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为弥合学界在探讨新闻业应对数字时代挑战时概念分散的局限，“新闻业修复工作”这一整合性概念框架得以构建。该框架借鉴制度理论与边界工作理论，将修复工作界定为新闻业行动者为巩固专业权威与社会功能所开展的有意识的行为实践，并呈现为一个由内而外的嵌套式结构。依次包括：从维系内部专业秩序的规范修复，到重建利益相关者信任的关系修复，再到捍卫职业自主性的边界修复，最终指向巩固社会存续根基的制度修复。此框架不仅阐明了修复工作的多维结构，还揭示了其动态运行逻辑，为系统性理解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自我维系与调适行为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也为批判性审视其应对策略提供了分析视角。
# 观点精粹
1数字时代新闻业的修复实践本身是复杂、动态且情境化的，一个旨在提供分析视角与总体指引的框架，比一个试图包罗万象却可能僵化的界定性概念更具学术生命力。
2对新闻业在数字时代应对各类挑战行为的研究，应跳出“事件-危机-补救”的短周期视角，将修复工作视为一种内嵌于日常生产流程的持续性实践。
3新闻业边界修复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一系列话语与实践，界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不是谁”，进而对外划清界限，重申其专业自主性。
4新闻业真正声誉的来源是其核心职责的履行，而非对公众的蓄意迎合。
# 关键词
修复工作；新闻业；制度理论；边界工作；范式修复
论文节选
学界对新闻业修复工作（repair work）的关注，可追溯至W.兰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等人对1983年塞西尔·安德鲁斯（Cecil Andrews）自焚事件的经典分析。当时，面对记录抗议者自焚全程而引发的伦理争议，美国新闻界通过一系列话语实践，将事件动因重塑为个体精神问题（individual mental problems），并将讨论焦点从社会议题巧妙转移至媒体责任，最终以切割与驱逐的方式将该事件定义为非新闻（non-news），从而修复了受损的专业范式。这一揭示新闻业集体性自我维系实践的场景，并未局限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数字时代的中国同样可以找到回响，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新样态。2018年，自媒体人“兽爷”发布推文《疫苗之王》，瞬间刷爆社交网络，引发假疫苗事件的全民关注。随后，涉事企业长春长生被查。而这次事件也反映出传统新闻业的某种“缺位”。面对冲击，新闻共同体并未否认其价值，而是策略性地通过追溯其报道信源、强调“兽爷”的“前专业记者”身份等手段，最终将一次范式危机转化为对专业价值的再次确认。上述发生在中美两国不同时期的案例表明，修复工作的具体策略虽因情境而异，但其核心功能一以贯之，本质都是在新闻范式遭遇冲击时，为维护自身专业权威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进行的一种集体性、策略性的自我维系实践。
修复策略的这种演化背后是新闻业所面临挑战性质的根本变迁。安德鲁斯事件所代表的修复机制尚属传统媒体时代为应对偶发的“异常事件”而启动的核心手段，进入数字技术全面重塑信息生态的今天，新闻业面临的挑战已演变为一种信任持续受损、边界日益模糊、核心社会功能备受质疑的常态化“制度性断裂”。无论是面对行业内部的伦理丑闻，还是外部的社会信任危机，抑或是新兴行动者带来的边界侵蚀，新闻业并没有全然被动承受，始终在这一过程中主动采取积极甚至矛盾的行动，以期完善专业规范、重建社会信任以及维护自身边界。其具体表征为：其一，专业权威的认知基础被侵蚀。在后真相环境中，事实与观点、专业新闻与用户生产内容的界限模糊化，新闻业作为社会“认知秩序”基石的功能面临系统性挑战，其在社会新闻等特定议题领域的权威性受到不同程度的侵蚀。其二，社会信任资本的系统性流失。公众对新闻机构的信任度持续下滑已成为全球性趋势，这种不信任从对个别报道的质疑蔓延至对整个行业的动机怀疑。其三，应对策略的“公关化”偏向。面对持续的合法性危机，新闻业的应对行为日益呈现出一种防御性的、以形象管理为核心的危机公关模式。这种模式倾向于通过话语策略转移焦点或切割个案，而非启动深层的行业自省与结构性调整。此类以危机公关替代修复工作的现象，不仅未能有效弥合制度断裂，还可能因其策略性与非真诚性而加剧信任危机。因此，系统性地辨析与理解新闻业为维系其社会功能而进行的、超越危机公关层面的“修复工作”，便成为一个紧迫的学术议题。
诚然，这些行动的复杂性远超简单的危机应对，它们共同指向一种关乎新闻业存续的内在集体努力。然而，学界对这些现象的探讨往往散见于范式修复（paradigm repair）、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等不同理论视角下，呈现出分散的“概念丛”形态。这些研究分别解释了新闻业在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反应，但缺乏一个整合性的分析视角用以理解不同层面应对行为的内在关联，以及这些行为是否共同指向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换言之，为回答新闻业的这些行动实践究竟是旨在实现深层的“自我净化”，还是仅限于表面的“对外公关”这一核心问题，目前亟需一个能揭示其内在结构与共同逻辑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要构建这样的整合性框架，首要任务是寻找一个具备分析力的核心概念。