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2024年11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联合举办“超越见证：数字记忆的情境伦理”工作坊。工作坊部分成果在《传媒观察》“在场·面向希望的数字记忆”专栏推出。本期推送由中心副主任李红涛教授撰写的《媒介见证的黄昏？——“说故事的人”远去与作为一种故事讲述的见证》，以飨读者。
# 文章摘要
瓶中信和信使这两个隐喻让我们得以切入媒介见证的历史脉络和当代实践。遍在的媒介见证和非人见证的崛起，既推动着见证热的出现，也让媒介见证呈现出疲弱之象。在图像泛滥、同情疲劳之外，其间的症结还在于见证人的消失。呼应着近百年前本雅明对“说故事的人”远去的感叹，本文主张将媒介见证视为一种故事讲述，以此跳脱实时见证模式和新闻事件的生命周期，凸显其脆弱和动情，在叙事危机和后真相政治的泥淖中重燃故事讲述/重述的篝火。
# 观点精粹
1
为了故事的延续，故事讲述者首先要“透过自己的讲述”，将自己或他人的经验“转化为听众的经验”。
2
“不存在孤立的证词或见证人，因为‘证言/作见证’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
3
不同于传统见证人的肉身在场，数据见证实践具有鲜明的集体性和分散性，也牵涉到非人的行动者。
4
图像泛滥、饱和效应、同情疲劳/麻醉，对苦难的见证在政治或伦理意义上落空，人们面对无比深重却又山水万重的远方苦难别过头去，或者不再施以援手。
# 关键词
见证热；媒介见证；本雅明；说故事的人；动情的见证
论文节选
“见证”并非高高在上的学术词汇，而是俨然蜕变为公共文化中稀松平常的修辞行为。在某社交媒体的搜索框中键入“见证历史”，显示有100多万篇笔记。这当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事之秋，而是意味着，人们早已理所当然地把自己视为见证者，透过大小屏幕看见世界。
正因为此，我们或许需要先借助一些隐喻将见证陌生化，再加以打量。社会学者仓泽冬木（Fuyuki Kurasawa）把见证比作在“跨国的证言实践网络”中漂流的瓶中信，其间牵涉到全球化的伦理-政治劳动。这个比喻借用自著名德语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对诗歌的形容：“一首诗……可以被当作一封瓶中信，被投出去，相信——虽然并非总是满怀希望——总有一天，在某个地方，它会被冲上岸。”在这个意义上，诗歌总是“向前”，向着什么呢？“向着某种开放的、可占据之物，或许向着一个可寻觅的你（addressable Thou），向着一个可寻觅的现实。”
德国媒介学者西比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ämer）则将见证比作信使（messenger），致力于“通过可信度传递感知和知识”。与天使来访、传染病传播、货币流通等一系列传递事件类似，“作见证”（bearing witness）也“预设了见证人和其听众之间的缺口（gap）”。“就像信使一样，见证人能够通过传递过程让听众感知到事件，这一过程取决于他们推定的中立性和公正性。”殉道是最极端的见证形式，因为慷慨赴死之人最值得信赖。
一、两个马里乌波尔
瓶中信和信使这两个隐喻共享着一个共同的元素——“信”（message），它们也都预设了见证起点（见证人）和终点（听众）之间的距离或缺口，以及见证实践试图跨越山海、弥合缺口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这两个隐喻出发，我们来看两个故事片段：
那恐惧，伴随着她的念叨：“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这句话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响在我的童年中：“如果你看见过我曾见到的……”
我的大脑拼命想要忘记这一切，但摄像机不会让它发生。
前一段追忆来自娜塔莎·沃丁（Natascha Wodin）的自传体家庭小说《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呈现了女儿对母亲最早的记忆画面。当时四岁的女儿并没有追问母亲到底“曾见到”什么，母亲也在余生保持了沉默。直到数十年后，女儿试图“在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的茫茫人海中找寻一位年轻女性的足迹”，整本书沿着“找寻”过程徐徐展开，构成了对东方劳工史的后记忆书写。后一段自述，来自姆斯蒂斯拉夫·切尔诺夫（Mstyslav Chernov）在纪录片《马里乌波尔的20天》中的画外音。这部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以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了摄制组被困围城期间的所见所闻，而让切尔诺夫“拼命想要忘记”的，是包括“乱葬岗”在内的惨烈场景。
