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期”表示一个历史过程，充满着各种不同的事件，但在报刊史中，“时期”成为事件的定性，有什么“时期”，就必然有什么报纸及其作用；报纸按照“时期”的要求亦步亦趋发挥作用，因而也就没有自身的“时间”，也不是历史“时期”的成就者。本文指出，报刊史研究者的根本误区，在于其“时期”的划分和改变，不是从具体报刊的作为入手，而是当成了一种纯粹逻辑的推演，既无问题意识，亦无理论视角，报刊史的“时间”也就因空洞而失去本该有的力量。文章最后建议，可以考虑从“报刊事件性时间”着眼，使“分期”时间和报刊的“时间”——其时其刻的所作所为相互交织和贯通，从而创造出新的报刊史时间及其体例。
关键词：中国报刊史;分期;报纸时间;空泛时间;事件性时间
萧红的《呼兰河传》中有这样一个暑天的下午：
过去了卖麻花的，后半天，也许又来了卖凉粉的，也是一在胡同口的这头喊，那头就听到了。要买的拿着小瓦盆出去了。不买的坐在屋子一听这卖凉粉的一招呼，就知道是应烧晚饭的时候了。因为这凉粉一个整个的夏天都是在太阳偏西，他就来的，来得那么准，就像时钟一样，到了四五点钟他必来的。
…………
卖凉粉的一过去了，一天也就快黑了。
打着拨浪鼓的货郎，一到太阳偏西，就再不进到小巷子里来，就连僻静的街他也不去了，他挑着担子从大街口走回家去。
卖瓦盆的，也早都收市了。
拣绳头的，换破烂的也都回家去了。
只有卖豆腐的则又出来了。
…………
卖豆腐的一收了市，一天的事情都完了。家家户户都把晚饭吃过了。吃过了晚饭，看晚霞的看晚霞，不看晚霞的躺到炕上去睡觉的也有。
…………
乌鸦一飞过，这一天才真正的过去了。（萧红，2004：34-35，37，41）
“乌鸦一飞过”才算“过去了”的“一天”，是普通的、平常的一天，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一天。然而，这一天又是不同凡响的“一天”：卖麻花的、卖凉粉的、拨浪鼓货郎、卖豆腐的，还有乌鸦的适时飞过，你方唱罢我登场，熙熙攘攘中拥有一种具体的“时间的形状”（库布勒，2008/2019）。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判定，前者——也就是“一天”，是那“雷同的”“空泛的”时间；后者，则是“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本雅明，1969/2008）。
在希腊语中，有两个表示时间的词，即Chronos和Kairos。前者是一个年代学意义上的连续的时间，是可以由时钟或精密计时器来量度的、能够在钟表上计数的时间，也就是把它变成一条线上许多不连续但相继出现的点。Kairos则不同，不是通过测量得到，而是人的活动的时间和时机。简单说，与这个Kairos术语家族相关的是运动的时间，是变化，是新的东西的涌现，包括积极的创新。这是自成一体且与意向和目的有关的生活事件的时间。也有人因此将二者分别命名为“年表时间”与“现实的时间”，前者表示在某一时间顺序中的位置，后者“是看它们的内容……依据机会和实现的时间”（贾克斯，1990/2009），亦即人们常说的“契机”或“时机”。由此，也可以这样说，“被此时此刻所充满的时间”，就是作为活动和时机的Kairos；而Chronos，则就是“一天”——“空泛”的“雷同”的时间，以历史学的表达，也就是“分期”。
“空泛”的、“雷同”的时间，给不可逆的、嘈杂的、乱糟糟的，犹如“乌鸦一飞过”就过去了的“一天”，构成可叙述的秩序，同时也就规定了其被讲述的逻辑、次序和呈现的面貌。“分期”就像时针对于钟面的框定，标示了边线，规制着分针，也指示着运动的方向，把那些“连续变化的两个或多个不同序列联系起来”，连续变化的事件序列也因此具有了“共通性”（爱里亚斯，1984/2013：110-111）。“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显然是在明知故问，他不是借此否定历史分期，而是为突出其人为性（勒高夫，2015/2017）。当“讲故事的人将自己的声音借给他人的经验。随笔作家将自己借给特定的场景，或者他所写作的问题”（斯宾塞，1985/2015），历史学家则是将自己的眼睛借给了已逝的彼时彼刻，从而把“历史”带到面前并“历历在目”——“历历”就是时间的安排和处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分期。“几乎所有涵盖一定范围的历史都使用这种时空单位，以模仿事件的过程”。即使不能从历史素材中发现这一单位时，也会根据事实虚构出一个分期（克拉考尔，1995/2021：221-222）。那么，报刊史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
一
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报刊史研究者对于“分期”是在意的，其操心程度远甚于邸报——报刊史的“起源”问题。“邸报是或不是报纸”，固然也多有讨论，也不乏歧义，但无论持何种看法，都不影响其作为报刊史的部分。更重要的是，“邸报”的讨论，属于学科内生的问题，与报刊从何而来因何而起的脉络和源流有关。这与“分期”大有不同，差别不在于报刊史在“分期”上的分歧比“邸报”更多，恰恰相反，是太一致，千人一面。更为根本的，在报刊史研究者看来，现有的“分期”并不出自报刊或者新闻史脉络，是外加的，当然也就未能显示出其自身特色，好比“时针”与“分针”不配套。“报刊史”像“革命史”“政治史”的不满和焦虑，并产生重新划分其“时期”的强烈愿望，就是因此而起。
