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凌霄 | 祛除透明：一份报纸的感性实践与报刊史研究的超视觉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研究团队成员季凌霄副教授的《祛除透明：一份报纸的感性实践与报刊史研究的“超视觉”》。本文章发表于《新闻记者》2018年第12期。
前言报纸具有透明性。报纸以文字符号报道事件、再现场景、传递思想，“自然而然”地将身体与感性场景抽出。报刊史研究往往着眼于报纸作为再现窗口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对窗口模式中固有的透明性不加反思。本文试图通过《游戏报》重访报人和他眼中/笔下的人事物共同寓居的世界。以身体为中介，看者与所见之物不断交换角色，坦露自身的内面并共同创造都市体验的表达。新闻不再是纯粹的现实复制品，它能够使城市世界未被再现为可见的内面可见。《游戏报》提出了对窗口再现模式和透明性本身的反思，去身体化并非报纸与生俱来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避免被报纸再现内容的表面束缚，发觉潜藏在报纸文本之中与之外的剩余的意义。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对公共领域进行历史的考察时，注意到公共领域的承担机制在由咖啡馆转向报纸的阶段，两者的交织与重合：1709年，斯蒂尔和艾迪逊推出第一期Tatler时，咖啡馆已经相当普遍，进咖啡馆的人也已经形成广泛的圈子，以至于这样一种上千人的圈子只有靠一份报纸才能组织起来，并且可以维持下去。与此同时，新的杂志和咖啡馆生活的内在联系也十分密切，以至于随意翻阅某期杂志都可以完整地复述出咖啡馆里的生活。报刊文章不仅被咖啡馆成员当作讨论的对象，而且还被看作是他们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报纸——这时尚是文人刊物——能够组织更大范围内的公共交往，咖啡馆的狭小空间已力有不逮；另一方面，报刊文章与咖啡馆中的讨论形成一种互文的关系、一种“内在联系”，报刊嵌入到实体场景中，是其中身体相触、声音相激的交往的一部分。但是，轻盈的报纸终将摆脱这一场景，成为它的“延伸”。帕克（Robert E. Park）就认为，报纸作为“城市范围内通讯传递的重要手段”，它所“提供的第一个功能，便是以前村庄里的街谈巷议所起的功能”，即在报纸报道之信息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控制与整合作用的舆论。帕克同样观察到报纸与街谈巷议的不同：由于不具备社区居民彼此熟识的基础，报纸较不关心私人事务；并且，就“事实的裁制力而言，报纸总赶不上村庄里的街谈巷议有力量”。如果仅就报纸与街谈巷议作为一种控制媒介这一层面来谈，“街谈巷议”不仅仅是一种言论，它还是在“街”与“巷”中的身体聚集，是此起彼落的声音对言谈对象的空间包围，还有投向其身体的影影绰绰的目光……报纸则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了“谈”与“议”、去除了“街”与“巷”，从而克服了口语交往的空间边界和身体负累，使得更广泛的异质性人群能够卷入与会聚。报纸裁制力的部分丧失，恐怕正是由于难以形成一种“切肤”的舆论氛围。凭借报纸的轻盈，公共交往不再需要身体在场，同时也改变了参与者的感官比例。身处咖啡馆或街道中参与讨论，牵涉各种感官的综合而尤其依赖听觉，在场意味着身心与环境结成的现象学关系；阅读报纸时，目光扫过纸页、与之保持距离，报纸这一印刷媒介提供了一个“静默的视觉空间”。但报纸并不与场景一刀两断；作为报道事件、告知消息的媒介，报纸以再现场景的方式与之连接——尽管这里的场景常常止于“谁，什么时间，在哪里，发生了什么”。通过阅读，不在场者可以“目睹”事件之发生。但报纸并不给予一种亲身经验，而是对事件进行表述的“知识”。“新闻是人们了解事件的窗口”。