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论媒介转向：《中国传播学评论》序言

在大众传播研究著名的“五W”模式中，其中一个“W”就是指向“媒介”，即通过什么“渠道”，又称“渠道理论”。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管道隐喻”的具体展现：内容是物体，媒介是容器，传播是发送。总之，就是说话者（传播者）把内容（物体）放进媒介（容器）里并（顺着管道）传送给听者（受众），而听者（受众）会从媒介这个容器中提取出密闭的内容。[1]好比是自来水，龙头一拧，水流从水管里自动哗哗流出。在这样的语境中，管道本身不过是一个物体，完全受人所掌控。这种将媒介视为人的工具的观念，在新媒体风起云涌的传播实践中，越来越遭到质疑。即以“管道”而论，我们现在认识到，其材质构成、大小粗细、承受能力、铺设方式、接口密封方式、方位走向、所处地势等不同，都能影响供水和水质。前些天看到一条新闻，四川山区一个村庄，由于地势高峻，管道无法铺设，一直缺水。最后是扶贫干部利用了上海一个工厂所发明的新的抽水设施，才解决了这一难题。可见是“管道”打通了阻碍，从而改变了“流水”，而不是相反。温纳的提醒值得我们留意，“人们并非随心所欲地任意‘使用’工具，而是要注意遵守适当的操作程序和技法，满足运转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2]。以此来看，基特勒称城市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是街道交错的“必然结果”，“是由河流、水道和新闻渠道共构的网络”[3]，是极富创见的。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近几年一直提倡并致力于“媒介转向”，藉此为我国传播研究打开一个新局面。

媒介转向，大致包含两层意思：第一，重新理解媒介在传播中的重要意义。英文的media来自拉丁文medium——意指“中间”。medium大约含有下述三种意涵：（1）指“中介机构”或“中间物”，这属于比较古旧的普遍理解。它以一种特别的物理或哲学的观念为依据，认为一种感官（或一种思想）要去体验（或表现）必须有一个中间物；（2）专指技术层面，例如将声音、视觉、印刷视为不同媒介（media)；（3）特指资本主义，在这个意涵里，报纸或广播事业被视为另外事物（例如，广告）的一个媒介。[4]我的理解，这三层含义并非彼此取代，相反，第一层含义始终贯穿于后二者之中。试想，如果“声音、视觉、印刷”不是一种“体验（表现）”的中介物，报纸和广播不能居于“广告”与消费者之中间，是不可能以“媒介”（medium或media）来命名的。所以，媒介即居中搭建关系、转化关系之枢纽。关于此，延森有比较清楚的说明：“古典之后的拉丁文以及12世纪之后的不列颠资料中，媒介则指从事某事的方式。一方面，媒介可以视为一种偶然性的存在，它使得现实世界中的诸多现象相互关联，或将现实世界与可能性世界相互关联……另一方面，从现代意义看，媒介是一类特殊资源。直到1960年，媒介才成为一个术语，描述实现跨时空社会交往的不同技术与机构。”[5]所谓的“相互关联”“跨时空社会交往”，等等，就是居中转圜——“媒介从事某事的方式”，并生发出新的关系和结果。由此而言，以汉语“媒介”对译“media”还是比较贴切的，按《说文解字》，“媒”即“谋合二姓以成婚媾”，同样是居中联结，创造新生之意。

媒介居中且又联结创造关系——谋合二者以成“婚媾”，媒介的特性及其运作自然就对传播的构成及其形态起到根本作用。这就好比温纳眼中的技术：“从根本意义上来看，对事物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全部价值所在。如果它不起决定作用，那么它就毫无用处。”[6]“决定”，就其普通含义，“意味着为某事物指引方向、决定其进程、使之明确地建立起来、确定其形态和构造”，形成一种动力，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旋涡。由这种旋涡所生成的环境，粗暴地磨灭旧的文化形态”。[7]我们平常所谓的“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等，应该置于这样的层面来认识，其实际上就是不同媒介所生成的不同的传播形态乃至于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这也正是马克·波斯特所指出的，符号交换情形的结构变化决定了历史的不同时期。[8]

所以，媒介是什么，涉及现实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这里面既包含了哲学观，也包含着史观。关于传播——人与媒介关系的不同隐喻，指向不同的世界面孔。第一种是再现或者机器，这是最传统的理解，表示主体至上，理性的人运用技术但不受其奴役。第二种是表现或有机体，在这个隐喻里，技术构成了世界，人服从于技术所诱发的世界面貌。“支配”的思想消失，让位于“适应”的观点，人与媒介共存于一个有机的生态之中。第三种则是混合，人与技术是一种自我同义反复，主体与客体、生产者与产品混合在一起，真实性、意义和身份消失。这样的三种隐喻，是人所编制出的与传播有关的三种预先假定的世界面孔，这些假定在悄悄运作之时，就会出现在概念制造、发明、研究等方法之中[9]，就会制约思维和研究。因此，要将媒介确立为传播研究的基本视野，从媒介切入来理解传播及其构成的世界面孔，就是媒介转向的第二个意思。如果说，“表现一种科学特征的是观点，而不是研究对象。每一门科学都是沿着特定的入射角进入人类生活当中的”[10]，那么，媒介就是我们认为的这样一种传播研究之特定入射角。以媒介为支点，我们就有可能打通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重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理论话语体系，形成新闻传播学科新的版图。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本期的《中国传播学评论》以“媒介转向”为主题，试图为推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思想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