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由黄旦教授组织的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新报刊史书写”团队的系列研究成果，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以专栏形式集体亮相；2025年12月，恰逢“新报刊（媒介）史书写”探索十年的时间节点，《新闻界》特辟“新视野、新思考、新书写：中国报刊史研究笔谈”专栏，刊出由黄旦教授主持组织的一组笔谈文章。基于“报刊史就是一种媒介史”的新视野，本期专栏邀请数位从事中国报刊史研究的学者，从自身研究体会出发，分享经验，交流切磋，在十年节点上共思共话“新报刊（媒介）史书写”的再启步与新探索。本期推送专栏的三篇笔谈文章：黄旦教授的《新报刊史书写：让报纸“动”起来——谈谈〈报纸“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以创刊初期的《申报》为例〉一文的写作》，唐海江教授的《什么是报刊史？——媒介考古学的视野》，孙藜教授的《在媒介杂交中重思晚清“报纸”：从电传上谕说起》。
新报刊史书写：让报纸“动”起来
——谈谈《报纸“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以创刊初期的〈申报〉为例》一文的写作
黄 旦
摘 要 报纸作为一种媒介，主要表现在其居间运作的力量和机制。因此，揭示出报纸交接和交转的动态状貌，而不是作为一种静物，是新报刊史书写的主要设想及其特点。本文以《报纸“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以创刊初期的<申报>为例》一文为例，从其为何而“集”，“集”出了什么，以及“集”的过程及其影响三个方面，来展示《申报》是如何在报纸、文人和上海城市之间，起到穿针引线编织关系的作用，并希望借此能为中国报刊史研究和书写的创新提供一点启示。
关键词 报纸；新报刊史；书写；申报
新报刊史书写的根本要义，就是把报纸看成是一个具有自己特性的“媒介”。“媒介”，一定具有交接、交集、交转的作用，展开的是“对影成三人”之意象。这就要求研究者从以往的“新闻和观点的载体”“现实的镜子”之类的报刊观念中脱身出来，转到媒介视角。当报纸成了报纸“媒介”，而不是“报告新闻、揭载评论”且定期发行的一张纸时，才有可能“动”起来，就像列宁说的，是一个“组织者”。那种编年式登记在册、描述性介绍说明的报刊史书写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就可能得以改变。
不消说，报纸究竟是静态之物还是活动的媒介，并不必然构成研究的问题。新报刊史之所以主张要从媒介的入射角进入，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现实中的报纸是有报有纸，本就是报-纸的一种生产性运作或运转。依照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的观点，作为传散沟通的大众媒体就存在于大众媒体的生产性运作过程之中，它既是在持续运作生产社会实在，同时也是在持续运作和生产自己。简单地说，报纸在报道创造现实的同时，也就显示并证明了自身的存在，反过来也是一样。没有错，报纸是报社的产品，但报社显然是以报纸为中心，无论是在生产流程还是组织结构上。所以，报纸及其内容是由报社这个特定组织的专业人士“做”出来的，是社会机构的产物，也是一种制度性方法：其采、编、印刷、发行、读者、通联等等互为交集；总社、分社、记者站、通讯员层层分布，触须般向四面铺开又汇拢；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技术的、市场的，种种因素是千丝万缕错综复杂。我国新闻学先驱徐宝璜称之为“制造厂”，日本一位早期的新闻学者则将之具体化为三重性：制作产品的工厂，经营销售的营业及运输业。如果说是报纸把每天的新闻送到公众面前，让“我们从我们所不在的位置、从我们从未到过的地方注视着世界”，从而“有效地夺走我们的眼睛”，那么新闻工作的展开及其节奏就是在这些关系的交织处展开，并因此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律动，牵引着全社会的目光。所以，1830年代之后美国便士报的崛起，在迈克·舒德森（Michael Sctudson）看来，无疑就是一场“革命”，因为一个新生的商业和城市社会由此浮现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上海《苏报》在1902年辟出一个新专栏，名为“学界风潮”，结果“大为阅者所注目”，实质上是报纸为读者提供了一副注目“学界”的透视镜（不就像今天的AI眼镜吗？），使读者“看到”学界同时也将言论和情绪投射到“学界”，报纸的“学界风潮”遂就成为全社会的“学界风潮”，为之“或惊或怒或笑或骂或叫或哭”，读者和报纸、公众和社会就围着报纸你来我往。《苏报》也就不知不觉成为了全国尺度上的“公共头脑”，以印刷复制之“笔”，“启动上百万的舌头交谈”，大大助推了革命火焰的腾升。平常所谓的报纸引导舆论或者舆论监督，就是因此而起因此而成，并不仅仅在于一篇或两篇报道。有一点很清楚，如果同样的东西发表在书籍中，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和效果。鲁曼的说法有理，报纸媒介的最大特点是传散，传散大大扩展了其沟通范围，同时这种扩展本身又会回过头来作用于沟通内容，在特定意义脉络下使沟通得以回应沟通，论题的生产又组织与之相关的讨论意见。
