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重构的时代：创新与共治”为主题的上海论坛2026期间，作为本次上海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包容平等的人机耦合：城市日常智能沟通的风险与创新共治”分论坛于4月25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本次分论坛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并获IP SHANGHAI上海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及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支持。来自传播学、科技伦理、计算机科学、机器人学与城市研究等领域的中外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智能城市在不同文化、技术与政策条件下的日常沟通实践展开跨学科对话，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嵌入消费、社交、娱乐、教育、健康等城市生活场景后催生的多重风险与治理挑战。与会嘉宾聚焦智能城市日常沟通中的表征风险、自主性风险与平等公正风险，探讨如何激活数智媒介的沟通潜能，推动智能城市创新共治，提升市民数字福祉，为构建更加平等、诚实与包容的现代都市文明提供理论洞见与实践路径。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潘霁教授、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杨庆峰教授、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子柯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体与传播系主任Myria Georgiou教授，曼彻斯特大学机器学习与机器人学系Angelo Cangelosi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Jun Yu助理教授，韩国延世大学传播学系Sukyoung Choi助理教授，挪威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文化跨学科研究系高级执行官Yu Cheng女士，以及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魏忠钰副教授等嘉宾出席会议并展开深入研讨。
图为分论坛会议现场
聚焦智能城市日常生活，重新定位人文价值坐标
下午13时30分，分论坛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智库楼402会议室开幕。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潘霁教授代表主办方致开幕辞。他指出，会议汇聚传播学、科技伦理、计算机科学、机器人学等多学科力量，在对话中回应智能时代城市生活的关键问题。面对智能媒介带来的现实张力，智能城市讨论不能停留于技术效率层面，而应进一步追问数智城市中的人文价值的重构。潘霁教授强调，随着城市居民与非人智能互动日益紧密，“人”的边界、主体性及其价值基础正在被新的媒介条件重新定义。学界不能停留于现有理论的逻辑推演，更需深入城市文明转型的复杂经验，从当下现实问题出发，推动理论和方法创新，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图为中心副主任潘霁教授发言致辞
随后，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杨庆峰教授围绕新发布的《智能契约伦理：弥补超级智能与未来人类的鸿沟》研究报告作主旨演讲。他指出，2026年的报告是在2025年《超级智能：少数派》报告基础上的提高版。2025年报告强调超级智能（ASI）已不再只是遥远想象，而是需要严肃面对的现实议题。2026年报告突出了超级智能风险的伦理应对方案。传统风险治理以“识别、量化、治理”为路径，将风险视为边界清晰的外部事件。但在超级智能的场景中，核心风险更多来自人与智能体关系结构的深层变化。杨庆峰教授借助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的“球体理论”重构超级智能风险的特征，指出人类与智能体是彼此嵌入了亲密性、共同生存与社会环境之中的关系共同体。他认为，应从“社会契约”走向“智能契约”。智能契约是可修订、可协商、可持续调整的关系桥梁。
图为杨庆峰教授发表主旨报告
激活技术沟通潜能，创新智能城市治理
接下来的主旨发言环节由杨庆峰教授主持。与会嘉宾围绕智能城市沟通中的城市居民可见性、机器人认知机制、数字不平等、城市可溯源性与市民参与等议题展开讨论，形成了智能技术、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多维对话。
Myria Georgiou教授以“人工智能、城市与被（消隐）看见的城市居民”为题发言，从批判人文主义视角反思AI、城市治理与居民可见性之间的关系。她指出，数智城市讨论长期受技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叙事支配，而二者都默认了一个抽象的“普遍人类”主体。以伦敦为例，她分析AI分类、监控与图像再现如何生产“自我/他者”的边界，并将移民、种族化群体及寻求庇护者排除于主流城市想象之外。她主张推动技术去中心化，将日常生活中具体、多元且处于差异结构中的城市居民重新置于智能城市讨论的核心。
图为Myria Georgiou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Angelo Cangelosi教授以“认知机器人学：从婴儿到机器人与人工智能”为题发言，强调机器人与AI的语言理解不能仅依赖符号匹配或大语言模型，而应建立在具身认知、多模态感知与发展心理学的基础上。他借“中文屋”思想实验指出，系统能够生成正确回答，并不等同于真正理解语言。结合机器人语言学习、手势识别、抽象词与数字概念学习等实验，他说明机器人需要像儿童一样，在视觉、动作、触觉、情绪和情境互动中逐步建立语言与世界的关联。
