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2026新年来临前夕，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媒介学丛书”出版。定名为“中国媒介学丛书”，粗略而言，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收入该丛书的著作，均立足于中国传播实践及其经验，并从中揭示出对人类传播具有共通性的理论意义，也就是我们一贯所秉持的“全球视野，本土关怀”。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书涉及的内容不同，但其视角基本一致，那就是从“媒介”出发。具体而言，要从原来的重内容，转向媒介的层面；要从符号、话语的分析，转向媒介对于社会交往网络、现实世界认知及其人类生存的关联及其深刻影响。直白地说，在我们看来，“中国媒介学”就是中国传播学科建设的未来目标。这套丛书仅仅是一个开端，未来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持续推动。
本期推送由中心主任孙玮教授所著、“中国媒介学丛书”之《城市传播：数智时代的媒介论》的自序部分。借文中所引：“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祝各位学术同道2026新年快乐！
城市传播：数智时代的媒介论自序
2025年七月的上海，江南大暑。这个夏天，热度堪比天气的，是第二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位于浦东的会场观众摩肩接踵，机器狗穿梭在人群中卖萌，甚至有黄牛开始倒卖入场券。在三五年前，恐怕难以想象这种狂热场面来自一个科技主题的展览。主办方官宣的耀眼明星是诺贝尔奖、图灵奖双料得主、被称为AI教父的辛顿。意味深长的是，在一众膜拜者追捧的主题演讲中，辛顿以相当悲观的姿态警告众生，人工智能极有可能超越人类成为不朽的生命，威胁终有一死的我们。这个场景或许将长久地存留于上海城市历史。正如大会主题口号所声称的，“智联世界，生成未来”，一个崭新未来正在载入以杂糅著称的东方都市上海。
在这个人工智能掀起狂潮的上海夏天，将自己近十年的研究文字聚拢来编成一本小书，不免有了些大时代与个体命运碰撞的感慨。我于八十年代初进入复旦新闻系读本科，由起初的新闻学逐渐转向传播学研究，大概是因为长久浸润在复旦人文、社科不分家的学术氛围中，总想着如何从跨学科的多元视野思考本专业，这也是我热爱复旦的理由，自由肆意、不拘一格。如此一来，渐渐地偏向以人文理论观照新闻传播实践。而这十余年对技术发生兴趣，除了学术脉络的牵引，诸如技术哲学、主体理论等等，还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比如自幼对科幻文学、影视的喜爱及外太空的向往。年轻时常陷于对日常生活循环往复的厌倦，斯皮尔伯格的《ET外星人》，便成了未知世界的强烈吸引。刘慈欣的三体，以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的混杂，世界历史、现实、未来与中国经验的交织，于我敞开了一个观照地球与人类文明的超大时空视域。如果说ET释放了人类与宇宙异类接触的渴望，三体则是揭开了人类投入这种交流的危险，所谓“黑暗森林”。这些都给予我这个传播学者很大刺激。由此不断领悟到，工具论的传播学极大地窄化了传播的价值，限制了传播研究的想象力，传播学不能仅仅理解为应用操作性研究，媒介绝不是人类任意拿捏的工具，技术、交流、媒介对于人类文明有着基础性的重大意义。我偏爱的科幻小说《索拉里斯星》，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出发，质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莱姆写道：“我们四处寻找，想要的其实仅仅是所谓的‘人'。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世界。我们要的只是一面镜子。”这冷峻得甚至有点残酷的论断让我猛然惊醒，人类传播者试图达致的传播效果，并非是传播研究的终极目标，理解人类境况的不可沟通性，才是人类的智慧所在。见证他者的异质性，接受传播不可能也不应该全部达成的现实，寻求有限度、懂得节制的沟通，才是人类自处以及维系文明的存续之道。这个感受用学术话语表达便是，“重构传播”。
在我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非新闻传播学的，或是非学术的阅读，大部分隔绝于专业工作，“沦为”个人业余爱好。似乎在某个瞬间，人文、社科、自然学科的积累，以及接触文学艺术的杂乱经验，突然间打通了，以传播为焦点，汇聚在一起。自此感觉自己的学术敞开了一个崭新世界。这个新奇的体验，之后不断在阅读诸如齐美尔、本雅明、梅洛-庞迪、海勒斯、斯蒂格勒等等的著作中得到共鸣。我们常常讲，学术要与学者的生命体验结合，亦不能被专业边界所困。道理讲过千百遍，但真正获得这种感受，对我而言，却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不过，好歹算是开窍了。
