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玮（1964—），女，上海市人，新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1983年考入复旦大学，1990年7月起任教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媒介学研究，是媒介理论、城市传播研究领域的引领者。提出“破域”媒介论，阐释数字技术通过打破人机界域重构主体性，关注中国本土数字实践的媒介特征。从经典的新闻学研究出发，逐步深入到理论前沿，开创性地将媒介理解为社会存在的本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播学的话语更新与范式转型。主持了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城市共同体研究：媒介视角下的新都市文明”等项目。代表作有《微信：中国人的在世存有》《破域：数字时代的媒介论》《视频化社会的来临：从ChatGPT展望媒介通用性变革》，主编“中国媒介学”丛书，出版《城市传播：数字时代的媒介论》专著。曾获得教育部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 周奇，《学术月刊》编辑。
本访谈载于《学术月刊》2026年第5期。
○孙老师，您好，谢谢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您的学术生涯起步于新闻学与报纸研究，但后来发生了显著的“理论转向”，深度介入符号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媒介学研究路径。是什么契机或思考，促使您做出了这一关键性的学术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思想家或理论对您产生了“破壁”式的影响？
●我理解，这个转向，不仅仅是我个人，也折射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一种历史性变化。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大陆的新闻实践突破宣传框架，越来越突出信息的社会价值，新闻信息的力量彰显了。在这个背景下，传播学开始与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结合，那时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大传播小新闻的观点，认为新闻是一种特殊的传播现象，因此可以用传播理论去解释。这是社会大背景的促动。而个人成长的小环境，就是我读书期间的80年代复旦，那时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读书范围局限在某个专业里，从当时复旦新闻系的本科培养方案（有大量跨学科的学分要求，即我们现在所讲的人文基础），以及一座难求的3108讲座，处处都可以感受到学生们急不可耐汲取新知的热烈氛围。或许就是在这种被压抑太久的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总想着从各种视角理解自己的专业。如此一来，不断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不同学科的理论都涉及新闻传播学的一些核心命题，乱花渐欲迷人眼。在80年代复旦胡乱疯狂读书的过程中，不断遭遇激发自己的学者。这里简单说五位吧。在接触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本雅明对于城市和媒介经验非常个人化的敏感体察，以及暧昧幽深的表述，与那些宏大理论形成巨大反差，让我着迷，原来学术也可以这样做。遵照复旦各类课堂上的教诲，任何理论都要讲学术脉络，我就去追溯传播学的理论源头，于是发现了维纳这个控制论的提出者，竟然拿的是哈佛哲学博士学位，我们一般理解他是工程学方面的专家。也是基于同样的思路，找到了传播学另一位开创者帕克，是城市社会学代表人物，学科边界在他们那里根本不是问题。在媒介产品越来越小，可以随身携带（比如移动电话、随身听等），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出现后，我感觉到媒介和身体的关系突显了，就去接触身体理论，如此梅洛-庞蒂就与哲学课读过的伽达默尔、海德格尔一起浮现了。新技术浪潮席卷全球时，赶忙去读技术相关研究，发现了斯蒂格勒等等一大波技术哲学、后人类、主体理论的学者和理论。我理解所谓破壁，就是强烈意识到盲目地将自己局限在学科边界中，未免太鼠目寸光了，真问题才是要把握的。创新恰恰在理论和经验的缝隙处。