赫伯特·乔治·布鲁默（Herbert George Blumer）关于启发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的经典论述为此提供了启示，他认为在研究复杂的经验世界时，一个能提供“朝什么方向看”的总体指引与参照感的启发性概念比试图精确却脱离现实的界定性概念（definitive concepts）更有价值。秉承这一理论自觉，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发展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启发性概念，即引入并建构新闻业修复工作（journalistic repair work）这一整合性概念框架。该概念具备一定的理论弹性，能够涵盖新闻业应对各类挑战时的能动性行为，并连接具体互动实践与宏观制度维系。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理论资源，阐明新闻业修复工作的内涵、类型、层次结构及其运行逻辑，以期为理解新闻业在数字时代的自我维系与调适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工具，也为批判性审视其应对策略提供分析视角。之所以采用启发性概念的建构路径，是因为数字时代新闻业的修复实践本身是复杂、动态且情境化的，一个旨在提供分析视角与总体指引的框架，比一个试图包罗万象却可能僵化的界定性概念更具学术生命力。
一、新闻业修复工作的概念界定
新闻业修复工作这一整合性概念框架的提出，植根于对新闻业当前困境性质的重新判断，即其面临的挑战已从偶发的危机事件演变为一种由技术迭代、经济转型与政治极化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的常态化、制度性断裂现状。从历史的维度看，新闻业的危机具有周期性规律，它总是伴随技术变革反复出现并被视为对其核心文化价值的威胁。然而，数字时代出现的挑战尤为严峻，它直指新闻业作为社会“认知秩序”基石的根本功能。有学者指出，社交媒体与党派媒体的兴起催生了“民粹主义认识论”，导致社会认知体系陷入真伪难辨的失序状态，其本质是一场关乎新闻行业存续的认知危机。因此，对新闻业在数字时代应对各类挑战行为的研究，应跳出“事件-危机-补救”的短周期视角，将修复工作视为一种内嵌于日常生产流程的持续性实践。这种视角为新闻业修复研究提供了可观察、可累积的经验基础，也确立了其作为常规分析对象的学术有效性。
在界定“新闻业修复工作”之前，有必要首先厘清数字时代“新闻业”这一核心概念的适用范畴。尽管数字新闻学研究指出，新闻业的边界正在经历“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行动者已从传统的职业记者扩展至包括自媒体、公民记者在内的更广泛的新闻生态系统。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所指涉的“新闻业”主要聚焦于制度化新闻业（institutionalized journalism），即那些拥有相对稳定的组织基础、遵循职业规范并获得公共认可的新闻生产主体。之所以做此限定，是为了避免概念拉伸，确立分析的边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非制度化行动者，它们往往作为参照系或外部力量参与到边界修复的互动中。
从理论基础来看，新闻业修复工作的理论构建需要整合两种互补的理论视角：制度理论阐明其以维系社会存续根基为最终目的的动机，边界工作理论则揭示其通过“划界”与“修补”达成该目的的过程。为阐明修复工作以维系社会存续为目标的根本动机，本研究首先引入制度理论，尤其是其关于制度工作（institutional work）与正当性（legitimacy）的观点。从制度理论出发，制度视角的发展经历了从关注组织如何被动遵从制度环境到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实践转向。在这一转向中，制度工作成为核心概念，它被定义为个体和组织旨在创造、维系和破坏制度的有目的的行动。这一视角的转换，不再将制度视为禁锢行动的铁笼，而是看作行动者通过日常努力不断塑造和再造的场域。据此，制度理论阐明了新闻业修复工作的根本动机。具体而言，作为一项社会制度，新闻业的生存依赖于其社会认可的维系，即制度理论中所指的正当性，它意为社会大众对其功能和价值的普遍接受与认同。而当制度安排遭遇破坏时，行动者便会通过有意识的修复工作使制度安排的中断得以扭转，现状得以重建。
与此同时，边界工作理论则揭示了修复工作的核心过程，为修复工作的具体实践路径提供了分析工具。边界是标记人类关系社会领域的符号，用以标识谁应被接纳、谁应被排除。在专业领域，边界工作往往表现为对工作管辖权的争夺，这些边界地带也因此成为冲突地带。然而，边界工作除了具备冲突性，同样内含修复的面向。研究表明，边界工作可以作为一种策略性工具，用以协商困难的工作情境并调解潜在的冲突关系。它具有双重功能：在建构与外部群体区隔的同时，也建构着专业共同体内部的身份认同与凝聚力。因此，制度理论与边界工作理论的结合，为本研究构建了一条完整的分析路径，它联结了修复工作的目标与过程。具体而言，制度理论阐明了其以维系社会存续根基为根本的目标导向，而边界工作理论则揭示了其通过“划界与修补”来巩固身份的实践路径。这一理论整合使得理解新闻业修复工作在各个层面的内在动因与实践路径成为可能。