经由这扇窗，阅读者的目光可以直接转向在场。也恰恰因为窗的存在，使得新闻只是片断式地映照现实的“图景”，根据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看法，它不是现实本身，更不是“真相”。值得一提的是，李普曼似乎并不认为亲身经验就更接近真实，无论是经由大众媒介还是其他方式所感知到的世界，均不过是投在洞穴墙壁上的影像。《舆论》卷首援引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时，也引入了这一隐喻中对身体和感性世界的贬抑——恰恰是由于身体被困在洞穴之中、无法转动，才使得囚徒们只能从唯一的角度看到虚影，他们被束缚在感官世界当中；最高的真实是肉眼无法直视的太阳光。
因此，报纸的内容——无论是言论、报道甚至是广告——皆一方面连接着、源出于一个实在的、感性的、身临其境的世界；又将之抽象、压缩、符号化，将这些血肉的东西去掉了。如果借用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unty）的“透明性”概念来说，报纸似乎是“透明”或至少是“半透明”的。埃洛阿（Emmanuel Alloa）在其《感性的抵抗：梅洛-庞蒂对透明性的批判》一书中，指出“透明性”在梅洛-庞蒂的思想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对透明性的假定归根结底是对物质先验性的遗忘，对所有与世界的联系中身体这一构成性介质的遗忘”。
说报纸是“半透明”的，是因为报纸尚且与身体所在的感性世界存在联系；同时，这一联系又是去身体化的，仅仅被看成是一种符号-现实的对应关系。而在比较完整的新闻生产流程建立起来之后，这种对应关系、即对现实的再现愈益出自一张理性化的新闻生产网络。其中，在“现实”的一端，记者被预设为中立无涉的旁观者；而在另一端，阅读则成为远距离的符号消费。更有甚者，报纸内容成为了一种符号层面的安排与重组，是日复一日填充版面的替换物，这种形式的运作维持了媒介系统的自我复制。新闻给人的感觉是“新颖而没有变化”。而随着电报等技术的发展带来过剩的远方的信息，“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
报刊史的研究者或是将报刊作为材料的历史研究者，则往往在无意间承认了报纸这种去身体化的半透明性，即把报纸内容作为对现实的一种复制，将自己放在类似读者的位置上，唯一区别只是时效的滞后而已。通过报纸这个窗口所呈现出来的内容，历史研究者们或看到以往发生的事件，借此试图拼缀当时的社会面貌；或是将报纸言论当作读者和报人的观念体现，进而讨论时代的精神风尚或是报人个体的思想；研究者们也意识到窗口的存在、它对于事件的剪裁作用，故而也会探讨报纸对特定事物的呈现方式，或是追究办报理念，并将不同的报纸归入不同类别、讨论它们在社会进程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也就是说，研究者不假思索地将报纸作为一个视窗接受下来，将报纸对身体的“天然”抽空与遗忘接受下来。如果说报纸使不在场者当下化，研究者对报纸的利用则主要在于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什么。
梅洛-庞蒂常常将“透明”和“不透明”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词汇来用。比如，他谈到我们总是觉得语言比音乐更“透明”：是因为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置身于已经构成的语言中，我们提出可支配的意义，在我们的定义里，我们像词典那样指出意义之间的等同。一个句子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可理解的，甚至能与句子本身分离，在一个纯概念性世界中得到规定……相反，在音乐中，词汇不是预先假定的，意义是和声音的经验呈现联系在一起的。