○您曾提出，理解数字时代的媒介，核心是认识到其“可编程性”。这个极具创见的概念，是如何在您对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和数字媒介（如手机、二维码）的对比观察中形成的？它为何比“数字化”更能揭示当下的媒介属性？
●这涉及我近年来做媒介理论研究的一个体会，当然也是很多人文学者的共识。对于媒介，人文研究要弄清楚其中的技术逻辑，这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任何阐释和批判都是无的放矢，不但无用甚至有害。就像我们现在谈及印刷媒介的社会影响，都会意识到“印刷”这个媒介技术本身的重大影响。“可编程性”与“数字化”相比，就是更直接地点出了数字媒介区别于传统媒介的特点：不再只是“呈现内容”，而是能被代码定义、修改、自动执行的行为。比如现在某些冠以“平台研究”的研究，并没有注意到数字平台最重要的技术特点“可编程性”，因此谈及平台权力与大众博弈时，还是延续传统思路，如资本对平台结构、产品内容的控制以及用户就此层面的被收编或反抗。如此，遮蔽了在软件层面展开的“可编程的”权力与权利之争。数字媒介的这种技术逻辑，改变了大众接触媒介的方式、媒介介入社会的方式，更多地以非信息内容的方式来实施，比如软件的开源与闭源。如果缺乏这种基于技术思维的洞察，不免隔靴搔痒。
○您以上海为“实验室”，开展了大量关于城市传播的经典研究。您为何选择上海？这座极具混合性（现代/传统、全球/地方）的城市，为您思考“媒介与城市”这一核心命题，提供了怎样独特的方法论启示和理论滋养？
●上海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是我母亲的故乡。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我从小就在中国南北五六个城市辗转，“居无定所”。而上海，由母亲从语言、饮食、穿着、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一个个寒暑假从天南地北奔赴上海探访母系亲友，感受到的这个城市既那么熟悉，又似乎是全然陌生的。大学进入复旦，全家早一年定居上海，越来越觉得，于我而言，上海和复旦在气质方面有深层的契合，自由、杂糅、漫不经心，任何异质性都可以被这座城市、这个学校包容、吸纳，生长出它自身的品质。后来从新闻学报纸研究的视角写都市报，接触了蔚为大观的城市研究，才深切领会到上海独特的城市性与个人经历的奇妙共鸣。上海成为我理解自我、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切入口，用媒介考古学家齐林斯基的理论说，上海是我从个体接入社会、从生命经验接入学术研究的一个奇妙“孔洞”。上海永远在流动，无法被任何本质固化，但又一直保持鲜明的城市性，这种看似矛盾的城市性，为我的城市传播研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珍贵经验。
○您一直强调要超越“媒介是工具”的传统观点，提出媒介是“社会存在的本体”。能否请您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二维码、导航软件或社交媒体）向我们通俗地解释，媒介是如何“构成”创生出我们所处的现实乃至我们自身的？
●这个观点是不少媒介理论学者的共识。从“工具论”转向“存在论”，是很多传播学研究者在最近十余年间共同经历的一个转向。我这次的文章，更想进一步将存在论推进到生成论。但我想解释的一点是，这种转换，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非此即彼，如德国媒介理论家克莱默尔指出的，这是一种视角的区分与转换，但是两者也不是半斤八两差不多，存在论比工具论具有范式和解释力的优先性，就是更加基础和重要。最简略地说，存在论和工具论之不同，涉及主体与媒介、技术之关系的认知，存在论并不假设一个先于技术媒介的主体，这正是工具论的前提。比如二维码，从工具论视角出发，它被视为一种实现人目的的新型媒介工具，简化了各种类型的交易、交往、交流，效率大大提高了。而存在论则认为，它作为人与数字系统交互的新型界面，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与外部世界的交转方式，开启了新关系、新世界，人的存在方式被彻底改变了。我们留心一下二维码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就可发现它无处不在，老太太卖葱、公共交通票务、直播付款的商业交易；加微信、进群、投票等的社会交往与公共参与；验明正身的就医、参观、游览；建筑、物品、实体空间的线上信息；等等，五花八门难以总体描述。最简略地概括之：二维码是我们每个人的数字分身，它是个体介入各种社会系统的界面，因为数字系统已经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必须有能够与数字系统的交互方式，二维码就是现阶段的其中一种。它成为我们存在于世的座架，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和生活。