在明确了新闻业修复工作的理论基础后，为确保其分析效度，有必要将其与危机公关、互动修复等邻近概念进行清晰的辨析，以进一步明确其独特的内涵与外延。首先，“修复工作”区别于传统的危机公关或声誉管理，因为后者的视角主要是一种对外导向，其核心目标是管理和塑造外部群体的认知与态度。相比之下，修复工作则兼具对内与对外两个面向。它不仅关注对外如何恢复形象与信任，还将重心放在内部导向的维度上，即通过重申核心规范、惩戒越轨者、凝聚共同体认同来巩固新闻业内部的秩序与团结。这与制度工作研究的旨趣相符，即关注行动者如何通过努力来维系制度内部的规制、规范和认知三大支柱。组织层面的信任修复研究也已指出，成功的修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要求组织在领导力、文化、政策流程等多个内部层面进行协调一致的改革，而不仅仅是发布一份道歉声明。其次，与局限于微观情境的戈夫曼式互动修复不同，新闻业的修复工作将每一次具体行动都置于宏大的职业与制度背景之下，这些行动被视为能够影响更广泛制度场域的微观动态，使其与整个行业的规范存续、边界稳定和制度存续根基紧密相连。最后，新闻业修复工作的完成需要越轨方之外的其他主体参与，它是一个动态、双边的互动过程，其结果受到受众、监管者等利益相关方的反应、解读与持续互动的影响。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本研究构建的“新闻业修复工作”框架包含三个层面的区分：第一，在分析性概念层面，“新闻业修复工作”是一个启发性分析框架，用于识别和解释新闻业在逆境中的自我维系现象；第二，在经验现象层面，该概念指涉新闻行动者为恢复权威与功能而采取的有意识的实践行为；第三，在操作化层面，该概念可转化为实证研究中的可观察指标，包括话语策略、组织政策调整和互动仪式等。在此框架下，修复工作的行动主体呈现出鲜明的差序结构。微观层面为个体记者，涉及职业道德违规后的自我辩护行为；中观层面为新闻机构，表现为发布纠错声明或改革编辑流程；宏观层面为职业共同体，体现为行业自律组织发布伦理准则；外部主体则包括管理者与监管机构，表现为颁布新规或进行行业整顿。不同层级的主体在经济资本、符号资本和政治资本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其修复资源与策略选择呈现分化。头部机构媒体往往拥有比独立记者更多的符号资源来定义危机性质，而修复过程也始终受到价值与权力关系的制约。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新闻业的修复工作操作性地界定为：当新闻业在规范、关系、边界和制度等层面遭遇持续性挑战危机而出现“制度性断裂”时，个体记者、媒体组织与行业共同体等行动者所采取的一系列旨在恢复、巩固或重塑新闻业专业权威与社会功能的、有意识的实践应对活动。该定义强调了破坏的持续性、行动者的多样性，其目标兼具恢复、巩固与重塑的多重特性，其实践则具有对内与对外双重维度，旨在为后续的分析提供一个清晰而富有弹性的启发性概念工具。
二、新闻业修复工作的分析维度
简言之，新闻业修复工作的目的在于捕捉新闻业在面临持续性挑战与危机之时，一种兼具对内巩固与对外调适双重面向的、持续性的自我维系实践。这一操作性定义不仅明确了修复工作的核心内涵，还内在地指向了其发生作用的关键层面。基于此，本研究将修复工作的具体面向系统性地划分为规范修复、关系修复、边界修复与制度修复四种类型。下文将具体阐释每种类型的修复对象、核心目标与典型策略，并最终阐明这四种修复工作类型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规范修复：维系内部专业秩序
规范修复指向新闻业内部，其修复对象是业内共享的专业规范、核心价值与长期形成的实践准则，即新闻范式（journalistic paradigm）。当行业内部出现严重违背这些规范的行为时，修复工作的核心目标便体现为内部的自我净化，以维护主流新闻范式的纯洁性与权威性。
在规范修复层面，本研究认为范式修复是其最核心的运行机制。当一个不符合主流新闻范式的“异类”事件或案例出现时，新闻业会通过一系列实践行为将其重构与正常化，最终将对范式的挑战转化为对范式规则的再次确认。其典型策略是通过公开谴责、行业惩戒等方式，将越轨的个人或组织同整个行业共同体进行象征性切割，从而修复被破坏的规范严肃性，并宣示既有规范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指出，范式修复并非简单的“驱逐”行为，它内含着更为复杂的协商与演进过程。例如，对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丑闻的分析表明，《纽约时报》的应对超越了个人归因，通过设立公共编辑职位承认了系统性失误，这在修复范式的同时也推动了其微观演进。同样，在中国情境下，面对纪许光微博反腐对此类非传统行动的挑战，新闻界亦通过话语协商将其界定为公民行动而非专业新闻，从而在接纳其部分合理性的同时，维护了传统新闻范式的核心边界。
上述案例所代表的修复模式仍主要基于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节奏与权力结构。进入数字时代，面对日常化、高频率的伦理批评，规范修复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一，反应速度的即时性与场域的公开化。例如，近年来国内部分媒体因记者“洗稿”或违背新闻伦理引发争议后，相关机构往往会在社交媒体舆论压力下迅速发布内部处理通告、开展职业道德培训。这种在公众目光注视下的快速反应，本身即是一种适应数字传播节奏的规范修复实践。其二，修复策略的主动性与进攻性。记者们不再仅仅被动辩护，而是通过构建“竞争性叙事”将话语焦点从内部伦理失范转移至新闻业面临的政府干预或商业侵蚀等外部威胁，从而在更宏大的层面上重塑职业身份。当行业面临的不再是孤立丑闻，而是关乎存亡的系统性危机时，这种将个案泛化为行业整体困境的防御性话语，便被称为二阶范式修复（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
