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新年来临前夕，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媒介学丛书”出版。
八年前，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承接了上海市高峰计划中的一个项目，其名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与学术话语创新”。项目申报书中承诺，要以“‘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方针，创新思路和方法，以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建构能够适应新传播技术革命，具有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并能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和学术话语，引领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为增强我国的文化实力做出应有贡献。”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媒介学丛书”，就是这一项目所结出的一个重要成果。
定名为“中国媒介学丛书”，粗略而言，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收入该丛书的著作，均立足于中国传播实践及其经验，并从中揭示出对人类传播具有共通性的理论意义，也就是我们一贯所秉持的“全球视野，本土关怀”。第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书涉及的内容不同，但其视角基本一致，那就是从“媒介”出发。具体而言，要从原来的重内容，转向媒介的层面；要从符号、话语的分析，转向媒介对于社会交往网络、现实世界认知及其人类生存的关联及其深刻影响。直白地说，在我们看来，“中国媒介学”就是中国传播学科建设的未来目标。这套丛书仅仅是一个开端，未来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持续推动。
本丛书第一批暂定五种，其内容涵盖城市传播、报刊史、新媒介实践、软件媒介以及媒介学关键词等等。丛书的出版，得益于各方力量的协作与支撑。复旦新闻学院营造了自由宽松的氛围，大力支持中心一贯以来的理论创新及实践；中心校内外的研究员，贡献了他们的思想、成果，不少老师还承担了各类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更有新闻传播学乃至城市、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社会、经济、计算机等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者，给予中心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启发与帮助。特别要感谢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章永宏老师，这套丛书的问世，与他的热心推动和大力支持分不开。在此也谨向长久以来以各种方式支持、参与中心工作的同仁们，表达最真切的感激之情。
本期推送由黄旦教授所著、“中国媒介学丛书”之《再造范式：以媒介学为视角的新报刊史书写》的引论部分。
再造范式：以媒介学为视角的新报刊史书写
引论
姑且按怀特的标准，将历史分为两类：“作为行动的历史”，着眼于“做过的事”，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往事”；“作为思想的历史”，关注“人作为感觉、思维、意愿之实体”，“文化作为一个意识之产品”，那么，本书可以勉强归属于后者。之所以勉强，因它的对象是报刊史研究，是关于其研究的“感觉、思维、意愿”，或许可称为是对一个学科的“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反思和批判。它的确是意识，关于某种文化的意识，属于学术思想或学科意识的范畴，但不是怀特所指的一般社会意识和观念。此外，它是专题性的，并非意在展示某一思想的变化过程。
