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龙简讯 –
本期切问近思半月谈·跨学科前沿，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澳大利亚国家荣誉院士Scott McQuire教授。7月2日，我们在上海艺术的著名地标——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举办了此次重量级的学术沙龙，Scott McQuire教授带来了题为「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的主旨演讲。此次沙龙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澎湃新闻·市政厅协办，并得到了上海当代艺术馆的特别支持，在此感谢。
Scott McQuire教授认为，数字媒介成了现代城市“空间制造”实践和战略的重要发展方向，媒介技术、具身行动和城市地理元素的融合创造了公共空间的全新体验。主旨演讲结束后，还特别举办了《地理媒介》中文版的新书首发式，并展开了精彩的学术对谈，我们特别将学术沙龙内容的精华进行归纳整理，于此推送，以飨读者。
ScottMcQuire：我先展示一下墨尔本联邦广场的地理媒介实践。这个太阳不是一个静止的反复播放的视频，而是根据数据等式不断发生变化的系统，模拟太阳表面发生的活动。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活的时间，每时每刻看到的事件绝对不一样。艺术作品还包括互动的元素，选用手机可以看到不同季节的太阳。通过手的操纵，能够引起太阳表面的变化。用户的主观能动性只是复杂的诸多变量中的一个。这些算法系统和人的互动产生了这个作品。
我们提出的新问题：这个艺术作品是什么？是物质对象，还是在它支持下形成的图像？有人说这个作品更像是喷泉而不是烟火。所以在我看来，这个艺术作品更属于鲍威尔所说的关系的美学作品。不是一个完成的作品，不是一个静止的图像，而是一系列的关系。人们能和是这个作品互动并彼此进行交往。之所以选用太阳等式这个作品作为封面，因为它指向了现代城市交往的情况：人们能够行使主观能动性，但是受到了一系列物质性要素的牵制。这就是我整个这本书想做的：新的数字技术如何支持了新的城市化的体验和中介交往。
有一些地理媒介作用的方式，比如上海外滩的大屏幕，这个可见度很高。但有一些不那么可见，比如每个人移动设备的使用，它并不显眼，但对我们理解当代城市很重要。麦克卢汉曾写过一篇文章，把媒介环境叫做不可见的环境，当一个媒介技术占据社会主导以后，就会从使用者的视角中慢慢隐退。在这种情况发生后，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技术形成新的环境，大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空间，成为我们生活的新的自然。与此同时，当代城市生活的中介化还包含一系列技术跟符号，麦克卢汉讲的不可见，包括感应器、光缆、电缆、路由器、软件系统。但有时候这些不可见的底层也有可能变得可见，尤其是当算法和视觉化的程序结合起来的时候，天气预报的软件在城市空间中获得新的可见性。我想看地理媒介对城市造成的改变究竟是什么。我整体上认为，数字媒介作为城市环境中无处不在的基础设施，已经有潜力能够创造新的城市类型。我不认为我们对它的思考和反思是充分的。大多数时候，我们任由技术自然发展，不经过反思。在我这本书里，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最大程度利用数字技术给我们的可能性，我们要把沟通和传播作为设计、建造中介化城市的核心议题。
其实中介化行为已经有长的历史，在我早期的书《The modern city：a media-architecture complex》我回顾了各种技术媒介如何塑造了现代城市的建筑和城市生活，这个过程从19世纪就开始了。现代城市是媒介和建筑的复合体。我同时也认为，20世纪的发展趋向已经出现，与我们越来越多应用数字媒介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紧密相关。数字化过程创造了能够将原先分开的媒介部分彼此融合起来的技术条件。当媒介变得计算化和网络化，传播过程发生了显著变化，随之发生变化的是城市当中的建筑和沟通/传播。选择用地理媒介，想描述媒介的空间化过程，中介化的交往在城市生活中的新作用。在书中，我提出地理媒介体现三个特征的交叉点：无处不在（ubiquitous），定位(positioning)，实时(real-time)。
我们先考虑无处不在。在过去，你要去到特定的空间，去获得特定的媒介内容。媒介经验和固定地方有关。这个情况在目前彻底改变了，各种各样的移动设备的媒介，重新创造了城市。新的技术状况改变了我们所有的社会行为，成为新的正常状况。
