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空间公共性多表现为结构功能、社会交往和公共参与等内容。社会维度之外，空间本身常被默认为均质静止、坐等填充的背景。内容架构的“间”形成隔开“我与你”的深渊，留白的“空”成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公共空间研究被归入社会学或政治学范畴，媒介与空间的关联被遮蔽。本文提出数字媒介驱动“空”与“间”交转，构成并更新沟通系统与环境的区分。数字媒介时代，“空”与“间”关系为之一变。人，物和文化积淀在数字媒介运行中创造新的“间”。“间”架构起沟通潜力不同的“空”。新旧媒介重组催生更多元善变的“间”，极大激活了城市空间的沟通力。本文将空间本身问题化，转换视角，突出填入内容之外“空”与“间”作为留白余地对传播的意义。从媒介运作入手重新审视公共空间，意在提出新的问题意识，激发媒介空间研究在方法上的想象力。关键词：公共空间；媒介系统；城市沟通；数字游戏
公共空间是城市沟通的活力源泉。激活公共空间对政治治理、经济贸易和日常交往有长远影响。理解公共空间本身当下正在发生的变迁，是实现城市沟通潜能的前提，更是学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自人文社科领域出现所谓的“空间转向”，空间便成了文学、新闻、艺术和社会理论等多学科的基础要素。学者或视空间为亟需处理的对象，或通过空间理解自己关心的社会现象和文化表达。视空间为基础要素就可能在概念上对空间本身不再细作考量。讨论于是集中到“公共性”表现上，空间本身的沟通属性反倒无关紧要。将空间视为亟需学科处理的对象，突出其城市规划或艺术表达上的功能。公共空间成了广场、公园、剧院或线上论坛等场景中服务公众，支持公共生活的功能客体。结构功能主义的效果研究多由此展开。最后，学者既是“通过”空间理解社会和文化，后者就成了考察的逻辑落点。随之难免遵循建构主义，将空间等同于其中发生的社会交往、经济贸易或政治过程。空间自身是否不言自明？空间概念是否超越功能客体范畴？空间可否完全由其中发生的社会交往建构？公共空间是否有其自身在媒介沟通上的特征？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空”与“间”交转，不断更新区分的动态构成公共空间的沟通属性——即空间媒介性。其中“空”指传播体验有待发生，充满张力的留白状态。“间”指流动中不同社会群体、商品物件和文化符码在关联中架构，不断变幻的交界。各色“间”催生不同“空”。两者交叉转换，生生不息地形成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所在。为阐明观点，文章分三部分展开。首先，提出媒介系统运作驱动“空”与“间”交转，不断更新沟通系统和背景的区分。文章指出数字城市作为媒介系统，持续创造和更新“空”与“间”之间，尺度性质不一，相互交织的交接转换。异质的“间”提升“空”生成共通审美和公共交往，激活城市空间的沟通力。传播不仅不应消灭“间”，“空”与“间”转换还是激发都市公共空间沟通力的关键。随后，基于“空”“间”交转视角反思公共空间研究的“填充”范式，针对其局限提出推论。说明仅聚焦填入空间的功能，交往和政治博弈，遮蔽了一度退隐为内容背景的“空”与“间”自身对传播的作用。视野遮蔽预示了公共空间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城市面临的危机。最后以数字游戏为经验案例，依据前文的命题和推论具体演示“空”“间”交转视角如何打开数字城市空间沟通新的问题意识，为传播研究方法（论）创新提供启发。
一、区分转换：空间交转的视角
数字时代，媒介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永不关闭。数字媒介运作使空间传播的背景和前景之间，双向互渗的孔洞越来越多。随着大量原先被背景化的空间元素自动从背景溢出到传播发生的前景，空间的沟通属性和作用方式在数字时代突显。
本章结合媒介系统理论和“信使模型”的理论资源，提出数字媒介系统运作驱动“空”与“间”交转，持续更新两者区分，构成公共空间的沟通属性。从媒介系统“区分”和“交转”的运作出发，文章力图为公共空间概念提供一个传播的观点，更为下文反思和经验分析提出基本假设，刺激更多空间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想象力。
