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众媒介与共同体之关系，是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以智能媒介为基础的数字共感，打通了人与技术环境的认知壁垒，造就了分布式网络中的节点主体，由此激发社会异质交织、自由创新的活力。以智能媒介为基础的共通，并非大众媒介创造的不同个体所共享的知识体系或集体记忆，而是基于智能技术所创造的可计算环境，人与智能体协同、耦合的再个体化进程。数字共通就是“媒介之通”：呈现智能媒介与不同个体装配的生成状态及社会连接模式。关键词：智能体；分布式网络；节点主体；数字共通体；媒介学
一、引言：从共同体到共通体
大众媒介与共同体之关系，是经典传播学的重要预设，芝加哥学派将社会视为有机的城市共同体，报纸则是这个共同体的整合工具，罗伯特·E.帕克（Robert E.Park）由此阐发了新闻、舆论、娱乐、广告等大众媒介的诸种功能。媒介、共同体及其关系的历史变迁，在现实中极大地影响了传播实践。对于这个议题的认识，也构成了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因此，时时检视这个预设，对于传播研究的更新具有特殊意义。
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提出“共通体”思想以回应当下传统共同体理论与实践的危机，他在《无用的共通体》中译本的作者序中解释说，他与中译者夏可君讨论后认为，将法语的“communauté”译作汉语的共通体而非共同体，旨在强调人类共通体的法则，“它只能穿越不可还原的分离来沟通……如果没有这些分离，人们甚至都不能谈论交往：其实并没有什么可以去沟通的”。他把这个概念称为“分开的接近”。“它坚持一个分化，一个分开，一个距离。实际上，这个分离不只是坚持，而且也构成了接近：它并非不可避免的残留，它是接近—存在的条件。没有它，实际上就不再有在靠近中的区分着的存在，有的只是彼此混同的同一化存在。”南希强调的共通体，指向主体在分离、不同、独立的前提下展开的沟通，旨在批判趋向主体同一化的、整合性的传统共同体理论。这与韩炳哲“他者的消失”之隐忧异曲同工。所谓同工，指二人都集中讨论个体与社会的连接模式，触及了“我”与“他者”之关系；二人理论中的不同则颇多，最为显著的是，韩炳哲将数字媒介视为危机的首要因素，他考虑了南希没有面对的问题：为他者留出存在空间的共通体在当下何以可能。在智能媒介全球崛起的当前，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那著名的现代性之问——“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或可被转化为“共通体何以可能”。
分布式网络是形形色色答案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个，它的最大特点是从媒介出发，突显技术在塑造去中心化网络时的动能。亚历山大·R.加洛韦（Alexander R.Galloway）在概述网络历史时写道，厌倦了树形结构的德勒兹、瓜塔里之“块茎”理论、加里森“反对中心的战争”论等，都认为网络具有去等级，破坏、溶解各式僵化结构的潜能。他们“都假定网络与权威之间是一种敌对关系，网络是唯一可能对根深蒂固、壁垒森严的权力中心构成威胁的组织形式”。20世纪60年代，保罗·巴兰（Paul Baran）构想了分布式网络，它“在一个平面上铺开，由大量链接将所有节点连接起来。任何节点都不可能成为网络的主人”。巴兰指出，分布式网络与它的两个近亲——中心化网络、去中心化网络（星形）不同，它的特点是：节点之间双向连接、重复度高，内部普遍缺乏等级。巴兰的这个设想，随着大众媒介的普及、互联网的兴盛，正在逐渐成为现实，大众媒介是典型的中心化网络，Web1.0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Web2.0可被视为典型的去中心化星形网络，Web3.0则展现着分布式网络的样貌。
在关于网络意义的想象中，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独树一帜。他梳理了人类历史上各种类型的传播结构，特别推崇“网状对话结构”，“这种分散性的传播形式为其他人类传播形式提供支撑，最终实现了接收人类所有完善信息的基础网络”。弗卢塞尔认为这种网络对话结构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中，比如闲聊、邮政、电话等，最为可贵之处是它实现了个体间的对话、互动，但因为早期缺乏相应技术支撑，无法实现全社会大规模远距离的即时传播。弗卢塞尔以此批判圆形剧场结构的大众媒介，即中心化网络。