第二个特征，是定位性。媒介能搜集更多关于方位的信息和数据。带有地理标签的数据，将地方敏感的标签连结起来。这些信息能让我们重新商定城市生活。人们能够追踪自己的位置信息，每个人都成为城市空间中的活的光标，城市规划成为一个活的表面。
第三个特征，是实时性。实时性不是新的情况，广播电视已经创造了新的社会共时性。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69年阿波罗登月的事件，几百万人共同目睹了这个事件。这一控制是非常中心化的。但在数字环境中的实时传播很不一样，多对多的传播设施，已经重新塑造了社会共时的基本定义和表现方式。
我要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在墨尔本的一位女士失踪了。很遗憾，这位女士被谋杀，这件事让墨尔本的居民觉得不安。人们觉得女性有权利在城市空间中安全行走。这不是中央控制的，而是一种分散、松散的活动。几天以后4000多人在悉尼马路聚集起来。需要注意到的是，数字媒介使得城市空间中的人员聚集和互动出现了新的条件。过去只有军队和警察可以短期聚集，现在已经根本变化了。反馈也随时改变了我们和公共事件的关系。如何对待城市交往的公共设施？
关于最近的主导话语是「智慧城市」（Smart City）。从技术角度说，智慧城市的运作是使用大规模数据库指导城市干预。智慧城市的议程要反思，他们有没有最大程度发挥数字网络拥有的所有交往潜力。IBM的中心控制室聚集了30多个政府部门的数据，萨森质疑这种智慧城市的价值，忽视了城市居住者对城市社会文化产生自己的影响。萨森批评，这对普通公民是黑盒子，公民们不知道里边发生了什么。很多人指出，智慧城市的议题是由商业力量形成的，背后是IBM，三星和西门子。扬·盖尔提出可行走的城市，当你听到智慧的时候要小心，可能是一些企业和人卖更多的新技术给你，他不一定给你一个更高质量的生活。萨森提出要建设开源城市，不是软件和技术层面，而是文化层面，这些系统不是命令和控制，而是基于对话式的。当城市能提供足够的机遇，让多元化居民能沟通，城市的社会性会极大发展。
这造成了当代城市生活的悖论，一方面我们有大屏幕，互联网，一方面人和人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从未这么大过，在这个场景下，我们理解他人和他人发生实际性关系是否增加？我们的文明程度是否提高？这让人不确信。为什么社会空间如此重要？理查德·桑内特在他的著作《在一起》中，认为复杂社会的移动交往要求我们生成新形态的社会合作。“这是一个困难的合作，把彼此之间分离、利益冲突、不喜欢各自的人他们发生合作。他们可能不平等，也没有共识，但是需要他们的合作。”桑内特认为这种新的合作，不是伦理上的要求，而是新的社会技能，需要进行学习。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文明需要学习，公共空间是人们能学习到这个技能的重要场合。雅各布斯在1960年代最重要的洞见：公共空间能维系各种社会互动。产生疑问：公共空间是否还是雅各布斯1950年代那样？越来越多的汽车，人们提倡城市需要可行走性。莫斯科有严重的交通问题，但最近几年他们造了更多的人行道。我们意识到汽车对于城市生活的影响，那么，数字媒介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是否可以和汽车20世纪的影响同日而语？维利里奥认为，每一个新技术都是新意外的发现。今天很多人玩PokémonGo的游戏，在马路上抓小妖怪，他们没意识到他们走在城市繁忙马路上。这种新的意外，使得我们设计城市交通系统时要考虑新的实验性的东西。在墨尔本，人们把绿色交通灯做到地上，让看手机的人看到变化的红绿灯。
这些变动看上去有趣，但对我来说是一个表面化的反映。真正的偶发事件，不是交通安全，而是社会性、社会交往的问题。城市媒介按照两条路径发展：1）其中一个，城市媒介创造出各种城市奇观，主要在商业传播和公共空间的商业传播，比如纽约时报广场的大屏幕。2）远程的茧房，每个人看自己的手机，对周围的人熟视无睹。如果只和我们知道的人交往，我们会住在选择性的气泡中，自我指涉的事件，不会受到陌生人和偶遇的影响。代替智慧城市，我们提出可沟通城市，如何将沟通作为城市的中心地带。比如，运用手持设备和大屏幕互动；比如，如何利用大屏幕在不同的地点，跨国进行舞蹈传授。媒体艺术，media art，普通视频如何控制和影响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比如探照灯。这种控制城市设施的体验，对于普通人是罕见和珍贵的。利用灯光投影。基因树，对城市空间人的声音产生影响，声音变化，树的形状也会改变。德国的戏剧家，让来到德国的难民得到表达的机会。席勒的雕像上出现了难民的影像和话语。艺术家想强调投射的符号意义，和这个地点的历史价值。这个雕像，席勒本身是难民，他从军队中逃出，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魏玛，被歌德保护起来。有历史叙事，有当代关于难民的新的意义。这能帮助治愈难民心中的巨大创伤，形成和难民之间的对话。