（一）媒介系统创造区分
数字媒介的空间运作创造并依赖“空”与“间”的区分转换。该命题的前提是媒介系统存续取决于其运作不断生产和更新自身与环境的区分。“区分”概念来自卢曼的媒介系统理论，指媒介系统将自身与环境分别的操作。卢曼在《社会系统》中指出，系统与环境的区分和统一是系统理论出发点。生产并维持系统与环境的区别，经由区分保持系统与环境间既封闭又开放的状态，是媒介系统运行的首要任务。由此展开，媒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互为环境，并基于系统与环境间独特的区别符码进行自我维系。媒介系统和空间背景作为区别对称的两端，前者并不比后者具有更高的优先度。沟通系统的生命力来自同环境间充满活力的区分和转换。所以关键问题是如何持续地在“空”与“间”中创造性地生产出新的差异，差异如何被观察到。
按卢曼分析，社会系统都有“唯一的二元符码”，据以在运作中产生与环境的区分。如科学系统运作创造的区分是真假之辨，法律系统依据合法或非法的考量，经济系统基于支付或不支付的差别，大众媒介系统的运行以公共信息的传输为主要形式。媒介系统在运作中遵循的符码被认为是信息和非信息的差别。卢曼在讨论媒介系统运作时指出系统与环境的交互，以不断创造“信息”和“非信息”区分为标准。两者区分决定了哪些环境要素能被选择性地纳入大众媒介系统按自身频率和结构展开的运作中。
数字媒介与大众媒介的空间化过程相比，出现了显著变化。数字媒介系统运作中，随时随地自动调用不同物种，各种模态文化地理元素的力量更强。奈吉尔·薛伟德指出“不同力量在多种空间中通过连续和不自主的遭遇构成世界的物质性模式”。媒介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力量，将不同的身体感官，社会群体与物理空间的关系，乃至地方建构过程“纠集”构成了媒介空间。数字媒介在此处与远方、自我与外界、虚拟与实体间建立动态的关联。新的关联同时创造出充满无穷可能的更多“间隙”。数字媒介系统运作中，一切与传播相关的东西普遍成为地理过程要素，并决定着它们的样式。反之，一切与地理空间过程相关的要素也普遍地向媒介系统的实时运作敞开。媒介系统与空间构成更多变的交叉融通关系，创造出更多元的结构性空隙。
回到系统论观点，数字媒介系统与其环境发生着更多的双向交汇。媒介系统不再仅仅通过抽象表征式的信息与非信息区分与环境耦合。不同模态的物质、象征符号或社会元素的在场与缺席（或0与1），成为系统运行不断创造，并随时更新的关键区分。具体到媒介系统在城市空间展开的运作，这种区分被具象化为“非空”（间）与“空”的差别。“间”对应的是各类元素的在场或“有”（1）。“间”突出当下在场的社会群体、象征图像和商品建筑等元素在主体间、客体间或主客间以互嵌、交叉、连接、竞争等形态关联，架构出不同“间隙”的临界状态。媒介系统运作改变在场元素的性质和元素间的关联，实时设定了“间”的性质。与之对应，“空”指向沟通的缺席和留白（或 0）。媒介沟通中的“空”不仅产生于当时在场内容架构出的“间”，更随“间”本身蕴含的能量水平起伏，表现出对创造性沟通强度不同的“召唤”力量。
（二）数媒驱动“空”“间”交转
与此相关，媒介通过驱动“空”与“间”转换，更新系统与环境区分，激活公共空间的沟通力量。克莱默在界定媒介传播时提出“媒介作为第三方在异质性双方间建立起连接，以便某些事物可以持续的传输，交换和循环起来”。异质双方在公共空间显露共在，由此形成的“双方之间”成了媒介和传播（即交换，传输，循环）开始的原点推力。克莱默批评了西方学术传统偏向达成共识一致为目标，消除交往差异的偏见。她特别反思了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概念将双向对等的“理性”对话作为实现共识的理想途径。在与之相应的“性合”模式下，不同极性被抹平，作为沟通的最终结果“合而为一”，构成精神意识的统一体。性合模式实现了对异质性，即对“间”的无情吞噬。对比之下，“邮差模式”提倡在未消除差异的各方间穿梭往来，建立联系。正是不同物质，文化和肉身之间存在的无法消弭的差异，作为前提条件开启并维持了公共空间的交往。卷入交流的行动者并非如哈贝马斯假设的相互平等。而是通过交往呈现并改变自身，催生出经验视野、教育和经历等方面更丰富的差异。