这两段陈述都与同一座城市有关，勾连起从20世纪绵延至21世纪的创伤过往和惨痛现实。它们都包含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行动，那就是见证。前一段是失败的见证，“瓶中信”一直没有漂上岸，甚至一开始就没有被投入瓶中：母亲“曾见到”和亲历可怕的历史事件，却选择独自吞咽创伤，在女儿面前保持沉默；后一段构成了成功的见证，“信使”跨越了距离，但却未必弭平了差异：其中，向观众讲述的“我”宁愿忘记亲眼所见的恐怖景象，无声的“摄像机”则忠实而无情地拍摄、记录，充当了视觉见证的主体。
切尔诺夫的身份并不是纪录片导演，而是通讯社记者。作为专业见证者，其职责不仅是做目击者（eyewitness），还需要将所见所闻拍下来。在当地医院爆炸后，现场救援人员跟他确认，是不是拍下了爆炸的弹坑、孕妇和被转运的孩子；拍摄首先不是为了记录或积累素材，而是为了第一时间给新闻媒体提供第一手影像，以便世界各地的观众通过各类大小屏幕实时地见证战争。纪录片中不断出现的情节，是切尔诺夫及其同事在城中寻找网络信号，以便尽快将拍摄的影像传给编辑。
譬如，第13天的晚上，在隆隆炮声中，摄制组的手机忽然收到了信号。他们赶紧将当天拍摄的视频剪成10秒片段，将三支手机架在窗台上将其发送出去。紧接着，我们看到了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新闻画面。它们直接来自摄制组拍下的片段，却与之前的纪录片画面构成了鲜明的对照。更多的“声音”（voices）——包括电视主播——加入进来；节奏忽然加快，仿佛开启了倍速播放；临时避难所中缓慢流淌的日常，儿童的嬉闹、悠悠的吉他弹唱、煤油灯下的泣诉，浓缩为让人屏息的场景、让人心碎的画面。但即便是这些画面，似乎也无法为自己说话：它们要么被当作推翻相关方有关战况声称的视觉证据，要么被升华为“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最严重的袭击”。
“全世界都在看”（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而且是在实时模式下看。这让来自“前线”的媒介见证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力量，但也让其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炮火”，甚至深陷所谓后真相政治的泥淖。纪录片拍下的妇产医院爆炸影像，鲜明展现出这种对峙。一边是摄制组的向导、当地警察笃信这些影像将会“改变战争进程”，受伤的待产孕妇躺在担架上的新闻照片也不断流传，成为标志性图像；另一边，关于影像摆拍或造假的质疑甚嚣尘上。旁观者感叹一句“眼见不一定为实，有图未必有真相”，然后四散而去。我们再一次面对那个古老的问题，即见证的真实性缺口（veracity gap）：如何确保见证者值得信赖，他们提供的文字或图像证言坚实可靠？
更重要的是，对实时或第一时间的强调，或许预示着另外一重风险：这些见证的生命，和一时间填满各类屏幕的影像一样短暂。跳脱特定历史场景和时刻，媒介见证的意义何在？它们到底能给未来留下些什么？从“身在现场”（being there）却缺乏余裕的见证者的口中、笔下或镜头里，又能否诞生持久留存、偶有回响的故事？
二、远去的“说故事的人”
让我们暂时从眼下的冲突和见证移开目光，带入本雅明在近百年前有关“说故事的人”的讨论。《说故事的人》将故事和信息、故事讲述和大众传播对立起来，尽管在它完成的1936年，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种种媒介和传播形式大多还没有诞生。在本雅明看来，“说故事的人”已然远去，说故事的艺术也正在消失。究其原因，随着外在世界和道德世界的景象遭逢巨变，“现代人的经验已经贬值”，而且其“跌势似乎深不见底”。在世界大战的余威之下，“从战场归来的将士们个个都变得沉默寡言”，“人们可以相互交流的经验不但没有更丰富，反而还更贫乏”。
遭遇世界大战不是会带来更刻骨铭心的身体、经济和道德经验吗，为什么反倒会导致经验的贬值？这是因为，“经验从来不曾被摧毁得如此彻底”，“天崩地摧的原野之上，是渺小、羸弱的人的身影”。不是说不存在对战争的书写，但“从泛滥成灾的战争书籍中倾泻出来的绝不是可以口口相传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正是说故事者吸取材料和灵感的源泉。对说故事的人而言，这些经验既可能来自亲身体验，也可能是他们耳闻目睹的他人的经验。经验丰富者，要么是远游的人，要么是留在家乡的人。本雅明从中提炼出寂寂无名的故事讲述者的两种原型——水手和农夫，“本地的师傅和漂泊异乡的年轻学徒”，都可能是讲故事的高手。而在中世纪的“作坊里，四处流浪的匠人从远方所带来的见闻，便和定居者最熟悉的过往见闻交混在一起”。