“大众媒介发挥的作用是将统一的认知、统一的体验和统一的感受传达给自己的受众，并将受众程序化。”“与圆形对话不同，网状对话是开放式回路，从可靠性的角度来说，它更具民主性。”弗卢塞尔赋予他的网状对话结构两重特殊的意义。一是突出了技术的重要影响，他畅想未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能支撑个体间的远程对话，由此提出一个理想的社会——“远程通信社会”；二是拓展了传播的含义，通过数字技术复现个体间的普遍对话，达成抵制熵增、延续人类文明的使命。弗卢塞尔因此被誉为“互联网媒介传播的预言者”“数字思想家”。总体而言，弗卢塞尔强调了技术媒介的动能，并由此将传播定义为减熵的实践，认为传播是区分人与物的基准，是建立人类文明的基石，是谓“表象的礼赞”。他畅想的“远程信息社会”与南希的共通体思想紧密契合、相得益彰；也与中国传统哲学倡导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不谋而合。
21世纪以来，互联网、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近三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使得分布式网络突然间获得了专属的媒介——个人化的人工智能代理（AI Agent）。许煜立足于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感慨道：“所谓系统被认为是一种自立的理念性，它被基于数字的有机（递归和偶然）形式实现了。回过头来我们可以说，谢林、黑格尔的体系，以及贝塔朗菲、卢曼和冯-福尔斯特的体系，都一直渴望着这种社会的无机有机性，尽管他们没想到这会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仿照许煜，我们或许可以说，南希、德勒兹、弗卢塞尔预言的由分布式网络支撑的共通体，在智能体——人与技术耦合的当下，获得了现实化的契机。
本文以反思传统共同体在当下的危机为现实起点，检视媒介本身及其与共同体之关系的变迁，展示分布式网络在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展开方式，阐释智能媒介崛起为共通体构想揭示的主要理论面向及现实路径。首先，本文从感知层面解释人与智能体共生带来的新兴感知系统和经验，及其如何以技术无意识的方式影响人的后续行动。其次，本文探讨智能媒介创造的共感如何联通人类与智能体，从而以人与技术、机器的共在重构了社会的运作模式。结语部分反思分布式网络所蕴含的数字共通的潜能，阐释如何实现在共同见证和分享对话中重建差异性与多元价值，以及本研究对于中国媒介学的启示与发展。
二、共感：智能环境的共通
分布式网络在当前的复兴，得益于两大技术进展，区块链与人工智能。Web3技术以个体确权为主要基点，落地场景局限于数字货币与虚拟艺术品等少数领域，无法进入日常生活进行媒介实践。近三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尤其是端侧智能体的快速发展，使得Web3技术与移动互联网合流，向人类展示了分布式网络中节点主体的样貌——拥有专属智能体媒介的人类主体，这种人机合一的节点主体有望撑起渗透全社会的分布式网络。
智能体的经典定义是，智能体“可以被看作通过感受器感知其环境并通过效应器来作用于环境的任何事物”。据此，人、动物、机器都可被视为智能体。对于一个智能体而言，感知是其建立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第一步，就好比一个机器系统的输入环节，也仿佛遍布智能城市的传感器。共通体建立的首要环节是建立感知与共通体之关系。感知在南希的共通体思想中，是在哲学层面关乎“人的存在的意义问题”，是主体“身处其中的带有感觉性和体验性的东西”，“意义应被理解为在特定情境之中的感觉经验的生成”。南希在此强调的，既非帕克等设想的社会学层面的整体社会组织的共同体，也非哈贝马斯的政治学层面的协商、共识与行动。南希提出共通体思想的旨趣，是反思自由民主和极权主义导致的危机。共通是哲学维度的人类存在方式。“存在是共通中的存在……在与他者共在的命运中，通过共同显现使自己的有限性在场，并不断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这样的共同显现就是存在本身超越独一性和拒绝同一化的姿态。”“共通中的存在”落实在感知环节，指向个体涉身经验的独一性，及其与他者的共同呈现。“见证他者”而非取得意见或行动的共识，才是共通体感知的出发点，这也构成了共通体思想与传统共同体理论之间的差异。南希的共通体感知主体是个体，他并未涉及如何可能的问题。齐美尔在设问社会何以可能时，倒是给出了些解答，其中之一便是，依靠现代性媒介，比如货币。齐美尔的这个思路——关注共同体的连接模式及媒介基础性作用，启发了帕克，他的传播理论也最终成为传播学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