的确不错，现有的报刊史“分期”并非从“此时此刻”所存在的报刊历史事件经纬中生发而来，而是对其时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基本认识的移植和模仿，尤其是占据主导的“革命史范式”。如所周知，近代历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逐步完善的。总体来讲，就是“一条主线”“两个过程”“三次高潮”“八大事件”的历史叙事体系。“一条主线”，即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强调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两个过程”，来自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于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斗争的定性：“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以及辛亥革命，是所谓的“三次高潮”。“八大事件”，则包含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是在这一革命史范式下展开的（崔志海，2020）。“八大事件”，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近代史之基本内容，当时无论怎样讨论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框架、基本线索、基本内容、基本走向，都不能脱离此八大事件（赵庆云，2010）。尽管以往关于近代历史本质和如何研究近代历史的基本认识也有一些不同的表述，但总体上就是一句话：从革命史的角度把握近代史（张亦工，1988）。
现有报刊史的分期及其章节布局，就脱胎于这种时代认识和范式。关于这一过程，丁淦林先生的几篇文章有所交代（丁淦林，2000，2004）。总其意，这起始于1955年的马列学院新闻班，并在胡乔木的指导下，于1956年初形成了一个《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初稿》，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此专门组织座谈讨论。1957年下半年马列学院新闻班停办，大纲修改和编写中断，遂有复旦和人大两校新闻系继其事，在1958和1960年间，分别编写了《中国现代报刊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使马列学院新闻班教学大纲的精神得以贯彻落实。到了1985年，曾经是马列新闻班的学员，同时又是《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初稿》起草者之一的李龙牧，完成并出版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成为一个标志性成果。丁淦林先生的评价是：
从马列学院新闻班的大纲到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一次尝试。其特征是，以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为主线，着重评述新闻宣传的原则与内容，分析新闻宣传在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于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点，由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历史描述转向历史分析。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又一次突破，它推动中国新闻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成为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较为稳定、成果较多的一个部分（丁淦林，2000）。
从革命史的思路进入到中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恰是复旦宁树藩先生的亲身经历。据他回忆，当收到马列学院（中共高级党校）新闻班编写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时，老师们十分高兴，开展了对它的认真学习讨论，丰富了知识素养，提高了认识水平，受到多方启发。可是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把新闻史看作政治、思想史的观念。据他判断，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各高校的中国新闻史教学工作，基本上是在党校新闻班编写的教材指引下开展的。他还进一步提醒说，由于这份教材实际具有的范本性权威，其编写思想和模式也就具有了稳固的地位，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宁树藩，2007）。这也可以从方汉奇先生的经验中得到印证。当他开始撰写《中国近代报刊史》时，还是处于上述思想意识的影响中，思想上还比较“左”，写得很拘谨。具体的表现，就是对于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对维新派的办报活动还是以否定居多。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观点：改良不好，革命好。所以讲近代报刊史就老讲孙中山的革命办报活动，对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就否定得比较多。随着学术界的拨乱反正，慢慢意识到这个思想还应该解放，过去的批判不一定是正确的，这种观点逐渐被调整、修正。所以写到后来，后面的观点就跟前面的观点不一样了，解放的程度也不一样（方汉奇，2011）。这就可以理解，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的1981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主办了一个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座谈会，就在这个会上，如何突出报刊史的特性或特点，成了众多学者共同关心的主要议题（宁树藩，2007）。后来所谓在“分期”上的“苦苦思索”（郭丽华，宁树藩，2007），试图走出新路，也就在此时开始萌芽。