有人讲故事，就有人听故事；离开了听故事的人，讲故事也就无从谈起。在本雅明看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听众想要记住他们所听到的故事”，“记住”是为了“确保自己可以重述”。从故事讲述者的角度，为了故事的延续，他们首先要“透过自己的讲述”，将自己或他人的经验“转化为听众的经验”。成功的经验转化关乎讲述的风格，“说故事者愈自然地放弃对心理细节的叙述，故事便愈能烙印在听众的记忆里，也愈能同化听众的经验，这么一来，听众便愈喜欢在日后——不论经过多久的时间——向别人转述这则故事”。
更重要的是，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说故事者还要给自己的听众“出主意”，这里的“主意与其说是对某个问题的回答，不如说是对某个（正在发展中的）故事接下来该如何演绎的建议”。相应地，“沉浸于故事节奏里的听众在谛听故事的同时，也在滋长本身说故事的能力”。但倘若人们“失去了倾听故事的能力”，“听故事的社群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说故事的艺术日渐消失的过程，并非始于20世纪。本雅明将口述故事的衰微追溯到长篇小说的兴起，但导致其大幅萎缩的罪魁祸首，却是随着报章杂志应运而生的新的传播形式——信息。本雅明指出，“每天早上，我们都被告知世界各地所发生的新闻，却难得听到精彩的故事。”这一方面是因为，人们最想听到的信息不再来自远方，而是来自周遭。本雅明援引《费加罗报》创始人的话，指出对读者来说“拉丁区阁楼上的一把火，要比马德里的一场革命更重要”。另一方面，信息需要经得起“即刻的检验”，需要具有说服力和可信度，而这与讲故事的精神格格不入。此外，新闻报道中往往“掺杂着许多报道者的解释”，它将事件的心理关联强加在读者身上，后者因而无从“依据自己对故事的理解，而自由地诠释该故事”，新闻由此丧失了故事所拥有的广度。
本雅明还将新闻和故事放在时间的维度上加以对照。故事来自远方，这里的“远”既可以是空间意义上的异国他乡，也可以是时间意义上遥远的过去；但新闻却需要具有时效性：
只有在事件刚发生时，相关的新闻报道才具有价值。新闻只存在于刚发生的时刻，所以，新闻必然会完全依附于这个时刻，而且还会积极把握这个时刻来进行说明。故事则不一样，故事始终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会有耗尽的一天！
有趣的是，在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报纸——中丧失的东西，本雅明试图在另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广播——中打捞回来。1927年3月23日，本雅明在法兰克福的西南德意志广播电台首秀，在此后的近6年间，他做了近90次广播，包括朗读、广播谈话和广播剧。除了为稻粱谋之外，本雅明的广播“可以看作是‘可传达性’和‘不可传达性’之间的矛盾试验”，通过“适应着播放和收听的场景”的“声吻”，“把过往的文化经验、他自己的‘童年时代’，以新媒体的形式，传递给新的大众儿童”。正如《本雅明电台》编译者所说，“本雅明不仅在广播上讲故事，也在广播中创造讲故事的人。”譬如，在《神魔般的柏林》中，他便形容E.T.A.霍夫曼“其实并不是一个写故事的人，而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和他的朋友们习惯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每个人依次讲述最好的故事”。而在他自己的故事讲述中，“广播剧突出技巧而不是主题”，“不依赖于解释”，而致力于“对话”，“允许听众将故事吸收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三、“遗忘的洞穴”
《说故事的人》的英译本收录在《启迪》（Illuminations）（1968）当中，这本文集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编辑。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阿伦特对“叙事的救赎力量”的强调，还是她对“说故事”在公共生活中的积极价值的浓墨重彩的讨论，都可以看出本雅明的影子和影响。本雅明和阿伦特抱持相同的信念，即过去是支离破碎的，只有以故事形式展开的碎片化书写才能忠实于过去的“废墟”。她们也都相信，故事有能力拯救世界。