在梅洛-庞蒂看来，如果回到言语起源的时刻，将之视作打破最初的沉默的动作，就会发现某种语言是某个人类团体歌颂、归根结底是体验世界的方式。将语言视作随意约定的符号或是对纯粹自明之思想进行单纯表达的符号系统，都是对其身体性的遗忘。再如他批评现代科学思想与世界的脱离，成为一种自主的建构实践，科学陷入绝对人工主义的操作之中；呼吁应将之“重新放置到某种预先的‘有’（il y a）当中，重新放回到场景中，即让它贴近于感性的世界（monde sensible）和加工过的世界（monde ouvré）的土壤。在我们的生活中，感性的世界和加工过的世界是为我们身体的”。借助这一想法，如果我们不将报纸与新闻当成第二位的东西、浮于现实上方的超然的表征物，而将它看作一种存在体验的创造；如果我们回到报纸及其内容生成的时刻，彼时甚至尚未形成一种习成的对“新闻”质素的界定，报纸亦尚未“定形”；如果我们将报人、读者甚或报纸的身体重新放入感性世界中，重访访事、写作、流传与阅读的场景……那么，我们所“见”将比报纸内容更多。本文意欲借《游戏报》进行这样一次重访。
1897年，李伯元“橐笔游沪时，沪上报馆只《申报》、《新闻报》、《字林报》、《沪报》等寥寥三四家。李乃独辟蹊径，创《游戏报》于大新街之惠秀里，风气所趋，各小报纷纷蔚起”。《游戏报》作为一种个人的办报实践，着眼于娱乐交游与都市日常生活，将它们以“小报”的形制和轶闻的方式呈现出来，创发出一种报纸风格。若以今人眼光回顾《游戏报》所刊载的报道——许多实在算不上“新闻”，或许可称之为“变形的新闻”。但如若将这些内容缀连，形成一个整体来看，则处处透出办报者身处现代性的上海，对这一处境的体验。而身处、蜇居、行走、交往于城市之中，正是《游戏报》探访消息的方式。应该说，《游戏报》的新闻采写与办刊本身，便是对于办报者所处的都市世界的一种表达。如此，我认为，《游戏报》所呈现出的超出其再现内容的丰富性，恰恰在于它与感性世界的密切关系，它以身体来创作。
1.都市漫游与里弄寓居：办报作为一种身体实践
《游戏报》由李伯元个人独办，故而工作方式很不同于网络化的、协调性的新闻生产组织。李伯元的堂弟李锡奇和太太庄竹英曾回忆过1901年以后，李在大马路泥城桥东億鑫里办《世界繁华报》的情形：
一幢几间屋的中式楼房，编写、印报、食宿都在一起。报纸主要由李伯元一人编撰，有个助手叫欧阳钜源，另有一个“包打听”（记者）。报纸销路很广，但因开销太大，欠了不少债。他每天上午写作，同时接见来访；写作时常常咳嗽，因为他患有肺病。下午常外出，到深夜一、二时才回来，从不住在外面。而在《游戏报》时期，除了礼拜六礼拜日外，李伯元每天接待来访的时间是“四点钟后五点钟前”，特意登报强调“余时鲜暇，反恐简亵”。他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外出访事。《游戏报》所刊，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城市公共空间。除了道旁或茶楼中的偶然见闻，李伯元也是张园愚园等开放性私园和各家茶园的常客，这些场所往往名妓商贾文人遍至，因而新闻频出。包天笑就称“伯元一天到晚，就是应酬交际，作花界提调而已”。广泛的交游圈同样充当了《游戏报》的消息来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游戏报》的办报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身体实践，是身体与都市空间结成的关系。他蜇伏在里弄的一角，也许听着印刷机的噪声和自己的咳嗽声，孜孜矻矻地写作、消耗自身；而当他走出里弄，转入马路，身处繁华之中，被现代都市景观（包括人群）所包围，这时，他又观察它们、努力刺探它们的秘密。城市是文本，是可阅读的符号、字句和故事，充满秘密，刺激着漫游者。他的漫游像一位画家，一位写作者，或是一位新闻记者，记录下目睹的场景，以及在城市街道游荡时捕捉到的印象。将漫游体验转变为一种产出，最早是作为一种艺术追求，一种消闲活动的副产品，后来，则成为一种工薪劳动的方式，游荡者职责的必要部分。