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沙龙简讯 –
2019年10月31日，《公共艺术》杂志副主编，著名艺评人、出版人、策展人吴蔚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切问近思半月谈·跨学科前沿”学术沙龙上，基于丰富的业界观察及经验分析，探讨中国当前城市公共艺术在地化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中心副主任陆晔教授、孙玮教授，中心研究员谢静教授等参与对谈。
陆晔：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本学期的学术沙龙继续，这一系列是“跨学科前沿”，今天我们请到了《公共艺术》杂志主编吴蔚老师。吴蔚老师刚刚在多伦美术馆进行了展览的策展，是一个面向公众的、带有公众参与性的城市公共文化活动。吴老师对城市公共艺术问题，比如当代艺术的空间转向，以及空间实践，有很多感触，所以我们请吴老师来做一个分享。
吴蔚：感谢陆老师的邀请，我本人的角色是杂志编辑，也算是媒体人。我的学术和职业背景不是从新闻专业出发，今天主要从城市、艺术和传播文化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策划的这场展览，从10月18号到12月15日在多伦现代美术馆展开，主题是《步履不停：1995年-2019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城市叙事》。今天的主题是我对中国当代城市和公共空间的问题的一些思考。在这个展览中，我们探讨的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和城市的交集。为什么是90年代中期？我们先从当代艺术的历史展开。
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80年代的文化思潮出现的具体反映是“85美术运动”，是中国艺术界第一次比较自觉地对艺术进行反思和变革的思考。艺术家开始走出封闭自我的状态，主动开始和社会展开交流。“85美术运动”既是一场视觉革命，也是思想史的运动，它的非主流性、民间性、批判性，在当时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这场运动和当时的文学界、音乐界、电影界都有交集。
“85美术运动”表现为对官方的美学标准的质疑，对体制束缚/压制的反抗，表现出崇尚回归艺术本体的语言实验和先锋实践，争取个体表达的权利。探讨的热门话题包括艺术的样式、艺术的表达、艺术哲学和艺术本体，出现了非常多的艺术流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艺术团体。“85美术运动”覆盖了全国不同的地区，包括江浙、北京、西南和华南。也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座谈会和研讨和对话。这是理想主义的火花，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当代艺术转型面临了具体的问题。
1985年比较密集地发生了一些艺术事件，所以人们用“85美术运动”来命名中国发生的艺术运动。这场艺术的成果就是1989年“当代艺术大展”，这一次展览让中国当代艺术被全世界的认可。汇集了186位艺术家，一共290多件作品，在这个展览中第一次在官方平台出现了录像，出现了装置，甚至出现了行为艺术。黄永砯的作品参加了这个展览，将《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搅拌了两分钟，展示了搅拌之后的纸浆。
艺术家经过80年代（当代艺术的启蒙），和官方系统从对抗走向进入，随后走向脱离。今天当代艺术和官方主流艺术仍然存在脱离和分野。每一次当代艺术展览都在不停追问艺术的界限，来重述艺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不论展览作为一个空间，还是一个作品，还是一个事件，它都对这个领域的传统惯例产生了改变。进入90年代后，中国当代艺术开始面对新的问题，一是商业化对艺术观念和价值的冲击，二是本土化的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如何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经验。
当代艺术的展览场地发生了变化，从美术馆转向私人的住宅、公寓的地下室、仓库的空间中亮相，也开始走向了城市公共空间。当时艺术家采用各种方法，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关注。也出现了非实体空间的展览，比如1996年的传真展，通过传真的方式跟国外的艺术家交流。1990年代，当代艺术转向与对媒体话语和公共话语的渴望，以及对个人的生存经验、生存方式和生存记忆的表达。
前面提到的时间问题，为什么是90年代中期，为什么是1995年？我希望做一个回顾性的历史的展览，需要一个时间节点，同时希望建立一个时间坐标，有明确的指向和关照。1）从八五到九五的十年时间，是对“85美术运动”的周期性回应，“85美术运动”的影响持续到了90年代中期，在95年左右呈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2）从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来看，95年也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94年外资开始进入中国，在上海艺术的国际性增强，96年上海诞生了第一个双年展。所以我想思考的是，中国艺术家如何应对这些变化？如何理解艺术的界限，展现人和城市空间的关系？
