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学讲座”——第20届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已于7月4日至10日在上海举行，本期推送为各位授课老师在本期暑期学校的授课观点摘编。
图为7月4日上午，黄旦教授授课现场
黄旦教授以“范式的转变：媒介学研究的兴起”为题，他认为，首先是传播实践的现实变革，让人们对大众传播研究默认媒介是一个工具，传播为一种社会功用的预设发生了怀疑，加上技术哲学的影响以及传播学界对于功能主义研究的反思和批判，开始了重新理解媒介与传播和人的关系，也就是媒介转向。媒介转向是要重新确立起点，其起始之处就是媒介。
媒介学研究是从媒介出发，而不是关于媒介，即作为对象的研究。在媒介学视角里，媒介是构成人类和社会的要素和条件乃至基础，它是要将人、媒介及世界，作为一个不可分离的，互为关联和影响的整体，以此揭示人和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关系构成的样态及其进化和演变。
黄旦教授最后强调，一种“范式”的变更，是学会重新看世界，就是认知的新生，其最终结果是对现实理解的模型或者隐喻的根本性改变，是一种整体性的变化。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聚集在媒介的周围。这是好现象，表明媒介转向因为切中大家的现实感受而激发起研究的兴趣。然而，透过这种热闹的景象，不难看出，目前的这些研究大多还是停留在研究对象本身。也就是说，学术兴趣点的确发生了变移，但范式意义上的研究视野和思维之改变，并不十分明显，仍需要不断琢磨，学习如何打开视野，重新组织我们的思想体系。
课堂观点：
媒介学不是拾遗补缺，把过去遭忽视了的一个个具体“媒介”捞出来，突出什么“物质性”；也不是重新判定“多伦多”学派或者“媒介环境学”的地位，而是要重估媒介对人和社会的意义。如果作类比的话，媒介学或许相近于交通学而非运输学，更像地理学而不是地图学；媒介学不是要取代传播学，传播学必须以媒介学为构架。从这样的入射角进入，媒介学牵涉到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根基，成为各个学科的共同域，而不仅仅是一个新的研究层面的开启。
图为7月4日下午，孙玮教授授课现场
孙玮教授的授课主题为“媒介学视角的智能媒介”，她首先指出，媒介学视角的人工智能研究关键在于“人-机系统的交转”。“界面”具有人-机交互的双重性，数字代码的信息反馈系统能够将人与机器等同，人-机交互是两者基于数字系统的耦合。从广义上讲，界面的交互就是异质系统的交互。随后她重点展开关于智能媒介的通用性和渗透性的探讨。智能媒介的通用性涉及三个层面：媒介技术在社会领域中的通用性；技术媒体产品在社会层级中的普及型；媒介系统在社会整体运作中的基础性。以苹果实体店的“城市广场”为个案，智能媒介的渗透性在于，界面作为异质系统的结合点所呈现的感官化趋势，“城市广场”作为一个超级孔洞接入城市系统，造就了本雅明和齐林斯基意义上多孔的城市。当前智能媒介越来越体现出个体化进程，催生了人-机融合的节点主体，即智能主体的交互与共生，实现人与机器在个体层面的融合与全方位共生，如Ray-Ban Meta智能眼镜等。智能媒介的媒介性超越了古典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推动了我们对过往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生成论预设的反思与革新。从生成论考察媒介性的变革，就是将媒介性视作交转的过程、机制，所谓智能媒介的力量，即是实时交互动能的生发。
课堂观点：
界面是“形式/介质”的交转点，是异质系统的耦合机制，包括无形的运作和显现的介质；媒介并非世界的本体，而是异质系统连续不断交转的动态机制。
图为7月5日上午，孙藜教授授课现场