本雅明在一战的废墟上慨叹讲故事这门艺术的消失；阿伦特则在二战的废墟上借鉴了他关于现代人无力交流经验的观点，并将之带入有关极权主义的讨论。不过，与本雅明不同，阿伦特把讲故事作为理解灾难的重要模式。正如她在《论黑暗时代的人性》（1959）中所说，“任何哲学、任何分析、任何箴言，无论其多么深刻，都无法在深度和意义丰富性上与一个叙述得当的故事相提并论。”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指出，“在极权国家中，警察统治的所有拘留场所都被变成不折不扣的遗忘洞穴（holes of oblivion），偶然落入其中的人不会留下存在过的任何正常痕迹，比如尸体或坟墓”，其结果是，“受害人根本从未存在（过）”。就像本雅明笔下从战场归来的将士们一样，集中营的幸存者也无力交流自己的经验，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1963年初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阿伦特重申这一论断，“极权统治试图建立这些遗忘的洞穴：在里面，一切行为，无论善恶，终将遁于无形。”但笔锋一转，她又以坚定的语调写道，“正如纳粹从1942年6月起为抹掉一切大屠杀痕迹所作的不懈努力……注定会失败一样，一切令其反对者‘遁于无形’的努力也都是枉然。并不存在遗忘的洞穴……最后总会有一个活下来，讲述发生过的一切。”
阿伦特当然清楚自己的前后不一。她之所以修正了对极权统治和故事讲述之局限性的判断，要归功于聆听艾希曼审判期间证人证词的经验。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她重述了若干幸存者的证词，其中尤其让人动容的是钦德尔·格林斯潘讲述的故事。1938年10月27日至28日夜晚，已经在德国生活了27年之久的格林斯潘与一万多名犹太人一起被驱逐到波兰。在复述完发生在24小时内的驱逐故事之后，阿伦特评论道：
用了不到十分钟，这个故事就讲完了。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此前的二十七年就这样毫无意义、毫无必要地毁于一旦。听完这个故事，让人不禁冒出一个傻气的想法：每个人，每个人都应该站上法庭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在接下来无休无止的庭审中会发现，讲故事何其困难。在诗化的艺术加工之外，它需要纯洁的灵魂，需要不加修饰、未经反省的纯真心灵和思想。这一切，只有正直之士才会拥有。
格林斯潘对悲惨往事的讲述“不加粉饰，言简意赅”，让人想起本雅明提炼出的故事的要义，它们简洁凝练，不包括心理细节，也不掺杂任何解释；而阿伦特对格林斯潘所拥有的品质的描述，也契合本雅明对说故事者的描述，他们“有能力讲述自己人生的整体历程”，“以说故事的温和火焰将自身生命的那根蜡烛的烛芯燃烧殆尽”。更重要的是，格林斯潘是以证人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而他基于亲身经验所作的见证被作为证据来看待和裁量。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的身份到耶路撒冷旁观庭审，之后在《纽约客》上刊发5篇文章。这无疑将格林斯潘在法庭上的见证转变为媒介见证，也显示出，见证者仍然具有交流经验、讲述故事的潜力。而新闻和故事之间，或许也并非如本雅明所说的那般水火不容。
四、媒介见证的张力
跳出艾希曼审判的特定场景，犹太大屠杀堪称“一桩没有见证人的事件，一桩消灭了自身见证人的事件”，这导向了严重的见证危机。这不仅是因为——延续“遗忘的洞穴”论断——纳粹致力于消灭其罪行的物质和肉体证据，也是因为“事件内在的不可理解和欺骗性的心理结构阻碍了对其的见证，哪怕是受害者的见证”。就像普利莫·莱维（Primo Levi）那句振聋发聩的话，“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因为“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底层”。“那些到达底层的人”，那些“被吞没者”，才是“彻底的见证人”，却“无法回来讲述它的可怕，即使回来，也失去了讲述的勇气和能力”。
见证的源头来自法律（证人）、神学（殉道者）和暴行（大屠杀幸存者）等领域，这让见证关乎生死，具有潜在的道德和文化力量。见证既可以作名词，也可以作动词，对其词义的拆解，是理解见证行动的前提。在约翰·彼得斯（John D. Peters）看来，作为名词的见证涉及交流三角的所有顶点，分别是见证者，言辞或文本，以及见证的听众。因此，“见证者（人）的见证（言语行为）被（听众）见证”这句看似拗口的话，就并非文字游戏，而是构造出一个典型的见证场景。