○您提出的“城市即媒介”这一著名论断，将城市整体视为一个巨大的传播界面和意义生成装置。我们应如何从日常经验（如逛街、打卡、通勤）中，感知到城市这种“媒介性”？这种视角，为理解当下的城市问题（如社区疏离、空间正义）带来了哪些新的可能？
●这个论断不是我提出的，有很多著名学者从各自的出发点提出了这一论断，比如芒福德、基特勒、卡斯特等。我想做的工作，就是结合我们当前的日常生活，将狭义的数字媒介产品使用与城市生活的体验、参与，用“媒介性”这个概念打通。我观察到，个体接入城市系统，自互联网普及后经历了从“窗口”到“接口”的变化，随后又转变为“窗口”和“接口”的交织融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要和外部世界产生关联，要融入城市。比如办理各种公私事务，之前就要去各种机构、组织的实体空间中的“窗口”。后来发展到在线上的界面动动手指即可，效率大大提升了。但是城市生活是否都可以简化为线上点击？当然不能。城市作为媒介，它的价值在于创造人与人、人与空间、地方的多重相遇、碰撞，这也是城市活力和创新精神的来源。窗口和接口，因为有了数字技术，也更因为人们对城市价值的追求，融合在一起了。近年来流行的网红打卡、城市漫步，在我看来，就是城市媒介性的彰显，一方面，人们要亲身体验城市场所、地点、建筑、街道，要与陌生人群聚合；另一方面这种体验、相遇，又经过线上传播（上传、转发、点赞、评论等等）超时空扩散，这两种媒介实践，交织在城市生活中。
○在数字时代，您如何看待线上线下交叉构成的新型邻里关系？您所探讨的、基于数字媒介的“第三种交流”，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培育出新的、有韧性的社会连接与共通体形态？
●在互联网普及大众生活时，穆尔关于赛博空间的观点给我很大启发。他指出赛博空间既非线上也非线下，或者说是融合了虚实，是继人类物理空间、想象空间之后创造的第三种空间，这种空间的技术基础就是数字媒介。基于此，我们现在的交流方式就是交织虚实的“第三种交流”。这即使不了解媒介理论，也能从当前的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以真假、好坏的两元对立论去简单区分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交流，而是要看到综合两者的第三种交流正在产生强大的现实力量。这种新型交流方式为我们重建地方感，创造了契机。近年来城市漫步成为一种全球性文化现象，就是第三种交流的表现，人们越来越不满足宅在家里上网聊天，纷纷走向城市公共空间，或是参与社区活动，或是游走街道、建筑，进入各类场馆。一个普通市民的日常，就是频繁穿梭在虚实之间。当然这种附近、邻里的复兴，不可能由数字媒介的普遍应用自然发生，它与许多社会因素有关，比如后疫情时代人类对身体体验和面对面交流之意义的重新理解与渴望。当然也与我们对于传播观念的更新有关。因此我很认同南希“共通体”这个概念，我以为，它提倡的一种见证他者、通而不同的传播观，在当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简而言之就是，包容他者的沟通，比一心想要改变受众行为的传播，具有更高境界的文明价值。我喜欢的科幻小说《索拉里斯星》就揭示了，人类终于认识到不可沟通性的重要意义，终于认识到人类并非宇宙的中心，人和宇宙的关系不是“征服”而是融入。
○您近年来非常关注“游戏化”现象，甚至将其上升到生存论高度。在您看来，日常生活中游戏式的互动（如城市定向、AR互动）如何改变了我们与城市、与他人乃至与自我的关系？这种“玩”的态度，对于在数字时代实现技术系统和人类主体性的多种潜能，有什么积极意义？
