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媒介学：智能时代的都市社会——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25）”正式闭幕。会议闭幕式由中心主任孙玮教授主持，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黄旦教授致辞总结。本期推送是黄旦教授与孙玮教授发言的整理版。
图为闭幕式现场
黄旦：今年“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的组织形式，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变化。我们没有采取以往主旨演讲的形式，而是改成对谈。这看上去是形式上的变化，实际体现出的是论坛的一贯追求，即让会议有实效。从今年的议程来看，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报告的题目都非常“新”。这种“新”，并非文字上的修饰，而是体现了大家在“求新”“求变”的努力。如今的传播研究，处在不断推进的状态，大家都希望从原有的理论和框架中走出一步。今年论坛的议题数量之多之新，反映出中心在学术组织和引领上所起到的作用，也说明有越来越多的老师与同学被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理念所吸引、汇聚，这是非常好的迹象。
第二个印象，是论坛形式的多样化。除了我和吴予敏老师的对谈，还有墨尔本大学麦夸尔教授的讲座，有“‘小宇宙、大世界：播客与城市公共生活的未来’圆桌讨论”这样的公共活动。学术会议并非只有一种模样，不同形式的介入，会让我们体会到学术研究的丰富性，可以有不同层面的交汇，互相启发。昨天下午，
同楼层会议室我都去过，每个分论坛都座无虚席，我不好意思挤进去。这种热度在国内其他学术会议是很少见的。论坛一年年地变化，人气越来越旺，这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建设无疑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吴予敏老师在对谈中说，他做研究无非是出乎“本心”。这句话我很赞成，作为个人，也是深有共鸣。但处在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的位置就不同，因为中心作为全国的传播学重点研究基地，有一种学科的使命感，几十年来，一代一代人都在为此而努力。所以就免不了要“分心”，要推动全国的新闻传播研究不断有进步。
图为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黄旦教授总结论坛中
就像我前面说的，今年论坛内容丰富，除了第一天上午，其他三个半天都有三个分论坛在同时进行，我一个人根本听不过来，也做不了总结，或许以后可以改变做法。比如让几位老师分头听会，然后一起来谈一下。今天，我打算从我在会上所听到的和参与评点的情况，结合我自己个人研究所得，想与大家做一点分享。
我在不同地方说过，针对当前新闻传播的研究现状，一直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叫《娜拉走后怎样》。大家都知道，这个题目来自鲁迅先生的文章。娜拉是易卜生剧本《玩偶之家》中主人公。这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按照一般理解，娜拉婚后的家庭生活美满、幸福，她自己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当她发现自己在丈夫那里，不过是一个玩偶，并没有独立地位时，她不仅失望而且决意离家出走。鲁迅借此讨论妇女的命运，尤其是中国女子，出走以后无非两条路：要么堕落，要么回来，除非是口袋里有钱——有独立的经济权。而我从中想到的是，娜拉如果回家了，是否还能融入那个家？或者说，在她接续而至的生活中，那是否还是原来的那个“家”？鲁迅后来的小说《伤逝》就对此做了进一步回答，为追求自由婚姻的子君回家之后，最终是郁郁而亡。
之所以想到鲁迅这篇文章，是因为在我看来，“媒介”就像是娜拉，从今天的传播状况看，媒介也已“出走”——离开了曾经的那个“大众传播的家”。 利科说，出走具有双重意义：这是它产生的地方，也是它已经离开的地方。无论如何，我们的研究再也不能假装还是生活在从前那个“家”，以及它所代表的那个秩序稳定的传播世界之中。那么，媒介“出走”之后，我们怎么办？
记得阿伦特在谈到历史时，例举过卡夫卡的一个小说，故事的场景是一个战场，过去和未来两股力量在那里彼此交战。于是就有了两个对手：第一个从后面，从源头驱迫他；第二个挡住了他前面的道路。他跟这两个敌人交战。第一个对手支持他和第二个厮打，因为他想把他往前推；第二个对手又支持他和第一个厮打，因为他要把他往后赶。大家想想，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厮打”，根本原因是有一个“他”在。就像阿伦特说的，没有这个“他”在场，过去和未来的两股力量就会保持中立，乃至老早就相互抵消了。这个“他”——第三者，是历史学家，是研究者，也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学术研究的根基，在于研究者自己的立场和位置。“看什么，站在哪里看，通过什么看，看到了什么”，这些都是互为关联的。那么，你们打算如何介入并参与到这场战斗呢？在“家”与“出走”之间，你的位置在哪里呢？不知各位在做研究之前是否想过这个问题？
