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叶飞、詹佳如 | 缺席的耳朵：报纸阅读阐释的声音逻辑
发布者：廖鹏然发布时间：2022-10-25浏览次数：11
摘要：通过梳理近代史上以“听”为报纸内容接受方式的这样一条历史线索，探讨耳朵作为感官接受方式给报纸阅读实践所带来的影响。口语与文字，相应于听觉与视觉，由于媒介逻辑的差异以及其所引发的思维过程和方式的不同，会在文本与读者之间，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建立截然不同的关系。由此，关注听觉为接收方式的阅读实践以及其所产生影响的方式，将为理解近代报纸的功能和影响、社会启蒙、底层政治动员等方面提供一个独特的视野。在彭翼仲的《京话日报》深受欢迎的情势下，醉郭自然而然地成了报纸的义务讲报人。他用“数来宝”这种通俗歌谣宣讲《京话日报》上的内容……彭先生还亲自为他拟写了许多唱词。随着《京话日报》的影响越来越大，醉郭越唱越精彩，名声也越来越响亮，天桥一带常常出现“满市争听醉郭唱”的热闹场面。立几处演报所，仿照宣讲圣谕似的，天天的演说，各报上的时事，工艺，商务，洋务，都编成白话，送到京话日报馆，请他登上报，我们就照着报上说。
清末，《京话日报》在京城广贴报纸，还有专门的讲报人讲报，这提示了近代报纸的一种传播方式，即许多不识字的人（也有些是识字的人）是通过“听”的方式来接受报纸的内容。虽然学界已经广泛地关注到了经由“讲”和“听”的近代报纸传播途径，而将其与下层民众的启蒙，以及卷入其他宏观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但是，这样一种以“听”的方式而实现的启蒙，与知识精英们读报所实现的启蒙，有何区别？两者是同一种启蒙吗？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同样的报纸文本，经由聚集性地听讲和私人性的默读，所产生的效果有什么样的不同？如果这一问题能够进一步的关注和阐发，那么近代报纸经由阅读所发生的复杂而多样的影响，也许就会得到更为深入的理解。1920年的《申报》称：“自讲报团体成立，即为中国通俗讲演之起点，较之一味宣讲圣谕者，有上下床之别。”根据《申报》的追溯，报纸之进入下层社会，乃是经由“讲报”这样的形式。讲报所（时常与阅报社的形式混杂在一起）兴盛于清末，于1904至1906之际，在京城以及周围地区逐渐兴起，很快蔚为风气。十几年以后《申报》尚对此有印象。《申报》的记载表明，这些讲报所往往与圣谕宣讲结合在一起。当时《大公报》的报道也能佐证这一现象，一个前后存续几年的讲报所，所宣讲的内容既有在《大公报》看来“不合时宜之旧理”的《圣谕广训》、《朱子格言》、《庭训格言》、《训俗遗规》、《国民必读》、《圣武记》，也包括《大公报》、《京话日报》、《天津日日新闻》等“新报”的报道。同时期，《申报》公布的一份苏州讲报所的章程也明确规定：“圣谕广训为经，以忠君爱国尊孔尚实为纬，举凡兴学劝工，有益世道人心者，演成白话”，至于那些“偏激之谈，关涉政界治安者”，则是一概不讲。圣谕宣讲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来理解讲报一开始所“嵌入”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圣谕宣讲是明清时期的一项正式制度，作为地方官员的一项政治实务，在城市、大乡大村中持续地进行着。圣谕宣讲是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对他们来说像一场“赶集”，期间“推挤喧哗”，是一个民众公共交往的活动，是聚集性的。圣谕宣讲是官员和儒士对民众讲解圣谕，所使用的不是精英的语言，一开始会用“以万岁爷意思说”开头，用儒家的理论代替以各种举例，迎合着民众对祸福报应的强烈兴趣和信仰。长久宣讲下来，圣谕就成了“社会通行的道德格言”。圣谕宣讲中嵌入讲报，会赋予讲报特定的场景与意义。《申报》说农村民众本不知有报，现在听到讲报，“则鼓掌欢呼，惟恐其词之毕，而恨己之不能读者”。与其说是遗憾不能自己读报，不如说是唯恐聚集之将散，娱乐活动戛然而止。讲报有群体娱乐活动的意味，还有两例。《大公报》报道说进化阅报社在晚上讲报的时候，还自备“电影一具”，用自己制作的图画讲述时事，也就是采用幻灯片，以激起国人自强之情，这样的形式极受欢迎，“往听之人日以千百计”。文章一开始所引述的讲报人醉郭，他在北京护国寺内活动，听者有一两百人之多。他的讲报颇有噱头，据《大众报》报道，他“身着一领衣，前后各嵌圆形白布一块，前书‘讲报人醉郭’，后书‘不是洋报，爱国保种’”。醉郭主要就用报纸上的事例来讲些爱国道理，还要把报纸上的内容编成“数来宝”这样的通俗唱词，从而有“满市争听醉郭唱”这样类似于说书的喧闹场面。对于倡议的精英士人来说，讲报是为了开民智，所以要“照着报上说”。但是实际的展开很难做到。《京话日报》的彭翼仲说：“既要讲报, 千万不可节外生枝,自己以为口才好, 说了许多闲篇儿, 一个不留神, 还许要得罪人呢。”由于讲报人自己发挥得多，听报人和讲报人抬杠，听众起哄的场景就受到关注。