记不得是谁发过这样的感叹：报纸的每天按时出版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仔细想一想的确也是如此。对于这样的一个奇迹，研究者们倘若仅仅从报纸版面的内容去爬梳归纳，至多由此连带其产生背景及其办报者，就好比是趴在一个巨人背上搔搔痒，怎能显示其蹲、坐、行、卧的实际状貌呢？将一张“纸”摆在面前，无论如何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牵扯不出也带不动报纸的运作及其影响。报纸不在纸面所印的那些字，即叙事的话语里面，而是在报-纸的回环传散，亦即其实践的印迹之中。做一个类比或许就清楚了。在若干年之后，倘有历史学家声称自己是做微信历史研究的，可最终只盯着微信说了什么，至于其穿针引线编织新的生活时空，牵线搭桥繁衍千圈万群，统统被丢弃一边视而不见，可还能称得上是微信的历史么？
一
拙文《报纸“雅集”：晚清传统文人的现代启步——以 创 刊 初 期 的 《 申 报 》 为 例》（下面简称《报纸“雅集”》）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重新考察和梳理晚清《申报》上的“诗歌”。《申报》登载诗歌，毫无疑问是报馆的一种营销手段，通过免费刊登“骚人韵士”提供的“短什”“长篇”和诗歌，既可以补稿源之不足，又可以培养自己的作者和读者。用现在的说法，可以使报纸具有黏性。就其内容和体裁着眼，诗歌是一种文学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文学的某种变化。但若从前面所说的媒介切入，报纸及其登载的诗歌就能显示出另外的景象。看看下面这两首竹枝词：
客窗寂寂静难禁，一纸新闻说字林。今日忽传有申报，江南遐迩共知音。
我来沪上作枝栖，花映东怜月映西；看到竹枝聊写意，和成俚句隔云泥。
“客窗寂寂”“沪上作枝栖”“遐迩共知音”等等，无不说明作者切身体验到报纸所具的连通和结交之作用。诗人之所以“和成俚句”，以“竹枝聊写意”，就是要借助报纸打破“客窗”之寂静，“云泥”之两隔。自然，诗歌是文学创作，总是含有夸张和渲染，不能都当真。但无论如何，报纸延伸人的感知尺度，是诗人明确意识到了的，否则怎么可能有“今日忽传有申报，江南遐迩共知音”之感呢？城市（沪）、诗人（客）、诗歌（竹枝）及知音，一切均因了报纸发生关联并在场。报纸好比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指的大家共同拥有且端坐周边的那个“世界”，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这“世界”是诗人的“报纸雅集”，也是文人和城市的报-纸之“集”。
既是“雅集”，就是有组织而非自然形成。首先是报馆的精心谋划。从征稿启事的广而告之，到第一次大篇幅的诗歌刊出，再到诗人和诗体的选择，看得出都有过仔细衡量，甚至不排除私人交情的作用。报纸第一任主编蒋芷湘就曾明言，他是因龙湫旧隐葛其龙“得遍交诸名士，颇盛文宴”。如果说报馆是为谋利而有心栽花，文人们的参与却是有着偶然性，要不是他们在“沪上作枝栖”，“客窗寂寂静难禁”，是否能对报纸有如此大的热情怕也难说。文章指出，报馆发出的“短什长篇”之请，得到诗人们的“纷以词章相投”，是源自一种动力，那就是“读者和作者差不多共有的精神风气”。这些因战祸而流落上海的“孤寂客”，借由报纸的通道，发现了自己的同道和“知音”，“同是天涯沦落人”，遂生发出类似于安德森所说的想象共同体。只是这个“共同体”不是安德森眼里的“读者”，而是通过报纸诗歌的唱和而结交。按照诗人们自己的说法，是“在千里百里而遥有新知故知之别”。