我将展览分为三个层次：街头、展览和相会。从暗到明，也是从宏观到微观，从街头、城市空间和人群，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最后到关注人的情感状态和精神状态。
宋冬的《一壶开水》提着热开水在胡同口走过，留下一串轨迹，以及1986年在城市公园上的《杨氏太极》系列，表现当代艺术和城市日常生活的结合。张大力的《拆·世界金融中心》艺术家开始用行为去介入中国现代城市的现场。庄辉1995年到三峡，用洛阳铲在地上挖了三个洞，然后用照片记录了下来，创作了这个作品《东经109.88度，北纬31.09度》。当时打的洞，后来已经在百米深的水下了。在90年代，艺术家开始主动和公众介入和接触。
90年代后期，前期的一些忧虑开始发生松动。徐震的《喊》在火车站和地铁站对人群大喊，记录了人群的困惑，惊恐和蓦然。艺术家开始关注城市空间中的人群。尹秀珍是比较早介入当代艺术的女性艺术家，她从成都提取了10m³的被污染的水冻成冰，开始“洗河”的行为艺术。普通人群开始理解、参与和公共艺术互动。徐坦对上海新天地这块地域产生了好奇，这块空间如何从精神场所转向了物质场所。陈秋林的《城市管理者》关注底层人的工作状态。更年轻的艺术家用更戏剧的方式表演人和城市的关系，冯晨的《自行车》表演了两场交通意外。人群的反应让我们去思考社会对我们的思想观念/人际关系的影响。艺术家也开始从物质空间转向了网络空间，林科的《对不起DerekPaul Boyle先生》，用音乐的方式改变作品的浏览方式。这让我们思考如何通过言论与行为在网络空间去影响他人。今天，这样的影响在网络空间的发酵会特别强，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作品可以让大家关注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
进入三楼，我们开始思考艺术如何和大众、世界产生交流和互动。梁硕的《梁闻道小屋》艺术家和他的儿子，用一个箱子来创造一件作品，这个箱子的功能发生了多重变化。这个艺术品成为他和他儿子交流的直接媒介和通道。展览所在的多伦路是一个历史文化街区，这条路有很多丰富的建筑样式。多伦路的街区都是老房子，居住的人群是老人。今天这个街区显得更加衰老，街区的周围让你感觉很陈旧。但是，这里曾经是中国新文化最活跃的区域。我们想把艺术带入社区当中，让多伦路的人去思考这个区域的变化和处境。我们也委托艺术家做了三件作品，一是毕蓉蓉的《生命之花》，在美术馆的外墙上，意味着生命的朝气；还有李景湖的《遗址》，用废弃的材料去组成了跳房子。我们还在多伦路的一段围墙上，邀请肖江画了《太阳底下》的绘画。这个围墙都是废墟，但是旁边就是景云里。
1999年上海艺术家做的“超市展”，前面是超市，后面是展厅，艺术家先让百姓消费，然后再看展览。2004年的快递展。2016年徐震又做了“徐震超市”，在上海愚园路，里面所有的展品都只有包装，没有实物。艺术家寻找一种方式，去和公众/大众发生关系，进行交流。我们在展览也设置了一个留言板，叫做“你生命中的转折点是什么？”，展览第二天这个留言板就写满了。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历史反思现在，通过了解彼此也了解自己。
【交流环节】
陆晔：听完很有感触，比如“85新潮”艺术家关心艺术本体，但没有考虑艺术家和现场的互动。这些感受和我们在学术研究中的感受很类似，我们今天想跳出原有的研究框架，和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看到技术-人-城市社会的关联。许多作品有很多的冲击力。现场的留言本让人感动。我们常常忽略了街道上人们在做什么，一些细微的城市肌理。
孙玮：1990年到2000年我住在山阴路，常常散步到多伦路，所以今天的主题和我的个人经验有很大关联。第二，我最近想做的一个主题是新闻和艺术的结合，以“你的地方”为例，今天新媒体带来的媒介生产发生了变化。一是大数据，媒介产品生产趋向于科学/数据模式，二是和艺术的结合。中国当代艺术和公众、现实问题的连接，艺术介入公众提出新问题的力量非常强。体验式的参与，新闻失去了在现场力量。新闻其实是从艺术和文学过来的。
吴蔚：刚刚孙老师讲艺术对新闻的影响；今天艺术空间的生产，呈现被媒介化了，我们要考虑手机等新媒体的介入。艺术也被大数据裹挟。
孙玮：媒介生产和传播的涉身性越来越强，到现场和空间遭遇。肉身要和实体空间产生关联；用户使用自拍，自己的身体和艺术展览本身建立关联。
吴蔚：1999年做超市展媒体的评价很负面，但是到了2004年的快递展媒体开始主动介入，到“你的地方”媒体称为了艺术的一部分。
孙玮：我们现在重新考虑媒介的文本到底是什么。原来是去看报纸的文本，是一个封闭的文本。现在的文本是一个动态的、互动的过程。媒介文本不能仅是报道和微博内容，整个实践的过程都是文本。当代艺术也造成了文本的重构。媒介内容生产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吴蔚：行走多伦路等等活动，所以一个展览是一个整体。留言都会介入到展览中去。
谢静：传真展、快递展、超市展，觉得非常有趣。我在想艺术和空间的关联有多个层次和维度，不同的人群、机制如何和城市发生关系。
孙玮：艺术是有质感的。
吴蔚：不论是媒介还是展览，就是要发生关系、建立联系。有人评论这个展览能够有很多收获，这是我最看重的。
陆晔：当代艺术展览有空间，有时间，沉浸、互动。而且时间是有多个维度的。
吴蔚：当代艺术的现场就是问题丛生的现场，媒介和科技带来了更多的议题。所有新鲜和未知的东西都能创造新的面向。
陆晔：先不用去定义新闻、艺术和媒介，而是看什么东西被创造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