有意思的是，几乎在报刊史学者开始“苦苦思索”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再认识的讨论，“何为近代”成为一个问题，主要焦点就是“分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肇始于1956年的从社会性质角度着眼，把近代史下限放宽至1949年的建议（赵庆云，2015），逐渐得到了认同并成为共识。张海鹏认为，过去坚持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来区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界线的做法，主要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根据，以此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但因此带来了明显的问题，即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两个革命都是反帝反封建，区别只是领导力量、革命前途的不同。因而，“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在1919年，显然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割裂，不利于对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历史特点的把握和认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限制了对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完整了解”。随着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在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应把1840年至1949年作为一个完整的时段加以考察（张海鹏，2009）。而这，正体现出革命史范式的近代史研究之重大改进。这虽然看上去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分期的变动，实际上对推动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具有两方面积极意义。一方面纠正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中国近、现代史的做法，代之以社会形态性质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依据，显得更为科学；另一方面消除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人为割裂，保持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完整性，并由此推动了国内民国史、抗战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与中国近代史的融合。由此，在坚持反帝反封建历史主题的前提下，承认现代化、民族解放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崔志海，2020）。也就是说，现代化与“革命史范式”并不对立，而且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2013年，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出版，就是代表着这种变革的标志性成果。该书将中国近代史分为十个单元，至于中国报刊史分期中必不可少的什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类，则不见踪影。
如此一比照，颇有趣味也耐人寻味。本是与20世纪5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性质认定、基本线索及其指导思想捆绑在一起的中国报刊史“时期”划分和安排，在“苦苦思索”之后，不得不继续穿着那件“革命史范式”的“衣服”；而它原本所依托的近代史研究，却已经重量尺寸、改换了式样。这不是指近代史研究的这种变化很完美，报刊史研究可以像20世纪50年代那样再照搬一次。我的意思是，近代史研究对于范式的这种思考方式，按理对于新闻史“分期”的思索应该是有助益的，无论是改变思路还是打开新的想象。比方说，在现有近代史变化的新背景下，原有的中国报刊史“分期”可还成立？这近110年的近代历史时空，也正是中国报刊从开始出现到成为社会和政治主角的过程，该如何重新捕捉报刊历史的演变轨迹？现代与革命的融合，在报刊史的书写中如何体现？奇怪的是，报刊史研究者居然对此不置一词，平静如水，甚至不见有人提起。这让我不无武断地猜想，中国报刊史的研究者对近代史研究发生的变化或者不知情，或者觉得与己无关。有一个迹象为我的猜想提供了一点凭据，即：中国报刊史研究者对分期的思考，并不关心自己学科外的研究变化，而是专注于已有的报刊史面貌，好像面前摊着一幅报纸历史的概图，他们所做的就是埋头看图，比较各种线条的长短粗细，寻思着做什么样的勾勒，可以使这幅画看上去更合理、更符合“原图”本身，因此也更能展示其变化、发展的前世今生——基本的特征和规律。