“意识的生命基本上是交流的生命”，交流的生命则是随着媒介的变化而分叉的。面对面的交往，只能适应乡村这样以血缘、亲缘群体为主的地方；在城市—— 这一陌生人汇聚之地，交通和通讯、电车和电话、报纸和广告等等，才是构成其良好交流生态环境的首要因素。后者这样一些媒介的运用，不是顺应式地一味应付着新的需要，而是恰如约翰·汤普森（Jhon Thompson）所指出的，它们会创造出社会世界中行动和互动的新形式，会牵涉到社会关系新种类和与他人联系的新方式的创造。报纸作为一种印刷媒介，与日常生活中面对面互动的最大不同，在于它能够对实体不在场的他人起作用，也可以对远在他处的人做出反应。就在这样一种根本方式上，报纸的使用和介入，转变了社会生活的时空组织，创造了行动和互动的新形式，以及权力实践的新模式，这一切不再与共在一个地点有关。《申报》及其诗歌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让处在不同方位的文人，凭借着雅集互为唱和，共同观赏，定时呼应。他们是作者，是读者，更是同道。诗人们跟随着报纸的出版节奏，遥望的与实际的识面，相熟的与素昧平生的，亲身来往与媒介交往，是纵横交错互为繁衍，既有时空之隔，又是连线成片；他们以情感表达和诗歌唱吟，在人地两生的租界上海，重建知识群体的关系和认同。印刷报纸的“传散沟通”，使得报纸雅集成为了一个事件，即某种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生的新东西，它的出现会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同时也造就了而不是反映和记录了“江南遐迩共知音”—— 一个围绕着报纸所编结起来的城市社会群体。“真实的和想象的人之间没有区别；在社会意义上，被想象了的实际上就成为真实的了”；“所有真实的人都是想象的”。现代报刊，不仅是现代人想象和交往的场所，而且也因此构成现代人想象他人认识自己的一种“本真”生存的“方式”。
可见，报纸是什么是与研究者的视野有关；把报纸看成是什么，也就决定了能够看到什么。遵循工具论的视线，报纸就是容器，就是负载内容，提升传递的速度和广度，改变传播效果的工具，好比一辆运载货物的汽车。如果从媒介入眼，报纸就具有吸聚散发的力量，就成为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声称的一个活生生的力的旋涡。因此，让报纸“动”起来，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新报刊史研究所确立的基点和前提。它关涉提问的方式，研究的门径，材料的解读，以及对于报刊史研究目的和价值的重新判定。这需要一种新的想象力，一种能体悟报纸的媒介性，并顺此而把握报纸与社会、与人关系的新的“心智品质”。
二
新报刊史书写以媒介为入射角，强调报纸的媒介特性，时常导致一种误解，似乎媒介就是一种形式或者物质特点，内容可有可无。于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内容当成了媒介特性的附庸，只要竖起一个媒介理论架子，就把所有内容都套进去，由此反过来又成为媒介特性的证明材料。其实，报纸的内容非常重要，没有内容，报纸媒介就不过一个空壳或者影子，所谓“想象的交往”根本无处着力。试想一下，如果报纸雅集撇除了“诗歌”，雅集就名存实亡，又怎么谈得上报纸媒介的作用或者影响呢？内容也不是媒介的小跟班，而就是媒介的构成部分，是媒介运作的资源，也是媒介意义的所在。新报刊史不仅不回避内容，而且必须研究内容。但对于内容的处理，与以往的研究不同。它不是把内容单独剥离出来，似乎除了内容，其他都不足为道，而是要将之纳入媒介的特性，将之置于与媒介形式对立而又关联的关系中来分析，着重考察内容是如何得以表达和呈现，形成何种风格、样式和基调，产生了什么后果。这不就是波兹曼（Neil Postman）在《娱乐至死》中所要讨论和表达的吗？在波兹曼看来，报纸才是公众表达的最佳形式，它始终让人感到充满着理性和理智；而电视不同，屏幕把一切都变成了表演和娱乐，哪怕是非常严肃的公共讨论。
据说在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眼里，“经验”是一个具有两套意义的字眼。它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些什么，他们追求些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些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反响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 简言之，能经验的过程。新报刊史视野中的“内容”，同样可以理解为两重含义：既包括报道了什么，是什么样的内容，同时也包括如何被报道、呈现乃至被感知和回应。一句话，要将内容置于被报-纸所“内容”了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让内容也“动”起来。
以《报纸“雅集”》一文来说，“今日忽传有申报，江南遐迩共知音”，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雅集是因何而集。雅集到底集了些什么，发表了哪些诗歌，文人们是如何相互倾诉和表达情感，就是接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他们为何能集，通过什么集，如何集。报纸传散沟通的特点，只是为“共知音”提供了可能。“共”并不必然就能成为“知音”，知音的关键在于“音”，亦即其内容，其争相发抒的“怀抱”，有“音”而后有“知”，故是需要“睁目试看锦绣文”的。