智能媒介支撑的分布式网络为共通体在当下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这基于它的个体化媒介特质、以分布式节点为主体的连接方式，尤其重要的是，分布式网络纳入人与非人在个体层面的嵌合，这首先便落实在个体感受层面。认知心理学发现，人类的认知也是分布式的，体现在个体内部，个体间，个体与技术、机器、物、环境等多个层次。N.K.海勒斯（N.K.Hayles）提出了无思考的非意识认知概念，以展现人类与技术系统互动的认知模式。她聚焦于“具身主体作为分布式认知系统发挥的作用”，关注具身主体嵌入和浸入环境的方式，比如杂乱的桌面、打字的电脑、各种智能技术等，并由此提出，“作为一个主体，人类不再被肉身的自然边界所限制或定义”。这意味着，当前分布式网络不断将技术系统的非人主体吸纳到自身的系统中，而智能体将这个进程推向前所未有的极限。只有从感知层面入手，才能揭示数字智能技术对感知的生成式影响，才能在存在层面理解共感之于共通的意义。
智能感知是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经典命题。1981年，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提出了著名的“缸中之脑”思维实验——如果将一个人的大脑摘离其肉体，并将大脑的神经末梢与计算机连接，通过软件程序输入各类感知信号，创造出“一切如常”的幻觉，那么这颗大脑是否能意识到自己处在“虚拟现实”之中？在此后的四十年中，这一提问成为各类哲学讨论与科幻作品的重要母题。在计算机出现后，如何理解人类对环境的感知，变成了一个被反复提及，甚至引发了广泛焦虑的问题。
从历史维度看，“缸中之脑”的命题所揭示的，是在计算机成为人类交流的主导媒介之后，人类与世界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计算机带来的并非对人类单一感官的延伸，而是以数字系统的微观感知能力（micro-sensibility）编码建构的，属于计算机的世界图景，传统意义上的虚拟与现实的对立不复存在。计算机成了人的“世界皮肤”（world skin），由传感器和算法建构的数字环境形成了一种“世界性感知”（worldly sensibility）。换言之，数字媒介对人类的影响乃是一种存在意义层面的，具有秩序性的世界化成。数据库、城市物联网等甚至不需要任何个体的意识、经验，就能直接以代码形式构建起拓扑逻辑的信息网络。对于当前的社会运作而言，智能媒介所引发的最为核心的变化，就在于通过对环境的二进制改造，打通了人与计算机的分野，创造了具有“普遍性”（ubiquitous）的“数字共感”，改变了人与非人智能体进入社会环境的基础。
综上，智能环境的共感，建基于对编码、解码符号系统的共识。首先，弗卢塞尔描绘的人类抽象化、想象、具象化的思维过程，不能仅被理解为一种表征工具，还应被理解为人类抵抗熵增的根本性存在模式。“编码可以由其创作者破译。为了具有共识性（也就是能被他人解码），每个图像都必须建立在社群（创作者们）熟知的编码之上。”其次，这里所谓编码、解码系统的共识，并非观点、意见或意识形态、行动的一致，而是对整个系统中的意义与感受的理解，其具体意涵更类似南希所说的意义，包括意思、感受、方向等含义在内的概念“星丛”（konstellation）。一套有效的编码、解码系统，只有在一个社群中获得此种共识，才能成功运作。这个编码、解码系统包含着分布式网络的众多复杂因素，可被拆解为五个面向。其一，人、技术、物、环境都参与其中。毋庸置疑，人类肯定是这个系统的初始发明者，但一旦系统建成，参与主体就不仅限于人类。其二，在数字技术出现前，世界上只有人类自然语言，即弗卢塞尔所谓传统图像。数字技术采用计算机语言、二进制编码，即弗卢塞尔所谓技术图像。其三，不同系统的交织转换之前依靠人类的意识，当前依赖数字媒介的转导。其四，分布式主体是认知主体而非意识主体，因此人、机器都可能成为认知体意义上的行动者。其五，这个系统中所有人或非人的认知体，都参与了编码、解码的动态过程，共通体处在一个持续性的、多主体展开的过程中。
当前，智能体的个体化、具身化、端侧展开的趋势，创造了一种人机共感的新模式，这为人类前所未有的崭新社会形态——高度离散化又大范围聚合的共通体——提供了媒介技术的数字基础设施。
