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 | 重构“谷登堡星汉”
我中心主任黄旦教授的《重构“谷登堡星汉”》。本文章发表于《现代出版》2020年第1期。
现有的出版，无论其含义还是运作，均来自机械印刷。印刷出版作为现代出版方式，颠覆了传统知识的生产环境，改变了已有的宗教、政治和社会，形成了新的文明。不同时期的“出版”，都内含一种技术尺度和比率，出版史就是不同类型“出版”的历史。我们应该以这样的眼光来思考数字时代出版的重构和创新。出版是来自日语的原语汉字借词。“出版”主要是“谷登堡星汉”（麦克卢汉之语）的产物，否则也不可能有《辞海》所谓的“复制”和“向公众发行”。印刷，恰是公共头脑的宏大的一体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动力。“阅读公众”必定诞生于印刷技术。“印刷书本的出现之所以曾经是我们文化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并不完全是因为那些以它为载体的内容（意识形态、消息、科学等），“而更多的是由于它透过其技术实质而实施的系统化之基础强制”。哈罗德·拉弗就建议用“印刷文化”来取代已有的“出版史”“书史”等各种不同叫法，“印刷文化”更能体现出版意涵的精神：这是一个通过印刷构建的“抽象世界”或意识；书籍生产与发行的产业关系；来自阅读与信息管理的社会关系的一套惯常做法；更广的交流学科当中的一个专业研究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称现代出版具备四个方面的标志：运用现代印刷技术；具有一定的规模；采取现代经营管理手段；出版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理想。除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再无“出版”，如果我们认同“出版”与谷登堡的活字印刷相关联的话。《巴黎圣母院》第五卷第一章中有一句话：“印刷术要消灭建筑艺术。”印刷术消灭的不只是“建筑”，还有手抄书行业。据说谷登堡时代的印刷所投资人约翰·塞斯特，曾携带着十来本印刷本《圣经》，到巴黎大学城去寻找运气，却被当地手抄书行会报警。这意味着书本（或者说出版）中隐伏着一种技术尺度，此种技术效应在持续无意识中产生更含蓄更具长效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构成这一个要消灭那一个的景象。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发明以及印刷术的传播，都决定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不同技术的先后更替既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也不可能是自然演化的。出版史的追溯要慎之又慎。如何看待历史，也就决定了如何看待现在——数字出版。
德布雷早就提醒，任何一个知识环境都围绕一个中央媒介构成，由于一个文化环境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思想家们最不了解的就是他们的思想环境。今天的我们思考出版，对此不能不有所警惕。
印刷术最大的力量是复制，使知识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而繁殖并扩散。传播媒介越是倾向于将社会中不同人的知识分开，该媒介就会支持越多的权威等级；传播媒介越是倾向于融合信息世界，媒介就会越鼓励平等的交往形式。数字时代所面临的，谷腾堡时代早就遭遇过。印刷术遭到人们反对的一个理由，就是抹平人与人的差异，使人人都成为有知识的人。两个效应随之发生：任何人不借助同样的技术力量，就不可能对文本产生足够的影响；印刷术使文本有一种封闭空间的感觉。印刷术的空间控制是对于语词的编排和固定，更是其扩散能力。扩散就是“控制”——既成为知识和思想的源泉，同时又规范了思考的对象和内容。出版从此与“公共性”发生了无法解脱的关联，“公共性”的范畴及其不断变化的作用模式也就成为书籍史研究的中心。印刷使文本固化、准确，使得出版有了汇集、交融知识以及推动新知识生成的优势。印刷文字中任何错误都无法修补，出版机构因此形成了运作的规则和要求。读者、作者的区别也因为出版而逐渐分明。所谓的“原创性”，尤其是“版权”问题，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谷登堡时代的出版，就相当于交通。出版就是以一定物质技术条件为基础的“知识汇集、分流、传输和周转”。温希普指出，书籍史的根本在于，将文献作为一种人类装置，作为孕育它是社会和文化力量母体的一部分。此种媒介学的视野，或许是今天思考出版所需要的。重构“星汉”，是麦克卢汉在《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中提出的。谷登堡让中世纪的信息和新知识迅速增多，新的信息方式使等级制度遂陷入了困境。新的机构，例如议院、大学、宗教团体出现了，出版社——印刷资本主义，应该也是此种新机构的一员。此外，“批判”由概念变成了现实。印刷术革命诞生了新出版，也促生了一个新型的人类。我们正在经历媒体革命，再次需要重构一种新的“出版”。这个新世界的轮廓将体现在三种革命上——差异革命、智能革命、控制革命。温伯格《知识的边界》说，数字时代的知识形态具有网络的属性。这不仅是指知识在网络里流动，而且知识就存在于网络。网络的边界就是知识的边界。知识的权威和中心是以众包方式呈现的。“当发展、保存以及交流知识的媒介发生了改变”，知识（其生产及其形态）也必定发生改变。印刷出版将不能适应“数字星球”的轨迹，出版的定位及其特征已非往昔，比如“复制”和“向公众发行”这两个要件就大有疑问。出版“星汉”的“创痛和紧张”，按雨果是“这一个消灭那一个”，依德布雷也可以是“这一个”唤醒“另一个”。无论如何，“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只是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面貌”，关键是打算以什么样的“另一种方式重新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