强调传播研究的理论性、基础性，绝不意味着与经验和现实隔绝。恰恰相反，这需要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更深入地体察周遭世界，真切体悟媒介在活生生实践中的意义。让我打开自己学术视野的契机，正是新媒介实践与理论的碰撞，在脑海中仿佛电光火石般闪烁，突然照亮一片新天地。比如十余年前的新媒介产品——微信的研究。那时有感于微信对整个社会的猛烈冲击，但一直苦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理论视角去描述这股滔天巨浪。无论是新闻生产、知识再造、社会交往，还是媒介与社会组织、制度、乃至时空关系的既有理论维度，都无法揭示我感受到的那种崭新的媒介力量。在苦苦琢磨的某个时刻，现象学、空间理论、存在论、主体理论等似乎是自动地浮现出来，由此那些鲜活杂乱的实践经验，像是突然开了闸门的潮水汹涌澎湃，倾泻而出。微信研究让我豁然开朗，面对扑面而来的传播革命，须得敞开怀抱，向多元理论、向历史深处、向多重现实、向自己的生命经验，尽情敞开。此时便着手调适自己的学术思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命题，综合人文、社科、自然的理论范式；扎根本土化媒介实践，开掘真切的研究问题；深入技术逻辑与社会文化逻辑，捕捉两种逻辑的缠绕生成的媒介动能。如此跨学科，便不再是各种理论的堆砌。其实学科无法跨，只能综合——化为一种融合的视域。超越新闻传播学科边界，从学科综合的视角观照新媒介实践，成为我从不自觉到有意识追求的学术风格。
自微信开始，各种新媒体产品，以及推陈出新、琳琅满目的新媒介实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研究中。这倒是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每一种媒介更新，都不断打开传播的新面向，释放出惊人的动能。当然学术研究绝不可能仅追逐新现象，而是要在理论与经验的对话中，生长出新的思想。创造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这个念头的发生，得益于学术共同体氛围的滋养，这个共同体便是我二十年前加入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在此之前，对于学术共同体的理解，基本停留在纸面上。大概基于自己被动、沉静的个性，以及偏于人文研究的个体写作，起初并不理解研究如何以共同体的方式展开。至今记得早期参加中心会议时，我常常偏于一隅，整场会议甚至不发一言，只是倾听众人喧哗。没成想，二十年来中心给予我基础设施般的支撑，也让我明白学术共同体何以可能、价值所在。这本论著的主题“城市传播”，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创新思路与本土化范式，正是中心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十四五中着力倡导与实践的。没有中心学术共同体的交流、争论、凝聚，以及渐渐形成的学术默契，这本论著所呈现的观点与思想，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在这种磨合的过程中，我体验到，人与人个性差异巨大，但又有着沟通的可能；明白学术气质的养成，有赖于坚守底线与传统和变通与杂糅的平衡；慢慢学会以范式、学科的整体思维考虑个体研究与学术共同体的关系；尤其珍贵的领悟是，学者当不懈追求学术的纯粹性，以入世之态度展示脱俗见识，投身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学者的价值，赢得真正的尊重。我与中心的二十年机缘，仿佛是布伯描绘的我与你状态的一次次绽开。学术气韵一旦充盈于心，匹夫亦不可夺志。在这本论著中，我特地挑选了三篇与学生的合作，这些文章从讨论主题、形成大纲、到成文一次次不断修改，都是在与他们的密集互动中完成的，我亦收获巨大。盼望在这样的合作中，能够把我觉察到共同体精神传导给年轻学者。
是我十年来研究历程的阶段性总结。萌发编撰念头时不免有些踌躇，担心十余年前的观点已不能成立，或是之前以为的新想法不过是老生常谈。一路梳理下来，超乎预期的是，又一次次强烈地感受到在每个特定时空的学术体验的冲击力，且有了点意外惊喜，陆续发表的散落文章集中在一起，显现出之前未曾留意的个人研究发展脉络。这本论著聚焦两个关键概念：城市与媒介，以及两者之互构关系，由此展开城市传播与媒介学的创新研究。从三个方面展开：以媒介为视角，追踪数字技术前沿发展，探讨微信、短视频、二维码、移动政务app、数字平台、智能体、分布式网络等新媒介形态、产品及实践，描绘并阐释媒介全面嵌入到城市社会系统并渗透于日常生活中所迸发出的巨大动能；提出“城市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分析框架、目标与宗旨，使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方向，并回应当前数智媒介推动人类迈向都市社会的现实进程；倡导媒介“存在论”“生成论”，从媒介与人之主体性、人类存在方式、社会运作基础等方面开掘媒介的意涵，打破延绵数千年的媒介“表征论”，以揭示媒介尤其是数智媒介对人类文明重大意义，尝试创建中国媒介学，推动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范式创新。