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主任孙玮教授、学术委员会主席黄旦教授以及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斯科特·麦奎尔（Scott McQuire）在“亚太可沟通城市研究联盟”首届论坛上提交的城市传播相关论文，于2024年发表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的《国际大都市发展研究》杂志（中英文双语出版）创刊号上。三位学者分别从时下场景、历史文化、国外实践三个维度，对数字时代提升国际大都市城市形象的“可沟通性”展开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
《国际大都市发展研究（中英文）》（双月刊）是经中宣部批准创办的国内首本聚焦国际大都市发展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以服务于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核心宗旨，致力于为国际大都市发展领域的学术探索搭建高端交流平台，促进相关理论观点的展示、碰撞、比较与深化。
本期推送黄旦教授的《城市形象的变迁：以沟通为视角》和Scott McQuire教授的《城市传播下的数字艺术》，以飨读者。
图为黄旦教授在论坛上作主题演讲
城市形象的变迁：以沟通为视角
黄 旦
摘要：城市形象与城市自然条件、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传统有关，与媒介所起的作用有关，媒介关涉城市社会的交往、秩序、关系、生活，包括城市文化的构建和传承。正因如此，城市形象深深受到媒介及其沟通机制的强力牵引。如何超越“景观”，创造新的“沟通”，去构建数字城市的多元面貌，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
关键词：沟通；媒介；城市形象；数字城市
一、城市形象的理解
粗略地讲，要讨论“城市形象”，大概有三个维度是少不了的：首先，每座城市都有独特的自然条件。比如上海，我们可以称之为“港口城市”，杭州就不然，这是自然条件所规定的。因此，城市形象总是离不开城市的自然条件。其次，城市形象跟文化有关，跟城市的生活方式有关，跟城市的传统有关。如果说自然的一面是城市的物质性存在，城市中的文化或许可以被称作“第二自然”。最后，城市的形象其实还有“第三个自然”，就是媒介在城市里所起到的作用，因为其关涉城市社会的交往、秩序、关系、生活，包括城市文化的构建和传承。所以，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就把“通信、电话、报纸、广告”等，看成是“城市生态组织化的首要因素”。
媒介将城市敞开，让人能够通达城市；同时，其敞开的方式也影响着人们对城市的理解。所谓的城市形象之“形”，在某种意义上与媒介的敞开之“形”是呼应的。媒介总是也只能以自己某种特定之“形”，提供一种理解城市的方式，透露城市的某个面相，展现城市的特定意义。因此，城市形象是变通的、变动的，是跟随着不同的媒介，展露出不同的面貌。正如阿什·阿明所指出的，“人们所知的城市形象，是与其感觉机制、栖居之地和媒介定向有极大的关系，是融合在人们在特定时空的交往及其所散发出来的全部有意义的影响中”。阿明的阐释与我们过往所理解的城市形象十分不同。过往我们总是习惯从景观的角度来理解城市形象，身处城市之外，就好像是坐在航天飞船上观看地球，“城市”形象变成了“形象”城市。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这是仅仅从符号学意义上的符码来解释社会空间的唯一进路，把生活空间本身还原为一种信息/消息（message），把城市栖居还原为一种阅读，这就既回避了历史也回避了实践。
“城市形象”不是认识意义上的城市面孔，不是一个城市的面具，而是存在于记忆、经验和人们的沟通实践之中。城市形象是有质感的，是与我们的交往世界，我们的经验、记忆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不是一张抽离了具体环境的冷冰冰的风景照片。正因如此，城市形象是不确定的，深深受到媒介及其沟通机制的强力牵引。
二、媒介沟通与城市形象：从上海想到的
从上述角度出发，我想从历史角度来谈谈上海的城市形象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些想法。
先从上海的第一张中文日报《申报》对上海城市的定位进入。《申报》这样定义上海：“窃思上海一邑，实为中华一大名区。”这一大名区的特色在哪里？那就是水陆的交汇，地利的方便。如果从自然、文化和媒介三个层次来讲，上海的城市形象最初是跟地理有关，跟自然有关，所以与《申报》同时代的《上海新报》的报头，就是一幅黄浦江风景的绘画。著名报刊史家戈公振评价说，《上海新报》“报首画黄浦江风景，颇足代表一地方之特色”，虽然这只是戈公振的个人解读，不过由这画想到了另一幅画，即《香港船头货价纸》所隶属的《孖剌报》，当时其报头位置也有一幅画，是一只船的头部，同样与“江”有密切关系。香港和上海同属港口城市，在这个意义上，将报纸上的“船”或“江景”解读为其所在“地方之特色”，也能说得通。在上海开埠之初，外面的邮件都是通过轮船运抵吴淞，然后再用快马驮送到外滩各个洋行。每逢邮件到埠之日，坐在办公室里边的各行大班都是眼巴巴地等候他们所需的消息，所以有竹枝词云：“番舶云屯黄浦前，帆樯分别号旗悬，望台忽报轮船到，遥见青天十里烟。”信件、消息、船只、埠头、快马、洋行互为交接，水流、信息流、运输流、商业贸易流轮回转旋，共同造就了“码头热，华洋杂，新闻集，申报出”的这个“中华一大名区”——“货物軿集商贾辐辏之区矣”!