查阅《申报》可知，当时所刊载的诗歌，有着两种诗体，即古近体诗和竹枝词。前者是“言志”，“感时花溅泪”，在咏物抒景中表露内心情怀，意在“海滨订心知”，互通款曲交朋友。竹枝词是写实的，大多是诗人在上海所见所闻的记录，类似于风土记，与新闻报道有某些类似。“洋场随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就是其主要创作方式。以“多少新词唱竹枝”，文人们向他人诉说着自己在上海的所见所感。“客来海上见闻多”，“聊撰小诗编异俗”，很像今天小红书上的网红打卡者，以此赞美并指点着租界上海的日新月异。
报纸雅集是集在报纸版面上，报纸版面的安排，让近体诗和竹枝词两种诗体能够并置一处，同时铺展在我们眼前，于是这批其时寓居上海之“客”的心神形貌就由此引带而出。一方面，他们以“红梅”“雪”为喻意，借助于近体诗的格律和用典，抒发着“士”的高洁和孤傲；另一方面，他们又为上海的变化及其新貌而惊讶而惊叹，从而以轻松诙谐的实写，与人分享着自己的发现和心得。两种诗体及其内容，在报纸的格式化下是相容相得，背后透露出的，恰是诗人们不由自主被夹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困惑、挣扎和不知所措。他们切身经验到了自己生存在两种不同的“时间”—— 本色的过往和存身的现时。二者看似难以相容，偏又是不能割离，甚至是互为依存和参照。就像《报纸“雅集”》中说的，身处上海租界的文人，不得不将现在与过去做一对接，否则找不到完整的自我。然而，当他们做这样的嫁接并在两种时间中游移时，实际上已不复是原本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报纸编排的重要性就开始显现了，它不只是让内容展示，而是在如何使之在展示中形成一种诠释；诗歌雅集因此成为诗人在文本中打开的人生在世，是文人们与之生存的现实面对面的实际样貌。用我在文章中的表述，诗词是他们的“肉身之言”，借用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说法，报纸雅集则为“词语”的“肉身”，肉身与肉身的相连相通，串接起一个共同感知并见证的城市世界。
三
作为“报纸”之集的报纸雅集，其无远弗届的传散沟通之优势，却是以身体缺席为代价。在延伸人的感知并召唤出不受物理空间所遮隔的众多“知音”的同时，也使诗词唱和只能是在报纸登载和读者阅读之间的滚动来往。这样一种得益于报纸又受限于报纸的“人际交往和互动”，让在实体空间中本是为“交往”而存在的雅集，转而变成了关于雅集的交往。报纸雅集仍然可以诗歌唱和，不过唱吟的诗歌与唱吟诗歌的人相分离，成为表征的记号，可以看见并触摸的文本和印制的“语词”。本该属于听觉世界的雅集，由此就成为视觉所要担负的任务，是被阅读观看的对象。诗歌唱和遂不再是依附于情境的唇枪舌剑，而是被封闭在一个特定空间中的文本，寄存在报纸版面上的舞文弄墨。在这样一个新的精神世界中，就像沃尔特·翁（Walter J. Ong）所尖锐指出的，这些从声音世界中所迁移出来的语词，就不太像说出的话，更像是一件物品。印刷术使人觉得，脑子里的东西装在某种迟钝的心灵空间里。在报纸的此种居间作用下，四处散落的诗人们—— 既是作者又是读者—— 一起围绕着作为“物”的雅集而手眼并用：“幸与骚坛联末坐”，“江南遐迩共知音”。
报纸雅集体现出的正是印刷传播特有的“信息方式”。根据波斯特（Mark Poster）的看法，“信息方式”是一种构型，也就是符号交换的结构形式，比如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交换；以及电子媒介的交换。在这些形式中，语言与社会、观念和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倘若说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符号的互应，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意符的再现，那么第三阶段的特点则是信息的模拟。在第一阶段，即口头传播阶段，自我由于是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因而被构成为语音交流中的一个位置。在第二阶段，即印刷传播阶段，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为者（agent），处于理性/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是现代的理性人。在第三阶段，也就是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则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