与此相关就产生了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他们对“时期”划分不满意，另一方面又很少讨论这一问题。翻看一下已出版的新闻史教材，几乎没有什么人在绪论中开门见山，首先交代其编写体例的由来、针对的问题及其依据。这难道不是必须的吗？看上去还不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还专就“本书编辑之方法”列了一节。不做说明，显然是认为无需说明，一切都是自然的，就像“时针”的转动是先定的。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问这样一个问题：面前的这幅报刊历史图画轮廓从何而来，为什么一定以此为据，这般抹来涂去做增删的合理性是什么？这些问题之所以必不可少，原因在于“我们给世界投去的每一瞥都来自一个特殊的视角”（罗韦利，2017/2019：113），有视角才看到“变点”，确定分期，才有历史叙事的线索。中国近代史的“革命史范式”发生变化，不就是来自考察近代史视角的转换——从突出“革命”到重在“社会性质”吗？出于同样的原因，葛兆光先生将新编的书起名为《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并在书中说，历史学家要承认自己不是全知全能千手千眼的观音菩萨，我们只能从某个角度——从中国出发来看世界（葛兆光，2024）。福柯（Michel Foucault）说得更透彻，“历史分期”本就是一种人为的“假设”，“假设历史本身可以被重要单位——时期或阶段——连接起来，这些重要单位本身就掌握着它们的凝聚力原则”（福柯，1969/2021：11）。“假设”的而不是自然的，“分期”——作为时间就必定有其参照点，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诸因素相互关联，不是“简单地凌空飘浮”（麦克法兰，2024/2025：58）。
中国报刊史研究者只是敏感地意识到，现有的报刊史图貌显示不出“报刊史”学科特性，要拯救报刊史就必须跳出“革命”走向“新闻”；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两种不同的考察报刊历史的视野，而不是两种不同现象——报刊与政治的分类。正因如此，他们总是从后者入手，心心念念地要将“新闻现象”确立为报刊史叙述的“正统”，从而将报刊史从政治史中拯救出来。何以可能？他们拿出的证据，不是中国报刊的历史实迹，而是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绵延不绝的“新闻”及其社会功用，试图以此来追溯并推究出报刊的特性，从而再导入历史书写并确立为其标准。这就让报刊史的构架以至“分期”，来自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构想，一种应然式的逻辑演绎，“从逻辑上讲，依新闻特性分期是合适的”（郭丽华，宁树藩，2007）。既然是“从逻辑上讲”，说到底不过是一种“纸上谈兵”，自然就落不到报刊史具体的历史经验的层面，也就不免有“凌空飘浮”之嫌。这不仅使得近代史研究的变或不变，他们都不会产生什么兴趣，也进不了其视野；同时也使得那种全盘改弦易张，切割与政治或革命的联结，以“新闻特性”来分期的观点走入了“刻舟求剑”的岔道。最终，只能在对“分期”的不满中延续着实践着原有的“分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在政治形势的空间找一个落脚点”，以安下“新闻事业自己的家”（郭丽华，宁树藩，2007）。
当然，学术不能也不是以成败论英雄，但学术必然要从成败中明得失。吃一堑长一智，进步也就在其中。老一辈学者关于“分期”的思索，没能取得大的进展固然遗憾，但他们的这种“苦苦思索”，始终是令人钦敬，也是有价值的；有了他们的“苦苦思索”，后来者才可以少走弯路；同时也只有具有他们这种“苦苦思索”的坚毅和执着，报刊史研究才有未来。我想追问的是，在现在的报刊史研究者中，可还有人在做这样的“苦苦思索”否？
二
“分期”——这一“雷同”的“空泛”的时间，使历史空间化，让处在不同经纬中的各种事件，在区分开的“周期”中并列和展示，在统一的时间标准中铺陈和重复。麻烦在于，“雷同”和“空泛”的时间，是看不见的，必得借助于各种不同事件，也就是坐落在此时此刻的各种存在的“时间”来认识和体现的。以萧红那“乌鸦飞过”的“一天”为例：“一天”之所以成为一个时间单位，是因了卖凉粉和买凉粉、打拨浪鼓的货郎、卖瓦盆、拣绳头、换破烂、卖豆腐、吃晚饭、看晚霞的诸种行动、行为和声音，最后则是乌鸦“哑”的一声飞过。这就让日历上的没有任何内容的“一天”，成为发生在这条小胡同中，有着与众不同的“一天”，不可复制也不能搬演。用文艺学的典型理论来说，就是特定的“这一个”。因此，从理论上讲，历史分期是外在的，是一种关于不同事件的调节机制；从经验上讲，它又是内在的，是从事件变化的关键点中所得，并必然是在事件的时间进程中存在的。约翰·厄里（John Urry）就曾这样提醒：不能把空间和时间当作“原质”性的东西，“仅当各种实体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空间和时间才存在”（厄里，1985/2011）。“分期”也正是因此而成为一个时间单位，具有了作为调节性与认知性的符号的意义（爱里亚斯，1984/2013：33）。