孙藜教授进行了题为“媒介卷入中的现代社会现象——媒介史书写的若干问题”的课程讲授。他指出，新媒体凸显了人类如何在互相绑定中共同生存这一基础性的问题，所谓”新“，必定在”旧“的映照之下，而”旧“之所以浮现，恰源自对”新“之震惊的深层反思。媒介史意在揭示”新“与”旧“的连续与断裂。他与大家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媒介史的自反性。对”媒介研究“的真切体验，需要将”媒介“反思运用于研究者自身，从学科知识更替、论文书写依托，到概念框架与进路运用，都需有一个媒介研究的”媒介史“理解。第二点是对”报刊“与”社会“的重新概念化。一般报刊史研究在对”“报纸”与“社会”理解中，其本质化、整体论和线性目的论模式的存在，属于一体两面，因而特别有必要在媒介理论的思索中，深刻反思“社会”概念的历史形成。只有整个概念网络理解的变化，新视域才能落在实处。第三个问题关乎报刊史书写中的“内容”问题。只有揭示出“媒介无意识”，将“媒介”理解为一种漩涡般的力量，以“运作”带动对媒介/社会的理解，才能真正形成对“内容”的新阐释。媒介史借此超越旧有根深蒂固的思维框限，即将“内容”当作行动意图的反映或改变的唯一原因，将“社会”理解为背景式的外在封闭、固化不变的容器结构。媒介史观是一种生产性的视角，其“生产性”不在教条式的按图索骥，而在置问题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磨砺媒介学的想象力。
课堂观点：
媒介史研究需要不断扩展我们的词汇量，尤其是提升以“动词”理解媒介历史经验的敏感性，这会推动研究者在更宏阔的时段、更清晰的机制关系中，界定问题并推动探求的展开。
图为7月5日下午，祝建华教授授课现场
祝建华教授以“新闻传播学中的定量、计算与智能方法”为主题，分别在7月5日下午和6日上午的讲座中讲授了定量与计算传播方法以及智能方法。他提到，这三种方法各有优劣，三者并不是相互竞争、取代的关系。定量方法中的控制实验能做因果推断、但对研究总体的代表性差，而抽样调查和内容分析虽代表性高，但难以胜任因果推断；计算方法中的在线实验能同时满足因果推断充要条件又有代表性但受到日益严格的法律等方面制约，文本挖掘虽然最为流行但与内容分析相似难以推断因果；智能方法的新贡献在于扩展了数据的来源，如基于LLM而生成的多模态数据、公众舆论数据、机器人实验数据等。定量、计算与智能方法三者之间的融合，将为传播学研究的因果推断能力带来飞跃性的提升。
课堂观点：
当下的计算和智能研究方法现状并非终极，我们仍处于初始阶段，会看到许多不足与局限，不过假以时日，许多所面临的问题也将会慢慢得到解决。
图为7月6日下午，李红涛教授授课现场
李红涛教授进行了以“媒介学视野下的数字记忆研究”为题的课程讲授。他以谷歌街景、百度时光机以及Instagram上翻演的“伊娃的故事”为引子，展开对数字记忆的讨论。他强调，媒介学的视野意味着“媒介即记忆”，不同媒介在记忆过程中留下特定的“痕迹”，影响着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之间的关联。他进一步主张，在记忆工业化的背景之下对连接转向展开否思，以此关注数字记忆在结构层面的嵌入，空间/地方层面的汇流，以及时间层面的激荡。最后，他提出未来我们需要迈向实践指向的数字记忆研究，其问题意识涵盖三个层面，分别是：数字时代的记忆观念，呼应对元话语的研究；数字记忆实践及其逻辑，呼应对各类实践的实证研究；情境化的记忆伦理，呼应朝向过去（见证、和解）、现在（遗忘权、数字遗产）和未来（数字来世）的诸般议题的规范讨论。
课堂观点：
连接转向或许并不意味着从集体到连接的一键切换，而是牵涉到混杂媒介系统中多重逻辑的并存与互动；
元话语、记忆实践和记忆伦理并非彼此分立，而是相互勾连，共同构筑起数字记忆的多元生态。
图为7月7日上午，黄孙权教授授课现场
黄孙权教授以“信息技术社会下的文化研究”为题，他首先回溯了英国和美国的两种不同文化研究派别，其中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不仅具有多元的学科背景，其研究内容也涉及工人阶级、流行文化、女性主义等多个领域，而美国的文化研究则更多与计算机等技术发展紧密相关，他们抱持技术乐观的态度以求得解放。但是文化研究的对象与理论似乎越来越无关痛痒，与此同时我们对这个新世界的认识也不断发生变化，传统文化研究无法解释数字媒介背后一系列机制的转变。他提到马修·富勒等人与麻省理工学院“软件研究”丛书带来的关键转变，并由此催生出“软件研究”这样既不同于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也不同于美国文化技术研究的全新领域，为信息技术社会下的文化研究提供新活力。他还介绍了唯物主义式的技术文化、日本次文化、媒介考古学等研究来拓展软件研究的可能性。他提到，我们应当意识到新媒介与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使用旧理论来解释新现象是行不通的。最后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与大家讨论，当下我们依旧遭遇“理论终结”的质疑，我们是否还需要理论？