尽管“媒介”已经出走了，但在我们研究之中，依然还有一种“回家”——“寻根”的冲动：或者是在怀念的意义上，从“家”的不存批判“出走”的弊端，大众传播的秩序被理想化，比如“信息茧房”之类的；或者回到纯净的“形而上学的源头”，比如什么存在主义、人文主义、本体论等等，来证明媒介的变化就是人的生存的一种境况。听上去深刻有力，充满哲理和智慧，但这种认定毫无意义。赵汀阳教授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存在的概念貌似说明了一切事物，但其实对任何事物都无所说明，而只是对事物的同义反复解释。所以说，存在概念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也没有解释任何问题”。当然，也有的是跟着“未来”——追随着“出走”而“出走”，把某种根据理论抽象而成的媒介特点，当成了本质，一种固定标尺，来指点、概括各种新现象，但就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这样的路径是构不成研究出发点的。中心这些年为各位学友们提供了“城市传播”“媒介学”的方向，也只是一个框架，需要大家一起使之具体化，以研究来加以补充，根据经验做出阐释，而不是一个贴牌。采用某一种“取向”、“路径”或价值评判，不是研究，也构不成真正的研究前提，因为缺少“第三者”的在场。
研究前提的问题，其实也是研究者信念的问题，关系到世界观、方法论以及对经验的理解问题。只有当我们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看到的对象才会成为真正的问题，两个对手才会“厮打”。不要把自己的一厢情愿、凭空而起的想当然地折腾，当成了实际的学术“战斗”。在这次论坛上，我看到有历史学、政治学、文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学者坐在一起讨论，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变化。过去我们总希望被别的学科“整合进去”，如今我们也能把他们聚拢到传播学的讨论中来。这说明媒介学具备了召唤力。但与此同时，也带来新的追问：当我们能把不同学科聚在一起时，我们能给别人带来什么？我们的视野与立场，到底有什么不同？
当我们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都应当明晰：我究竟在过去和未来的两端之间，看到了什么？问题到底在哪里？我站在什么地方看？为什么？前人对此做过什么研究？这是我想与大家分享的一些体会。我最担心的就是，每年我们的议程上议题都很新，但跟着这些“新”的东西走，就像水流过一样，留不下什么。我们要试着在每年的论坛都能停留一下，看看自己的站立点是什么，在这停留的点上往前走，而不是颠来倒去在同一个点上转圈子磨豆腐，即每年交来的文章题目似乎都在变，可眼光、观点和存在的问题始终如一。学术研究的进步，不是文章写得多就能获得，学术从来不是熟能生巧，而是需要有自己的自觉意识，不断澄清脉络和角度，进入甚至介入各种关系之中，并具有自己的切身体验，从而使每一个研究都有坚实的前提和基础。若能这样的话，更符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论坛的本意，你自己也在和学术共同进步。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孙玮：我想补充几句，算是对黄老师的“注脚”。
通过最近的一些见闻，我也越发意识到，研究者所在位置的重要性。传播学的视角，的确能够激发别的学科产生新的问题意识。当下，传播学的议题、媒介的视角，正在产生广泛的共鸣，引起不同学科之间的兴趣和交流。
图为中心主任孙玮教授主持闭幕式中
黄旦：这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在于，传播学已经被不同的学科看见；坏事在于，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好，别人很快就会替代掉你的位置。
孙玮：对，就像黄老师说的，我们正处在新闻传播学科的“黄金时代”。但如果做不出真正的学术成果，就无法占据这个位置。我们传播学要获得其他学科的尊重，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开拓。
最后，我要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中心团队的老师们，以及三十多位志愿者同学们。特别要感谢的是黄旦老师、吴予敏老师、李红涛老师，他们为今年的“从复旦出发的‘传播学在中国’系列对谈之第一题‘中国的传播学本土化——个人的经历与反思’”对谈准备了整整一年，做了很多沟通，并且在文字材料上反复修改，认真校对。这种认真和坚持，也正是我们中心的传统。
我自己也时常思考，之后的学术道路还能做些什么？当看到这样一批老师和同学，把热情、耐心、学术精神都投入到一场论坛当中，还有各位带来这么好的学术成果，我就觉得，做这样一个论坛是最值得的事情。所以我最后就希望，能够在2025年10月26日留下一些学术的印记，也期待2026年和大家再次相聚。再次感谢，欢迎大家明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