50年前列斐伏尔对于城市的权利是最关键的部分。如今我们要重新考虑网络化城市中人们对网络化城市的权利。城市空间中的商业大屏幕，以及每个人沉浸在手机的「自我茧房」中，个体和公共空间中的他人产生了隔离。所以，我们要提倡可沟通城市的路径。对于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它放置在那，就对我们发生了制约。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想要居住在怎样的城市当中？
《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中文版首发式
黄旦：网络化城市带来了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是局部的，而是形成了新的城市类型。他从智慧城市说起，我们要生活在怎样的城市中？人究竟如何生存？这是他给我们提出的严峻问题。“切问近思”是复旦校训。增加城市的交往，增加共在、共同思考，引起我们共同的思考。下面我们举办《地理媒介》中文版首发式。
孙玮：很高兴和大家见面。我作为城市传播系列译丛的主编，我们觉得以麦夸尔教授这本书作为丛书的第一本，是一个极好的开头。城市和传播的关键词就是相遇。地理媒介，由虚拟的文本，和实体（上海实体空间）产生了相遇，是关于城市公共生活和新媒体实践的成果，在特定的时空中和非常多的读者，和学生，和市民，和民间参与者相遇。这是非常好的开头。
简单介绍丛书的想法：第一套是中国学者本土学者传播研究，传播与中国文丛。第二套，传播与中国译丛，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农业大国走进城市世界。传播研究和实践在人类文明转折到都市社会的关头，我们能做什么？和城市化交织的，是新媒体，新技术的发展。我们既有的传播和经验，遇到社会变化的巨大挑战。大众传播已经不能面对城市社会中的新媒体传播。基于新媒体实践，展开传播研究。能否借助新技术，开启人和城市的新关系，创造人类公共生活的价值。
张永彬（复旦大学出版社副主编）：今天举行新书发布仪式，中文版和大家见面，麦夸尔教授在新书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地理媒介的概念，刚刚黄旦主任也进行了阐发。数字城市，网络化，公共空间的转型，做出重点的关联。希望大家能关注、支持这些译著的出版。我们觉得，这本书对城市传播研究展现了深广的学术图景，是一本重要的学术译著，它的出版值得祝贺，期待这本书的出版能获得读者的喜爱。
学术对谈
黄旦：麦夸尔做出了当前城市传播面临的问题和未来走向的一些思考，下面我们请麦夸尔、孙玮、潘霁和澎湃新闻·市政厅主编王昀一起对谈。
潘霁：你提到大屏幕，联邦广场，南韩的活动，这本书讲到数字媒介的重要性，你有没有提到不同文化中的摩擦？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
Scott McQuire：一开始想做两国之间的合作，后来发现项目受到了政府的关注，没有办法保持低调的态度。在和不同人沟通的时候，如果没有模式存在，沟通很难。冲突和摩擦是存在的。出错的可能性在项目当中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放弃项目，放弃尝试，而通过出错的可能进行尝试。
王昀：我基于从业经验和日常观察来提问。现在我们能看到两种媒介的发展在同时发生，所谓实体空间媒介和网络媒介，他们是一个相互取代的关系吗？我们最近从业者能听到的对话，是关于上海垃圾分类的问题，垃圾成为一种媒介，扔垃圾创造一个新的场景让人们去社交，增进了社交的连接。年轻人习惯于虚拟空间的交流，不愿意被强行建立起来的场景，可能只有中老年人比较听话。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强行发生的场景？这种场景如何发生是好的？新媒介，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有短视频，抖音和快手，您怎么看？
Scott McQuire：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虚拟空间是不同于物理空间的平行空间。刚才您举的例子，数字媒体和物理空间之间的冲突关系，垃圾分类和移动设备的使用，一开始是个性化使用。现在是集体场景中使用，产生社会关系，变成社会媒体。交流沟通的速度。短视频不断被观看，人们因为这种观看给出新的体验和反馈，反馈体系的建立很重要，加速了我们的交流和沟通。数字媒体不会替代面对面的交往，数字媒体给面对面的空间会带来变化。
孙玮：我问比较理论的问题，不论是媒体城市还是地理媒介，麦老师有一个贯通的思想，他把两个词拼在一起，把两个词指向哲学命题。提到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包括芝加哥学派。自柏拉图开始的，媒介第二位，再现，反映的基本关系，在当前发生了崩塌。媒介和地理两个是没有关联的，大众媒介和地理没有关联。新媒体带来的再现理论的崩塌，对我们当前的传播思想带来哪些挑战，冲击，创造哪些新的想法？