《大公报》批评说讲报有大量的因果报应、吉凶祸福之说，“好者弄成一个从前初一、十五宣讲圣谕的具文, 坏者结成一个寻常说书厂儿的恶果”。所以，作为清末新政之一的讲报、讲时事，在形式上与过去的圣谕宣讲或者说书场，有相似之处；内容的核心则是流通于社会的道德戒律，五行相克相生这样的世界观，并以时事来举例佐证。李孝悌说，讲新知、讲时事的同时夹杂着传统道德价值观，是无可避免的新旧，传统与现代并陈的现象。问题是，听报与看报的过程中，在知识精英那里，私人的、以默读为主要方式的读报，与讲报活动中那种聚集性的、口头媒介，对报纸文本接受，都有新与旧的交织的面向，但如何区分这些有所区别的新旧交织方式呢？报纸阅读过程中新旧观点的彼此移植、借用、扭曲，是阅读史研究中的焦点。而新旧观念的交互方式，在聚集性听报与私人性看报的过程中，却是有差异的。进入民国之后，讲报活动也在持续进行着。据《申报》的报道可知，1920年代，国民党政府是有专门的包括讲报在内的宣讲团体，去各地讲报。也有研究者发现，国民党政府组建了数量庞大的民众阅报社，而且具有较全的组织规章。阅报社通常会进行些讲报活动，另外，自行阅读的人也会向别人来转述报纸的见闻。也就是说，民众听报活动在国民党政权时期仍然被官方建制化地推动着。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则探索了各种方式将报纸的内容通俗化、口头化，使其能够在群众中传播。比如黑板报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对报章新闻、文章的改写，编成快板诗、歌谣，让儿童传唱，进而传遍整个村落。在延安，中国共产大力推广了读报组的做法，至1950年，读报运动成为组建全国性宣传网的一部分。按照胡乔木的说法，读报的目的是为了让文盲半文盲的群众，经由能够阅读的“积极分子”讲解，而让老百姓成为报纸宣传的对象。从“讲报”到“读报”的名称变化或许说明，报纸文本的权威性在读报过程中特别予以凸显，从而使政策、路线、方针得以自上而下传递并贯彻执行。所以，都是口头语言的方式转化报纸文本，但是清末讲报与中国共产党的读报，性质上是有所区别的，不仅仅是报纸文本的权威性，还包括读报内容的选择、读报人员的构成、读报员的组织身份、培训，等等。不过，即便如此，类似于讲报活动，听读报是有他人在场的、以耳朵为感官接受方式的阅读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官方关于读报技巧的种种讨论中，可以一窥报纸那种书面文字要进行口头转化从而产生的经验与教训。读报是有技巧的：“读报员在读报之前事先准备好，把要读的新闻重新组织，用自己的话讲出来，要讲的生动活泼，有声有色有表情，这样便一定会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读报员读报“要像马路上说书一样”，“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一样”来讲报。确实，国棉九厂邱春山描述的一次读报活动，跟说书是极为相似的：“当说到朝鲜前线中国志愿军，一挺机枪，打退美军十二次的进攻，从怎样瞄准，一梭子打过去，美军如何被打倒，如何滚下山区，如何后退，说得有声有色，好像他亲眼看见的一样，大家都一声不响地听呆了。”反面案例也有，有人批评说：“有时读报员读起报来，闷倒了头，吞吞吐吐，像小学生念书，有时把一个整句子读成了两段，读报‘动员大会’，‘卷入生产热潮’，‘广泛性’等名词。也就是读过算数，不加以详细的解释。”所以，怎么做一个好的读报员，就是要会讲故事。据说，将讲革命故事作为读报固定内容，效果很好。人们在故事里如何理解时事呢？一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冶炼厂工人听完读报后问：“赫鲁晓夫为什么反对斯大林？”工人读报员说：“侬讲里？”那个工人说：“斯大林在肃反个辰光差一眼眼把赫修（推校一采采弄死依），现在秃头怀恨在心，所以要反对他了。”普通民众在听报的过程中，将赫鲁晓夫与斯大林的冲突，演绎成他们常见到的“个人报仇”。德布雷说：“口语性是女性特征，也就是成见和老太婆的故事。”在这种公共交谈之中，时事演变成了充满成见的故事。而讲故事，不是外在化的逻辑推理和分析，而是精神上的共鸣：“讲故事越是自然地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故事就越能占据听者的记忆，越能充分与听者的经验融为一体，听者也越是愿意日后某时间向别人重述这故事。这个融合过程在深层发生，要求有松散无虑的状况。”本文试图去勾勒近代史上也是非常普遍的报纸文本接受方式，亦即聚集性的听报活动。这种听报活动，与那些精英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私人性看报活动相对应。对于后者，是既有阅读史的重点，并做了相当详实的研究。这些研究从报纸文本出发，与士人私人记录中的感受、阐发进行交互分析，试图借此来看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如何理解各种新兴观念的内涵，以及是如何在传统中国的环境中形成扭曲。