对于中国报刊史研究的反思早就开始，甚至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报刊史书写，就是在反思中起步并不断取得进展的。就其思想意识而言，所围绕的焦点，基本上都是集中在报刊史自身的特色。具体地说，如何改变中国报刊史以“报刊”为名，实际上是以政治斗争为主的状况。这，几乎成为了所有报刊史研究者的心头之痛。原因不难理解，长此以往，报刊史将失去其合法性，没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和地位。报刊史研究者深深认识到，这不是材料运用、体例编排等等的技术层面问题，也不是技巧所能解决，而是关涉报刊史观，主要是对报刊史的理解。说到底，也就是报刊史究竟是什么史的问题。问题明确，反思也就见成效，不仅明晰了认识而且获得了基本共识。概括而言：报刊史就是以报刊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历史。此种认识的线索渊源有自，主要出之于戈公振。一个事实可以为证，即戈氏关于报纸的界定，并由此认定“报学史”就是“报纸自身”之演变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的历史云云，几乎被报刊史研究者全般吸纳。如果做一个这样的判定：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报刊史研究和书写，主要是从戈公振那里起步，虽不中亦不致太远。
“报刊自身”，关键在“自”：“自”表示自有、自属，自成一体，好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体。既然报纸有“自身”，而且“自身”给人的暗示总是自我生长自我整全且独立于“他身”，那么，只要能分出并抓住这个“自身”，报刊史的真面目也就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自然而然得以显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报刊史研究及其书写的探索，就是怀揣着这样一种想象（当然也是理想）而孜孜追求的过程。追求令人起敬，结果让人失望；不能说是毫无所获，但没有根本变化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不啻为一个无声的告示：此路不通。
路是人走出来的，一路不通，另觅新路就是必然，本书就是为此而起。“重造范式”这一书名，就已清楚交代其意图：要为当下及未来的中国报刊史书写提供一个新的设想，姑且命之为“新报刊史书写”。十年前，我就对“新报刊史”之新，做出过这样的解释：它强调的是空间维度的新拓展，主要表示其视野不同于之前的报刊史，好比另取一条新径，另开一个新的窗口，并借用了以赛亚•伯林的话以做引申：“新历史仅仅是从今天人们所说的不同‘视角’所写的历史。新历史想去记录的那类事实是不同的，着重点也是不同的，在所问的问题以及随之所用的方法上，兴趣已经发生了转移。因而，在什么东西构成证据，以及什么是‘事实’这些问题上，概念与词汇反映着观念的变化。”这构成本书的基本思路，并化解在各章之中。
研究需要前提，本书是从中国报刊史书写讨论及其现状进入，首先从不同的角度，对之做一清理和反思。其重点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报纸重新概念化。如果说，世界观就是一种认识世界的范式，报刊史的书写范式，无疑是以报纸观为基础为支柱的。报纸是什么，牢牢牵引着如以赛亚•伯林所说的“视角”、选择的问题和记录的着重点。在书中，主要以戈公振的“报纸自身”为分析对象，因为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报刊史研究的出发点，“自身”不破，困境难出。书中（第二章）提出，戈公振所认定的“报纸自身”，实际上是“一张纸”——一张“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向公众而刊行”的印刷品；他的“报学史”就是围绕着“这张纸”，展示其从“官报”、“外报”到“民报”之演变。这种把某一类报纸作为报纸之“样板”，使之自然化、本质化和实体化，或许符合当时（包括后来）社会关于报纸的一种普遍的理想认知，但与报纸的实际面貌不符，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更为糟糕的是，由此所致的“报学史”，根本就谈不上是报纸自身演变的历史，这样一张“纸”实际上也无力承挑起这样的叙事框架，而是报纸为谁所做且做了什么的历史。吉尔伯特曾略带嘲讽说，当人们谈及“媒介”在做什么的时候，有点像在谈论“石油巨头”在忙什么或者纳斯达克指数这个月表现怎么样。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报学史》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报纸“在忙什么”或者“表现怎么样”——也就是俗称的新闻实践——的记录，戈公振是记录者，也是评点者和评定者。
