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玮 | 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
前言
在经历了技术融合、场景融合、产业融合、文化融合、社会形态融合等阶段后，媒介融合正在迈向主体层面的融合——技术与人的融合，这造就了新型主体“赛博人”。作为交流系统的城市，正是赛博人传播实践最为活跃的场域。而作为移动网络的节点主体的赛博人，是人与技术的双重逻辑的交织互嵌，成为后人类时代的元媒介，重造了社会系统，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赛博人成为传播主体，媒介便不再是外在于人的一个工具或者机构，而是转为身体本身。身体成为一个界面。克拉里认为，去物质化的数字影像时代，主体性逐渐演变为“介于理性交流系统与信息网络之间的一道岌岌可危的界面”。赛博人造就的界面，打破了原本隔绝很深、很久的众多社会系统。它创造的连接力，实现的不仅仅是专业媒体机构内部的连接，或者媒体机构与外部世界的连接，而是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各种系统的打破与重组。这正延续了克拉里对现代化的理解，现代化所涵盖的“不只是政治与经济构成的结构性改变，同时，也扩及知识、语言、空间与传播网络，以及主体性本身的广泛重组”。这也提示我们，社会转型、传播网络、主体重构是处于一个持续互动的状态。赛博人身体的两重性，使得这个技术叠加生物体的界面，能够打破实体社会网络与虚拟信息网络的屏障，即时性地穿越在分属不同网络中的各种系统中，并且通过个体的传播实践，实施个人化的重新组合。这也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仅仅是媒介形态的融合，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涉及各个方面的社会性融合。这一系列的融合包括：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融合，社会各个领域即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的融合，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融合，传者与受者的融合，多维时间、异质空间的融合，等等。比如共享单车、大众点评、滴滴打车、全球民宿这样的社会新型实践，新技术传播网络连接了原来毫不相干的地理空间元素，就是以赛博人这样的主体为前提的，由此实现了虚拟信息网络与实体空间网络的融合。当然，当前发生的大规模融合并不意味着区隔的消失，而是预示着社会各种分殊边界的模糊、消失及重新界定。随着新一轮社会融合的深度展开，将涌现新型的社会系统分割方式。因此，社会系统的分离、融合与重组，不能仅仅从技术形态或者产业驱动等外在视角去理解，主体性的变化、赛博人的产生，才是媒介融合出现后一系列社会系统融合重组的根本性条件与动力。
马化腾在2018年阐释他的“数字中国”理想时说，“让‘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成为现实”。很显然，他不是在强调信息服务水准的提升。这个转变显示了媒介与人的连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以前媒介是分散的，人必须分别接触不同的界面，才能获得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信息。赛博人作为一个终极媒介，正在将分散化的界面不断地加以整合，聚合到自己的界面上来。这个聚合的过程，不仅仅意味着社会系统以人为基点的重组，而且也预示着，生物体逻辑与技术逻辑的互嵌。一个相当普遍的事实是，人本身也成为计算机数据的重要来源。人作为主体的感知、行动都可以被技术、算法所利用并制造成为数据，反过来，这些基于技术逻辑的数据又规约着赛博人主体性的内涵及实践。
赛博人重构了被大众媒介分割的人之身体。就海勒所言的两个身体，大众媒介时代倚重的传播主体是再现的身体。在主流传播学理论中，大众媒介岂止是遮蔽了身体，更是将身体视为需要被克服的障碍。这当然并不奇怪，事实上，围绕着意识主体之抽象思考与身体主体之感性知觉孰优孰劣的争论与分歧，是个由来已久的哲学议题。19世纪重要的视觉研究者、哲学家叔本华提出了一个“既是感觉之场所又是生产者的主体”，他“翻转康德之厚抽象思考而薄知觉认识的态度，并坚持由生理学上构成的主体就是再现形塑的发生场域”。在基特勒看来，每一种媒介的发明，都是对人类身体感官的分割与重组。“电影、留声机和打字机在历史上的同时出现，将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数据流分隔开，从而各自实现了自动化。……1880年前后，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技术分流打破了古登堡的书写垄断，人的制造就有了可能。所谓的‘人’分裂成生理结构和信息技术”。在这样的视野中，现代技术发明的不同形态的媒介，都是针对人之身体的一种浩大工程。它们对人类身体感觉器官实施分割，将每一个感官从身体的整体性中剥离，再加以延伸。这些步骤为数字技术的重新整合提供了前提条件，“那些早期看似无害的机器能够存储信息，进而使声音、图像和书写分离，从而开辟了信息技术的时代。……信道和信息的数字一体化抹杀了各种媒介的个别差异。音响和图像、声音和文本都被简化为表面效果，也就是用户所熟知的界面”。大众媒介就是基于对人体感官的分离与肢解，创造出不同的媒介形态，突出了意识主体，遮蔽了表现的身体的感官知觉，消解了身体的整全性。赛博人的出现，是要将被大众媒介分隔的器官再组装起来，这是一个器官通过技术重新融合的过程。当然，融合之后的身体，肯定不是单纯的有机体了，而是添加了新的元素，机器！这似乎暗合了延森视野中的“元媒介”，“它涉及新兴数字媒介对于旧的模拟媒介技术和机构的整合”。但它绝不仅止于数字媒体，因为“媒介正在成为人体的一部分。……交互界面的基本意涵发生了变化，它从一种工具的界面变成了一种皮肤或者生物膜的界面”，即“有机用户界面”，/这就是赛博人。作为有机用户界面的赛博人，“极大地推动了更多植根于本地的、更加个人化的交流与传播的实现，它使得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与其他传播者展开包括图像、文本及声音在内的交流沟通，也使更多的物理距离或社会意义上的远程操作变得可能”。