相应地，任何见证都需要放入由见证者、证言和听众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证言星丛中加以审视。毕竟，“不存在孤立的证词或见证人，因为‘证言/作见证’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它既不是孤身一人，也不是单一的言语行动，而是一种置身历史上特定的社会世界的主体间的情境，浓缩在见证行为之中”。
作为动词的见证，牵涉到被动的“看”和主动的“说”这两幅面孔。前者指向耳闻目睹的感官经验，后者指向在听众面前讲述自身经验的话语行为。通过讲述，“见证者充当了缺席者的‘代理感觉器官’”。想要说，须得先看见；但看见，却不一定会说出口。就像《她来自马里乌波尔》中的母亲一样，曾见到的一切凝聚在“充满恐惧的双眼”上，“这双眼睛成了她的化身”，也成了终究没有宣之于口的创伤记忆的具身印记。“将经验（所见）转换成言语（所说）的征途艰难险阻”，而正是在“经验和话语之间的艰难关口”，我们看到“见证的脆弱所在”。徐贲将这两幅面孔区分为“是见证”和“作见证”，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不仅需要见证者开口说话，而且还需要有愿意对受害者付出同情心的普遍公众和允许受害者说话的社会环境”。
因此，见证人是否可靠，证言是否可信，就成了围绕见证的历久弥新的挑战。赌咒发誓，严刑拷打，身体的伤痛乃至死亡，以及种种客观性的准则和努力，都被用来弥合“真实性的缺口”。广播加剧了这一问题，尽管它让中介化准互动和跨越距离的行动成为可能，但“距离会产生不信任和怀疑”，与我们熟悉和信任的人相比，来自遥不可及的人物的报告更加可疑。于是，问题就变成：“媒介能否维系见证实践？”在媒介事件的脉络之中，答案是肯定的。作为中断常规的“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电视事件所提供的就是超乎寻常的事情，让人去思考，去见证，去做”。“见证”频繁见诸《媒介事件》的字里行间。譬如，在以“征服”为脚本的媒介事件中，观众的角色就是受邀“见证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在彼得斯看来，将坐在家里的观众视为见证者明显犯了范畴错误。对见证而言，置身现场（being there）至关重要，“事件是独一无二的，见证人与事件的特殊关系永远不可替代”。正因为此，单纯在时间意义上在场——即跨越空间的共时性——和单纯在空间意义上在场，具有一定的见证意义，但只有同时在时间与空间层面在场，才构成了最具有典范性的见证。
诚哉斯言。不过，在当代的媒介场景之下，见证的中介化或者媒介见证——“在媒体上、由媒体、通过媒体所展演的见证”——已然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固守传统的身体在场的观念、纠结于如何弥合真实性的缺口，不免惹来冬烘之讥。正因为此，保罗·弗罗什（Paul Frosh）主张，传统见证中见证者肉身在场所拥有的本体论层面的优先性，需要让位于受众与见证文本之间的阐释性相遇。在这里，作见证的就不再是见证人，而是见证文本。见证由此成为“受众对见证文本的扩展的、一般化的接收模式”，从中可能浮现出对世界和他者的想象式理解与互动，甚至激发出陌生人之间的团结。
弗罗什的上述主张将见证从真实性的执着中解放出来，也触及大众传媒乃至数字媒介见证的重要面向，尤其是受众的位置，他们与见证文本的互动，以及媒介见证的伦理潜力和后果。不过，它也以更显豁的方式展现出媒介见证的若干内外张力，包括从“看见”到“说出”的时间迟滞与媒介见证的实时性，眼见耳闻的经验与中介化的讲述，见证文本接收者的受众身份与见证者身份，见证的非同寻常与媒介见证的日常、遍在，见证三角中身体的在场与缺席，乃至脆弱的见证与后真相政治等。
五、遍在的见证与非人见证的崛起
媒介见证的受众转向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多元的见证主体、纷繁复杂的见证场景，以及混杂多样的见证文本载体和样式。无论是自然灾难、突发事件，还是骚乱、抗议、冲突乃至战争或革命，“记录的普及化加上传播的民主化……让每一个旁观者都变成了潜在的见证人，他们有能力为自己所目睹的一切提供视听证据”，由此创造出新的可见性形式，乃至重构了政治场域。