戈公振毕竟有开创之功，但全盘化为后人所依赖的路径，恐怕没人能预想到的。后来的报刊史研究者随之陷入“报纸自身”而不能自拔，百般琢磨着如何以此为基，搭建起直通报刊史自身本色的桥梁。首先是重新立名，报刊史改称为“新闻事业史”或“新闻史”，这显然经过深思熟虑：一方面，可以突出报纸以报道新闻为天职，其独特性因“名”而自彰；另一方面，便于将广播、电视、通讯社等等统统纳入，与之相比，“报刊史”之名，局限于报刊，延展不出这样的弹性空间。名正则要求言顺，既然是“新闻事业史”，“新闻”或“报道新闻”可想而知即是其立身所在，也就是“自身”。因此，从新闻及其作用入手，来构建中国报刊史的叙事线索和逻辑，就是事属必然，也是研究者所应具备的自觉。这样，新闻事业自身——报道新闻和如何报道新闻就是报刊历史演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政治思想斗争和政治任务，均是围绕着这一主线转而不是喧宾夺主。随之相继出现的“新闻本体”、“新闻事业为主体”、以“新闻传播为本源”等等，都是此种思路的不同说法。我在一篇文章里就这种现象做了概括：报刊的历史研究意在“削繁就简”，返回到一个纯净的“新闻现象”或“新闻事业”之原点，由此勾画出其闭环式运动：产生、发展及其内在规律，以展示报刊自身之“魅”。按我的理解，这才是“新闻事业史”（或者新闻史）一名的苦心孤诣之所在，它寄托着报刊史研究者一种急迫而又殷切的期待。
然而，名称虽变，轨辙仍旧。戈公振找不到的“报纸自身”，后续的报刊史研究者也不可能从“新闻事业”这一名称中抓取到。相反，这种着眼于报纸内容和功能分类，试图像分出红豆绿豆那样，辨识出与政治现象不同的新闻现象，然后以此编织为线，奉为“本体”或“主线”，拉出新闻事业自身的历史，本就是脱离历史实际的想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纯而又纯的“新闻事业”呢？一张拟想的“报纸”模样，成就不了“报纸自身”；一个拟想的“新闻传播”本源，又怎能演化出所谓的“新闻事业本体”呢？
本书用了三章（第三、四、五章）的篇幅，分别对此做了评说和阐发，主要针对的是曾经流行一时且至今仍不绝于耳的新闻事业为“主体”、“主线”、“本体”、“本位”等等说法。我的观点是，这些提法不可取，其最大的误区，就是把这些听上去很哲学的术语，贴在“报纸”上面，并从其内容和功能中来证明这就是其天然特性，这就让研究变成了什么就是什么的一种证明。“本体”、“主体”之类的大词，其实要慎用，因为很难落到经验层面，其结果很可能是一种循环论证，“寻找过程本身创造了引起寻找的客体”。这非但不解决任何问题，还把自己绕进去了。研究者没有意识到，把“报纸”看成是什么，是与“怎么看”有关，是理论视野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本身，是一个历史生成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本质性存在。凭借素朴的直观主义，要从历史中发现一个报纸的“真身”，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六章也与如何看待报纸有关，但是从另一个方向进入，将戈公振的“报纸”与麦克卢汉关于报纸的论述做一比照。比照为显示不同，追究各自的来历，而不是要论是非。谁对谁错的分辨，不属于学术的范畴。当然，我们不一定非以麦克卢汉的为准，但是否一定要以戈公振的为定论呢？比较或许能带来新的刺激，激发出新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的说法借自米尔斯，他指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可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看清世事的品质，是个人经验与社会局势变革互为沟通的中介。我将之用在这里，是指报刊史研究者不仅要具备米尔斯式的“心智品质”，还需具有将报纸的历史和媒介演变及其理论贯通的能力。报刊史研究者都知道报纸是媒介，但媒介并非只是报纸，那么，作为报纸的媒介具有何种媒介的共性？换过来也可以这样提问，为什么要把报纸称之为“媒介”？媒介角度中的报纸有何不同于其他媒介的特殊性，并且又是如何与其他媒介共存共鸣？麦克卢汉对于报纸的论述虽然零散，但与报刊史原有的眼光截然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其启示意义也就因此而显。对于吉尔特曼“新新不息”的媒介观，我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她在试图以此破解媒介自然化、本质化研究取向的同时，也让自己进入了另一个自然化，即“新新不息”的自然化、平均化和同质化。但是，她认为媒介史书写是为了激发出媒介“新新”之复杂性，而不是展示一个固定不变的媒介沿着一条不可逆的线路通向一个终点，好像一条孤舟顺流而过，我是完全赞同的。复杂来自复杂的眼睛，色盲之人无论如何都是看不见七彩纷呈五彩斑斓的。米尔斯说，完成历史书写的任务，需要对“事实”之外的很多东西予以明确关注。这其中需要格外注意的就是“理论”。如果历史学家没有“理论”，就没有书写历史的能力，不过是历史材料的提供者。他们可以以此自娱，却不能如实记录。读理论，读媒介理论，报刊史研究的想象力——米尔斯所谓“心智品质”就有了可能，麦克卢汉眼中的“报纸”，可以为此起到一个导引。