从中国报刊的历史实践观之，尽管报刊史的分期是仿自“近代革命史”的范式，后者在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体系，而且就其20世纪50年代的实际接受过程看，明显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但未必与报刊就毫不相容。李龙牧就曾惊讶于“要绕开政治史而专门研究新闻业务的历史”的主张，他质问道，“新闻事业怎么可能绕开政治呢？”“比起其他文化教育事业来，与政治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正是新闻事业特殊性的一种表现。”（李龙牧，1985：358-359）粗粗看一看中国近代历史的风起云涌以及报刊的发生发展，这显然不是凿空之论。我相信，这也是报刊史研究前辈们最大的苦恼和困惑，他们决心要脱离这一范式，但在事实上又感到根本无法切断其间的千丝万缕。他们在报刊史分期的问题上，只囿于“分期”框架的合理与否，而对如何处理“空泛”“雷同”的时间与“被此时此刻的存在所充满的时间”关系，完全在其思考范围之外。而后者，正是突出报刊史特色的关键之处。假如萧红笔下的“乌鸦一飞过”就“过去了的一天”是“历史”，又该怎么书写？这，在我看来，对于反思以往的报刊史书写和推动未来的创新，比空谈“分期”的如何合理，无疑更具有启发性意义。
在我看到的报刊史中，“分期”在其中起到的实际作用，是主导甚至是主宰性的，远重于其中存在的历史事件本身。“戊戌变法时期的报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报刊”等一类的命名，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前面的“定语”已经大致规定了报刊的所作所为。它看上去是一个时间周期的标示，实际上是一种性质的认定，更代表着一种先定的报刊实践类型和规范。就像火车还没启动，轨道已然限定了其路线、轨迹、方向和目标。我曾经发表过这样一个观点：就算这样的历史划界是合适的，把文字顺序调换过来，即“报刊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演变”，或者“报刊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中”，就比现在这样的好，因为报刊具有了行动者的模样。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文字排列的背后蕴藏着思维、观念和视角。当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之类挺在前面，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必然是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之类的眼光来打量、评估报刊，而不是出自报刊自身的眼光和脉络。窗口方位不同，观察的角度就不同，看到的线索和展开就肯定不一样，即便可能还是报刊与这些历史事件的关联和纠缠（黄旦，2007）。在现有这样命名的“时期”划分中，时间就是以质的状态来显现（费边，1983/2018：29），产生的是非此即彼的报纸结构：维新派或保守派、革命党或保皇党，不是这一边就是另一边，要不就是虚伪的第三者。诺贝特· 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又译为“诺伯特·爱里亚斯”）（1976/1998：11-12）在批评以结构功能主义为代表的社会学主流观点时有过这样的概括：被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概念本身，如‘结构’‘功能’，就已经被打上了把过程简化为状态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的烙印”。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的烙印”，同样深深镌刻在中国报刊史学者的身上。加之历史书写的特殊性，在于铺纸动笔之前已经知道结果，是从后往前的回溯，这种“奇特的思维方式”就更容易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于是，这些本只是标出重要历史节点的“时期”，构成了决定报刊操作和状况的“门槛”，一旦一脚跨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好比萧红笔下的那“一天”，必然决定了“乌鸦”是最后“飞过”，而不是反之。所谓的报刊历史，就是在“戊戌变法”一类的布景灯光均已摆设齐全的“舞台”上，按照固定程式，摇旗呐喊，由上场门到下场门跑着“龙套”：或为这一派或为那一派，否则就是“中间派”或者“第三条道路”。于是乎，报纸不是成就“戊戌变法”的一种力量，不是这一政治运动的构成部分，相反，倒像是“戊戌变法”之类的“时间”，在牵引着报纸的行进。这些“时期”，在报刊还没有进入之前，就已经是做成报刊的条件了。
这样，报刊的历史看上去不是报刊产生、创造自己的历史，而是拥有一段与之相关的历史；它是外在环境的产物，是其碰巧生存其中的那段历史的既定结果。报刊的历史演变，自然也就不是报刊自身的活生生的经历，而是被嵌在某一“时期”中有待观测考察的“对象”。然而，倘若没有《时务报》，哪来现在所描述的“戊戌维新”？缺了《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辩论，缺了《苏报》，又何谈“革命”？同理，没有《申报》，上海历史就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模样；要不是因百般无奈在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马礼逊和米怜的传教经历和晚清的传教史，肯定必须重写。在这个意义上说，因了报纸，才有了新的关系构成，才有了“戊戌变法”，才有了“五四运动”之“运动”。然而，报刊史中的“分期”——“空泛”的“雷同的”时间，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一口吞噬了坐落在被此时此刻存在所充满的“时间”。