课堂观点：
当你要使用某个词时，请仔细思考一下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常常会被一些抽象的、虚伪的、空洞的词汇所震撼，但其实我们什么都没做，只能无限的象征。譬如，并不是所有的AI都是生成式AI，如果不了解就会把AI全部等同，这是人文社科中非常麻烦的事。
图为7月8日上午，陆晔教授授课现场
陆晔教授的主题为“走向‘多重宇宙’：媒介学视野下数字叙事的时空堆叠”。她首先强调媒介学视野下的数字叙事（story telling）与叙事学中所讨论的叙事（narrative）的不同。在媒介学的视野下，媒介通过自己的逻辑、条件和物质性塑造自身所传达的内容。数字媒介不仅是新的叙事工具，还通过自身的可供性，在数字环境里讲故事、用数字方法讲故事，催生出一种数字时代新的“故事文化”。她进一步指出，数字叙事从概念层面指的是数字环境改变传统叙事的四个基本属性：程序驱动、交互和用户积极参与、以可导航空间为叙事舞台与百科全书式的巨量信息储存。时空堆叠可以看作是数字叙事概念的操作化，并将数字叙事的时空导向“多重宇宙”，包括时空拼贴、虚拟可导航空间以及AI叙事生成三个维度。数字叙事内在的不可预知性与失控感，能否成为打破框架的潜力所在、能否推动替代性青年文化更丰富的公共表达、以及能否拓展社会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是她进一步关注的重点。
课堂观点：
整个社会是非常庞大和复杂的，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技术前沿的部分，也要看到被技术抛下的部分，我们关注传播是因为我们关注社会，我们改善传播也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改善社会。
图为7月8日下午，陈霖教授授课现场
陈霖教授的授课以“媒介学视野下的技术与感性——以当代数字艺术为考察对象”为题。他提到，数字技术使我们以新的方式意识到感知本身的条件的变化，而以感性的表达为特征的艺术创作，尤其以对技术的高敏感度，在与媒介交汇中点燃了新的感性问题。陈霖教授将艺术感性置于媒介学视阈之中考察，在康德的感性界说、黑格尔的感性确定性、马克思的感性实践观等理论脉络中，寻绎对“数字感性”的理解框架。面对“艺术-媒介-感性”关系，媒介学视角提示我们着眼不同层次的媒介活动如何构成艺术作品和艺术情境、作用于人的感性并影响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在像《监听站》（Listening Post）、《流动视图》以及所谓“故障艺术”这样的艺术经验域中，我们从流动与渗透的艺术网络、作为感性型塑机制的装置，以及自反性叙事等方面入手，可以发掘数字时代感性交往关系如何缔结。进而言之，这类数字艺术作为唤醒的媒介，恰如弗鲁塞尔所谓的“凝想者”，唤醒人们再次具体地体验世界和生活。媒介学视野下，数字感性的研究既为想象人的存在留下立足之地，也为艺术的合法性与“合感性”辩护，更为技术（媒介）的阐释打开新的思考空间。
课堂观点：
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上，艺术具有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高度技术化的世界里，正是艺术通过获得某种授权，将无法被人类直接理解的技术结构转化为可感的表象，展现在观者面前，为我们研究、理解当代的技术现实打开了独特的面向。
图为7月9日上午，周海晏副教授授课现场
周海晏副教授为学员进行了题为“媒介学视角的可玩城市：数智时代的新型技术文化”的课程讲授。她指出，“技术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媒介学概念，因为它从媒介的视角冲击了哲学传统上长期存在着的“技术/文化的对立”观念——认为技术是属于形而下的而文化是形而上的。她对玩乐与城市的关系进行技术文化溯源，主张“可玩城市（Playable City）”是当前数智媒介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新型技术文化。数智时代的“可玩城市”，融合了爱玩城市（Ludic city）与好玩城市（Playful city）两种重要实践路径，前者侧重于通过自主编程、数智技术释放、激发主体的爱玩天性和创造力，后者则侧重于通过技术改造城市场景、联通数字空间来激活城市玩乐的潜能。可玩城市中技术与文化的交错样态表现为，数字技术进一步影响了个体感知，建构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游戏文化共同体，文化则通过游戏的方式实现传承与更新。她通过“地铁大富翁”“数字鸟鸣”“我的世界”等游戏案例揭示游戏成为我们当下理解可玩城市、数字技术的独特面向，游戏化正成为数智城市文明的核心要素和建设的重要路径。