此外，规范修复不仅作用于应对内部丑闻，还是一种应对外部结构性威胁的集体防御机制。例如，在英国窃听丑闻后的新闻改革辩论中，英国报业通过集体的话语实践，将任何形式的外部监管都灾难化地描绘成对新闻自由的致命打击，同时将丑闻归咎于少数“坏苹果”（bad apples），从而成功地抵制了结构性改革，维护了行业的核心范式与既得利益。进一步说，当政治压力等外部环境要求新闻业进行立场“站队”时，这种集体防御机制会转向对内，在话语建构的策略下将某些被认为立场“不正确”或“越轨”的同行界定为非专业甚至是危险的他者，并以此为由启动象征性驱逐程序。这种边缘化行为的目的在于向外部权力展示主流新闻界的立场一致性与规范遵循度，以期维系行业的整体生存空间与社会认可。
最后，修复也可能以一种更隐性的方式进行。当威胁来自一个关键但信誉受损的新闻来源时，记者可能在话语上避免公开的行业反思，但在实践中悄然调整与其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一种“间接修复”。并且，必须历史地看待范式修复。该活动的存在以特定历史阶段为前提，即新闻范式已成为行业共识的“常规化”阶段。当挑战足够强大并形成替代性范式时，新闻社群的反应不再是简单的修复，而可能包含复杂的对抗、模仿与协商，最终导向长期的范式调适与转变。
（二）关系修复：重建利益相关者信任
在巩固内部秩序之后，修复工作自然延伸至对外的关系层面，其核心在于重建新闻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任连接。这一层次的修复对象是新闻业与公众、信源、广告商等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受损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是新闻业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本，其修复过程展现出一个递进序列，即从表层的形象修复，到中层的声誉修复，最终指向深层的信任修复。
形象修复通常是短期的、战术性的，旨在快速应对某个具体危机事件对组织或行业形象造成的冲击。然而，新闻机构在进行自我形象修复时，面临着特有的困境。一项针对#MeToo运动中新闻编辑室的研究发现，当新闻机构自身成为被监督对象时，其行为模式与其他行业组织并无二致，常表现出回避、自我保护和缺乏透明度，超过三分之一的机构甚至对内部指控未作任何报道。新闻业形象修复的目标对象存在多种可能性，除自身之外，有时也包括一个国家或一种地缘政治冲突的主流形象。已有研究便揭示了美国主流媒体如何通过重塑越轨者形象，将内部的“公民-恐怖分子”重构为外部威胁，从而维护了既有的地缘政治叙事。更有甚者，新闻从业者在形象修复中的角色并非总是中立的观察者，他们也可能成为主动的实践者。例如，在体育新闻领域，由于记者与他们所报道的体育联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商业利益关系，他们可能会在社交媒体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形象修复策略来淡化联盟或球队的丑闻，从而主动扮演起“形象维护者”的角色，进而模糊了新闻与公关的界限。
声誉修复是一个中长期的、战略性的过程，它不仅要求危机应对，还依赖新闻机构在一段时期内持续的、符合期望的专业表现。有效的声誉修复策略必须基于对自身品牌定位和受众期望的理解。阿丽莎·阿佩尔曼（Alyssa Appelman）的实验研究表明，媒体的既有声誉决定了读者如何看待其纠错行为：一个高声誉媒体通过坦率、置顶的纠错可以进一步巩固其可信度；而一个声誉基础较弱的媒体则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更有效地管理读者观感。当然，从更宏观的视角看，新闻业真正声誉的来源是其核心职责的履行，而非对公众的蓄意迎合。
信任修复作为关系修复的最终目标，其考察范畴超越了行为表现，深入到对新闻业动机和公共服务精神等根本信念的重塑。修复信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旨在修复断裂的社会资本链条，因此不存在“一刀切”的解决方案。萨扬·班纳吉（Sayan Banerjee）等人在对4个国家公众的调查中发现，不同群体的公众对信任建设策略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新闻机构应为特定受众量身定制信任策略。例如，可以从教育入手，改革新闻课程，培养具备重建信任能力的下一代记者。在具体实践层面，全球范围内主流媒体纷纷进行事实核查，这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旨在修复与公众信任关系的制度化努力。它试图通过提升透明度和准确性来应对虚假信息泛滥对新闻业公信力的侵蚀，且已有实证研究表明其在提升公众对新闻真实性的判断力方面具有显著效果。进一步，苏·罗宾逊（Sue Robinson）等人提出修复信任需要新闻业主动采取倾听素养（listening literacies）。通过与社区和受众进行双向互动，将信任模式从机构性信任转向关系性信任。此外，信任修复的目标应从简单的“让人们相信我们”提升为“通过赢得信任，帮助人们更好地行动和参与社会”。然而，在与外部世界重建信任连接过程时，一个不能忽略的前提是界定新闻业自身的专业身份与行动范围，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层面的修复工作：边界修复。
（三）边界修复：捍卫职业自主性