图为Angelo Cangelosi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Jun Yu助理教授以“能力的不对称：人工智能、知识机构与分配框架的限度”为题发言，指出当前AI不平等研究多停留于资源分配框架，强调技术获取与技能差异，却忽视更深层的能力结构问题：个体在AI条件下是否仍能保持判断力、作者性与责任承担能力。以伦敦与巴黎的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知识机构为例，他指出，专业实践并非简单排斥AI，而是在“增强专业判断”与“替代专业判断”之间进行区分。真正的不平等不在资源占有，而在于谁的判断被承认、谁能保有署名权与可问责性。他指出未来专业工作的风险并不仅是岗位消失，而是人类劳动逐渐空洞化，沦为为机器输出的纯粹背书。
图为Jun Yu助理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Sukyoung Choi助理教授以首尔为例，围绕“城市可溯源性悖论”展开主旨发言。她指出，智能城市依赖闭路电视监控系统（CCTV）、公共Wi-Fi、GPS及车辆摄像等基础设施提升了安全治理能力，但这些高度细化的数字痕迹也可能在生成式AI与深度伪造技术作用下被重新组合，成为操控现实的素材来源。她强调，风险并不局限于官方系统安全，而源于城市数据生态的碎片化结构。基于传播心理学，她提出“认知脆弱性”概念，指出当“所见即真实”的经验被削弱后，个体被迫承担真实性判断责任，社会信任体系也将面临系统性压力。未来的AI治理，需关注技术如何嵌入城市与人类感知结构，通过公共素养与制度机制重建信任基础，使智能城市成为增强人类能动性的空间。
图为Sukyoung Choi助理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Yu Cheng女士以其参与的欧盟Robotics4EU项目为案例，她指出，目前机器人技术已进入医疗、工业、基础设施维护与日常城市生活，关键问题不再只是“能否造出机器人”，而是技术为谁而造、谁将受益、谁被排除在外，以及谁有权参与塑造未来。她强调，市民参与并非机器人创新中的象征性点缀，而是建立公众信任、技术合法性与社会可持续创新的实践条件。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不应只停留于技术项目下游的伦理补充，而应成为创新治理中不可缺少的认识论伙伴。
图为Yu Cheng女士发表主旨演讲
激活未来智能城市想象，共议人机耦合新路径
主旨发言环节引入之后，分论坛开展了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围绕智能城市中的人类主体性、AI代理与社会模拟、机器人理解机制、技术自主性边界、市民参与、城市公共生活与未来城市想象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进一步推动技术、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跨界对话。
圆桌对话由潘霁教授主持。他进一步追问：当城市居民与AI系统、机器人和非人智能体发生日益密切的互动纠缠，人如何继续不断更新意义生成、创造有尊严的城市生活，并在都市生活不同的具体场景中重构主体性。
围绕潘霁教授提出的问题，张子柯教授指出，当前语言智能体已可用于模拟社交媒体用户行为、公共事件反应与群体意见变化。通过对用户历史信息进行建模，研究者能够预测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公共事件的表达倾向；通过大规模智能体代理模拟，也可以在宏观层面对社会意见结构进行预测估计。他强调，这类技术并不意味着AI能够完整还原每个个体的生命经验，但它可以在群体层面捕捉行为模式，为社会研究、政策制定和公共治理提供新的观察契机。
图为张子柯教授在圆桌对话现场发言
杨庆峰教授回应，随着超级智能逐渐由想象议题转向现实问题，人类不能再简单将自身理解为技术的外部使用者，而需要在与智能体共同构成的生活环境中重新定位自身。未来人机关系也应通过可协商、可修订的伦理机制持续调整。
魏忠钰副教授则从技术机制层面发问。他指出，如果机器人能通过训练像人一样对外部刺激作出反馈，那么支撑这种能力的底层模型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将“机器人是否像人”的讨论从外在表现推进到模型结构、感知机制与认知基础层面。Angelo Cangelosi教授回应道，其机器人模型并不单纯依赖大语言模型，而是通过整合语言、视觉、听觉等多通道信息的多模态认知神经网络来进行学习。
图为魏忠钰副教授在圆桌对话现场发言
围绕“AI是否只是工具”这一问题，与会嘉宾展开进一步深入讨论。
张子柯教授认为，人类使用工具获取知识、实现目标，AI当然可被视为工具；但与此同时，AI也打开了理解社会的新窗口，使某些原本难以触达的群体意见和潜在反馈进入公共讨论。
杨庆峰教授则认为，如果AI仅被理解为工具，其代理潜力就会被低估；在超级智能语境下，AI更可能成为一种“超级代理”，重新塑造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影响人类尊严与社会秩序的理解方式。
Angelo Cangelosi教授提醒，AI一旦具备自主性，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完全可控的工具，人类在委托AI进行决策时，必须理解这种委托可能带来的后果，并同步建立相应的解释、限制和责任机制。
Myria Georgiou教授指出，理解智能城市不能将城市变化简单等同于技术变化。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希望通过技术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是更准确的预测、更少的摩擦和更高的效率，还是更加民主、幸福、公正并具有公共生活活力的社会？她强调，技术可以是研究工具，也可以是生活工具，但城市生活不能被技术预测逻辑完全吞没。