在此过程中，媒介见证也被重新界定，其内涵牵涉到三个相互重叠的实践域。其一，无处不在的视听媒介让各类事件偶然之间被捕捉、记录、扩散和复制；其二，混杂的媒介系统及不同传播形式的集群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出临时的注意共同体；其三，受众被带入整个见证过程，创造出带有世界主义色彩的风险公众。其结果是，“受众成为中介化证言最终的接收者和首要的生产者”，他们借此对各类全球性威胁保持警惕，甚至形成世界主义的共情。
媒介见证的遍在和日常生动体现在研究者给它们贴上的层出不穷的各式标签上。寻常见证人，普通见证，公民见证，公民影像见证，数字见证，移动见证，连接性见证等等，不一而足。在新的媒介见证生态中，图像/影像成为最重要的见证媒介。正如W. J. T. 米切尔所说，
图像和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仅是形式问题；在实践中，它们关乎（言说的）自我与（看见的）他者之间的差异；讲述和展示之间、“耳闻”和“目睹”证词之间的差异；（听到的、引用的、记载的）语词和客体及（看见的、描绘的、描述的）行动之间的差异；以及感官渠道、再现传统和经验模式之间的差异。
无论是在新闻业，还是更广泛的见证领域，图像很早就被视为重要的视觉证据。早在20世纪初，中国的新式战争摄影就催生出一种特殊的观看模式。大量“可触可及却又令人不安的图像”，“把观众转变为灾难的直接见证者”。但只有在数字和社交媒介时代，图像才占据了支配地位。包括手机照片、自拍、短视频、截图在内的各类图像证言在不同媒介和平台之间流通，承载了目击（eye-witnessing）和“肉身见证”（flesh-witnessing）等传统的见证形式。此外，它们也让数字网络和平台本身构成了“可见证的世界”（witnessable worlds）。各类数字符像事件的流传、驯化和经典化，即生动展示出世界见证的内在逻辑和潜在后果。
在图像之外，数据也成为了重要的见证模态和文本样式。譬如，一家国际机构的“解码者项目”（Decoders project）致力于通过众包和数字志愿服务的方式来挖掘数字背后的残酷真相。在一项研究中，来自全球140余个国家的3500多位志愿者将任务分解，从海量的图片、文件中寻找蛛丝马迹，协力揭示出石油巨头在尼日尔三角洲造成的触目惊心的环境破坏。除了运用公司报告和照片见证环境破坏之外，该项目还利用数字化文件中的结构化数据来见证历史上的惨剧，利用卫星图像和机器学习见证村庄被毁，以及通过对推特数据进行分类来见证网络暴力。
不同于传统见证人的肉身在场，数据见证实践具有鲜明的集体性和分散性，也牵涉到非人的行动者。相应地，哪怕是各类图像证言，也不总是来自专业的摄影记者、惊恐的当事人或者愤怒的旁观者，而可能是“无主之物”。从维基解密公布的《附带谋杀》（Collateral Murder）中阿帕奇直升机的袭击画面，到著名艺术家徐冰运用网络上获得的近万小时公开监控视频剪辑而成的“影史上没有过的电影”《蜻蜓之眼》和俄乌冲突中的监控直播，从各类无人机画面，再到AI以见证者的面貌协助讲述澳大利亚离岸拘留中心难民的悲惨故事。在最后一个场景中，为了保护当事人，所有的照片都由AI生成，“图像本身并不真实，但它们所描绘的经验却没有半点虚假”。
从中，我们“见证”了非人见证的崛起。“在无人机袭击中，是谁——或者说什么——在作证？”袭击中当然有人类目击者，包括受害者和幸存者，“他们的肉体和言语带着伤痕，承载着地狱之火从天而降的鲜活真相”，以及传感器操作员、指挥官、图像分析师、军事调查人员、新闻人乃至世界各地的观众。但除此之外，“目睹”这一切的，还包括非人的见证者：
被鲜血浸透的地面，被两枚弹头炸得凹凸不平、被大火熏黑的路面，被战争蹂躏的土地上路边的石头和尘土，导弹和信号穿过的富含碳的大气层……当然还有无人机，不仅是飞行器，用于捕捉光谱光线的传感器的有效载荷，还有信号中继器，以及构成这套装置的复杂的技术、过程和实践网络。此外，还有用于窥探手机和搜索视频的算法工具；为一堆堆机架式计算机吸热降温的数据中心；传输军用和民用数据的海底电缆。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展这一集群，还会发现锂矿和轨道卫星、图像数据集和环境传感器，手机制造商和云服务。
在《非人见证》这部新著中，迈克尔·理查森（Michael Richardson）致力于将非人实体和现象——包括置身于军事、算法和生态暴力危机中的技术、生态、事件、身体、物质和文本——带入见证空间，并赋予它们以能动性，以此考察算法见证、生态见证和缺席见证。《非人见证》一书的副标题“世界末日之后的战争、数据和生态”，听上去不免危言耸听，或者至少带有前瞻意味。但人和非人、口述和图像证言的结合，已然成为今天媒介见证的常态。譬如，美联社一则有关马里乌波尔剧院空袭的报道，就综合运用了幸存者的见证，当地市民在爆炸后拍下的手机视频，卫星图，以及3D建模，来“重建”真相。
六、见证热，抑或见证的黄昏？