游荡者必须要挣取薪资了。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看来，正是这些为了报纸专栏（feuilliton）而殚精竭虑写作的文人、这些“心不在焉地穿过城市、迷失在思绪和忧虑中的人们的作品”，能够对大城市进行“揭示性的呈现”。因此，我们决不应该将隐藏在里弄中的报馆与住家，跟都市街道与场所看作分开的、分别进行写作与访事的地方；报人身体的移动将它们串连起来，共同构成他的寓居之所、他在城市和时代中的处境。除此之外，看与写也没有先后的区分。他看到、抓住、写下对他来说是可见的；后者反过来是观看者，让他之处境，以及这一处境中的他自己成为可见。而看与写，都是人与世界建立起相互关系的过程。这里的“看”，已经不再是投向事物表面的目光。梅洛-庞蒂以镜子中的“自我”为比方，“镜子涌现在从能看的身体（corps voyant）到可见的身体（corps visible）的开放回路中……镜子能够出现，因为我是能看-可见的（voyant-visible），因为存在着感性的自反性（réflexivité）……镜子把事物变成景象（spectacle），把景象变成事物，把自我变成他人，把他人变成自我”。因而，“看”是通过见者与可见者之间不断的角色交换、目光的倒转，互相展开存在的内面。我的身体同时是能看的和可见的。身体注视一切事物，它也能够注视它自己，并因此在它所看到的东西当中认出它的能看能力的“另一面”。它能够看到自己在看，能够摸到自己在摸，它是对于它自身而言的可见者和可感者。这是一种自我，但不是像思维那样的透明般的自我，而是从看者到它之所看，从触者到它之触，从感觉者到被感觉者的相混、自恋、内在意义上的自我——因此是一个被容纳到万物之中，有一个正面和一个背面、一个过去和一个将来的自我……2.“变形的”新闻：身处都市的体验表达这样一来，报人作为都市漫游者（flaneur）的“看”，就不再是轻飘飘的目光之所及、映现出什么；同样，“写”也不再是对所见之事物的单纯再现。看与写总是跟身体有关，目光与符号的透明性被祛除了。如此，我们便可以抛开新闻的再现模式，理解《游戏报》上那许多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不能算是“新闻”的都市轶事。这些轶事常常不具备严格的时效性。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说，可能是发生在任意一天的事情，或者说具体发生在哪一天无关紧要。它们记录了现代性都市中的偶然、巧合、差错、迷误、欺骗、奇异、发噱……限于篇幅，这里仅引一段：
某甲向在某纱厂当司事，年少翩翩，衣服华丽，不知者几为贵家公子也。一夕大醉，后经过新闸新马路，见一家门首立一美婢，眉目流情，以手招甲。甲随之入。历重门，至一大院落，玻璃窗中，隐约露粉黛形。旋闻启门声，一妇人出迎，艳秾凝露，液溜涵秋，遽携甲手入房……五鼓后始命婢导甲由后门而出，时宿醉尚未醒也。次日复至其处，已迷原路，惟约略在昌寿里福海里之间云。这则报道讲述了一个在都市中迷途、以及陌生人之间“最后一瞥的钟情”的故事。这里的女性与城市露出相似的一面：浓艳的、诱人的外表（在城市表现为现代的、透明的、脆弱的景观“玻璃”）；同时又是难以捉摸的、转瞬即逝的，甚至是危险的。人物（纱厂的某甲）与地点（新闸新马路、约略在昌寿里福海里之间）是确凿的，却又无法更进一步地被准确地把握，由此跟梦一般的诡异感、失真感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姑且将这个发生的事件当成“真实”的——据李伯元自道，“本报所辑新闻，虽系诙谐，仍必事事核实，偶有传闻异词，次日必为更正，兢兢焉惟恐不足取信于人”。——这种“真实感”恐怕也来自人们对都市奇异性、瞬逝性的本身的感受；这种感受有其身体的基础，比如无法刺破事物的表面，与陌生人相遇或是在里弄中迷路的经历。与其说这则报道摹仿、复制了事件，不如说它使报道中未予“再现”的都市成为可见——都市地形学的复杂性，都市本身的肌体，以及充满迷误的都市生活。