“空”与“间”的交转激发城市作为大型沟通系统的活力。卢曼提出社会系统的自我维系，须不断生产新要素。要素的更新取决于通过系统创造与环境之间新的差异。为维持系统生命力，须随时在系统“传播的连锁”中催生新的区分。从系统论看，连接中的隔断距离带来了系统必需的传播连锁。媒介系统运作创造人，物和象征符号积淀之间复杂的“间”。不同的“间”架构出沟通张力强弱不同的“空”，为公共空间开辟多重可能。有“间”方能有生成力量的“空”涌现出来。公共空间之“空”绝非“白茫茫一片真干净”。“间”不断更新的形态决定着“空”多大程度蕴含公共沟通的潜能，成为即将“无中生有”之空。媒介作为关系松散的成对元素驱动着“空”与“间”交转，不断刺激激发城市传播的生命力。
最后，空与间交转也遵循不同时间性，并处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不同媒介系统在创造和更新“空”和“间”的区分转换方面，处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目前处于生命上升期的数字智能媒介系统能便利地跨越不同物种，穿越二维三维的空间次元，主动勾连原本全无可能“邂逅”的各种元素，创造出体验更具冲击，更充满创造张力的“间”。媒介系统驱动“空”与“间”交转遵循的时间性也不相同。循离散性时间的转换，可在有无之间实时变幻。新生的“间”在瞬间被拼装成型，转瞬即逝。能否捕捉到“空”某一时刻突然爆发的创造和传播能量，将其转换为新的区分，成为沟通的关键。体现线性连续时间的转换，要求逐渐累积，反复的学习和操演，方能从稳定的空间结构中，开辟新的“间”，培育出具有创造生成能力的“空”。由此形的“空”与“间”本身通常也更稳定。而按循环时间的媒介运作，会驱动“空”“间”的转换遵循固定模式往复发生，形成空间场景的沟通仪式。新旧媒体系统间的重组嵌套，使遵循不同时间性、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间”以更复杂的方式交叉。“空”与“间”转换中体现的不同时间性，也会发生彼此错位或对齐。除了空间异质性创造的“间隙”外，空间交转中不同时间性交叉，为空间传播创造出大量时间维度上的空档。时间上的“间“和”空“构成数字城市公共空间另一重要的面向。
二、反思“填充”范式：空与间背景化
从空间交转的视角反观现有公共空间研究，有何变化？以“空”“间”交转为视角，承认了不可弥合的差异和无法沟通对媒介传播的重要意义。但对无法沟通本能的焦虑常反映在社会科学尤其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预设中。多数研究在起点上就立足于借用媒介工具，以社会交互、感官体验或文本图像填满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积淀之间存在的空隙沟壑。
与之相应，“填充”成为空间研究的默认范式。学者用空间客体的结构功能，异质社会交往或政治的竞争博弈来填满空间，以界定其“公共性”特质。被填入空间的过程所包含的“间隙”不断增加，政治场景中“间”与“空”交转激发的张力也逐渐提升。但空间本身作为过程发生的背景往往被默认为均质静止，坐等功能、交往或政治来填充。“空”就此成了“死气沉沉”的一无所有。“间”成为在场行动者力图跨越却始终无法弥合的“深渊”。公共空间研究指向空间功能如何优化、人与人如何展开交往、政治资源和参与机会如何（再）分配的问题，顺理成章地被纳入建筑规划、社会学或政治科学范畴。对空间中发生过程内容的关注多少遮蔽了一体两面的反面——即“空”与“间”作为有待填满的背景对城市传播的关键作用。为凸显空间自身沟通属性，尤其与媒介的内在关系，亟需翻转视角。
本章从空间交转视角反思公共空间研究的“填充”范式，并据以提出一系列更具体的推论。笔者强调对填入功能、生人交往和政治博弈内容的聚焦，遮蔽了“空”与“间”自身对传播的作用，预示了公共空间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城市面临的危机。突出“空”与“间”对公共空间的作用，将“背景”前置，或可为“填充”思路带来的问题提供有效的“解药”。
（一）单一功能填满的空间