可以说，这是一种属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在书面逻辑中的启蒙。而对于听报的大众来说，如果这也是一种启蒙，一种观念的输入，那么，这种启蒙也是在群体交往中、受制于口语文化的思维方式下形成的。默读和听读就阅读所调动的感官是截然不同的。默读涉及的是视觉，而听读涉及的是听觉，这意味着即便是相同的文本也将实现不同的传播方式。加拿大媒介环境学派的先驱人物哈罗德·伊尼斯已经告诉我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中，不同的感官机制（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占主导地位，会形塑出不同的文化形态。Jonathan Sterne曾比较视觉与听觉的区别，以表格地形式作如下概括：作为不同的感官方式，视觉使得人与对象保持距离，更多地与客观性联系在一起，而听觉则与对象交融在一起，更多地与主体性联系在一起。沃尔夫冈·韦尔施在《重构美学》中认为，视觉接近认知和科学，而听觉则接近信仰和宗教。西方文明在希腊时期是以听觉文化为主导的，自帕拉图时期经历了视觉转向，在科学、哲学、艺术中开始占据优势地位。这一感官机制的优势地位，在启蒙之后被不断强化，“存在”变成一个可以经由理性测量的东西，并在现代技术发展中登峰造极。西方现代文明，就是建立在视觉这一感官的主导地位之上的。加拿大媒介环境学派的沃尔特·翁也强调不同类型语词（口语的与书面的）内含的逻辑，已经其所影响身处其间的人们的不同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沃尔特·翁说：“口语词具有声音的物质属性，它始于人体内部，使人能够相互展示意识分明的内部人格，使人得以为人，使人组成关系密切的群体。一个人向听众说话时，听讲的人一般就成为一个整体，不仅自己结为一个整体，而且和说话人也结为一个整体。”所以，口头文化会造成参与者在精神上的连接，声音唤起的是情感与信仰，“口语词内化的力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神圣情怀联系在一起，和存在的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声音所唤起的不是思想、观念、理解，而是非理性的、情感性的东西。这与视觉所唤起的东西显著不同，“一切文字都以某种方式把语词表现为事物、寂静的客体、不动的记号，通过视觉来吸收”，准此而言，“视觉起分离的作用，听觉起结合的作用。视觉使人处在观察对象之外，与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声音却汹涌地进入听者的身体”。麦克卢汉亦有相似的见解：“有文化的人或社会都培养出了一种能力，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抱着相当疏离超脱的态度。不识字的人或社会却事事经历感情上或情绪上的卷入。”不同的研究者都发现不同的声音实践与革命文化之间密切关系。媒介学家德布雷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集体信仰而不是一种个人主义信仰”，因为“它要以很强的口语性联系为基础”，而通常来说，“默读是一种个人的和‘反社会’活动（阅读需要独自一人）”。唐小兵关于延安时期的听觉文化研究则诠释了制造特定的声音如何塑造出激情的革命文化。他以陈学昭《延安访问记》中所记录的体验和感受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认为延安是视觉文化相对贫瘠的环境，连电灯都没有，完全不同于上海那种具有充满光色刺激的都市环境。与此同时，延安却有着与都市上海截然不同的听觉文化，不仅“嘈杂”，人们随时随地畅所欲言，而且延安还是一座“歌咏之城”，具有“歌声四起的环境”。通过大合唱和交响曲，很多到延安的人完成了从旁观到加入的过程，这也是一个听觉训练并学会发声的过程。这一过程“把各种各样的声音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整齐洪亮、激动人心的听觉经验，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让参入者和听众获得升华”。换句话说，这种听觉训练和发声实践，“拉近了听觉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冲击了主体的自我意识”，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情感方式和主体经验的文化实践”。如果视觉令人们与世界保持距离，声音则不一样，“语音的穿透力没有距离”，听觉使人融入世界，它是最为被动的器官，也是社会性的器官，口语实践就总是意味着他人的在场。这也是为什么唐小兵所说的延安那种听觉训练和发声训练能够创造出激情革命文化的原因。分别以听觉或者视觉为主导性的不同社会中，与不同类型的文化密切相关。