课堂观点：
游戏具有极强的虚实互嵌的能力，是当下打破技术与文化对立的重要突破口，它带来了技术与文化交融的状态，将整个城市变成了数字游乐场，实现城市文化从微观到宏观多个层面的汇聚与交融，直接推动数智城市形成了融合性的新型技术文化。
图为7月9日下午，李梦颖青年副研究员授课现场
李梦颖青年副研究员以“媒介学视角的数智治理”为题，她首先探讨了“什么是媒介学视角下的治理研究”，通过重新理解媒介与治理的关系，将媒介视作调节、创造和重塑社会系统的动力机制，提出新视角下数智治理研究的三个核心议题：“数智治理的特点及运作机制”“人与数智技术系统的关系”“数智城市的权力与权利”。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机器学习等数智技术嵌入社会基础设施，城市治理实践已深度数字化，另一方面，数智技术正深刻重塑治理的逻辑和模式，带来了关于社会公平和公共参与的新机遇、新挑战。以“代码/空间”和“实时城市”为专题，结合二维码、智慧社区、智能交通等中国当下典型的数智治理实践，课程进一步剖析了数智媒介在传感、编码与执行层面对城市治理的革新，并以当下流行的开放数据行动、城市api计划、数据捐赠项目等为例，探讨公众如何参与、影响数智治理的未来。
课堂观点：
今天，通过数据来理解城市，已相当普遍。尤其在数智治理中，机器介导的数据感知更是占有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不能忽略还有个体的、实验的、历史的等等各种各样认知、理解和实践城市的方式，不仅如此，还要积极为他们找到数字接口，接入、干预当前数字城市的运作。
图为7月10日上午，潘霁教授授课现场
潘霁教授的授课主题为“媒介学视角的空间杂糅”，他首先提到人文社科领域的空间转向，他认为这一转向中无论将空间看作是多学科的基础要素，还是亟需处理的功能对象，都不等于对空间本身的探讨。空间既不能用它的内容来界定，也不应将它当做空白的容器。空间的意义来源于物质环境、象征符号和社会交往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媒介系统通过创造和更新区分来生成功能、感官和社会交往，这种区分以“空”和“间”存在为前提。他进一步指出，“间”是异质性的共同在场，“空”则是有待发生的，充满张力的空白。媒介驱动物、人、符号的流转，形成“间”，“间”构成有生成力量的“空”，两者交转形成空间。反观现有空间研究，关注单一功能往往抑制了功能设置外的溢出，关注社会交往则多少忽略了跨物种、跨模态的差异化连接所形成的“间”，关注政治参与尽管具有更强的张力，但也面临更强的同一化驱力。媒介视角下的空间概念，可以关注文明如何通过异质性之间的各种力量博弈形成。，这样的讨论会给我们打开一些新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
课堂观点：
空间是有生命的，如果没有人和人、物和物的交往，没有跨次元符号之间的流动，一旦流动性、多样性降下来，空间的媒介性就会衰减，空间就变成了死空间，意义也就匮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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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黄旦、孙玮、孙藜、祝建华、李红涛、黄孙权、陆晔、陈霖、周海晏、李梦颖、潘霁(2024)。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观点摘编。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2024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