边界修复旨在巩固职业区隔，其修复对象是新闻业与政治、商业等其他社会领域及其他信息或者内容生产者（如自媒体、网红）之间模糊、被侵蚀的职业边界。这本质上是边界工作的一种具体实践。在新闻学研究中，边界工作被定义为新闻职业群体通过特定话语策略，在面对内外挑战时界定和维护自身职业地位的一种社会机制。其主要类型包括：（1）扩张：将新领域纳入新闻职业的版图；（2）驱逐：将越轨者排除出新闻共同体；（3）自主性保护：应对外部力量对新闻行业的干预。面对外部力量的渗透与非专业内容的泛滥，新闻业边界修复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一系列话语与实践，界定“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不是谁”，进而对外划清界限，重申其专业自主性。
边界修复的实践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话语建构，即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符号与修辞策略，在观念层面划定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在数字时代早期，当面对维基解密（WikiLeaks）这类非传统信息披露者的挑战时，主流新闻机构会通过话语实践从制度性（强调自身组织稳定与问责机制）、信源常规（强调与官方信源的规范互动）和客观性（指责对方带有政治议程）等多个维度，系统性地将挑战者描绘为专业新闻业边界之外的他者，从而进行边界维护。这种将挑战者“他者化”的话语策略，其核心表现为借助象征性的方式划定洁净与污秽的界限，其内在逻辑可以通过“污名化”与“正统化”的对立修辞策略来理解。修复边界的一方往往会通过污名化声明（pollution claims）指控挑战者或越轨者的行为被商业利益、政治动机或非专业手段所玷污；同时，通过重申客观、独立等核心价值来做出正统性宣示（purity claims），从而在象征意义上将自身与被玷污者区隔开来，完成对职业边界的净化与修复。这种话语策略具有复杂性，针对内部犯错者和外部闯入者会采用截然不同的修复话语。新闻业内部的新兴实践，如解困式报道（solution journalism）也会主动通过话语划界，强调其与倡导式新闻（advocacy journalism）的区别以争取在新闻场域中的存续根基。此类通过公共话语来定义、设定边界并争取存续根基的过程构成了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的核心。
二是实践区隔。边界修复不仅通过话语宣示，还通过具体的组织行为与日常实践来完成。如果说维基解密代表的是一种“闯入者”式的边界挑战，那么当前新闻业面临的则是一种更为系统和内化的边界侵蚀，其典型场域便是与算法推荐平台的日常互动。在此场域中，新闻机构一方面在内容分发上依赖平台以获取流量，另一方面又通过建立付费墙、呼吁算法透明等方式强调原创深度报道的价值，抵制平台逻辑可能带来的内容同质化与专业价值侵蚀，这构成了正在进行时的、复杂的边界协商与修复实践。一项基于中国科学院进行的边界修复研究表明，该机构在经历了与商业的过度融合后，通过系统性地剥离缺乏研发活动的“低技术”企业，在组织结构层面完成了对科学与商业边界的修复，其核心是清除被视为污染的非核心实践。将此逻辑类比于新闻业，这种实践区隔可以体现在多个层面。比如，在组织与产品层面，新闻机构通过制定严格的评论区政策来区隔专业内容与用户生成内容，从而在实践中维护记者的文本特权；或者通过在商业模式上回归深度报道、坚守高质量内容，主动与点击诱饵（clickbait）等纯市场驱动行为进行切割，以此修复因商业化侵蚀而模糊的专业边界。尽管没有直接研究新闻业，但来自审计、医疗等其他专业领域的研究同样表明，组织内部的实践区隔进一步体现为从动态协商到微观互动的多重面向。一方面，面对内部新兴专业群体（如数据团队）的挑战，主导专业（如传统采编）的边界工作会经历一个从冲突抵制到协商融合的动态调适过程；另一方面，边界修复也内嵌于日常工作的微观实践中，成为一种为保障协作顺畅而持续进行的“日常修复”。值得注意的是，边界的实践区隔超越了静态防御的范畴，呈现为一个动态协商、甚至从抵制走向融合的调适过程。然而，这种协商与修复的有效性依赖于一个清晰的职业角色边界。当职业角色本身变得模糊不清时（例如，记者与评论员身份的混淆），行业共同体便难以就何为“越轨”达成共识，从而导致修复机制失灵。同时，随着数字媒体的发展，边界工作已不再是新闻从业者的专利，受众也正通过评论、批判等多种方式，日益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参与边界划定与修复的外部力量。
（四）制度修复：巩固社会存续根基
当边界得以巩固后，修复工作便抵达其最外层，也是最终的指向——制度修复。这一层次修复的对象是新闻业作为一项社会制度的社会基础与公信力根基。当整个行业的功能和价值受到根本性质疑时，修复工作的核心目标便上升为对外重申价值，其目的是向全社会回答“社会为何需要我们”这一根本问题，进而修复其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契约。
这种修复不再聚焦于具体事件或关系，而是致力于宏大叙事的建构与传播。其关键实践方式是不断建构、演绎和传播关于新闻业的制度神话（institutional myths）。当这些根本性的神话受到外部攻击时，修复工作便会启动。例如，迈克尔·科利斯卡（Michael Koliska）的研究记录了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记者们如何应对总统对假新闻的持续攻击，通过反复重申新闻业的社会角色、专业规范和民主功能，从而加固并修复了受到挑战的整个制度神话。