用单一功能“填满”城市空间，事实上消灭了“空”与“间”存在的机会，减损了公共传播的活力和变数。不少研究按空间在都市生活的功能，将公共空间界定为“供居民日常生活公共使用的室外空间，包括开放空间和专用空间等”。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发布的《雅典宪章》提出城市规划强调流动循环的功能主义要比突出社会交往拥有更高的优先地位。就像柯布西耶（LeCorbusier）将城市街道称为“交通机器”，为保证高速交通功能的城市空间，吉迪翁疾呼“让城市中的步行廊道消失”。城市空间多大程度满足市民公共生活需求，成为价值来源。公共空间虽未绝迹，但在主流技术官僚的城市规划中越来越成为城市中按功能划分的专门区域。
用单一功能“填满”公共空间的理念实践，突出特定功能对空间的排他式独占和不同功能空间的区隔。功能独占理念默认空间应为事先自上而下设定的功能“填满”：商场用于购物，家园为了安居，影院满足娱乐。泾渭分明，有条不紊。单一功能对空间的排他性“填满”加剧了空间构成元素的同质化。同质功能设定将公共空间可能发生的沟通减缩到单一的维度，讨论于是大量落到媒介如何优化空间功能实现效率上。又因为“间”假设异质性共在，同一功能“填满”激进地消灭了“间”的存在可能。“间”既无法存在，具有沟通张力的“空”也无法现身。与此相关“, 功能填满”思路在空间设置和城市规划实践上也抑制了实际传播经验溢出事先自上而下理性设定的可能。空间中体现都市异质性的即兴创造和偏离规则遭到单一功能的压抑。空间功能设置与栖居者日常体验实践的分隔，减损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沟通潜能。作为后果，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空间划分被认为导致不少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项目令人意外的失败。功能主义空间观随之受到不少的反对批判，更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提出“非功能性”建筑空间的理念。
（二）生人交往建构的空间
针对功能主义空间观局限，不少学者用生人交往“填入”空间，构成“公共性”的基础。都市陌生人之间存在不可化约的差异，实际上恢复了“空”与“间”的存在。在支持陌生人交往达成“共同性”的公共空间中，异质性共存原则保证了社会意义上的“间”能持续存在。只要交往异质度不衰减，各色人等在邂逅中就会不断交叉，持续生成社会意义上新的“间”。强调空间“海纳百川”有序包容看似界定空间交往的性质，效果上保证了填入过程中“间”和“空”能不断得到更新。
雅各布斯等学者用陌生人经反复试验，学习演练和日常交往形成的共同性来界定公共空间。他们要求公共空间为都市陌生人惯常交往创造可能。桑内特认为，城市的文化特点在于将差异性的人集聚一处。生人通过交往突破建立在亲近的共同性基础上的个体身份。现代城市汇聚代表不同利益、彼此矛盾、互不平等或无法理解的人。无法缩减的差异性聚集，在人与人之间创造大量难以消弭的“间”，成为城市乐趣和沟通力的源头。建立在生人交往基础上的城市社会与基于共同性形成的社区相比，具有更积极的社会意义。后者或温情脉脉，却用同一消灭大量“空”与“间”的转变余地。公共空间通过汇聚不同人群，创造和更新了大量社会意义上的“间隙”。由此创造的“空”成为都市叙事和空间想象力发生的源头。空间的公共性恰体现于一个有限的存在向着另一个有限的存在敞开，并在其之前与之共同出现——也就构成“间”的普遍存在和“空无之敞开”。
但用异质交往建构公共性的思路仍限制了对公共空间的想象。一是用充满差异、满是缝隙的陌生人交往定义公共空间，仍是排他式“填满”的方式。只是被填入的过程内部充满更多不可缩减和难以逾越的“间隙”。用生人交往“填满”空间同样从概念上排除了社会交往形成的“间隙”之外，人与物、人与文化符号（图像）、物与物、物与文化符号之间更多跨物种、跨模态的差异化连接，所构成另类的“间”。社会-技术杂糅的“间”，不同象征物的“间”，文化符码，人与机器构成的“间”和人与人的“间”共存。其他模态跨物种形成的间隙甚至驱动着社会交往中异质性的维持更新。包括社会交往的“间”在内，不同模态的间隙彼此还会共存、转换、交叉或融合，创造出更丰饶、更具生成能量的“空”。