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霁 | 媒介运作——连接城市叙事和城市形象的纽带

发布者：廖鹏然发布时间：2022-12-02浏览次数：11

论城市叙事多从象征符号入手，探索话语讨结构对城市的勾画形塑。文本体现的都市精神，娓娓道来的趣味格调，字里行间的城市风貌，大有学问。但读（作）者既不熟谙天使的心灵感应术，故事传布也就从不在真空发生。书写印刷、广播电视、数字网络等媒介的本地运作设定了都市叙事传布的基础参数。从媒介角度看，印刷技术经出版机构运营生产出了围绕城市的诗歌小说书册，装帧精美、插图悦目、书香沁人，其形式内容都适合个人安坐书房静读深思。印刷叙事的传布排除了都市丰富的感官印象对单中心视觉聚焦的“干扰”。媒介、文本和场景的关联一旦成为理所当然，人们对印刷技术和场景变动就容易熟视无睹，转而关注更“轻盈”多变的文本怎样经解码在脑海投射出城市的形象。

数字媒介技术无处不在，位置敏感、网状互联和智能自动等运作特征深度渗入城市各个方面，深刻重塑着城市形象，以及城市叙事和场景感官印象的关系。故笔者从媒介运作角度入手，探讨城市叙事与城市、城市叙事与城市形象的关系在数字时代发生的变化。

重新“装配”城市与叙事

城市叙事若视为实践中的言语“事件”，其发生总牵涉媒介对城市场景和文本结构即刻的“装配”。口语时代洞穴、广场或竞技场的人声鼎沸与声音传递的形式密切相关。印刷文本排他的视觉焦点将对线性符号的认知解码拉入私人领域——游吟诗人登上报纸，叙事与公共空间便分离开来，阅读成了私人的事情。数字时代，无处不在的二维码、联网的朗读亭、高楼外墙的大屏幕、自动灯光控制系统、李生城市虚仿技术、手机网络游戏等技术成为城市的构成部分。据技术运作的特征，城市叙事的展开，包括叙事“装配”也随之呈现与城市感官结构的多样化。

数字技术无处不在，彼此互联。叙事也经数字媒介与城市全面融合，呈现出更丰富的空间属性。大众媒介条件下，三维立体的城市时空被“压平”到纸面或电视屏幕上。其后果便是，视觉占据了都市感官的主导地位，人与文本间主体客体泾渭分明，叙事和阅读线性推进，理性的认知解码成为理解关键。媒介运作的平面化释放了人类对都市世界的控制和分析力，但话语叙事本身更多元的空间潜能被掩盖了。数字技术以3D打印、光影投射等手段，循“所见即所得”原则，多少恢复了符号话语在叙事结构中的三维空间性。跳跃的字符和新近获得“身体”的二次元人物构成了新的城市（叙事）。更常见的是无处不在的数媒处在城市高楼、墙面，人群和树木都嵌入本地相关叙事，叙事间以立体分布式网络互联。城市的叙事形态与城市空间形态彼此依存。多重话语叙事将实体和虚拟城市的共生体作为基座，经市民日常实践产生互联。三维空间叙事片段间复杂的（再）连接，不断创造出新的故事线。叙事的空间化使其成为城市空间蔓生的块茎，叙事间的重合节点催化叙事发展至下一节点，城市行走由此获得了游戏的意味。相比之前作者一己完成的叙事，新的城市叙事往往产生于众人手持移动设备在城市空间扫码、打卡、自拍，在三维混杂空间穿梭行走，勾连数字叙事的创造过程。借助数字技术，不同个人在植入城市不同空间的叙事间建立关联，形成城市叙事新的创作过程。与之对应，城市叙事的作者也逐渐在传统的文本写作技能外，增加了在符号世界和实体环境的交错界面上熟练地综合两者的技能，发展出不断开辟另类漫游路线，创作混杂现实城市叙事的知识与能力。

数字媒介对位置敏感。基于GPS 位置信息定制的城市叙事恢复并增强了叙事与城市本地空间一度被割裂的关系。林荫道、地铁车厢、商场或广场公园都成为故事展开和生长的地方。随移动媒介定位技术发展，叙事内容和形式精准地随地方位置变化而调整。技术支持叙事与地方重新“相遇”，并产生定制关联。叙事更深度地扎根小尺度地方，并据地方具体政治、经济、文化条件自动改编。叙事与地方关系增强，使构成本地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社群更顺畅地参与城市叙事的集体创作。譬如，经典文学中关于特定空间的叙述，改以二维码或大屏设置于对应地方，更易引发共鸣，激励本地居民投身线上线下再创作，将个人在地体验、本地知识、家族记忆和创造能力编入其中。围绕元叙事的再创作构成城市叙事在数字平台的有机组成。公共参与本身又形成新一轮叠加的城市叙事，催生出即时涌现的叙事“公众”。从叙事形态看，与地方关系的加强令城市叙事中“精心设计的不完备性”成为推动叙事“接入”地方，激活城市的关键。传统叙事要求故事结构完整，讲究闭合感。深度植入地方的数字叙事，却须对具体叙事场景、受众画像、文本结构、文化氛围、传布流程等因素细加考量，精心设计叙事结构的“缺失”。“缺失”并非“残缺”，缺失设计更要求叙事对发生地具体的文化特征保持高度敏感。数字城市叙事的不完整，宛如断臂维纳斯，能更强力卷入地方的公共参与，激发新的叙事动能甚至商品流动。本地居民主体性、创造力和公共生活因此得到促进。