Jun Yu助理教授进一步指出，智能城市治理中的“包容”不能停留于原则宣示，而应落实到技术设计和政策制定的早期过程中。他提醒，市民参与有时可能沦为“装饰性参与”，应对这一风险的关键在于如何使市民声音真正进入技术治理与公共决策。他强调，不能只用“公平”“正义”等抽象词汇概括技术治理，而应追问具体的“优化”“进步”“改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城市监控为例，他指出，同一技术可能同时带来安全与暴露：它为一些人提供秩序感，却可能使外卖员、出租车司机等群体承受更高的数据追踪和操控风险。因此，智能城市技术治理需要进一步追问技术收益与成本如何在不同群体之间分配，以及城市秩序究竟是为谁而建立。
Yu Cheng女士从机器人治理与市民参与经验出发补充指出，参与并非一次性意见征集，而是需要长期机制支撑。她回应“装饰性参与”问题时坦言，许多技术治理项目受限于周期、KPI和行动者连接不足，往往难以在项目结束后持续作用。因此，真正有效的参与不仅要邀请公众表达意见，更要将其嵌入持续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反馈之中。她还强调，技术采纳必须结合具体政治结构、社会条件与文化语境加以理解，欧洲经验不能被简单移植到上海或其他中国城市，而应在地方实践中进行本土化改造。
围绕“替代性城市想象”问题众多嘉宾展开了热烈讨论。潘霁教授指出，技术只有嵌入具体历史、文化和社会纹理之中，才能真正成为有意义的技术。因此，智能城市治理不能停留在“平等”“包容”“以人为本”等抽象表述上，而应通过具体城市、具体场景和具体机制来说明技术究竟如何增进人的福祉。他也将这一问题与次日复兴岛工作坊相连接，期待通过与青年学生的对话，进一步想象AI如何成为未来城市生态的一部分，以及这种生态应如何服务于人的生活、交往与创造。
Angelo Cangelosi教授从“谨慎乐观”的立场出发表示，AI与机器人可以帮助人类，但不能被理解为人的替代物。他以社交媒体对青少年认知发展和社会互动方式的影响为例提醒，社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意识到新技术的深层风险，而AI可能带来更快、更广泛的影响，因此必须更早建立面向儿童和脆弱群体的保护机制。
Sukyoung Choi助理教授也从城市可溯源性与认知脆弱性的角度补充指出，智能城市治理既要建立面向所有人的基础性保护框架，也要为更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提供差异化保障。
总体而言，圆桌对话在主旨发言基础上进一步表明，建设包容平等的人机耦合城市，不仅需要技术创新，也需要价值辨析、制度设计、公众参与以及具体生活场景中的持续协商。智能城市的未来并非单纯由算法、机器人或自动化系统决定，而取决于人类能否在技术深度嵌入城市生活的过程中，持续提出问题、重建关系，并共同塑造更加平等、诚实和包容的城市文明。
上海论坛创始于2005年，由复旦大学与崔钟贤学术院联合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论坛依托复旦大学的学科优势，立足上海，始终秉持“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的宗旨，已成为国内高校举办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论坛之一。时值“十五五”开局之年，论坛以开放包容之姿汇聚全球智慧，推动创新与共治深度交融，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注入新动能。
2023年10月，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上海论坛2023”高端圆桌暨亚太可沟通城市研究联盟首届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论坛聚焦“数字生活与城市形象”，获得央视网、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权威媒体关注，形成了较好的学术与社会影响。本次分论坛在此基础上，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牵头，联合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共同举办，进一步将问题意识推进到智能媒介、人机耦合与未来城市想象层面，将智能技术想象与全球范围媒介沟通潜能的实现勾连起来，体现中心围绕城市传播、数字媒介与智能城市议题持续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传统。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唯一的传播学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推动“城市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媒介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自2016年以来，中心持续与新加坡国立大学、韩国延世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机构牵头组织全球范围的“可沟通城市”论坛与工作坊，相关活动已在首尔、墨尔本、上海、芝加哥、新加坡、伦敦等地举办多次，逐步形成面向全球城市传播研究的国际学术网络。此次分论坛兼具传播学的问题意识、数智技术的发展关切、城市现实的经验面向与跨学科对话的理论深度，是本届上海论坛中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