赛博人的传播实践与大众媒介时代的传播实践在时空方面产生极大差异。它是持续性地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在时间维度上，我们已经无法像大众媒介时代那样统计接触媒介的时间，因为之前的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是日常生活中一个相对集中清晰的片段，但如今的新媒体使用，是碎片化地融入日常生活。从空间维度看，接触大众媒介必须固着在一个地点上，因此削弱了人与地理、空间互动的丰富性，但赛博人作为媒介，传播实践是伴随人的移动同步展开的，裹挟了大量地理空间元素，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如今人的移动轨迹都可以被记录处理后成为数据，产生重要的社会价值。赛博人这个交互界面几乎聚合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内容。以当前新媒体实践中相当普遍的现象为例，新媒体产品不断追求用户黏性，比如一些新闻APP，需要在单一的新闻内容之外，添加和新闻无关的内容，诱使用户不停地打开产品，增加使用频率。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则拓展了与主业貌似毫不相干的业务，比如策划线下各类社会活动。这两者的指向是共同的，都是为了将原本相对单一的传播行为拓展到更加多样化的领域，将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加以整合，力图全方位地实现与用户日常生活的对接与渗透。大众媒介社会系统功能专业化的时代，接触媒介的单一性特质完全被打破了。赛博人的日常生活无时无刻不与媒介有关，这个节点主体从无下线时刻，永无脱网之日。
赛博人成为移动网络的节点主体，意味着新媒体不仅仅是社交工具，更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传媒机构正在从相对专业化的社会子系统，转变为社会网络的节点。传媒机构在传播网络与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和价值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的传播对象（受众），突然摇身一变成为赛博人，堂而皇之进入传播网络中，成为节点主体，和传媒机构并置在传播网络、社会网络中。尽管他们传播的力量从单体而言无法与传媒机构相提并论，但网络社会中节点有强弱之分，而没有唯一的中心。传媒机构的价值也发生翻转，连接、整合能力正在超越内容生产，成为传播平台的优先核心价值，传媒机构也逐渐变为赛博人，或者说赛博人的组合。
麦侉尔将移动网络时代的媒介命名为“地理媒介”，它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时空观。移动数字媒体无处不在的特性，使得场景化的传播可以重组多重时空。位置化的信息在城市空间中支撑并实现了各种新的社会实践和商业逻辑。地理媒介的出现，使得传统大众媒介倚重的信息文本的虚拟叙事，日益为全息化的身体实践所吸纳、转化、替代，虚拟之城与实体之城以各种方式融合、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赛博人以再现的身体，活跃在虚拟之城中，视频、语音、表情包等等越来越多的身体性元素出现在虚拟空间中。另一方面，赛博人表现的身体嵌入城市空间，携带移动设备的人们游走于实体之城中。重要的是，这两个方面并非彼此隔绝，而是不断以赛博人为界面形成交汇。“当千万个人每日在城市中的移动轨迹能够被数字媒体记录下来，空间位置在城市体验中就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和位置追踪功能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城市逻辑”。只有赛博人，才能如此彻底地将人与技术的双重逻辑、实体空间与虚拟世界的双重行动史无前例地交织互嵌在一起。所谓传播“落地”的问题在新媒体时代有了新解，它不仅仅意味着对受众的意识-主体产生了态度与行为的影响，更是指要将身体-主体场景化，传播要找到、落实于那个活跃在实体空间中的身体。现今的城市无疑是实体与虚拟双重逻辑的扭结交集的最活跃场所。
众所周知，大众媒介是与现代性城市同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城市传播，就是将传播实践落实到一个历史的、文化的、具体的社会场景中。帕克主导的芝加哥学派的报纸研究与传播思想，之所以对美国乃至世界的传播研究产生引领性的巨大影响，正是因为它回应了20世纪初期世界性城市化浪潮中的重大社会议题。传播与城市之紧密关系，还因为城市一直被视为交流系统，因此是整个世界的中枢。建筑学者彼得•安德斯从信息与物质融合的角度讨论物理空间与电子空间的关系，两者最彻底的融合，就是物理空间与电子空间完全融合，比如全部被电子安全系统与操作系统所覆盖的建筑物。他用“Cybrid”（物理-电子空间复合体）的概念来描述现实中由物质与数据融合而共同构成的新空间环境。目前风行全球的“智慧城市”，正是这个融合的加强扩展版，被技术全面覆盖的城市正在成为一个新世界，这个交融了虚实空间之新世界的主体是赛博人。
唐•伊德在论及人与技术的关系时说，“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技术的生存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言下之意，技术其实一直与人相伴随。他所描绘的技术具身关系是“技术在这种关系中具有了最大程度的‘透明性’。技术就好像融入我自身的知觉-身体经验中”。按照伊德的这个思路，赛博人可说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技术具身。但是且慢！技术与人的关系，并没有停留在此。人工智能可以完全脱离生物性的身体，或者说寄居于“虚拟身体”。后人类已经发出宣言：“因为我们的本质是信息，所以我们可以消除身体。”人类目前还无法预测未来主体的形貌，或许目前大多数人都很难想象没有身体的意识与感知。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新闻传播学对于人工智能的讨论，肯定不能止步于机器人写新闻。在主体性的层面理解媒介融合，理解传播与新技术的关系，可以成为传播研究多元化路径中的一个新思路。
德布雷说：“对技术价值的轻视已经深深地刻在我们的精神基因中。”在人类面对技术的急剧变化感到茫然无措的当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或许是，对德布雷所说的这种精神基因实施持续性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一定是艰难、痛苦而漫长的。
作者简介：
孙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 孙玮. (2018). 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 新闻记者(6).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