●电子游戏是计算机技术最典型、集中的体现，因此媒介理论不可能忽略这个媒介类型。尤其是，数字游戏的技术特点，是超越话语叙事的，而传统的人文理论大都建基于叙事理论，对于捕捉数字游戏的媒介影响不免捉襟见肘。因此游戏研究发展出区别于叙事学的另一个重要脉络：游戏学，它关注电子游戏的技术逻辑及其展开方式，比如过程性、动觉主导，等等。更有学者尝试综合两者，提出游戏具有“程序性修辞”的观点，挑战了具有人文传统的依据语言、文字、图像、数字的修辞学。基于上述原因，电子游戏是一种集中呈现数字、智能技术的媒介形态，而且超越了传统人文研究范畴，催生出新型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从更宏观的层面看，随着数字技术成为基础设施，电子游戏的机制、逻辑逐渐贯穿在社会运作的机制中。公共服务的App、城市网络的电子界面，越来越多设计成游戏形式。我将这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理解为社会的一种游戏化趋势。这提示我们，数字游戏的影响不再仅限于游戏玩家的娱乐及其相关产业，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数字游戏是当前非常重要的媒介，具有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双重意义。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看，玩乐具有随性、自在的特点，具有对抗机械理性、激发想象力、创造性的价值。而玩乐，是市民参与、探索城市空间，形成公共交往的重要方式，据此，有城市研究者提出“可玩城市”的概念，接续列斐伏尔主张的市民日常生活的“城市权利”，通过市民的玩乐，塑造城市文化。当前游戏（game）与玩乐（play）在很多大众城市实践中融合在一起，既包括线上的电子游戏，又穿梭到线下实体城市中，打开了市民、玩家创造城市公共文化、参与城市公共治理的新面向。这大概就是我想开始涉足一点点游戏研究的原因吧。
○您的研究非常强调“具身实践”和“感性经验”，这与传统的实证研究路径很不同。在方法论上，您是如何捕捉和分析这些看似“缥缈”的体验的？您认为这种注重“体感”的研究，其最大的挑战和魅力何在？
●方法论意识，在我学术成长的过程中，是很晚才有觉察的。我现在甚至回想不起来80年代本科、硕士期间我听过专门讲方法的什么课程，总之，缺乏研究方法的系统性训练。后来伴随相关理论的学习，慢慢有了一些方法的概念，比如文化研究的符号文本阐释方法，传播学研究质化、量化方法等等。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智能媒介引发的传播实践巨大转型，方法论愈发重要。我本来基础就差，目前更要有方法论创新的意识，这是我面临的巨大挑战。简略说来我意识到：不存在中立的、万能的方法；方法总是与研究问题以及处理的经验有关；采用什么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或者说也决定了研究视野以及问题的价值；当前媒介研究急需创造新方法，大众传播学的那些方法不但不够用，有时还限制了研究者的想象力。所谓注重“体感”的研究，最大的挑战在于，没有一种现成的方法可套用，这非常考验研究者的理解与阐释能力；最大的魅力也在于此，研究者想象力的自由发挥余地很大。我常常琢磨，齐美尔、本雅明的都市研究，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在城市里漫步观察，区别于宏大的社会结构政经分析，他们体察的是“社会表皮”，以至于他们的很多研究成果在当时并不能获得正统学院派的认可。软件媒介又要采用什么方法？如果代码运行的机制是“技术无意识”的，即，不通过人类意识、感知运作，那单纯依靠传统社会学、传播学聚焦受众主体经验层面的质化、量化方法，必然会遮蔽数字技术的特殊媒介性。如果分布式网络瓦解了传统的中心化政经结构，那要用什么方法去展开这种新型社会组织的研究？如此种种，都促使我们要加强方法论意识，依据新问题，创造新方法。基于上述粗浅的想法，我觉得时间不等人，不可能坐等适应新状况的方法出现，只有从问题出发，综合多种传统研究方法，不断学习数字媒介研究的新方法，比如软件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摸索适合自己当前研究问题的一些方法。综上，我暂且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理解为一种实践的方法论。
○您在访谈中多次提到“破域”这一概念，强调数字技术通过打破人机界域重构主体性。在您看来，中国本土的数字实践（如微信、短视频、二维码等）是否呈现出与西方数字社会不同的“破域”逻辑？这种差异是否可能催生具有中国理论自觉的媒介学范式？