“分期”时间和报刊事件的时间，由此就变成了“时针”与“分针”，而且“分针”一定绕着“时针转”。报刊史研究者的此种历史时间观，潜伏着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2001/2008：第二版序2，导言3）所揭示的那种巨大危险：它们不是作为概念，而是作为不证自明的实在的东西呈现给我们，大家习以为常，以致“时空”就是一种天然的状态，一种不变的常态，似乎历来如此，属于外生变量而不是连续性的社会创造。处于这样的思维习惯，人们不可能再有新思考，去质询与我们的历史社会系统的时空构造的有关问题，而是安于“时空”范畴的规定，在现成“时空”中做各种分析和理论构想，在时空分析中删去了“时空”的概念。报刊史对其“分期”及其实际处理，不正是如此吗？在这样的思维中，报刊史又怎么可能有自己的时间乃至历史呢？当“时间”没有自己的生机，不具发动的力量，报刊就只能是被安插在“时期”之中的一张张画片；报刊史给人留下的必是这样一种印象：人们所接受的关于报刊发展的某些固定的说法，似乎很少是从报刊发展的史实中得出的，而更多的是出于附会。“先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来解释总体的文化扩展，然后不顾事实地把报刊史塞进去，使之与这种总体解释相吻合。”（威廉斯，1961/2012：183）
看看五四运动，这个在中国报刊史中总是浓墨重彩的重要篇章。我早先曾引用过朱维铮先生关于“五四”的描述，以比照报刊史研究者的眼光静固和单一。一提五四运动，就齐斩斩以“火烧赵家楼”开始，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标签可以包进所有（黄旦，2020）。以朱先生的说法：
五四运动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始于北京，但作为前奏的东西文化争论，却肇端于上海。五四运动发展成救国政治运动，也开始于北京，主角仍是学生，但在上海引起回响，发展成‘六三’运动，登场的却主要是市民。继学生罢课后，首先罢市的是饱受洋商排挤的南市华商，首先罢工的是饱受日商凌虐的内外棉纱厂女工，而抵制日货、宣传国货，始终是这次‘三罢’的一项内容（朱维铮，1992）。
可以补充的是，其时有上海的七家报纸，共同声明自5月14日开始，不再刊登日商广告、日本船期、汇市、商情，以报纸的方式，加入抵制日货的斗争（胡道静，2018：54）。
从传播的角度，五四运动同样呈现出多空间多时间的特征。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但新文化的发展壮大却是在北京完成。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背景，北京大学提供的人才资源及受到的社会关注度，以及媒体对新文化运动的支持与批判，都直接影响北京舆论环境的变化。而后者，转而又推动和制约新文化运动的进展（杨早，2025：28）。至于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学生游行事件，鉴于当时的条件，其消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流向各地，比如四川成都、浙江台州等，不仅时间有先后，其产生的影响和程度也不一致，造就的是满天星斗式的不同“新闻景观”（newsscape），绝非全国即刻间一哄而起一呼百应，这是出于今天传播条件下的反射性想象（Alekna，2024：25-42）。就此而言，京、沪两地实际上有着不同的五四运动，全国各地也不存在一个统一面目的“五四”，在时间和性质上都是如此。不能以为有一个外在的标准刻度，统一指挥着不同地域的运动。
这种复杂性，也表现在对五四运动的认定上。按照周策纵的意见，五四运动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式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症状和社会改革。关于其上限和下限，也有诸多的判定，有人甚至将其延伸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周策纵，1960/2019：5-6）。新近又有学者认为，五四运动仍然还有被遮蔽的“另一面”，即“社会革命”的意义，提出要将之“看作近代历史长程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重新加以审视，聚焦的目光不限于其作为政治运动瞬间发生的事件含义，也不限于揭示心灵自我重新发现过程中爆发出的内在紧张状态，而是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定位”。总之，要把五四运动“社会史化”，而不是仅仅置于“思想史”或“文化史”的角度来做各种解读（杨念群，2019：17）。
还不止于此。由于新文化运动是从思想界，即知识精英圈内的讨论，经由公众舆论及学生群体的传播和力行，影响了社会公众，从而形成一场浩大的社会运动，因此，“知识精英的言论和思想是如何通过报刊这种媒介，作用于知识分子内部及周边的舆论环境，从而影响政府和社会，而报刊媒介又是如何在传播过程中改变和转换这些言论和思想，将之整合到社会的公共话语中”，是五四运动形成和铺开的重要环节。简而言之，“五四”前后的“知识精英与舆论环境的互动”不仅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而且还牵涉到对于五四运动的再理解。这就意味着，除了“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外，还有第三个“五四”，也就是“舆论的”或“报刊的”“五四”（杨早，2025：30-31，346）。因此，下面的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即关于“五四”的讨论，首先碰上的问题往往是：你说的是哪一个“五四”（杨早，2025：342）？那么，中国报刊史研究者打算作何回答？