单用人与人交往界定公共空间，无意中把话题收缩进社会学领域。其二，遵循社会建构路径，将公共空间等同于空间中发生的交往。工业文明大众媒介主导的现代都市，物件和文化符号持存的关联，往往更多循环反复。其变化速度远慢于城市化过程中社会交往场景的瞬息万变。快慢之间，更为多变的社会交往逐渐成了城市传播考察的前景。公共空间相对稳定的物质和象征结构属性退隐到分析的背景。但数字技术无处不在，互联互通，实时反馈，智能自动的空间化过程，极大地激活了物件和文化符号耦合而成的背景。智能媒介空间中由物件和符号图像交叉构成的相面开始越来越多主动自发地干预和介入交往的前景。社会交往作为构成空间的诸多相面之一，很难再以其特征來完全涵盖公共空间的涵义。从理论建构角度关照经验变化，空间本身的理论属性理应要超越人，物，文化三种具体模态，基于对其动态的抽象提炼而成。
（三）公共参与张力贯穿的空间
政治学将公共空间与利益博弈或公共参与关联。利益博弈在竞争中产生的“间”充盈更强的张力，也更容易卷入消灭多样性的暴力旋涡。大卫哈维认为公共空间需要通过不同力量竞争，经市民参与公共生活的主动行动方能形成。阿伦特提出公开、公正、透明的公共空间可令人在共同活动中更有效地表露自身并交换价值和观点。哈贝马斯描绘的公共空间条件更中立开放、支持人们经过理性对话，形成超越个人利益，符合多数利益的集体意愿。哈贝马斯笔下理想的公共空间参照18世纪欧洲公众在图书馆、咖啡厅、剧院、博物馆等公共场合“理性和批判性的辩论”。公共空间特质为差异冲突公开而文明的显露创造有利条件。数字城市公共参与的空间条件急剧变化，涌现出大量参与性更强，更碎片分布的公共空间。海量个人被卷入公共讨论。更小颗粒的情绪，超级本地化的利益诉求和观点价值交织，形成更复杂多变的“间隙”星丛。
基于利益冲突的竞争博弈催生更有生成张力的公共空间。但正因卷入了利益冲突和公共政治过程，大量分歧和间隙的涌现同时也刺激出消灭差异分歧的本能驱力。公共空间概念背后对共同（识）性的推崇可能带来对“空”和“间”的压抑。共同性常被认为是“所有公共空间存在的条件”。现代语言、图像、知识、情感、习惯、规范和实践等“人为的共同性”越来越多取代了自然的共同性。“人为共同性”直接受媒介塑造。大众媒介基于市民对同质化文字图像的普遍接受创造了“想象的共同体”。数媒时代个人空（时）间体验上的超级“共（时）同化”催生了对城市的反乌托邦想象。韩炳哲用“叙事的危机”或“透明社会”表达对“空”与“间”快速消失的悲叹。斯蒂格勒也传达出实时“共同化”过程中，“空”与“间”快速消失带来的绝望感。他认为数字技术发展将原本分开的系统和部分更紧张地连接整合，构成收紧的系统回路。新的文化产业、编辑和节目制作行业直接与全球生产和后勤物流系统连接，共同构成超工业时代实时生产和对消费精准的组织。“无缝”和泛滥的“互联”导致时空短（断）路，让现代资本主义“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却没有生产出有利于自身更新的条件”。“自身更新的条件”在公共空间传播上恰恰产生于“间”与“空”持续的共生和不断转换。
三、新问题与方法：数字游戏为例
提出“空”与“间”交转视角对空间传播研究有哪些启示？本章先总结前文提出的假设和推论。基于假设推论，结合网络游戏作为数字空间传播的典型经验，更具体地演示从空间交转视角能打开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创新。
“空”与“间”交转视角假设数媒运行创造并依赖“空”“间”不断更新的区分。两者区分的衰减和消失意味着空间公共性的衰弱和消亡。具有公共属性的数字游戏空间在运行中也应不断制造和更新玩家群体，象征符号或数码物与物理物件间“空”与“间”的区分，架构起玩家能自发创造多种个性化交往的“空”。游戏过程中容许个人自发创作的“空”会改变玩家对游戏空间的情感和认同。研究者可探究竞技、动作、冒险、策略、模拟角色扮演、即时战略和射击等不同游戏类型，在创造和更新各种区分，激发“空”的生成能力方面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差异指向了游戏空间“成为公共”的潜能。游戏沟通空间交转力的评估可结合玩家行为数据，游戏话语分析等多种方法“审核”（audit）游戏类型中“空”与“间”的数量，类型和生成转换力量之强弱。