地理之便带来贸易之利、商贾云集和货物流转。从沟通的角度来讲，货物贸易的快速流通，使得上海充满了新奇：新的东西、新的发明、新的物件总是先抵上海。比如像“前后单轮脚踏车，如飞行走爱平沙”的自行车、“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的电灯、“举头铁索路行空，电气能收夺化工；从此不愁鱼雁少，音书万里一时通”的电信，甚至包括拍卖雪茄、啤酒，周日做礼拜等新奇事物，全部都作为对上海的体验而进入竹枝词的描写当中。从“贸易之城”到“物品之新”“凡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几于无物不至，无美不臻”，成为上海的一种品格。这在李伯元的《文明小史》里边得到了一点佐证，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苏州吴江贾家有三个孩子通过读报纸，知晓了各种新奇洋货，于是更加痴迷于报纸，一天大概有两三个时辰是用在读报上。眼界打开以后，报纸成为购物指南，紧接着有了行动，托人去买各种洋货。与洋货一比，本地土货根本上不了台面，愈发跟随着报纸的指点购买各种新奇。这些新奇之物激发起对上海城市的好奇，总想一探究竟。于是三兄弟瞒着母亲，偷偷地租了一条船，半夜时候乘船奔向上海——这座新奇的贸易之城。由此可见，上海的形象，也就是“何为上海”，是通过不同的媒介经历和生活体验相互交织而成的。
到了20世纪30—40年代，上海又起了变化。在茅盾的《子夜》里，湖州乡下的吴老太爷坐着小轿车进到上海的感觉是：“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这让吴老太爷全身发抖、精神瘫软，当天晚上就一命呜呼。在这个意义上，上海的“新奇”开始呈现出“魔幻”，时髦具有了“神奇”之力。吴老太爷所遭受的巨大冲击，著名学者李欧梵先生小时候也同样经历过。据他自己说，在1948年曾跟母亲到上海住一个月，当时他还不知道电灯是何物，猛一见到上海的声光化电，内在的刺激远远超过茅盾《子夜》当中乡下来的老太爷，“我虽然没有被这些刺激震毙，但经受的‘精神创伤’惨重，这是一个‘在幼年时代曾使我惊吓万分的都市’”。
如果“现代不仅是理性的时代，它也是惊异的时代、非凡的时代”，因此是“从现代性的震惊开始”的话，外地来上海者的惊恐，则是生活在上海的本地人之自豪，并享受这样的惊异和非凡的现代，即便不是所有人都能消受。“人之称誉上海者，意味海外各地，惟数法国巴黎斯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上海开始成为娱乐消费之城，无线电、电话、留声机、广播等等赋予城市新的形象要素。用莫兰的话来讲，这是“20世纪进程中第二次工业化，也是精神的产业化”。上海不仅是商业的、摩登的，也是奢靡的，文化生活丰富，又是充满欲望的城市，展示出非理性的娱乐至死的一面。
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上海强调“两张网”的建设，“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十四五”期间，上海准备在经济领域，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比例达到80%，建设标杆性智能工厂200家以上；在生活领域，打造生活数字化转型标杆场景100个以上、数字化转型示范医院50个；在社会治理领域，“一网通办”平台实际办件网办比例达到80%以上；在底座支撑方面，建成物联感知终端数超过1亿个，开放公共数据规模超过15亿条。可以想到，其未来的城市形象，或者说大都市的面目，一定与数字化建设及其导致的公共交往方式的改变息息相关。数字编程的深度介入，使得城市的运行“超出了人类意识模式的范畴”，人跟技术、数字之间形成了一体。阿明认为“通过智能手机提供的一种个性化的地图、图像、声音和对话，与城市融合在一起，它们把城市操纵为一系列的网点和精确的综合导航系统，其主体性在个人传记、城市体验和无线住宅的交叉点上”。这为我们理解数字城市提供了一些思路。数字时代的城市形象，就闪烁在物与人、物与物、人与人、人与机器的互联互动当中。数字赋能，所赋予的绝不只是一种城市运转和管理的“能力”，办事的通畅、生活的便利，也将会赋予城市一种新的气质。这正是城市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三、超越“景观”：数字城市的多元面貌
历史的回顾是为了更好地参照现实，如果说城市形象并不来自一个辐射出城市本质的原点，而始终存在于自然、文化和沟通的不断演绎和促进之中，那么城市形象就不是一个象征、一个文本或者一种信念，也不是一种叙事的结果。城市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形态，更是人们普遍向往的生活方式。通过回顾历史，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景观式”的城市形象观，当然，从媒介及其沟通形态来看城市形象，不只是为改变景观式的城市形象观，也不只是为说明城市形象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理解城市已经发生，并可能继续发生的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所推进的智慧城市、数字城市，会让我们体验到什么样的城市形象？所谓的“数字之都”，是否会成为所有的城市唯一的面貌？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该如何结合传统的、文化的、自然的、数字的种种不同，去创造新的沟通，形成一个跟过去不一样，跟全国其他城市有区别的一个全新的上海城市形象呢？这是需要我们大家思考的。
作者简介：黄旦，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国际大都市发展研究》2024年第1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黄旦。城市形象的变迁：以沟通为视角，国际大都市发展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