共通体思想的核心命题，是对主体存在论层面的同质化、中心化趋向的警惕与抵抗。韩炳哲指出：“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同质化的扩散形成病理变化，对社会体造成侵害。”在他看来，“数字化的全联网和全交际”正是这种现象的主因。从历史维度看，霍克海默的文化工业论，后现代的宏大叙事解构论，都聚焦媒介在塑造大众同一化感知方面的宰制性。这些研究都揭示，中心化网络的大众媒介的感知趋同与现代性共同体的构建之间，有着紧密的同构关系。这种人文批判的价值体现在对他者存在意义的彰显，但因其未能解剖数字技术的底层逻辑，亦未能及时捕捉智能媒介的个体化趋势，逐渐丧失了对当下现实的解释力。
共通体思想倡导通而不同，需要解决如何在多元主体的差异性感知中，达成感知的共通。这是共通体何以可能的一个关键问题。与媒介相关的两个重要议题，展示了分布式网络如何为共通体创造了现实可能。
第一，分布式新闻生产。在现代性社会中，大众媒介作为信息系统，承担着生产、储存、传播信息的专业功能，大众媒介通过掌控新闻生产的全过程（提出理念、制定规则、产出产品等），成为真相的定义者。由此，大众媒介提供了关于现实的统一感知，现代性社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感知的同一性。数字技术摧毁了中心化的新闻生产模式，统一的真相、同一的现实感，在人人都有新媒体的状态下崩塌了。人们对现实的感知越来越取决于自身的处境，以及形形色色的圈层。分布式网络中，媒介无法成为也不能仅被定位为真相的生产者、定义者，而更应该成为不同圈层真相的调节者，媒介的重要作用在于让不同主体感知到彼此感知之差异。体察、理解他者的现实境况，成为共通体共感的最重要方面。端侧智能体的出现，使新闻生产、真相定义越来越从个体视角展开，出现了由个体自我定义的分布式真相；当然，这种真相并不是隔绝、孤立的，而是通过分布式网络达成某些共识并彼此连接。
第二，拼贴城市。这是美国城市研究者反思现代建筑与城市后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借用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思想，是“针对现代建筑思想中的基本理性与整体叙事方式的一种破解”。“现代建筑已经明显以高度传统的艺术方式（统一、持续、系统）来看待城市与社会。”拼贴城市正是要以自由、断裂、散乱的非理性思想，抵抗这种传统方式，并在建筑和城市规划中实践。它倡导一种被松散组织起来的感性的城市，指向拼合形态的城市。建筑及城市规划研究者提出的“拼贴城市”理念，是通过建筑、街道、城市“肌理”的建设来实现的，市民大众只能通过身体感官与实体空间的接触体验城市，个体的能动性非常有限。拼贴城市“异质化、分布式的沟通”理念，在智能城市中得以延展。“拼贴”在智能城市中不仅体现为一种静态的结构，更意味着城市运作的动态机制。借由智能媒介对城市进行“拼贴”不是少数人、算法模型或社会机构的特权，相反，它可能成为具有自由与解放价值的普遍性文化实践。对于作为分布式节点主体的用户而言，通过“接入”系统，打破城市中原有结构功能主义的程序性桎梏，从而在连接中创造共通，是市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智能媒介为基础的数字共感，贯通人与人、人与机器，造就了分布式网络的节点主体，为存在意义上的共通体提供了可能，实现了异质性主体在交互、运作中的协同，由此激发了社会异质交织、自由创新的活力。
三、共在：可计算的人机协同
就人机互嵌的节点主体而言，数字共感的出现使得传统意义上虚拟与现实、自然人与机器的对立不复存在。每一个个体的行动，都是以接入可计算的数据网络为基础的，通过人机协同，分布式网络创造出全新的共在形态：自然人与计算机之间不再是使用者与工具的主客关系，二者通过连接，在具体的场景之中不断发生着耦合，人与非人智能体的共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单元。通过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个体的感知与行动超越了原有肉身的自然边界，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物理场景，而是与分布式网络中的各类非人智能体即时互联地进行着协同运作。
海勒斯将这一现象称为“认知装配”（cognitive assemblage），她强调当代人机耦合所构成的是基于“信息在系统中流动的方式，以及创造、修改和解释信息流动的选择和决策”的认知组合。在这一理论视域中，计算机这类非人类的“认知技术”与人互动并与人耦合成了“分布式的认知系统”，从而以异质性的方式嵌入社会网络。从存在的维度来说，分布式网络之中，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主体形态，人与智能体的协同始终是一种处在动态自我调节过程中的“变在”（becoming）。
