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与报馆：考察中国报刊史的两种视野——以戈公振和梁启超为例
黄旦
主题概要：
报纸和报馆，是两种考察报刊历史的不同视角。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以内容“原质”和形式“原质”为依托，推演出一份报纸样板：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刊行者，对于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史研究有着卓著的影响。然而，戈公振不仅将报纸看成了一个静物，类似于工艺品，甚至确立为唯一的样式，似乎具有“本质性”，从而剥离了报纸与其历史形成的关系，报刊史成为如何接近或者背离这样一张大写新闻“纸”的评估史。梁启超则不同，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重要文章中，均是以“报馆”为切入点，并开创性地从政治意义上的“去塞求通”，与传统中国的“太史陈风”等等相接，由此为现代报馆定位。在梁启超的眼里，报纸是报馆的运作及其呈现，运作在于人，在于报馆的品格，故而提出“宗旨定而高”等种种操作规范，最后则是落入媒介使用史。今天的报刊史研究，要在这两种中国报刊思想的宝贵资源基础上，转换视野，打开想象力，从人类之“通”入手，以印刷之“通”的特殊性着眼，重新理解媒介与媒介、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分”与“合”，以展示和呈现报刊影响、改变和创造社会和文明，由此开创出中国报刊史研究的新路径新局面。
报刊史不能被还原为“报纸”的创办和使用评估史，而应该是报刊创造的历史，是报刊作为人类和社会存在的构成部分，作为人类交往的一种形态，在互联共通的“中介化”实践中开创并实现多种可能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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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黄旦（2020）。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授课语录。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0年7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