最后，数字媒介运作中表现出激进的跨物种自动连接能力。数字叙事在城市建筑、自然、商品、社会和象征文化积淀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创造新关联，展开复杂的转码（transcoding）。数字媒介的转码能力使其成为“普遍连接”要素∶人、物与符号间新的连接催生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远近快慢、直接间接、历史当下、真假虚实的重新界定，融汇了城市叙事中熟悉又陌生的元素。数字叙事在文本与城市间创造出大量新的组合，媒介的转码运作影响着新组合的通达程度和意义生成。叙事与城市场景打破常规的“诡异”组合又创生出新的社会交往、象征意义和都市审美体验。创生过程常采取自动方式，其智能运作产生于数码程序与本地经验数据的连接。数码程序与城市其他沟通设施连通，构成都市新的数字“物体系”。程序和程序间自动实时地相互学习，不断完成自我更新升级。“喂养”程序的经验数据包括叙事发生地位置信息及叙事交互中遗留的数码痕迹。作为后果，城市叙事的意义生成越来越取决于自动化过程背后的程序设置逻辑——若说叙事话语映射着本地权力关系，自动“装配”叙事与城市的程序系统则构成了数字城市新的权力来源。

融通城市叙事与城市形象

城市与叙事的“装配”，如何改变叙事与城市形象的相互塑造？对图像和叙事的感知共同形成抽象的城市形象。而个人意识中的形象须经媒介物质化实现，形成新的叙事和图像。循环往复间，米歇尔认为媒介是连接符号叙事和图像感知的纽带。仍循媒介视角，数字城市本地片段式的感官印象与线性符号叙事间正涌现更复杂的扭结。由此形成的城市形象，其形态或生命力都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变化。

大众媒介时代，城市形象多产生于基于媒介叙事和感官体验的城市想象。数字时代，媒介和环境的关系出现激进反转∶媒介运作成为生成和维系栖居环境的关键力量。都市叙事、场景体验与城市形象间经数媒的运作，实时发生双向转换。联网的手持设备可将此时此地场景化感官体验实时转变为多模态叙事和图像，个人头脑中的城市形象可随时通过数字中介转为个人叙事，或外化为构成实在场景的新图像，公之于众。三者频繁实时地缠绕，借助数字技术在虚实之间、意识内外、人群之中反复穿梭，击穿了城市形象、实体场景与话语叙事之间的界线。媒介运作令三者共同构成了相对稳定的环境，成为市民栖身其中的城市本身。与大众媒介时代形象叙事与线下场景的虚实二元对立不同，市民正生活于城市形象之中，城市叙事和多重感官不断实时内外转化，处在相互勾连的动态中。

位置敏感的媒介还增强了叙事与地方的关系。叙事与地方关系紧密，使城市形象与叙事的高度异质共存成为常态。大卫·哈维提出居于不同立场、结构点位、机构、视野的人，所具备的城市形象和地理知识截然不同。数字技术增加了这种差异的复杂度。位置媒介能针对个人改造构成地方的感官和叙事结构，同一地方的形象叙事簇复合了更细颗粒的个性差异，城市的形象叙事乃至其设定的视野，其结构和意义都涌现更多异质共存。城市地方愈发成为多重叙事和形象叠加镶嵌的锚点。此外，数字媒介赋予个人重新“装配”本地情境和叙事的可能。个人邂逅叙事时对所处情境的媒介建构，令同一叙事在同一地方、对同一人都能产生不同意义和体验。智能算法跨物种的自动“装配”能力更增加了城市形象生成的复杂性。数字程序不断自我进化，程序与程序交互“感染”，程序与本地知识系统偶然的连接都产生出高度复杂的场景叙事和地方形象。“技术无意识”提供了叙事和形象间的连接转换力。城市叙事的异质性，装配场景的新奇可能，乃至装配过程的高度复杂，使叙事可能产生的城市形象包容更多差异。城市甚至更小地方的形象都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性，其生成充满偶然。越来越多不同的面向开始在市民意识到的城市形象中长期共存、相互叠加、彼此嵌套，不断碰撞产生出新的地方形象侧面。

最后，在高度异质化的形象网络中，城市整体形象的产生机制正发生变化。大众媒介时代，城市整体形象常与传播显要度有关。主流媒体广而告之的地标式形象往往压倒其他，成为代表城市的整体形象。数字环境中，某一（组）地方形象对城市而言的整体性多少仍取决于其在集体认知中的显要程度，但特定地方形象与城市叙事、图像、场景体验，能否在媒介勾连运作中找到恰当位置，越来越成为整体性的依据。所谓恰当位置并非仅指压倒多数的主导地位，数字城市形象的“恰当位置”更指特定地方形象能否以数字时空的尺度，在本地勾连融通更多异质性的城市叙事、图像和场景体验，并在不减损个性差异的前提下，与之共存，不断碰撞激荡出新的城市面向。换言之，地方形象在全球数字时空中对异质性叙事的连接融通力，维系地方形象差异的区分力，与叙事、场景和图像在碰撞中迸发出的生成力，构成了除“主导力”外的新标准。具有更强连接、融通和创生能力的城市地方形象，更能成为数字时代城市的整体形象。在地方叙事、城市形象和感官结构间，能否持续更新，不间断地生成趣味横生的城市生活，成为关涉人类集体未来之关键。

作者简介：
潘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引用格式]潘霁。媒介运作——连接城市叙事和城市形象的纽带，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