沃尔特·翁有关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的研究告诉我们，长久浸润在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中的人，各自所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沃尔特·翁认为语词总是受到语音的约束，稍纵即逝，这样口语文化要能够以有组织的方式来构建知识，就必须借助于有利于记忆的模式来思考问题。这种思考模式必须有利于用口语词再现出来，所以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会变得有节奏和平衡，会用非常多的套语以及为人所熟知的箴言。除此之外，在沃尔特·翁看来，口语文化中的思维和表达还有这样9个特征：附加的而不是附属的；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冗余的或“丰裕”的；保守的或传统的；贴近人生世界的；带有对抗色彩的；移情的和参与式的，而不是与认识对象疏离的；衡稳状态的；情景式的而不是抽象的。藉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讲报与讲时事会让因果报应、祸福吉凶这样的道德箴言渗入其中，为什么革命传统中读报活动总是偏好各种革命故事，其原因恐怕也是在此，“高明的讲述人有意识的随机应变，调整传统故事，以适应新的听众和新的情况，有时甚至纯粹是为了卖弄本事”。报纸上那些带有对抗性色彩的故事被特别地选择出来，作为讲报的素材，这些故事中，非黑即白，“善与恶、正与邪、恶棍与英雄并立”，总是特别受到欢迎。在讲报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讲报、读报者总是倾向于调动听众的参与和移情，为此而对报纸内容添油加醋，并加入自己的情感和身体姿势，“嗓音有联结和吸引参与的作用。它强加一整套背景，意义屈服于形势，话语向口头表达术低头。它使心智的东西存在化，我们重新找回我们的身体。”另外一方面，恰如夏蒂埃所说，默读使人处在安静和孤独中，冷静推理，审视批判，对各种观念和大众说法进行判断，这与一群人聚在一起用声情并茂的言语来刺激来煽情决然不同。文字会使得思维更加精确，更加具有分析性，内省这样的精神活动才是逐渐可能的。当然，书写思维能够反馈给口头表达，那种严格的分析内化以后，这种感觉和习惯就能在口头表达中体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讲报人在讲的过程中其表达方式有着更为复杂的一面，是一种书面表达方式和口头表达方式的混杂。如果加入口语思维逻辑，新的问题就值得关注：从听的角度来理解的话，那些浸润在传统口语环境中的人们，会如何理解这样一种混杂的表达物呢？本文关注到了“听报”这样一种近代报刊文本的传播途径，从清末的阅报社、讲报所，到革命时代并在建国后期被广泛开展的读报运动。尽管阅读的具体文本、共同阅读的组成人员、组织方式、具体展开过程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是从报纸文本在感官上的接受方式来看，持续地存在着一种以耳朵为感官接收方式，以口语传播为特征，通常是聚集性，同时伴随着与他人交往过程的阅读实践。这样一种聚集性的、听读的阅读实践，与那种私人性、默读的阅读实践方式，具有非常大的差异。德·塞托曾说阅读行为模式在近三百年以来在模态上（主要是指声音与眼睛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中国近代听报实践则显示“声音”在中国近代的阅读实践中一直以特定方式、特定的历史轨迹而持续演化着。德·塞托认为三百年之前阅读的典型方式是摇头晃脑地发出声音，而如今“声音”隐退，眼睛在阅读过程中占据了主导性的位置。不再高声或低声地阅读，这是一种“现代”体验。这样，阅读的文本因为眼睛的胜利而获得了自治性，变成了理性的、外在化的、客观分析的对象。但是听报与看报是有差异的，彼得斯说：“古希腊人常常把读书当成是进入和被进入的性交关系，因为读书几乎总是朗诵，写东西就是要最终控制读者的声音和身体，甚至是跨越时空的控制。读书——这里指朗诵——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拱手让作者（这里指男性）来控制。”文本如果经由耳朵，则不再外在于人，而是涌入听者的身体。这样说来，打开近代听报实践的历史，有助于人们观察到近代阅读实践可能并不是如德·塞托所说的那样，是从眼睛与耳朵的平衡到耳朵的隐退这样一种失衡的线性转向，因为即便是报纸这样一种标志着现代性的读物，也是多种阅读实践并存，是“阅”与“读”的相互交错，“阅读史不应该局限于考察我们现在所读的、默读的等凭借眼睛来阅读的东西的系谱”。现有的阅读研究主要是以知识精英的那种默读、私人性的读报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展开，也主要依赖于视觉化的、分析的、理性化的逻辑。