即便关于“报纸自身”，报刊史研究同样需要拉开尺度和视线，比如现代报纸初进国门时所引发的多种理解（第一章），恰恰能反映出时人心目中的报纸：传教士、林则徐、王韬、美查的《申报》，乃至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各擅所能，自表一枝。我只是从中择其之一，从学术角度，总结出我国报刊史研究之两种（实际当然不止）传统，即报馆和报纸（第二章）。有这样的一些前后左右之展开，可以大大丰富对于报刊历史的认识，而且就发生在我们本土的历史经验之中。这就不容我们不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目前的报刊史均以戈公振的报纸为正宗？以报馆为线为什么就不可以？为什么后来直到今天的报刊史研究及其书写，在思路和眼界上会是如此的雷同？如何发生的？
现有的时空之概念，以沃勒斯坦之所见，本是源于17世纪科学思想的变迁。但现如今，它们已经作为不证自明的实在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一个概念。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主导下，人们再也不去探问时空对于社会历史系统的构造问题。在沃勒斯坦看来，这让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具有了危险性。这种危险性，恐怕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的，在于它们拥有了“第二自然”的基本特征，再也没有人去质疑。中国报刊史书写对于“时空”的理解，应该就是这样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人讨论过类似的问题。
先看“国家”，在中国报刊史中，就是指一个固定的结构——“地理空间”，即中国的版图疆域。“中国报刊史”，理所当然必是以这一疆域之内的所有报刊为对象。从这样的一种预想入手，以报纸产生的时间为经，以某种人为的尺度为纬，将报刊分门别类，形成特定的体例按序铺开，以展现其时间先后、分布、变化的面貌以及产生的作用。于是，中国报刊史好像就是在一个既定的“自然地域空间”中的运动史。“全国”是现成的固定的，等待着也制约着报纸在其中产生、发育和成长；报纸则在“全国”的召唤下进入其中，依照其情势起起伏伏。在第七章中，我并没有具体讨论这种“国家至上”书写方式的长短（自1960年代所开始的全球史潮流，对此多有涉及），主要关注的是另一面，即由此产生的报刊史书写之单一化和同一化，误以为这就是中国报刊史唯一的写法。现有报刊史教材的千人一面，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因而也就使得一些本来应有的书写单元，比如“城市”、“地方”不受重视甚至被忽视。
“城市”是报纸的发源地，仅以我们国家的情形为例，始自19世纪初的现代报刊，其集聚地先是广州，后是香港，再则是上海，无一例外都是在城市，尤其是在贸易交通中心的港口城市温床上怀胎结子繁衍发散，同时也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史也就是报刊史，反之也一样。顺着这样的思路，报刊史就有另一番精彩。与城市的长期被忽视不同，“地方新闻史”倒是早有涉足者，但是在“国家”框架的主导下，“地方”似乎是其附庸，好比一种边角料，是对一种大写的“中国新闻史”的补充。如果说，从任何地方剪辑历史都同样容易，而好的故事可以从叙述者选择的任何地方开始。不同的裁剪，就划分出不同类型的事件（happening）。那么，叙事的史学家就需要为自己的裁剪做一辩解，为什么这样的裁剪比其他的更恰当。就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国家至上”还是“地方”为主，报刊史研究者都大有其反思和可议之处，他们共同的问题，都在于长有一双自然化的“眼睛”，将这一切当成了天经地义，“地方”就是“地方”，“全国”就是“全国”，一切都是常识，不过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名称。最终，报刊全都被塞入一条单一的发展线路，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都是如此。从来就没有人想过，如果一个女人可以串起一个世界史，那么，为什么就只能就地方写地方，全国就是全国，而不能是从一个城市或地方出发走向全国，描画出全国报刊史的一幅独特图景呢？
报刊史的时间问题，我的确是思考有年，读了不少东西，还在不同场合讲过几次，但总觉得不理想，没有想得特别透。加上历史学理论对之已是多有讨论，我没有比他们更高明的见解。唯有一点现在是非常明确：如果说历史是时间的艺术，这个时间，不是指一种编写技巧（比如先后时间的连串），一种外在的刻度（比如哪一年到哪一年），而是如埃利亚斯的判定，是一种内生的变量，表现为关系的形式。“时间”就是将两个或多个持续运动的事件过程位置或段落“置入关系当中”。简而言之，时间和空间一样，具有内在的连结力、组织力和构造力，是一个“媒介”，驱动并改变着历史事件及其过程。