因印刷传播方式构建而成的理性主体，其中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看待世界拥有了明确的固着点。这种内在导向的“固定视角”，麦克卢汉认为，在抄写时代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抄写是身体的投入，需要感官的移情和共同参与，不可能养成置身于外做冷静阅读的壁上观。因此，在中世纪的欧洲，手抄书写被看作是一种讲求耐力的工作，是一种全身劳动。抄书者或许可以是书法艺术家，但大多是誊写员，并不是作者。固定视点和固定调子的印刷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就表现为作者和读者的区别及其逐渐拉大的距离。就像翁所描述的，二者互为调适，慢慢显得默契。作者可以自信地走自己的路，因为他相信，读者会适应和更好理解。到了这一时刻，“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开始来临，产生了大群的、作者并不认识的读者，他们能够不同程度地适应作者固定的视点。这就可以让我们领悟到，报纸雅集的“诗作”与“阅读”、观看与被观看，改变的不仅是雅集的样态，更是区分出“主体”和“对象”，“作者”和“读者”身份的一种培育，形成以报纸为依托的新的公共表达方式及其规则，在根本上不同于过去的那种“递折”“上书”或“清议”一类的表达。这就是《报纸“雅集”》一文中说的，一方面，“诗词”作为肉身之分“身”，任人隔空观赏；另一方面，出于共同的经历，诗歌又激发出肉身参与倾说的欲望。“词语的肉身”与人的肉身就这样随着报纸的滚动彼此映射，主与客轮回交替，此伏彼起——“既参加表演，又成为讯息”；既目睹“洋场”体验，又指引体验“洋场”，共同操演着感知与言说的一种新的文化和社会实践。这样，报纸雅集之集具有双重的牵引作用，它在实践上引领着文人的目光和行为，同时又在认识上引导着文人超越实践，在自我与他人之间做出新的定位。由此看来，翁的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在人生世界和人本身的新感悟背后，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文字和印刷术造就的。”
交流的需要是基于“原始的和基本的人性特点”，既不与思考和生存的需要相分离，更不是它们的附加物。这就导致晚清传统文人在参与雅集的运作中，创造着报纸内容也改变着自己的生存面貌。“筑骚坛于沪渎，申报纷驰”，是报纸的出版流传过程，也是文人顺应并参与报纸实践而身不由己地被裹挟着向现代靠拢的过程。这些诗人未必都是最有才气的人，但必定是最先能适应新式报纸的人。《报纸“雅集”》的第三部分，就是试图勾勒出这样一个动态的轮廓，显示雅集之集及其造就的影响。其中选了几个点：第一，诗歌数量增加，诗作者来源在扩大，自发来稿居多，一定程度上说明报纸的吸引力和文人的参与均在增强，甚至读报成为日常习惯；第二，诗歌数量与诗作质量成反比，应酬嬉戏之作多有，发自情感的“抒怀”少见，为见报而扩大自己的名声，趋于时尚。其中一些带有组织性的“诗歌吟唱”，很明显就是冲着报纸发表去的；第三，因为报纸出版是以新以快为要，有时间限制，为跟上报纸出版节奏以及时发表，诗歌创作被迫进一步程式化、表面化和信息化。由此，雅集的意涵也就因此变化。交友仍是需要，为展示、传扬、留名更成为其重要考量。于是就有了后人所评价的“彼唱此和，喋喋不绝”，“互矜风雅”，“以姓名得缀报尾为荣”的景象。
假若说，人们学会从记忆到书面记录，不是自然而然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对个体智力和社会有着深刻影响的复杂转变，从传统典籍到习惯阅读报纸并参与其中，也绝非是一条直道。诗人在报纸上不同笔名的运用，一定程度上就表明文人之变的暧昧和复杂。多样的名号模糊了其真实面目（就像今人说的“碎片化”了），却正显露诗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模棱两可，同时也是为自己的进退留下周旋的空间。文人们根据不同的写作场景换用不同笔名，好似在化装舞会上戴面罩，处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正说明其在参与报纸的过程中，“自我认同框架”发生了游移，需要有新的定位，于是只能亦新亦旧，摸索行走的路道及其规则。比如袁祖志的“忏情生”“海上逐臭夫”只出现在竹枝词中，“苍山旧主”则是古近体诗的专有。蒋芷湘的“小吉罗庵主”用于文章，“蘅梦庵主”为诗歌而设，翻译小说则称“蠡勺居士”，编辑《文苑菁华》则用本名。很显然，这一方面表示自己仍然在坚持一贯所公认的普遍道德承诺，不与根本的方向感相违；另一方面又试图纳入新现实中的某些特殊东西，从而与自己的祖先有所区分，试图借此从不稳定中确立稳定性。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笔名，却无法改变报纸的运作规则。报纸对这样的做法敞开了怀抱，同时将之作为资源全盘拢入到自己的生产之中。早期《申报》呈现出浓重的传统文学性而不是新闻性，既非偶然亦非有意为之。报纸雅集中的媒介与人互动关系是曲曲如屏非常复杂，岂是贴上一个“外报”标签所能说清和道尽？