制度修复也可以是一种内省式的、修正主义的实践。尼基·厄舍（Nikki Usher）和马特·卡尔森（Matt Carlson）提出的“历史第二稿新闻业”概念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如何通过其新闻实践来修复其在历史上助长系统性不公的遗留问题。这一实践正是制度修复的典型体现，它试图通过重塑历史叙事来修复新闻业在当代社会中的存续根基，实现重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公正性的“制度神话”目的。而置于中国语境下，新闻业的制度调适呈现出独特的行业与社会逻辑，核心在于实现新闻业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适配。近年来，面对媒介融合转型带来的深层行业压力，主流媒体机构不仅在技术层面推进“深度融合”，还在制度层面通过构建“新型主流媒体”发展话语，夯实行业存续与发展的合理性基础。例如，从中央到省级主流媒体，再到县级融媒体中心，均在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普遍强调其“舆论引导”“服务大局”的核心功能。这种行业叙事既契合新闻业的专业属性，又呼应了国家治理对公共信息服务的需求，最终旨在明确其作为社会治理重要支撑的行业定位。此外，针对行业内出现的个别违规事件，管理部门与新闻机构还倾向于将其转化为完善行业规范的契机，通过发布新的行业准则或成立相关伦理监督机制（如针对生成式AI应用的伦理规范委员会），向社会展示行业自我规范、自我提升的能力与决心。不难看出，这种制度调适实践本质上是新闻业通过主动契合社会治理需求、完善行业运行规范，进而重申自身行业价值、巩固行业发展根基的过程。这一逻辑既符合中国新闻业“服务国家治理、融入社会发展”的实践导向，也奠定了主流媒体融合发展与基层治理互动的基础，凸显了制度调适在破解行业转型困境中的核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修复本身也是一个策略性的政治过程。聚焦中国语境，主流媒体集团在媒体融合转型的背景下，正是通过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举办行业高峰论坛、打造媒体智库等多元方式，重塑自身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这已超越单纯的新闻生产范畴，而成为一套向国家与社会重申自身制度价值、巩固存续根基的宏大叙事建构。事实上，当面临结构性冲击时，行业在位者往往会采取从公开抵制到幕后谈判、再到重塑规则的一系列策略，以此修复被破坏的制度并维护其既得利益。
综上所述，以上四种类型共同构成了新闻业修复工作这一整合性概念框架的核心分析维度。这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由内而外的嵌套式层级结构（见图1），揭示了修复工作的系统性关联与传导机制。该视觉设计采用双向箭头结构，旨在呈现修复工作的双重取向维度。在此结构中，各维度具有明确的功能定位：（1）规范层构成了专业身份认同的核心，决定了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2）关系层调节着新闻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直接影响其社会声誉；（3）边界层界定了职业的自主范围，用以区别于其他社会领域；（4）制度层则确立了新闻业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定位，是其社会认可的最终来源。这一结构揭示了新闻业修复工作内部的系统性关联与传导机制。各层级之间存在着条件依存关系，其中，内层是外层的基础，内层的规范失灵等功能性失效会逐级向外传导，从而引发关系破裂、边界侵蚀，最终演变为最外层面的公信力危机。反之，外层面的修复目标（如重申制度价值）也必须以内层面的稳固（如遵守规范）为实践前提。因此，有效的修复工作必然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协同的系统性过程。
三、新闻业修复工作的运行逻辑
在理解新闻业修复工作的四种类型及其层级结构之后，阐明这些修复实践如何在现实中被启动、执行并产生影响是理解其运行逻辑的关键。本节的目标是勾勒出一个具有互动性的过程框架，阐明新闻业修复工作的运行逻辑，其动态过程的展开受到触发机制、主体权力、策略实践三大核心要素的共同塑造。
第一，修复工作的启动源于公众、监管者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核心期望被严重违背。当新闻业的实际表现与其应然角色之间出现落差时，修复的压力便随之产生。这一触发机制具有情境性并受到受众既有认知的影响。正如前文在讨论声誉修复时所引述的，阿佩尔曼等人的研究同样揭示了这一触发机制的情境性：不同声誉的媒体违背读者期望后，会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应。对于《纽约时报》这样的高声誉媒体，在文首进行坦率、显眼的纠错，反而能提升其可信度，因为它超出了读者对机构可能采取防御姿态的预期；而对于声誉基础较弱的媒体，同样的行为则可能加剧读者的负面印象。这表明，修复的压力不仅源于“犯错”行为，还源于该行为与公众对特定媒体的既有期望之间的复杂互动。更有甚者，在政治极化的媒介环境中，受众对修复行为的解读和分析常常夹杂着情感和立场偏见。具体而言，他们的政治立场以及所接收到的精英话语会显著影响其对媒体道歉或辩护的看法，甚至可能导致修复行为产生与预期相反的效果。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当一种长期存在的新闻报道范式持续违背社会期望时，同样会触发修复机制。例如，已有研究指出，中国媒体在报道环境抗争事件时，其报道范式经历了从早期压制性的“抗议范式”到后期更具协商性的框架的演变。这种转变可以被视为新闻业在面对持续的社会压力和挑战时，为修复其与公众的关系、重新调整自身角色而进行的一种深层规范调适。最终，修复工作的紧迫性和规模受到多重因素调节。一方面，破坏事件本身的可见性（visibility）直接影响着修复的必要性与初始压力；另一方面，事件所引发的公共压力强度则共同决定了修复需要达到的深度与广度。