第二个，一个现实问题，无论是媒体城市还是地理媒介，可能讲的比较多的是事件性，如何考虑地理媒介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对我们的存在方式对我们的新的可能性？
Scott McQuire：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传播方式的影响，可能给出还比较早。现在的传播，反馈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快速，分散性的反馈，是一种多元的，传播和交流不是单向和双向的信息发布和接受，是一种多元和分散性的传播。现在变得更有挑战性，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共的维度，新闻媒介是一个单一的信息，现在更具碎片性，更分散，更快速和全球化，传播图景变得更复杂。现在是一种信息流，而不是有始有终的信息，不能知道开头和结尾，是一个整体流动的过程。
人类未来存在的未来属性，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大问题。首先我们有了新技术，对技术有新的定义，我们要反过来定义人类。技术和人类作为两种元素相互定义。早期哲学理念我们讨论过柏拉图和其他哲学理念，在柏拉图时代它们不会考虑媒体和媒介，将纯粹的思想进行阐述，但是没有讨论到其中的物质性元素。在柏拉图那个年代的理想主义，现在有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沟通才是最完美的，现在是中介的，媒介介入的，数字媒体的新的媒体形式，要针对这种理想沟通状态产生重新的思考。所有的沟通渠道，都可以是中介的，媒介化的，以前的传播观念现在要重新反思。
黄旦：麦老师对这本书的遗憾？
Scott McQuire：写这本书很长的过程，写到最后才能搞清楚一开始想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写作来深化思考，如果有读者点评和反馈对我们是更好的过程，读者给的点子比我们自己好更多。
潘霁：你下笔的地方是列斐伏尔对城市的权利，对物质性的重视。这个权利是什么？会不会和不同城市特有的系统发生改变？网络化城市的权利，网络边界的变化，城市权利的边界如何变化？
Scott McQuire：这是一种抽象的权利。问题就是说，权利是每日生活的代表，我们在挪用我们的周边时间和空间，我们生活在城市中。城市是一个艺术品。再后来讲到权利是有不同阶层，有些人可能在里面，有些人可能被隔绝在外，后来我们改变了这种权力关系，比如你对数字媒介的认知程度、知识水平、你如何使用这种工具。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网络化城市空间中如何将其运用起来，使用各种监控使之充斥在物理空间中，还是利用之加强社会交往，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索城市。
黄旦：澎湃市政厅一直致力于推动城市治理。麦老师在书里强调，在数字化的今天要推动公共交往，市政厅最想突破的是什么？
王昀：可能是「城市里的市民权利」这件事，这是真实存在于市民生活里的。我们会发起创造性的活动、城市行走等。就这个点我发展下来讲的话，参与者包括高校老师、社会人士等，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普遍对符号更感兴趣，对实体空间不是特别感兴趣，如对实体空间扔垃圾不太感兴趣，而对拍视频发线上点赞更感兴趣。所以我们将大家往实体空间上拉，如垃圾分类，是希望大家参与公共事务治理，对实体空间的东西更在意一些，但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各种段子，大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能采用这种态度的。我们这个栏目是希望大家意识到自己在实体空间中是一个主体。
黄旦：请孙老师回答，从这本书和讲座里，你觉得城市传播要从什么方面着笔？
孙玮：第一个想法是，对于王老师来说如何将新媒体接入到市民的连接当中，我一直说，人类进入城市世界后，我们最急迫的问题是，如何提升传播研究对城市世界当前核心问题的应对能力。另外，要考虑怎么提升传播研究和其他学科对话的能力，这是我多年做新闻传播研究的压迫感，在这样的时刻如何提升学科创造力。王老师已经给出了很多经验，如城市漫步。像麦老师，又做传媒，又做艺术，还写诗，他的文本启发我们，要汲取跨学科经验，突破传播学之前基于大众媒介的框架，回应现在汹涌澎湃的新媒体世界。
黄旦：麦老师在书里，从整个思路上来看，在现在的数字化网络世界，如何增加人与人间的交往。想问麦老师，你用数字媒介之后，个人怎样参与了公共交往？