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研究者本身亦属于知识精英，对他们来说，沃尔特·翁所说的那种由文字所浸润的思维方式，本就习以为常；而且书面表达，原本就是视觉思维的产物。所以，这里存在着悖论：如果这样一种理性化的思路，去分析“听报”这样一种阅读实践，去分析报纸文本会如何被理解、被诠释，那就可能出现用视觉的逻辑去套口语的逻辑这样一种错位的情况。尽管悖论无法解决，即便分析和研究不能真正达到理解报纸文本的口语化传播效果，但是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同于知识精英的阅读经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始终清晰地认识到“‘认知系统自己的认知条件’与‘真实客体的存在条件’”这个区别，从而对研究的局限有清晰的认识。在认识其局限的基础上，对“听报”的阅读经验进行分析研究，大体上有这样三个层面值得关注：第一，“听报”的阅读经验总是人们公共交往的社会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人们如何理解其所听到的内容，是跟讲报活动所嵌入的社会活动、场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晚清讲报很多时候是嵌入在圣谕宣讲中的，而且是集市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再比如，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上海所进行的读报活动就是工人集体生活的一个场景，有的讲报之前还要唱唱江淮小调，而同时期里弄居民在读报的时候，还会有打毛线、洗脚、聊闲天等活动。关注人们在听报的过程中，还在做着什么事情，这会帮助研究者理解听报活动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从而更好地理解人们会如何理解其所听到的内容，如何赋予其意义。正如理查德·布茨所建议的，要将观看电视/看戏/听广播等实践活动，放置在“更大范畴观众实践的语境之中”。听报活动亦是如此，其所涉及的关系，不仅仅是发生在听众与讲报人之间，也发生在听众与听众之间。第二，以口语文化的逻辑来理解这些口语化的报纸文本的影响，要关注浸润在口语文化传统当中的听众思维传统和思维方式。一直生活在口语文化中的人们，即便听到了报纸文字的复述，它们对于复述出来的文字的理解，仍然是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口语心态遗存”。这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假说，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经典著作展示了一个16世纪生活在意大利北部城市乌达内（Udine）的磨坊主Menocchio的阅读，即便Menocchio能够识字，能够自己阅读，金兹伯格也发现Menocchio的阅读总是突出某些字句，以偏概全地来理解整个文意。这样一种阅读方式有非常浓厚的口语传统的痕迹，是生长于口语环境中的人的思维方式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即便是粗通文墨的阅读者在阅读文字时，他仍然是以口语思维的方式来理解、把握书面文本，那么分析听报人如何理解口语化的报纸文本，就要更加注意这样一种有别于书面思维的口语思维逻辑。第三，除了要关注观念、概念、思想这些通常阅读阐释所着重关注的点之外，或许还应当特别注意情感、信仰这一层面。报刊的“讲”与“听”，既不同于私人化的默读，同时也溢出了那种沙龙式的、私人间的语音互动。因此，报刊的“讲”与“听”所交织的声音实践，必然是公共的、面向匿名的、集体的听众的人声展演。声音具有一种像水那样的特性，“准确地说，它把所接触到的东西都置入流之中——让对象沉浸到这种特殊的、流动的元素之中”，通过声音的“运作”，能够生产出“一种新型的大众”，并且是“集体的造型”。而从中国的历史场景看，类似诗朗诵这样的“声音”，一方面不断为生成中的集体意识赋形；另一方面它又回头激励、动员大众，催生新的集体的创制与扩张，激发情感与信仰。如此说来，阅读所打开的声音（听觉）的面向，能够使得尚未被阅读史研究充分注意、整理、讨论的声音、情感和主体（“集体”）问题逐渐浮现出来，甚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套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及其现代性的“问题与方法”。
作者简介：
周叶飞，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詹佳如，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周叶飞、詹佳如。缺席的耳朵：报纸阅读阐释的声音逻辑，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