大致呈现出四个特点：跨学科的视野。综合技术哲学、现象学、主体理论、后人类理论、控制论等多个理论，丰富了传播研究的学术思维。前沿性。跟踪传播实践的巨变，突显中国本土化新媒体尤其数智媒介的现实经验。基础性，聚焦“媒介”“媒介性”“城市”等核心概念，从更宽广的理论视野中加以拓展，为中国媒介学构建打基础。突破性。在城市传播、媒介学两方面，拓展了传播学既有的研究视域、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全书框架安排，也是以上述思路展开，第一部分，反思以工具论和量化方法为基础的传统大众传播学，在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中提出城市传播研究的基本思路、核心议题、目标旨趣；第二部分，聚焦媒介，关注新媒介的城市传播实践，展示数智媒介新动能；第三部分，突出智能媒介创造的新型城市社会、人机合一的新型主体。
值本论著出版之际的上海夏天，还有一件与数智技术与媒介有关的城市事件正在发生，第六届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以“量子城市”的主题启动。八月伊始，炙手可热的数字平台“小红书”在鲜为人知的复兴岛上举办了“艺术唤醒城市”的动漫及城市打卡活动，使得这个上海小岛瞬间成为“二次元开放世界”。一时间“量子城市”成为众说纷纭的话题。上海不枉称东方大都市，永远有最新潮的引发争议的城市生活，兀自奔涌向前。我回想自己这十余年来专注城市传播研究，大抵有两重原因：实践方面，现代城市不仅仅是现代性最重要的表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如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者卡斯特、列斐伏尔所言，地球正在成为都市星球，人类正在迈向都市社会；在理论方面，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奠定了传播学的思想基础，城市的异质交互性吸引了跨越学科边界的众多研究者，近年来城市更是与数智媒介构成了深度交缠状态。除却上述学术考量，我对城市尤其像上海这样大都市生活的偏爱，或许也是一个原因吧。正如齐美尔在他的名作《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所描述的，“小城市的生活基本上局限于自身的范围，由本身的范围所决定。而大城市的精神生活犹如荡漾开去的水波，涉及国家民族的或者国际的广泛范围……不要仅仅从消极意义上来理解个人的自由，理解这种世间生活的逻辑的和历史的补充，认为它就是单纯的行动自由以及消除偏见和狭隘。无论在什么地方每个人毕竟都有他的特点和不同于他人的差异，自由的本质含义就是在生活中表现出这种特点和差异。”这正是齐美尔所概括大都市的“陌生人社会”，它给予个体隐匿自身、随处游荡的自由，同时又能够连接到遍布全球的实时网络中，真切地感知周遭世界。正如最后一章所描绘的，如今第三代互联网的分布式网络，正在不断创造一种新型的共通体社会，展现出保障个体独特性、创造社会异质交流、贯通全球网络的可能。我思忖，或许正是现代都市这种区别于传统熟人社会的存在状态，对于形形色色个体与光怪陆离城市生活的包容，海阔天空的全球视野，吸引我持续性地沉浸其中，并将这种体验转化为学术工作。
长久以来新闻传播学被定义为应用操作性学科，近年来随着媒介成为跨学科的核心议题，较为基础性的理论阐释越来越多地涌现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但这个路径的研究常常被讥为象牙塔中的文字游戏。只要稍稍地打开视野，环顾新闻传播的历史和实践，就会发现上述指责实在是幼稚浅薄的，这不但窄化了新闻传播在数智时代的发展空间，也限制了传播学对于现实的解释力。以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布雷为例，他的媒介学理论不可谓不深奥，他审视媒介的视域，是以人类文明为尺度的，由此打开了媒介研究的新领域。但他并非是闭门造车的学究，他是南美丛林中的游击队员，是法国政府的顾问，后来以学者身份创建了媒介学，他的抽象理论正体现出他对介入其中的历史社会文化的关注。纵观历史，有学术价值的基础性抽象理论，无一不是与大时代相呼应，触及人类命运的关键处。当前数智媒介风起云涌，人类文明遭遇数千年以来之大转折，只有在综合性的理论视野中加以观照，新闻传播学才能把握学科命运，赢得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尊敬。
学术研究如李叔同描绘的人生，是仅有一次、无可重复之悲欣交集的旅程。外部因素的阻碍，个体创造力的匮乏，使得沮丧、绝望始终如影随形。这个自序写到一半，去看了场电影《戏台》，触动颇深。学术场域何尝不是戏台，漫漫历史长河，总不免有包子铺伙计扮霸王粉墨登台，假作真时真亦假，让人啼笑皆非。处在数智媒介崛起之大时代，形形色色的“学术”纷至沓来，乱花渐欲迷人眼。于我这样的普通学者而言，要如电影片尾处虞姬所唱，“且忍耐”，努力把自己的活儿练好些，才是立身之本。然后便是，坦然领受命运，“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