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同时也为更贴近报刊史的实际状况，我选择了“起源”和“分期”作为讨论的案例，主要想表达两个观点：第一，从不同的时间进入，就有报纸的不同起源；是时间发明了“报纸”，而不是报纸在某一个时间点里。第二，时间不是通道，让事件经过，相反，时间是有形状的，是从人造物当中浮现出来，在历史事件的流动和变化中得以体现。这也是我采用休厄尔“事件性时间”的原因。柏格森的一个观点令人深思。他说，以静态的时间概念来对付“真实”的异质变动，就好像是投出一张网，把异质而变动不居的真实收集并组织在一起，以便能更好地使用和控制它，这是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此种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生物性的适应。这，很值得我们想一想。
最后一章是我对“新报刊史书写”范式的一个正面阐释，也是全书的一个终结。这些观点并不都是新的，其中不少在2015年的《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一文中已有所论及。不过，经过这些年的思考和实践，我对之又有了一些推进。过去的一些观点更清晰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想法。总括而言，新报刊史书写与原有书写范式的一个最大不同，不是把报纸作为对象，报纸也没有“自身”，只有把报纸看成是什么。看，是需要角度的。因此，新报刊史是从“媒介角度”切入报纸，将报纸视之为“媒介”。媒介是一种运作，所以报纸媒介乃是关系的连接者和组织者，并由此影响并改变社会。报纸媒介的独有特性，在于其是以印刷技术为基础的，并因此让社会报纸化，同时也在社会的报纸化中成就为报纸。新报刊史的叙事，就是以这样的“中介化实践”为线索为逻辑，分析、揭示中国历史是如何在与报刊的相互作用下波澜起伏、兴衰变迁的过程。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报刊史也就是报刊所中介、所关联、所转化、所呈现的“中国历史”。
在本书最后的附录中，是一篇我最近发表的文章。我个人觉得，它比较充分地体现出我对于新报刊史书写范式的构想，也是我按照这样的设想在研究中所取得的最新进展，可以为有兴趣者提供一点实际的可以触及的参考。
由于本书是以过去多年所发表的文章为依托，致使存在着一个缺陷，就是各章之间的内在逻辑并不是十分严密，而且不少地方可能还有重复。尽管在整合过程中做了各种努力，有的删去，有的改写，有的掰碎了重新调和，也有的是完全新写，但天生非丽质，靠后天的涂抹妆扮终难以遮掩。其中一些早年所写的，现在再拿起来看，自己也觉得不太满意，但若一一改过，不仅不现实，而且最终就是另外一本无法完成的书。不满意，或许可以证明我还在进步，那么，书中内容的深浅高低坑坑洼洼，也就可以被当作我这些年学术历程的印迹和证明。这样一想，释然了，把手一松，交稿吧。
我是在复旦攻读博士学位时，开始对报刊史发生兴趣。这完全是出于一个朴素的动机。因为我当时号称是做新闻理论研究的，但感到缺乏历史根基，判断的分寸难以把握，文章没有厚度。1996年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还是先回到历史去——对提高新闻理论研究水平的建议》，大致就是我当时的所思所虑。里面有几句话至今还隐约记得，其大致意思是，由于缺乏历史的深度和厚度，新闻理论研究就像水面上的一层油，在阳光照射下也是色彩缤纷，但最终也不过是浮在水面随风飘漾的一层油。当时复旦博士生有一门必选的报刊史课程，两位老师合开，一位是我的导师丁淦林教授，另一位就是宁树藩先生。关于这门课的内容现在记不得了，但那种以材料为基础的思考和评述方式，让我收益非浅。宁老师的不断追问，丁老师于材料解读中见他人所未见，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丁老师生前多次提到，复旦的新闻史研究是有自己特色的，那就是不仅注重史料而且也注重理论。注重理论，并不是张牙舞爪搬用概念，而是隐伏在史料的辨析和归纳之中。这也让我对理论与历史的关系有了新的感悟。30年前种下的因缘，到现在出版这样一本关于报刊史书写的著作，并没有什么因果，事实上也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历史总是偶然的），但“师傅领进门”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否认的。因此，30年后的今天，我就把这本小书献给我的这两位老师。尽管我在书中对他们的观点有所批评以至否定，甚至走到了媒介学，远不是他们所认可的报刊史，但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十分欣喜。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懈怠，而且还一直在“切问近思”而不断“修行自身”，况且讨论、辩驳本就是“自由而无用”的复旦精神之内核，又何喜不有？
（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