今时今日，见证不再稀缺。“在档案热之外，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在掀起一股更为普遍的见证热，公共空间已然被打造成生产见证话语和（视觉、口头或文本）证据的名副其实的机器。”但与见证主体、场景和文本的倍增与多样化，以及见证在时空和视野层面的延展相并行，乃至互为因果的是，见证或许再一次遭遇了危机，或者至少呈现出黄昏的迹象。换言之，我们所面对的，或许不是“见证人的时代”，而是“成为见证人（becoming a witness）的时代”——“个体越来越密集地、强烈地、迅速地受到召唤，把自己打造成见证人，但他们的见证人地位从未得到保证，其见证模式也受到质疑”。
在评述有关叙利亚内战的无数匿名图像见证时，奥蕾利娅·卡利斯基（Aurélia Kalisky）感叹道：
常见的“图像缺失”演变成图像泛滥。然后，实时传播的大量图像展示了战争、犯罪和灾难的场景，却造成了一种饱和效应，抵消了图像原本可能具有的力量。不可否认，图像已经到了平庸化的地步。今天，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知道”一切，因为我们“看到”一切……这要归功于受害者的视觉证词，刽子手的图像，无人机的图像，记者拍摄的图像，国际机构的书面证词和报告，以及叙利亚政权特工拍摄的照片。但当“知道”带来的是无所作为，造成的是同情疲劳甚至麻醉，这种“知道”又有何意义？当我们看到这些图像的时候，我们到底见证了什么？为正在发生的灾难做见证又有什么价值？
这段评论既深刻揭示出见证热和见证危机如何在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冲突中并行不悖，也无形中暴露出见证黄昏的症结所在。图像泛滥、饱和效应、同情疲劳/麻醉，对苦难的见证在政治或伦理意义上落空，人们面对无比深重却又山水万重的远方苦难别过头去，或者不再施以援手。但更重要的是，尽管这段评论提到了图像的各色“主人”——受害者、刽子手、无人机，其发问更多聚焦“看到”和“知道”一切的“我们”——媒介见证的受众，通过观看图像展开的见证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行动或无所作为。或许因为图像过于廉价，那些随手或费力拍下图像的人，她们陷入其间的场景，她们用双眼和镜头作出的见证，仿佛都被一笔勾销了。从“看见”到“说出”之间的时间迟滞塌缩成一个只关乎扩散的瞬间。
媒介见证的黄昏某种程度上折射出更大范围的“叙事的危机”。在新近出版的同名哲学小品中，韩炳哲试图将本雅明有关“说故事的人”消失的论断带入信息资本主义和数字时代。情况似乎并未好转，甚至变得更加严峻。毕竟，本雅明无从预见的数字化进程，导致“真实被信息化，导致在场的直接经验逐渐枯萎”，信息由此“发展成一种新的存在形式”。在“信息统治”之下，“我们陷入对信息和交际的痴迷，彻底被其裹挟”。而我们所熟知的各类数字平台，都“不是叙事媒介，而是信息媒介，它们位于讲述的零点”。我们不再“震惊”，而是一味地“点赞”。最终，资本主义驱动的“任何的故事化形式，都无法重新点燃那团把人聚在一起相互讲述故事的篝火”。倘若真如韩炳哲所说，“篝火早已熄灭”，处在不同角度、执行不同任务的见证者所构成的“交叉见证网络”又如何“确保事件可以跨过历史的门槛”？
七、尾声：动情的见证？
让我们回到本文的开篇，回到瓶中信和信使的隐喻。《马里乌波尔的20天》中导演的那句自白，“我的大脑拼命想要忘记这一切，但摄像机不会让它发生”，除了赤裸裸地揭示出摄像机的无情让它成为更可靠的视频证言生产者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实际上，在整部纪录片中，还有好几处动情的告白：
我们整晚都坐在医院的七楼......我想到这个国家在过去八年里经历的一切。我曾拍摄到的一切......我们一直拍摄，但一切都没有改变，甚至变得更糟。我想到了我的女儿们，她们出生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我现在真想见见她们；
昨天，我对一位把我们从医院救出来的军官说，“谢谢你们救了我们。”他说，“谢谢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然而，当我们驱车离开时，我一直在想，多少人的悲剧将不为人知。我会见到我的女儿们，却只能希望这些人能够幸存下来，也能见到他们的亲人。
切尔诺夫语调平缓的讲述，前一秒大手握住小手的画面，后一秒切到手中的流沙，眼前的炮火。这些自述既展现出时间的残忍，又具有超乎寻常的力量或韧性，这种力量恰恰蕴含在脆弱之中。其一，与当地人对影像会“改变战争进程”的笃信不同，他自己虽然坚持“一直拍摄”，却对媒介见证的后果表达了怀疑；其二，对女儿的深情回忆，让他暂时卸下记录者的身份，亮出父亲的身份，也建立起自己与这片“饱受战争蹂躏的世界”更深的牵绊。