分布式网络中社会交往形态的嬗变，折射出智能媒介与过往媒介形态的本质性差异。不同于大众媒介这一在自身运作中通过“技术的介入排除了互动”，因而具有向心力的“以复制技术进行传散沟通的社会装置”，智能媒介调节社会交往的能力是双向的。一方面，其作为能动的智能体成了与人类用户交流的对象，在与具体的人、环境交互的过程中耦合为不同的个体形态；另一方面，通过上述人机协同，社会中的个体被拉入由二进制系统搭建起来的全新世界图景之中。不同于在象征符号维度中心化地生产和播撒同一套“真相”“共识”的大众媒介机构，智能媒介对于社会运作的参与与改造，是同时发生在差异化的个体、组织和城市等多个维度中的——作为一种媒介装置，智能技术“生产出一个人工的世界，它开启了新的经验，并使新的方法得以可能”。在智能时代“软件挂帅”的社会样态下，物质、符号与数据的传输关系带来了全新的格局，智能体通过与人类的持续互动，正不断渗透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由此带来社会中一系列文化与想象的重组。
从具体的现象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智能体在与人类、社会环境的交互中正越发展现着节点化与个体化的特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各类端侧智能体的勃兴。2024年被称为AIPC元年，端侧智能体成为人工智能产品发展的重点。不同于依赖中心化的海量资源集成进行训练和运行的“大模型”，端侧智能体不需要连接云端的算力集群，只需要基于电子设备内置的芯片就可以进行本地化运算，并自主地根据每个用户的具体需求，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通过不断交互，端侧智能体会在过程中“学习”用户的特征，形成专属的知识库、模型与软件，成为个人（或组织）的“AI助理”。以联想集团CEO杨元庆的说法为例，端侧智能体同时具备了“感知与交互、认知与决策、自主与演进”的三重能力，其最终目标是成为个体的“认知操作系统”。
仅将端侧智能体的兴起视作科技公司出于商业考量的营销手段未免太草率，这个现象表明，人工智能已深度融入当今社会的运作，在那些需要即时即地、因地制宜的决策和行动，但无法依靠有延迟的云端算力完成任务的领域——自动驾驶、无人机农业、精准医疗——智能体已经成为任务的分析者和执行者。智能体脱离云端数据中心的统一“控制”，具备独立的信息处理与决策执行能力，适应与特定个体用户在实践中的协同，是社会和技术发展的必然。
智能体发展的“去中心化”也在提示我们，对于分布式网络而言，不存在对集体具有支配能力的“认知中枢”，在不同的实践场景中，人与智能体有不同的耦合形态。一方面，正如海勒斯所观察的那样，随着连接人类与智能体的信息网络不断扩散、反馈循环的持续强化，仅凭借人类的意识就能掌控一切不过是一种靠不住的幻觉，智能体并非传统的技术工具，相反，通过对环境的数据化转译，智能体具备了感知、决策与处理信息的能力，逐渐走向独立的个体化，由此，人机协作构成了当下各类实践的起点。另一方面，人类与智能体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感知、编码与解读环境中的各类对象，智能体并非作为自然人体延伸或强化人体功能的工具，而是通过通信的连接与缔合，与人共同装配出多样化的分布式认知系统。
从媒介学视角出发，人类与非人智能体协作方式的嬗变所折射出的，是由智能媒介引发的传播与社会形态的剧变，端侧智能体的蓬勃发展展现了分布式网络对传统结构功能主义（中心—边缘）的社会运作机制的颠覆。在大众媒介时代，信息传播往往被理解为一套传递维系社会共识的话语与技术机制。按照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观察，印刷媒介的出现，使得作品“即时即地”的原真性（亦即“灵韵”）消失了，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脱离了传统的欣赏领域，转而承担起在现代性变革中进行政治动员的职责。在此语境下，国家、民族、政治立场的共识，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上的人造物”，其维系依赖媒介传递的信息所塑造的跨越时空的共同体意识。然而，当前在分布式网络中混杂着人类与技术对象的各类信息，二者的传输与交互，是以统一的二进制编码系统为基础的、在各类实践中即时即地发生的个体装配与认知行动，这对现代性大众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了颠覆性的挑战。