此种模模糊糊不明不白，只是搬用“分期”而置具体问题和史实而不顾的做法，在中国报刊史的研究中不只有“五四”，前些年颇为时兴的“民国新闻史”同样也是如此。一提“民国时期”，几乎都是不假思索地从民国成立开始，以为由此就决定了报刊是“民国”的，自然就开始了“民国新闻史”。就报纸事件而言，民国报刊史为什么不可以从“报律之争”开始？因为这个争论的意义，关系到共和制度下政府和报纸关系的调整，关系到与民国相匹配的报刊制度的建立（周叶飞，2016），报刊的“民国”或民国的“报刊”，难道不是其“制度”最具标志性意义吗？当然，如果改变一下眼光，民国报刊史也不妨开始于1903年。这一年，不仅有“苏报革命”和“苏报案”（黄旦，2016），而且留日学生排满风潮狂飙突起，国内革命思潮的风起云涌，又接续着稍迟的《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为辛亥革命做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铺垫。“癸卯年万岁”，就是因此而论定（严昌洪，许小青，2011）。这，难道就做不得民国报刊史或新闻史的“开端”？以此而起，岂不是更能体现出报刊史的自身逻辑和特性？文学界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以“民初为方法”，将之作为一个视野，来讨论“文学革命”兴起的契机，以及“民初”在其中的重要性（宋声泉，2015：16，19）。可是，报刊史研究者直到如今，仍然视“民国”为一自然时序，不过一个年历时间；民国建立，报纸也就顺理成章而“民国”，可又从不交代其理由和依据，不必回答指的是哪个“民国”。
在这样的“时间”观念指导下，报刊或是在“时期”之内，或是在“时期”之外，无论如何，就是看不到它被自身存在而充满的“时间”，更别提什么“新闻现象”。没有其自身时间就等于没有“历史”——报刊作为某一重大“时期”存在所不可缺少的部分，作为革命或社会进程的动力因素荡然无存。这既不能从报刊史的研究中为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什么贡献，更谈不上揭示报刊自身的历史意义。我之前说过一句话，就算是“革命史范式”，中国报刊史研究也没有做好，就是针对此种现象而言的（黄旦，2025）。把本有着不同历史时间相互纠缠的“时期”，变成“抽象时间的推移”“一个空洞的容器”（克拉考尔，1995/2021：224），即将报刊史研究置于一个预设前提的解释框架内，报刊不过其填充的材料，这是报刊史研究在时间处理上的重大失误。假若研究论证意味着先定的主张，那就没有任何主张需要论证（梅吉尔，2007/2019：9）。以此看，报刊史研究者把现有报刊史的问题，全部归之以革命史范式所导致的“不像新闻史”，不是没有道理而是没有说到根子上，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混淆了问题的性质。如果报刊历史的“时间观”得不到根本改变，无论采用哪种分期，结果都不会有太大差异，至多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三
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提出过一种新的时间模式，他称之为“事件时间性”。我更愿意将之延展为“报刊事件时间性”。这对于改变现有报刊史中的时间处理，不无益处。简单地说，事件时间性承认历史中事件的力量。社会生活可以被概念化为由人与群体在其中参与社会行动的日常发生或者日常接触组成，由此构成的人群身处的社会结构，会约束或促成他们的行动。事件的发生、运作不会没有路径依赖，但其原因和结果又是难以预料的。所以，事件时间性的概念，就否定了因果结构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致的假设。事件不只能改变运作着的因果力量的平衡，还改变着偶然事件或情境下的特定逻辑，导致结构的变形。总而言之，路径依赖、时间异质的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偶连性，就是事件时间性的主要特征（休厄尔，2005/2021：95-96）。于此，历史的变化并非必然是量变到质变，而是充满着各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由这样的视角切入，“时期”就具体化在事件存在的“时间”之中，并通过后者得以体现。时序意义上的“时期”与在“被此时此刻存在”所充满的时间，“既相互排斥又同等重要。一方面，可测时间消失了，代之以有形时间束，各种可理解的事件系列在其中演进。另一方面，记录日期依然重要，因为当某些时间点对所有时间束适用，它们往往合并在一起”。“时期是时间的编排，其中事件来自时间进度不同的序列。时期并非源自同质时间流，而是确定自己的时间——这意味着它对时间的体验方式与较早或较晚的时期可能不完全相同”。由此，二者就能达成“两极相通”，使我们的本质存在和最空洞的生成模式相互交织（克拉考尔，1995/2021：231-232）。时间因此转化为一种力量，表示“相同（在时间的流逝中）变得不再相同”（格拉克，2006/2024：81），或者也可能反之。在这个时候，报刊史的“时间”就具有了各种内容，是报纸的经验的时间，而且也真正成为一种时间——即埃利亚斯意义上的“时间”：“将两个或多个持续运动的事件过程位置或段落‘置入关系当中’”（爱里亚斯，1984/2013：34）。于是，不是分针围着时针转，而是分针在时针的标示下，分解着并实践着时针，时针在分针的走动中显示出存在，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活力。