更重要的是，在常识和实践的意义上，《马里乌波尔的20天》不仅为新闻媒体提供了速朽的原材料和视觉证据，也是在“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这些不包含任何硬事实或者重要信息的告白，是对所谓叙事危机的有力回击，也提醒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将故事带回对见证的讨论和实践，将作见证视为讲故事（storytelling）。尽管有关见证的实践和讨论执着于证据和真实，我们还是能够从中找到一些有关故事的蛛丝马迹。譬如，彼得斯在讨论真实性的缺口之余，指出被动的“看”“是收集经验的一种相对原始、易错的记录媒介”，它“所记录的是片段、部分和环境细节，而不是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故事”，后者迈入了主动的“说”的疆域。“事件参差，故事光滑，而见证总是牵涉到二者之间的转译。”
在这里，只要我们不过度纠缠于“说故事的人消失”这一经验论断，本雅明有关讲故事的论述就将大大丰富我们对见证的理解。首先，在证据之外，他提醒我们关注经验的可沟通性或者“可传达性”，“既直视技术的破坏性，又看重媒介的新可能”。这意味着扩展可以被纳入媒介见证的经验范畴与广度，不只是让人震惊的画面或惨剧，也包括极限情境（limit situation）的日常；在新闻记录、电影、艺术家的跨媒介创作以及更广泛的见证文学之间，或许并不存在泾渭分明、此是彼非的界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开篇将两个有关马里乌波尔的故事并置。随着见证在时空和视野层面的无限伸延，把讲故事的人和听众聚拢起来的那堆篝火的确已经无从寻觅。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地方语境都变得更为重要。
其次，他让我们认识到见证的脆弱，张力、暧昧或矛盾之处。“见证始终以某种脆弱的方式与人类感官的致命局限联系在一起。它是有限的、薄弱的、脆弱的；但也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脆弱的、未完成的”状态，让见证具有了西西弗斯式的特点，也提示我们对相关的社会文化实践——艰苦的“跨国见证工作，以及通过对相关社会行动模式的展演所产生的规范和政治实质”——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再者，哪怕是在非人见证崛起的背景之下，见证也不该是面目模糊的无情之举。相反，《马里乌波尔的20天》之类的媒介见证涌动着（压抑或克制的）情感，这让它们变成动情的见证，也凸显出“情动和情感对见证人和见证的核心作用以及见证固有的关系性”。具体而言，见证既是社会的，也是具身的，身体与其他身体——见证人、被见证者及共同见证人之间——的动态关系对见证而言至关重要。情动不仅体现在见证经验之中，也体现在见证文本的流通、接收和回应之中。“见证固有的、构成性的情动性让其始终处在政治化的边缘，随时会从事件瞬间转变为通过身体政治的扩散”，并有可能导向情动公众的聚散。
最后，他让我们检讨对实时的痴迷（或者不由自主陷入的实时陷阱），如果说在今天的信息生态下无从告别这种痴迷，至少要跳出狭窄短促的新闻周期——与之相应的是必须即刻被世界看见的视觉证据或图像证言，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第一层见证——想象第二层的见证。唯此，我们才能为故事讲述创造出余裕，展开多主体、多模态、多元接收者的多向见证实践。
归根到底，见证不该是一次性的快消品，或者从见证人到见证文本再到听众的单向线性流动。相应地，我们需要将故事的重述——包括但不限于文本或图像证言的再中介化——带入见证的生命历程。这里的重述既包括纪录片《马里乌波尔的20天》对专业素材的重新编织，也包括电影《银之水》在1001名拍摄者拍下的画面基础上重绘的“叙利亚自画像”，以及艺术家基于新闻摄影或图像的再创作。在此之外，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坐在“篝火”前听故事的人在各种场景下对故事的重述。倘若真如韩炳哲所说，“任何改变世界的行动都以讲述为前提”，这些重述无疑可以延续见证的生命，一次又一次开启故事讲述的旅程。
作者简介：李红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传媒观察》2025年第11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李红涛。媒介见证的黄昏？——“说故事的人”远去与作为一种故事讲述的见证，传媒观察，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