对于这一点，当下最具代表性的证据便是，在具体的模型与软件开发中，各类智能体所生产的数据已不再仅对“真实”的物理世界进行规律总结，还以其自主的知识生产和实践影响着社会现实。以特斯拉公司的自动驾驶算法发展为例，2025年2月，特斯拉的进阶版自动驾驶模块FSD（Full-Self Driving）在中国境内完全开放，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由于中美两国之间存在数据与算法的流通管制，中国版的FSD模型训练，是在对互联网中公开的中国路况视频资料进行编码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机模拟产出的仿真数据完成的。与之类似，当前各类大语言模型的迭代也不再依赖于对人类创作文本的检索和学习，而是转向另一种路径——让现有的模型定向产出所需文本，再以此为数据集定向训练，增强模型的能力（专业名词为“蒸馏”）。
对于今天的城市生活而言，上述技术演化是普通人难以察觉和难以理解的，智能体正在不断、自动地进行着数据与实践的循环，对于大多数人类用户而言，这些发展同时改变着我们对于个体与环境的认知，媒介技术不再是人类自然能力的延伸，智能化的“人造物”正越来越拥有感知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人机协作成为全新的世界秩序。过往基于一套共享的知识、议程、意识的共同体想象面临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人类与智能体之间不间断数据传输为基础的协同共在。社会结构的维持不再基于具有向心力的文化想象，而是通过智能媒介创造的数字共感，在各类交往实践中“维护存在的独一性并尊重其多样性”，形成包容并综合了差异化的不同个体和系统的“平等又非均等或同质、和而不同并始终保持沟通的共通体”。
一个给城市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案例是以“一网通办”为代表的各类数字政务服务App的发展。以“随申办”“浙里办”等为代表的各类数字政务服务App连接了原本被行政区划、部门条线等所分隔的不同政府机构，依托智能手机等移动计算终端与二维码、物联网等技术形态，以具体的服务事项为线索，为市民打造个体化、标准化的公共服务流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溢出政务服务的边界、渗入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计算机的中介下，城市的公共管理不再是以具体的政府机构为核心的中心性、层级制的机械化科层结构，它转变为依托分布式网络中的数据传输展开的动态流程，个体的独异性与城市的流动性越发凸显。
更进一步说，上述向着共通体转变的案例意味着，智能体对于社会的参与使个体的实践溢出了过往规则的边界，人机耦合正在构成一套全新的社会运行范式，创造出新的权力框架。智能媒介中介的全新交流形态本身就指向一种组织规则，不同的连接构型意味着不同的社会秩序，当代的组织运作方式无法通过一套固定的话语体系、知识结构或意识形态来解读，相反，只有把握了其通过不同连接的特殊性创造共在形态的方式，才能对其文化意义作出有力的解释。
基于智能媒介所创造的全新共感，分布式网络打破了原有社会想象中将自然人类视作唯一主体，而将所有人造技术对象当成环境中的被动客体的运作模式，人类用户与各类非人智能体的共在本身构成了社会系统的基本单元。智能社会具有的独特潜能，使其迈向一种基于行为主义的动态变化，而非本质主义的先验区隔的共通。这呼应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赛博格宣言”中所畅想的“一种政治身份的神话”：“赛博格的意象暗示了一条走出二元论迷宫的途径……这是一个梦想，不是关于一种共同的语言，而是关于多种有力的异端邪说……它意味着制造并破坏各种机器、身份、范畴、关系和太空故事。”不妨说，人类与智能体在网络中的差异化连接，不仅是对传统的社会个体定义与组织架构的解构，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力量。当我们走向一个技术自主性越发显豁的未来时，人机互嵌、耦合与再个体化的过程中，就蕴藏着逆转现代社会“他者的消失”现象，建立“存在于他者之中，与诸多独一的他者共在”的共通体的可能。这不仅为在智能时代重建真正多元、包容、平等的公共价值提供了新的出发点，也有助于我们“更为谦卑地理解人类的角色”，从而以更为开放的心态解读人类认知与技术系统和其他生命形式的相互融合，进而创造更多有价值的生命实践。
四、结语：智能时代的“媒介之通”
