计算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直接有关。如个人电脑的普及，是去中心化乃至分布式网络理念得以充分实现的一个关键点。黑客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费尔森施泰因提出影响深远的一种思想：言论自由运动是要破除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障碍，让联系和社群在不依靠权力机构的前提下得以形成。创建新型通信网络是从大型机构手中夺取权力的最佳途径，因此计算机应该属于个人。建基于个人电脑基础上的互联网，尤其是 web3.0 的发展，重启了被大众媒介熔断的媒介对话性，以个体为节点的分布式网络开始浮现，促发了社会结构和关系的巨变。个人AI代理的爆发式增长，不仅仅是在加剧这个趋势，更是生成人－机共生的新主体。
综上，媒介的生成性从媒介的自动化生产信息的能力，逐渐发展到智能网络时代人与技术互嵌呈现出的主体性力量，展现了技术不断内化于人的进程。
四、结语
发现媒介，是传播研究视域的一次大转换：在大尺度时空中将媒介放置在整个人类文明、学术思潮、社会实践的进程中，重思媒介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意义。由此，传播研究以新的方式融入跨学科的整体学术脉络中。延森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是这种创造性思路的一种体现。他提出当在哲学层面而不仅是技术形态或者大众媒介行业层面理解这个现象。延森梳理了哲学历史上的一系列转向，如从前现代的本体论（追问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到现代的认识论（世界上哪些是可知）的转向。延森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是语言学转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变化过程体现了哲学研究从知识的客体转向作为知识的前提条件的主体，进而转向有可能衔接起哲学方程式主客体两端的形式载体的过程。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哲学逐步意识到了语言与其他交流的方式不仅是接触世界的具体切入点和观点的载体，也是主体间性的必要条件。20世纪的媒介与传播研究也加入了这一转向之中，朝向信息与传播的形式载体方向发展，这诚如我们所见到的诸如控制论和符号学等学科传统。”延森这里所突出的“形式载体”，即是媒介本身。他承接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的意义“存在于使用之中”的思想，认为当前哲学正在经历一次新的转向，“从语言作为一种表征的媒介，转向语言作为一种交往的载体”，这次最新转向可概括为“交流的转向”。交流正在成为构成世界的基础性要素。“媒介构成了经验与理解的基本结构和准超验标准……媒介再也不能被视为中立、透明，或被视为它所传播的信息的附属品、补充物而被打发掉”，“在今天的学术气候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将媒介称为人文学科和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中心话题”。对于传播研究创新而言，延森这种在大尺度范围内检视研究视域的思路是至关重要的。发现媒介，既关涉传播研究之前置预设的转变，也呈现为开拓新思路的后续影响。如果说发现媒介敞开了媒介研究的多个面向，不断释放出传播研究的创新活力，那么反思、重置既有传播学之预设，则是撬动既有模式实现范式转移最重要的基点。
2013年欧盟委员会通信网络、内容和技术总司发布《在线生活宣言》，这是一个欧洲学者小组的研究成果，组长牛津大学教授卢恰诺-弗洛里迪被视为信息哲学和信息伦理的创始人。报告提出了“在计算时代，成为人意味着什么”的严峻问题，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二元论已死，多元性万岁（取代二元论）”。遭遇并击碎重重固有预设，是发现媒介之旅的恒常主题，二元论则是众多预设中最为根本的一个。互联网创造的在线生活，使得占据人类思维主流几千年的二元论模式土崩瓦解。多元性的价值在于，高度警惕计算时代的二分法极端思维：建构离散的机器和可读的比特思维。对此，成为人意味着，牢记生活是连续的、多样的且被体验的，而不是被计算的。多元性思维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作为社会基础架构的计算决策系统，同任何智能系统一样，必定是有偏见的和可错的。成为人意味着，把这样的可错性接纳为极其脆弱的生活的核心。在对于计算机网络的考察中，《在线生活宣言》的观点在人文主义和技术主义之间找到了一个综合的思路，既突破人与技术对立的框架，又将人的存在价值与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的计算模式区别对待，以两者的综合来平衡当前人类在线生活的存在方式。这也呼应了本文开头提及的打破技术－社会二元对立模式的重要性。多元连接、转换，构成了媒介意涵的重要方面。
发现媒介之旅进展到当前，必得面临一个问题，媒介意涵究竟为何？大众媒介时代，媒介具有相当大的确定性，专业机构组织是承担者，传递信息及新闻、舆论、娱乐等是外在功能，信息内容对于受众行为和意识的塑造，是显而易见甚至可以用科学方法测量的社会影响力。计算机网络促发了思考媒介视角的转换，在脱离了经典传播学描绘媒介的基本框架后，媒介意涵成了一个缺乏确定性的问题。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从不同视角解释媒介，如米歇尔、汉森关于媒介性的调节说；另一方面，关于媒介的理解愈发混乱，几乎丧失了基本共识。德布雷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倡导建立一门新型学科“媒介学”，旨在回应在“上互联网比看编年史更容易”的当下，人类遭遇的与媒介有关的困境：“共享信息变得越来越容易，感受共同的历史却变得越来越困难；可移动的领域越来越大，而历史意识领域却越来越小；技术连结越来越强，象征性的联结却越来越弱。”德布雷将其概括为传播的危机，亦是人类文明危机的信号。在计算机网络飞速发展的当前，发现媒介并非是给予媒介意涵以确定性，而是要敞开媒介的多重面向以及媒介发展的多重可能。发现媒介，重点在于开掘并展示媒介作为一个视角，对于考察当前人类文明发展的独特价值。媒介视角正待不断发掘、丰富，究其根本，如德布雷援引斯蒂格勒的观点说，人因为具备利用技术的弥补能力，才具备人性。正是人类媒介化的存在方式，才构成了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当前中国计算机网络呈现出爆发性增长态势，互联网思维、互联网逻辑正在渗透至人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互联网与本土文化实践结合呈现出的普及性、丰富性、影响力，举世瞩目。对于中国传播研究来说，建立中国媒介学研究恰逢其时，呼之欲出。
作者简介：孙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4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孙玮。发现媒介：中国互联网发展与媒介意涵重塑，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