第二，修复过程的展开受到资源与权力的制约，这决定了修复工作由谁执行、为谁服务。修复工作的行动主体是多元的，但不同主体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符号资本方面拥有的修复资源存在差异。拥有雄厚资源的头部机构媒体，其修复能力和效果显然远超一个独立的个体记者。英国《太阳报》便是一个典型例证，当面临外部媒体的猛烈批评时，该报能够利用其自身强大的传播渠道，向其核心读者进行一种内部叙事框架建构，将危机描绘成一个已迅速处理完毕的小事件，从而在外部声誉严重受损的情况下依然可能维系内部的忠诚度。更重要的是，修复工作会受到价值与权力关系的制约，其过程体现了权力的运作。对#MeToo运动中新闻编辑室的系统分析同样发现，修复过程充满了权力不平等：被指控的（通常是资深的男性）记者比指控者获得了更多的发声机会；机构层面最常见的策略是采取解雇员工等纠正措施，这是一种快速切割、避免对组织文化进行深层反思的便捷方式；而被指控者最常用的策略则是攻击指控者。这些发现揭示了修复工作在实践中可能偏离其公共性目标，转而服务于维护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特定精英的利益。
第三，修复的最终实现依赖于一套在互动中被共同塑造的策略与实践。其有效性在与其他行动者（包括同行、公众等）的互动中被共同塑造。具体而言，修复策略的运作呈现出以下关键特征：其一，修复是一个动态的协商过程，新闻业行动者在其中不是唯一的塑造者。戈兰·埃里克森（Göran Eriksson）和马茨·埃里克森（Mats Eriksson）通过对新闻发布会的微观分析展示了这一点。他们发现，记者的提问方式直接决定了政治家形象修复的成败。这表明，记者在修复过程中扮演了共同建构者的角色。与此同时，新闻业自身的修复同样离不开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其二，这种多方参与的意义协商过程在宏观的危机事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例如，在中国知名都市报停刊事件中，围绕“危机”的阐释形成了复杂的元新闻话语场域：报社官方倾向于发布宣告式的告别话语，而员工和前员工则生产出充满情感的纪念话语与怀旧话语，行业同行与公众则更多地参与到关乎未来的转型话语建构中。这表明，修复工作的意义是在不同行动主体的多元、甚至相互冲突的阐释中被共同塑造的。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意义的塑造过程带有一种公开的“仪式性”特征，新闻业通过公开讨论、行业批判等方式，向社会表演其自我净化的过程，从而在话语层面完成对范式的再次确认。其三，策略选择与最终效果之间呈现出一种受情境影响的复杂关联。虽然以下案例的直接来源不是新闻业，但它们揭示了修复策略选择的普遍原则同样适用于任何深陷公共危机的组织（包括新闻机构）。例如，对美国空军学院丑闻的既有研究发现，与公关界的普遍认知相反，道歉策略在该案例中与更多的负面报道相关，而强调组织的良好特质等强化策略则更有效。这进一步说明了策略的有效性是情境化的。反之，无效的策略则会导致修复彻底失败。同样，对国际足联（FIFA）的案例分析也指出，面对系统性的腐败指控，FIFA采用的逃避责任和否认策略在媒体持续的负面报道和历史追溯压力下显得苍白无力，最终加速了其信誉的崩塌。其四，这种修复过程中的话语建构本质上是一种为自身行动策略进行“正当化”的努力。在中国新闻业的转型实践中，新闻机构在停刊、改版或创办新媒体时发布的媒体宣言便成为其建构正当化话语的关键场域。在这些宣言中，媒体会有策略地调用传统与创新、政治与市场、分界与合界等多种话语资源为其危机应对策略辩护，并试图在公众、管理者和投资者等多元受众面前重塑自身的功能定位。总体而言，这些策略实践共同构成了一个整合性的工具箱。其核心机制可归纳为通过制度约束未来与通过积极行动展示可信度，其过程则可能呈现出从宣泄到重建的阶段性特征。新闻业的修复实践正是这些不同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组合与运用，其最终效果在与多元主体的对话中被共同建构，其成败最终取决于能否在转型的新闻图景中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与参与。
四、结 语
面对数字时代新闻业信任持续受损、边界日益模糊、核心社会功能备受质疑的严峻现实，本研究将此常态化困境定义为一种“制度性断裂”。为理解新闻业在此背景下的多样化应对行为，本文引入并系统阐释了“新闻业修复工作”这一启发性概念。此项工作的核心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整合性概念分析框架：首先，界定了新闻业修复工作的内涵，并将其与危机公关等邻近概念进行了辨析，明确了其兼具对内与对外双重维度的核心特征；其次，构建了一个包含规范、关系、边界和制度四个层面的嵌套式分析框架，揭示了修复工作的多重面向及其由内而外的传导逻辑；最后，从触发机制、主体与权力、策略与实践三个维度阐明了修复工作的动态运行过程。这一系列工作共同构成了一个用以分析新闻业在逆境中自我维系与调适行为的理论框架。