这里，回应我们在上文说的，“新闻”的探访与写作是一种寓居城市之间的体验的表达，而城市已经将自身蕴含在其景观之中，并通过探访者的目光被分享到他的内部。城市与身处其间的报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办报作为一种表达都市身体体验的实践，在李伯元将游戏报馆迁到四马路后所发表的论说中一览无遗：中国通商各埠之热闹以上海为最，上海极繁华之区以四马路为最。其中之茶榭、烟寮、书报、戏馆，林立如云。妓女自书寓、长三、幺二，以及野鸡、花烟间之类，不知凡几。其它如酒食之馆，服用之物，无不充轫于中。曲室洞房、康衢大道，电灯、自来水，照耀几同白昼。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男女往来络绎似织。入其中者，目迷五色，意醉魂销。虽有万恨千愁，宜潜消于爪洼国而莫知所之矣。一夕所费，不知几千百万，真一中国绝大游戏场也……有识者尝论上海尘嚣之地，一味虚华，其终日之混沉于花天酒地中者，衣服丽都，场面阔绰，似乎非王孙公子，即富豪官人，而不知龌龊不堪之流，大混鱼龙，莫可识别。谚云：四马路上无穷人，其实家中飧饔不给，妻子之泣于牛衣者，比比皆是。欲知世上事，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请向四马路观之。作者一边穿梭、目迷在城市现代景观之中，一边刺穿繁华的表象；城市向他袒露的，或者他想揭示的，是其游戏的、莫可识别的内面。或者，甚至“小”报本身也是一种都市体验的创作呢。它更琐碎轻盈，在反反复复的折叠、携带、流传与随意阅看之中，也成为都市身体的一部分、成为都市内在的某种体现。3.报纸作为场景及其目光的混合性
在《游戏报》的个案中，观看者与可见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样体现在报人与其重要的书写对象——名妓——之间。我们已经论及，报纸实践作为报人对身处之世界的一种表达，故而可以说，他在将作为新闻探访者的目光转向某些事物、转到名妓身上的时候，这种目光中、这一“看”中，本身就包含着他的处境，故而，他同时感觉自己被看。如果我们从李伯元作为辛劳的市场化文人的处境来看，便能理解他与商品和娼妓的移情。“他经常把某种人，首先是他自己，比作娼妓”。这一移情关系中的另一方常常作为被看者，鲜有自己的声音。然而，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报端关于她们的叙述当中读出，投向她们的目光之中包含着她们自我创造的部分。
我们已经知道，《游戏报》的消息探访是一种身体的都市空间实践；晚清的开放性私园则是重要的新闻发生场所。拿张园来说，李伯元自己常至张园，并与园主相交甚厚。而《游戏报》不仅在张园内专设派报之人，每逢礼拜日还“添印数百纸，于下午四五点钟时遣人持往该园送阅”。张园是报纸、报人、作为报道主角的名妓会聚的地方。“这里是上海妓女争奇斗胜、大出风头的地方。每至斜日将西，游人麇至，青楼中人，均呼姨挈妹而来”。她们在园中展示自己和女佣马夫的衣物穿戴，还有与恩客之间、与其他名妓之间的亲疏关系；这些展示，常常带有表演甚至仪式的成分。叶凯蒂（Catherine Yeh）在其专著《上海·爱》中细致地讨论了报纸与名妓之间的共生关系，合力制造了晚清的“明星”。名妓一定意识到自己处在被看的位置。报纸构成了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所提出的一种“信息场景”，报纸作为名妓们进行公共交往（甚至私人空间中的交往）时必须或有意考虑的场景因素。
由此，目光成为场景中实在可感的东西。并且，名妓知道自己处于视线当中，迎合着它，调整自己的姿影、装扮、行动，呈现出自身；这个过程同样实现了她处于观者的位置。这一目光，混合着看者到他/她之所看的不断往复。从这一点来说，报纸书写是两者共同的身体实践，他们共同完成对都市世界的表达。