再举一个例子。文章里提到过一个人物，就是龙湫旧隐葛其龙。这个人交游颇广，他是报纸诗文的多产者，古近体诗、竹枝词，游记传记等样样拿手，因此赢得了报纸大名声，其“所著诗文，刊入记报者甚伙”，获得“独树骚坛帜，高谈仰博文”之崇。即便如此，直到1878年，他仍然自称这是迫不得已，并在报纸上倾吐自己人生的颠沛和不幸：“男儿既不能磨盾草檄入戎幕，杀贼立功画麟阁；又不能闭户读书破万卷，置身天禄登石渠；而乃龌龊恋几豆，不避腥膻同逐臭。不知天地生我果为何，坐使形神日凋瘦。”第二年果然“有兴乘槎做远游”，奔顺天府去应乡试。在赴试途中，一路用诗词在报纸上公开报告自己的行踪和所见所感，引来众多诗友与之相和。其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网红大V的线上直播。然而，三年之后，他已经十分熟练地在不同报刊上一稿多投，显然已是深谙此道的老手。这种翻来覆去，与笔名的运用一样，不是要去判明何真何假，而且无论真假，这种言说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呈现出人、报纸、时代相互纠缠变化的不可捉摸和选择的各种可能性。
四
麦克卢汉曾经说，媒介是有魔力的，在人接触媒介的瞬间就发生。这就像他不少给人印象深刻的金句一样，似是而非，很容易带来误解，以至把媒介的影响简单化，就好像是一颗炸弹，轰的一声便移山开路。其实，即便真的可称之为“魔力”，这种魔力也不是瞬间发生即可见效，而是细水长流般慢慢渗透和融化，“润物细无声”。否则，媒介变化所引发的后果为什么只能从后视镜中才能得到察觉呢？马丁·布克哈特（Martin Burckhardt）以水作比媒介，认为媒介的特征就是流动。媒介具有像水那样的特性，把接触到的都置入流之中，使之变得柔软、凝结起来，消解并合为一体。滴水穿石，这不仅需要时间，有着韧性，更交织着消解与不消解的千磨万击。在报刊史研究中，沉入实际的经验场域，写出这种媒介流动的复杂和变化的艰难，同样是报纸能够“动”起来的关键。
“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晚清传统文人就是顺着印刷轨道慢慢蜕变成现代文化人。报纸雅集不过是这一出漫长戏剧的序幕。“假设所有作者和读者都这么做，一个新世界就会从旧世界中诞生。”由此可知，媒介是一种延伸，延伸受拘于媒介特性，但延伸又引发新的创造，使人们得以通达报纸雅集—— 一个过去所没有的新世界，从而在传播和文化的方向，启动了中国晚清由传统到现代的前所未有之变局。现代报刊兴起之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政治动员、民众运动、文化批判，合群结党，乃至人们的所思所想所述，都再不能脱离墨海的“车辙”。一个社会以什么样的特定媒介保持交往和观察世界，自也就使得这个社会具有何种样态。只因人们始终浸润其中，也就对20世纪大众媒介美学的塑型之功浑然不觉，好比乌龟从来看不见自己的背甲，直到数字技术当头一击。这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个命题：社会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传播的。社会就是传播的一种形式。媒介及其传播因此也就成为考察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于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度，而这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基本是被忽略了的。报纸之“动”，就是历史之变；只有从媒介的视角让报纸“动”起来，着力于其介入、连接、转化之功，而不是把报纸简化为“内容”，把“内容”还原为现实“再现”，把“再现”等同于效果，我们才能理解并揭示出报纸在历史中的作用。诚如小威拉德·罗兰（Willard W. Rowland Jr.）所言，应该考察并评估媒介作为构成、推动人类实践的基础要素，及其对于人类的交流能力、认知结构、人类社会关系等等造就的各种影响。当看到传播系统与人类主要的思维模式和经历有着如此强烈的关联时，“传播的历史将比其他学科化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占有更为中心的地位”。正是因此，报刊史研究显得意义非凡。这，也就是新报刊史研究和书写为自己确立并不断实践力争实现的目标。
作者简介：黄旦，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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