Scott McQuire：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变化。比如今天早上到复旦，司机给我送到另一个门，以前我会问路人给我指路，今天我问同事，同事让我拍张照，我拍了照他就知道我在哪里。这是一种体验，因为数字媒体变了。在上海的时候，潘老师带我吃午餐，当时有个羹，我拍下来发给我儿子，他马上对这道菜进行了回应，在地化已经被完全超越，已经有了很常见的跨越空间的沟通形式。现在，我们的本地性已经有了全新的概念，我们把它叫做开放的在地性，如今面对面沟通的物理空间有重要意义，但多了数字化维度，且这个维度正打破我们面对面沟通的形式。我们需要新的能力扩张交流边界，现在我们的生活踪迹被各种平台记录下来，我们能获得便利性，进入全新的商业和政治逻辑之中。
黄旦：现在还没有完全回答我的问题。这些在智慧城市的框架里能完全做到，不需要你讲的权利问题。我想知道，你在使用数字媒介过程中，作为个人来讲，对公共参与做出什么影响，有什么创造？
Scott McQuire：我们就拿可持续性来讲，比如在墨尔本我们有个智慧城市项目，我们给每棵树都有个邮件地址，你看到有问题了没有水了都可以给这个地址发邮件。我们发现邮件里不仅仅讲到市政问题，其中有情书一样的内容，比如对这棵树有多么热爱，这些信件越来越多，最后公布与众了，最后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个事件。写信的人知道他们写的邮件被分享了，他们也会自发形成团体。如果这只是一个智慧城市项目，他不会有之后的自发性，智慧城市仅仅做效率的提升，就不会触及社会参与的结果，如果智慧城市进一步扩张他的边界，会有更多社会交往的可能。
黄旦：麦老师在书中对公共交往的问题讲得很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书中涉及不多。接下去如果要扩大公共空间市民权利，究竟如何解决？是技术、媒介素养、实践推动、还是教育培训的问题，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每人给一个答案。
Scott McQuire：首先没有一个单一答案。了解他的重要性很重要，两股力量发生变化，第一是城市规模、空间复杂性在变化，第二是媒介力量的显著变化，将这两种变化放在一起，会创造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我们需要多探索和多做实践，比如与陌生人之间加强沟通，进行大面积的跟踪。问题是，我们做的探索仍然不够，我们仍然狭隘的理解这件事，没有做到更多的探索。
潘霁：最简单的答案是，都重要。城市是什么，交往是什么，陌生人是什么，完全改变掉了。比如通过市政厅这样的社会机构培养出新的城市交往能力，在中国的环境中，如何伸张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城市生活中的权利。
王昀：其他的都可以慢慢培养，但政策方面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孙玮：我想接着上一个问题，和这个有关。当然，全部都有，但最重要的是，所有人对新媒体的想象力这一点。从城市传播来说，我最急迫的问题，到底怎么理解媒介、理解传播和新闻，我们研究者太缺乏想象力了，在现在的城市世界中，到底什么是媒介，媒介能为人做什么，向人敞开什么，要打破几千年的思想。城市传播要从学术角度来重新定义媒介，既可以与实践相连接，也可以与其他学科对话。这本书里，麦老师创造出媒体城市、地理媒介，而我的想象力是不够的。麦老师的两本书都打破了我们惯常的概念，不是宅在家里，而是充满了想象力和可能性。我们的实践非常丰富，我们理论和实践的想象力太缺乏。对于媒介传播新闻的想象力最重要。第二个，麦老师引用桑内特的话，公共生活是需要习得的，要将想象力转化成实践。
黄旦：我们通过这本书和沙龙，放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业界学界共同讨论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创意的问题，也对在座的各位有刺激。现在新媒介的问题既是实践的问题，也是理论的问题，既是学界的问题，也是业界的问题，既是思考的问题，也是生存的问题，所以它已经把我们所有人，无论你情愿不情愿，都把你置放在这样一个生态里。以往讲媒介是一个城市，现在城市是一个媒介。我们通过这样的沙龙激发人们的思考，新城市需要新思考，思考是心动的开始。希望我们大家通过共同的讨论，对共同面对的局面有更多的好学，使得我们更清醒的意识出自己对新闻传播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
现场翻译/ 潘霁
文字/ 褚传弘 李一杉
摄影/ 高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