三、打破窗口：报刊史书写的“超视觉（voyance）”？透过《游戏报》，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看报纸的透明或半透明性以及“新闻是窗口”这一比喻。作为一种印刷媒介的报纸似乎总是要摒弃身体与场景、将之抽象出去，报纸传递思想、报道事件，不用身体在场就能实现公共交往。在这个过程中，报纸扮演着“窗”的角色。如果说窗的作用是为外部景物加框、固定它，窗口只剪裁而不使景物变形——即便有玻璃的存在，玻璃和我们看出去的目光都是透明的，而我们和窗都不在景物之间，而是对之冷眼旁观；新闻通过符号再现的方式来实现窗的作用，它对事物进行超然的、有框架的复制，读者则通过阅读新闻这一复制品而知晓已消逝的、不在场事物。而《游戏报》的个案表明，不能将报纸天然地当作是透明的、去身体化的。《游戏报》绝非一个窗口。但我们可以通过文本回到报人和他所看到与书写的人、事、物共同寓居的世界。一方面，访事是一种身体的空间实践，而他所看所写响应着身之处境，是对此的一种表达；在看与写的过程中，看者与所见之物不断交换角色，共同坦露自身并创造都市体验的表达；故而，新闻不再是纯粹的再现、移印，它揭示生活世界本身，包括那些未被表现出来的、那些作为“可见物之凸显和深度”的不可见者。《游戏报》祛除了透明，打破了新闻的窗口模式。梅洛-庞蒂在《眼与心》中提出一种“超视觉”的看，即“比习常所见更多”、多于不在场的当下化，这超出在所见之物（比如图像）中之所见，而是“依据或借助”所见之物来看、来注视。“我的目光在它上面游移不定，就如同在存在的各种光环中一样”。卡波内（Mauro Carbone）认为，这种观看“不再遵循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就在西方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窗口型再现（représentatif）模式”，“窗口模式令我们相信可以将可见物固定在它‘所在之处’”。也就是固定与僵化了可见物与观者之间的身体-空间关系，看便不再成为一种生成的身体活动。如果我们不将报纸看作一个既定的再现窗口，不再只关心在这个窗口中看到了什么；如果我们借助报纸来看，我们将看到什么？报刊史书写是不是能够拥有这样的“超视觉”？
在梅洛-庞蒂看来，绘画是更能够揭示存在的深度的方式；而画家是更容易拥有超视觉的人：
画家的视觉不再是对一个外部的注视，不再是与世界的单纯“物理-光学”关系。世界不再通过表象出现在他面前，毋宁说画家仿佛通过从可见者向自身集聚、回到自身而在事物中得以诞生……只有通过成为“空无的展示”，只有通过刺破“事物的表皮”来表明事物如何变成为事物、世界如何变成为世界，绘画才能成为某种东西的展示。超视觉在于刺穿再现的、表象的东西，它看到身体跟世界遥远的、深处的一体、同质料，又通过绘画“指向万物在我们身体中的秘密而躁动的发生”；那么不得不说，新闻本身恰恰就是这层表象——尤其当客观性理念作为新闻存在之合法性的要求、成为一种制度化与操作性的结果之后。这就是为何我们很难跳脱出报纸这个窗口。而本文通过《游戏报》的个案试图说明，尽管这份报纸作为个人性的、风格化的、早期现代的报刊实践有其特殊性，但它也反过来提出对窗口再现模式和透明性本身的反思，去身体化并非报纸与生俱来的。如果我们仅仅将超视觉浅表地理解为“比习常所见更多”、多于不在场的当下化，那不妨将报刊作为一种身体处境开始。但这并不是简单地将身体重置于新闻探访、写作、阅读等场景中，将它们视作空间中身体的活动，更关心报人、读者、被书写之人与物共同构成的生存世界。借此，我们才能发觉潜藏在报纸文本之中与之外的剩余的意义。作者简介：
季凌霄： 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研究团队成员。
[版权声明]本组文章发表于《新闻记者》2018年第12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 季凌霄 . (2018) . 祛除透明：一份报纸的感性实践与报刊史研究的“超视觉” . 新闻记者.23-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