以《苏报》为例，它之所以成为排满革命思想及实践之倡呼者和推动者，离不开三个关键时间。第一，时势大局的变化。这让上海滩上一张原本没有什么特色的报纸，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为一份注重“教育”的报纸，或者说“新学界的报纸”，使新学新知新学堂关联一气。第二，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进行的合作。家庭作坊式运作的《苏报》，为了解决稿源问题，与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合作，《苏报》自承做教育会机关报，爱国学社为之定期供稿。如此一来，这个原本的家庭报纸，就不可避免地转变为革命派的工具，成为宣传革命、鼓动学潮的大本营。第三，陈范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士钊的《苏报》，关注的不再是新学界自身，性质上也不再是以“学堂动态”为特色的教育报，而是整个转向了政治，成了由新学界主持的“政治报”，是对政治时局的“发言”“作时局之机关”，报纸成了言论纸，越发向激烈方向推进。正是在章士钊的“恣意挥发”下，《苏报》以水火不容的决绝姿态，打出了革命党旗号，并以势不两立的态度讨伐保皇党，引发巨大的社会震动。《苏报》参与并推动革命运动，革命实践也改变了报纸自身，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报纸革命文化，而不是先有一个革命运动，随后产生了“革命报纸”这一个结果。本雅明说得好，历史主义只能给予过去一个“永恒”的意象，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为这个过去提供了独特的体验。唯物主义的历史写作是建立在一种构造原则的基础上，那些被人历史地领悟了的瞬间是滋养思想的果实，它包含着时间，如同包含着一粒珍贵而无味的种子（本雅明，1969/2008）。具有了“一粒种子”的眼光，历史时间才有发芽、生长的可能，才不会是像“提到一串念珠似的谈什么一系列事件”，相反，是以眺望一个“星座”那样，去把握历史。在这个时候，日历也就不像是钟表那样计量时间，而是成了一座历史意识的纪念碑（本雅明，1969/2008）。
因此，报刊事件时间性不否认“时期”或“时代”的重要性，因为在不同的情势下，的确会渗透着某种共同的情绪，表现出一种共有的基调。同时，报刊事件时间性可以让我们警醒，看似同一个进程的事件，通常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中，有着不同的时间形状，它们在各种巧合和偶然，在以往和当时的诸种因素作用下而产生相互影响。不妨想想电影《南京照相馆》中的“吉祥照相馆”，不正是由于各种的阴差阳错，必然的和偶然的，无意的和有意的，意想不到地聚集和扭结了各方关系，构成了“南京大屠杀血案”的一个片段，与抗日御寇时代大潮相涌的一朵浪花，体现出中国人民“大好河山，寸土不让”的爱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如果将电影中“吉祥照相馆”转换为一个“报纸”，比如“苏报馆”，报刊史家们又该如何从报刊史的角度，来处理“革命”和“报纸”以及“苏报案”，还会是“革命时期+报纸”的套路吗？
中国报刊史传统的“分期”，为已有的报刊史编写提供了支柱和框架，到《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出版，算是得到了全面实践，其整体面目也已展露无遗。虽然主要表现在通史类书籍和教材，但其思维定势，毫无疑问已经深深渗透于整个研究之中，变成了报刊史研究者的习惯性思维。有一点已经很清楚，这样的“分期”观念和构想，再也无法持续，而且早已陷入窘境。因为它既落后于史学研究的变化步伐，也不能真正揭示出报刊史的特有面貌。报刊史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之开始“苦苦思索”，可见也是心知肚明，不过未能切中要害而功亏一篑。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越是重要的改变起来也就越难，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句常说常新的话，报刊的时间，尤其是“分期”的改造和出新，就是报刊史书写范式变更的一个“深水区”。这对报刊史研究者而言，是一个艰难的也是无法躲避的重大挑战，牵涉到新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思维的彻底转变。报刊史研究者当然不必成为一个理论家，但如果以为做报刊史研究的不必接触理论，不必关心其他学科的研究变化，甚至无需思想，只要耐得住坐功，将所谓的史料在手中捋来捋去即可成功，显然不是误解就是无知，除非是打算永远在掌故式考据或编年式的报纸登记在册中打滚。老一辈以他们的方式，倾其所能为报刊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新一代当奋起继续，对现有的研究有所反思甚至否思，尝试开拓各种不同的视野和路径，创出新的业绩，以回报上一代人的付出，也为报刊史研究注入活力。否则，报刊史研究不仅因僵化而衰弱，而且必将因失去“自张其军之力”而衰竭。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媒介视域下的晚清报纸与上海-江南现代城市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2JJD860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旦，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
屠沂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10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黄旦、屠沂星。中国报刊史分期：空洞时间与被存在所充满的时间——中国报刊史时间刍议之二，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