在理论层面，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新闻学研究“理论化”进程的响应和推动。近年来，面对数字时代的复杂挑战，新闻学界已涌现出一批重要的理论建构成果。例如，在数字时代的前提背景下，为修复知识失序，已有研究整合了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视角，旨在系统识别和把握数字公共领域的认知权威。菲比·马尔斯（Phoebe Maares）和福克·哈努施（Folker Hanusch）为审视新闻业日益模糊的边界现实，在借鉴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视角发展了周边新闻（peripheral journalism）的二维分析框架，用以对多样化的新闻行动者施以动态的系统分类。同样，反观新闻业内部演化，新闻业行动者期望（expectations of journalistic actors）概念的构建，也为理解新闻业行动者所面临的多重压力提供了整合性分析视角。本研究所提出的“新闻业修复工作”框架正是在这一脉络下的延续与深化。它通过修复工作这一启发性概念，将范式修复、边界工作、信任重建等既有研究议题整合于一个统一的分析体系之下，揭示了这些看似孤立的行动实则服务于维系新闻业整体社会存续根基的共同目标。更重要的是，该框架连接了新闻业的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实践行动，展现了二者间的互动逻辑，从而为弥合新闻社会学研究中宏观与微观分析的鸿沟提供了可能的路径。这有助于推动对新闻业应对行为研究的理论化进程，即从描述具体现象转向建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从而更系统地理解新闻业的能动性实践。
在实践层面，这一框架同样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一方面，对新闻从业者与媒体管理者而言，该框架是一个战略性的诊断工具。它能帮助从业者辨析挑战的根源，区分其是源于内部的规范失灵、外部的关系破裂，还是职业边界的侵蚀，乃至更深层的制度根基动摇。这种诊断，有助于推动超越表面公关的系统改革，避免用暂时的形象修复来掩盖根本性的结构问题。这不仅适用于危机应对，还为媒体在战略转型中预判风险、维护专业根基提供了思路。另一方面，对公众、研究者和监管者来说，该框架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批判性分析工具。它帮助外部观察者将审视的焦点从孤立的公关行为转向其背后的结构性变化。例如，不仅是看相关新闻媒体是否道歉，还要追问其内部规范是否得到实质性调整；不仅是听其如何宣示职业边界，还要检验其是否真正转化为维持专业自主性的行动。这种将表层行为与深层结构相关联的审视方式，有助于穿透公关辞令，辨别出哪些是推动行业进步的结构性变迁实践，从而促进更有意义的媒体问责与改革讨论。
当然，任何理论框架的生命力都在于其开放性与可检验性。对于这一概念性探索，为推动“新闻业修复工作”框架从概念构建走向实证分析，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路径对其进行操作化：第一，规范修复的操作化路径。可通过内容分析法等考察特定危机事件后，行业媒体、专业论坛中的元新闻话语，分析其对越轨行为的定性、归因及对专业规范的重申话语。同时，可通过机构分析，追踪涉事媒体是否出台新的编辑政策、伦理准则或内部惩戒措施。第二，关系修复的操作化路径。可采用多重研究方法。例如，通过前后测的问卷调查，评估媒体的道歉、纠错等修复行为对公众信任度、感知可信度的实际影响。亦可通过深度访谈，探究新闻从业者与核心信源在经历信任危机后，如何通过互动实践重建合作关系。第三，边界修复的操作化路径。可聚焦于新闻业与新兴行动者（如自媒体、平台方）的互动场域。通过话语分析，研究主流媒体在报道或评论这些行动者时，如何使用“污染”与“净化”等修辞策略来划定边界。在实践层面，可考察新闻机构在内容分发、版权合作、人员招聘等方面，与平台方、MCN机构制定的规则与区隔策略。第四，制度修复的操作化路径。可分析媒体的年度社会责任报告、重要节点的献词或社论以及媒体高层在公共场合的演讲文本，探索其如何建构关于新闻业社会价值的宏大叙事。此外，跨国比较研究亦可揭示，在不同政治经济与媒介生态中，新闻业为论证其制度必要性所采用的迥异策略。
最后，一个具有研究潜力的议题是修复工作的“生产性”维度。这要求我们超越防御和恢复的视角转而追问：新闻业的“受损-修复”过程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一种创新契机？例如，一次伦理危机是否可能催生出新的报道范式、更负责任的组织流程或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对这一维度的探索，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修复工作不仅是新闻业维系存续的机制，还可能是其实现变革与再生的动力。
作者简介：白红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简丹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版权声明]本文章发表于《传媒观察》2026年第2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白红义、简丹丹。“新闻业修复工作”：一个启发性概念的构建与应用，传媒观察，202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