在与中国哲学研究者赵汀阳的通信中，法国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将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困境解读为“一场意义的危机”。根据他的观察，尽管当下的人类拥有了表达几乎任何观点的自由，却无法真正控制任何事，“人民的权力变成了鬼魅……无力感无处不在，在短期的愤怒之后，人又退缩回私人生活之中”。德布雷揭示了由公众共享的意义——共识、记忆、真相——建构起来的中心化的社会运作模式的瓦解。如何在新的技术环境中，超越“同质化的恐怖”，重建与他者的连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紧要问题。
正如本文反复提到的那样，以智能媒介为基础的分布式网络与过往以具体的知识体系、文化内容或集体记忆的方式维系起社会的有机团结的社会结构不同，相反，数字社会中的共通，是以当下环境中各类智能媒介对于世界的可计算化改造为基础的再个体化进程。通过对现实的数据化，计算机实现的交往中介不再是对于现实世界的“虚拟”映射和再现，而是创造全新的信息环境，为不同的人与智能体创造共同的感知基础，进而以多元个体之间的共在协同形塑全新的社会运作模式。
在智能时代，完全意义上的“真实/虚拟”“自然/人工”的对立不再存在，代码系统是人类进入并理解环境的根本前提，任何现实都是一种“混合现实”。数字媒介网络以非人的方式介入甚至创造了人的感知，动摇了原有以语言、身体或意识为基础的，符号学、现象学视域的阐释价值的地位，这意味着自然意义上的“人”不仅不是万物的尺度，甚至无法作为自身的尺度而存在，正如米歇尔和汉森在《媒介研究批评术语集》中所指出的那样，基特勒“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的论断在当下已然变为“媒介就是我们的境况”。数字共感不仅是静态的客观环境，更是全新的以人机耦合为基础的社会运作方式——智能媒介包围了人类视域，以非感知性的前馈（feed-forward）的方式与我们合作，成了人类用户言说与行动的代理。
对于以分布式网络为基本形态的智能社会来说，数字化的“共通”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一种“媒介之通”——智能媒介对社会环境的可计算改造，打通了人与人、人与智能体、智能体与智能体之间交流的区隔，从而在异质性的交往中重塑了个体的边界与差异性。媒介不仅是人类通达世界的技术接口，更直接以其特性能动地参与各类感知、认知实践。例如，当下的个体化智能体已不再是仅存在于云端的数据中心，而是云端的模型架构与本地的个人数据特性结合产生的用户身份模型（identity model），其愿景是作为用户个性化的“第二自我”，代表个体发起、完成或检查工作，换言之，智能体与人类用户的不间断交互正在构成当代社会个性构建与实践方式的迭代基础。在分布式网络中，通过智能媒介进行的各类交往活动，无论是发生在不同的自然人、组织之间还是非人智能体之间，都具有韩炳哲所呼吁的“避免人溺亡在自我之中……倾听他者之言并作出回应”的可能。分布式网络为我们在数字社会中重建自身与他者的异质性，在见证与对话中维系社会的多元价值提供了新的基础。
对于中国媒介学的推进而言，智能时代的“媒介之通”同样昭示着对于既有媒介研究范式的拓展——当智能媒介以可计算的逻辑重写社会交往链条的方方面面时，文化性的“制度接口”和技术性的“机械接口”之间的差异，已经相当模糊了。智能体与人类都不是具有坚固内核的本质主义实体，而是在信息运动中维持自我的动态过程，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数据中心主义，都无法清晰地描绘当代社会交流构型的真实全貌。因此，考察智能时代的交流与传承，必须将人与智能体“放置在具体的语境之下，揭示意义是如何在众多阐释信息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今天，媒介研究的使命不能只停留在透过媒介去理解世界或人，而应从存在论、生成性的维度去理解媒介之于不同存在者（人与非人）的价值。由此，“媒介”作为核心，方能串联起不同维度、不同场域，真正地成为“人文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话题”。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城市共同体研究：媒介视角下的新都市文明”（编号：22JJD860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程陶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现代出版》2025年第7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孙玮、程陶然。分布式网络：共通体何以可能，现代出版，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