从该预设出发，基于前文可导出三个具体推论。其一是需积极保卫“间”与“空”存在。落到数字游戏研究，学者可探讨特定游戏如何勾连虚实，如何帮助玩家在动静、大小、远近、古今不同的游戏空间穿梭，将多样化体验、社会交往和文化符号打通，纳入“玩游戏”过程。游戏生产者如何理解，如何保证游戏在感官体验，社会参与和文化风格上的多元？各个方面的多元与游戏的吸引力什么关系？针对这样的问题，研究可以结合虚实空间民族志，界面漫游体验（walk-along method）或玩家深度访谈法考察数字游戏创造的公共空间，评估其公共性。其二，要求公共空间为即兴沟通提供充分“间隙”余地。游戏研究可评估特定游戏脚本设计和操作规则，能否为玩家在既有的规则系统和流程外，即兴创造新的社会场景，新的操作方式，新的人物角色，审美风格和空间叙事留有余地？特定游戏类别中，同一游戏不同版本间即兴共创的比例和方式变化，如何改变玩家卷入和参与程度？针对该问题，研究可结合对游戏脚本的话语结构分析，深度访谈和控制实验方法展开。话语结构分析着重探索游戏结构设置上的封闭程度。深度访谈可以探查游戏设计者（游戏算法工程师，设计师和制造商等）和其他玩家为即兴创造开辟余地的动机，效能和实践。用控制实验可探究同样的游戏情节脚本，但对玩家即兴创作的包容度高低不同，如何改变玩家的身心卷入程度和游戏空间的意义产生。其三，不同空间功能彼此交叉形成的“间”能创造更有沟通潜力的“空”。对游戏空间研究而言，游戏过程在娱乐休闲、商品交易、知识分享、个人表达、环境监测和社交陪伴等多重功能之间建立起差异和连接。尤其当不同功能模块彼此之间，或功能要求和游戏规则间发生矛盾时，玩家如何创造新的意义生产实践成为值得细究的问题。
空间交转的视角还假设数媒驱动空间交转，激活城市空间的沟通力。与此相关有三方面推论。其一，架构冲突性的“间”提升“空”的沟通张力。具体到游戏空间讨论上，可探讨游戏在人物之间，物理和虚拟元素间或情节发展中设置了哪些（社会规范、政治诉求、经济利益、道德伦理、文化传承、审美风格和功能优先度方面的）冲突“对峙”的场景。游戏中蕴含的伦理冲突，利益矛盾等张力，如何激发玩家的创造实践。研究者可结合游戏叙事学方法探究游戏设计中对于各种冲突场景的显露和处理方式，突出冲突类型和张力大小对玩家沟通和实践的影响。通过基于游戏场景的田野实验，可在游戏中穿梭线上线下，实地观察访谈玩家对冲突构成的“间隙”如何反应，如何为冲突构成的断裂赋予意义。其二，在人，物，符号等多物种间架构多模态跨物种的“间”能激发沟通活力。由此出发可探究混杂空间的数字游戏（如 Botfighters, Pokémon Go 或 Mogi 等）如何在真人与头像（或人工智能），数码道具和物理环境，数据图像和线下实物间创造出跨物种，跨维度，跨虚实的“间隙”？多模态的间隙设置如何激发玩家的创造性操作和人际交往？为此学者可利用新的媒介装置，展开线上线下混杂空间的田野实验。使用包括 Vision Pro或其他 MVR 设备，与技术人员合作设置虚拟和物理要素同时在场的诡异场景，探查玩家面对跨物种、跨模态的“间”时产生的认知和行为定向过程。最后，“空”“间”转换牵涉不同时间性的错位或时间对齐过程中形成的“间隙”。时间维度产生的“空档”“加速”或“裂缝”会改变游戏玩家的沟通实践。具体可分析特定游戏中，网络连接速度，操纵装置的反应速度，游戏节奏，时长或情节连续性等问题如何创造时间上的间隙。游戏中的时间“空档”和连续性中断如何影响玩家游戏感受。同一游戏脚本按不同节奏、不同连续性，甚至不同长度设置为不同版本，会催生哪些不同的社会交往、游戏操作或情感体验？针对这些问题，游戏平台实时的大数据分析，如游戏加载时间、游戏操作手速变化、游戏场景切换的快慢断续都能提供洞见。还可与技术人员合作，有意操纵改变同一款游戏的时间属性，在不同的游戏场景界面上，创设快慢不一、长短不同的版本。并用控制实验方法观察游戏空间中“空挂”时间的分布改变如何影响玩家的认知，情感和社会交往行为。
作者简介：
潘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7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引用格式]潘霁。“空”“间”交转：从媒介视角反思公共空间研究，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