●德布雷在他的媒介学中提出过一个观点，技术整合，文化分割，是说技术趋向于一致性，但它在不同的文化中会呈现出差异化的状态。从这个道理出发，中国本土的数字实践肯定会呈现出与西方数字社会不同的“破域”逻辑。但要展开具体分析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因为本土文化的影响维度太多太复杂，很难用民族国家的一个面向可以框定，更何况中国文化的地域差异性很大；另一方面技术接入社会的差异性与同一性是紧紧伴随的，其状态是高度情景化、动态化的，要警惕落入文化本质论的陷阱。研究者需要在高度动态的媒介实践中捕捉本土化经验的特殊性。以微信为例，类似技术逻辑的社交媒介在全球有很多，但如果结合本土化经验，有很多特殊逻辑可以挖掘，比如与人情、面子、扎堆、抱团、本土化家庭观念与工作群体互动礼仪等等结合；再如微信支付、微信元宝、微信龙虾等等，要在国家政策与法规（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伦理观）、行业竞争（中外互联网大厂）、技术全球发展态势、大众隐私安全意识等不断交织变化的进程中观照。如此，这种破域逻辑，就与西方社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所谓具有中国理论自觉的范式创新，仅仅对本土化经验的观照是不够的，不免陷入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僵化模式。中国学者要培养自身的理论思维，这个理论思维还要具备与世界学术同行对话的能力。就AI研究来说，中国文化对于主体、理性、语言的认识，与西方主流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异，如天人合一、有无相生、欲辨已忘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底层思维方式或潜藏于中国学者的日常生活中，或直接是知识体系的有机部分，再与西方理论杂糅，就构成了我们独特的理论思维，使得我们在人工智能与主体之关系的理解方面，就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这种理论自觉，得益于本土化智能媒介实践的刺激，有望回到理论层面，创造中国的理论范式。
○您不仅是研究者，也是一位深受爱戴的老师。您如何将自身前沿的学术思考，转化为课堂上能激发学生共鸣的“接口”？对于希望进入传播学这一领域的青年学子，您认为最重要的知识装备和心性品质是什么？
●保持对世界和人类的好奇心；不被身边琐碎事务、观念、情绪纠缠的能力；从平凡的日常生活、重大的公共事件、浩瀚宇宙、个人内心深处等方方面面，穷其所能，挖掘传播、媒介之意义的冲动与意志力。其实这些大概就是我与学生在课堂上的接口，做得好的时候，能够激发学生思考的时候，就是我这些感觉不由自主迸发的时刻；表现糟糕的时候，就是我自己沮丧绝望，无法呈现这些品质，只能以枯燥的说教而不是自己的体验，和学生交流。孩子聪明得很，他们什么都明白，都会体验到。老师上课、讲座和学生交流，都是在呈现自己，靠职业训练的短期表演，是非常有限的。我做老师三十五年，常常像反刍一样琢磨自己课堂上、读书会中的愚笨话语，反复经历那种“这次又没有讲好”之懊恼、沮丧、自责的心情，这是我做老师以来一个持续性的噩梦。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学相长从来不是一句套话，要实现非常艰难，学生和我的课堂对话，一起读书、共同讨论写作的交流，经年来给我巨大刺激，从很多方面讲，好老师正是优秀学生成就的。
○我们想了解到您生活方面的习惯与您专注、深入的学术思考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共鸣或相互滋养？您的生活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您学术思想的实践？
●是非常紧密的、内在的联系，以至于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需要努力将两者先区分开来。简单地说，没有内在的好奇心、驱动力，读一本书、做一个研究，对我来说非常艰难，难以持续，枯坐在那里，会陷入一个字也读不进、写不出的尴尬局面，除非是应试考试那种，逼着自己僵尸般完成写作机器的任务，那非常痛苦。生活方式的养成有综合原因，个人心性有很大影响，我常常感觉自己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对于社交，有蛮大的紧张感，习惯性逃避，独处给我带来放松感和生长修复的能量；另一方面，对世界充满很大的好奇心，痛恨一成不变。我们那个时代一个常规的作文题是长大了干什么，一半同学都指向科学家。而我的梦想是火车上的播音员：躲在逼仄的空间里用声音与外界机械地接触，便可养活自己，但是视觉乃至身体却可以自由地遍历四方，更可一个人发呆凭胡思乱想驰骋宇宙。这个小时候的“理想”感觉，后来我在上海及世界多个城市街头漫无目的的游走中找到了，我那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自我，终于得以放松，喘息片刻。这一刻，仿佛遭遇了本雅明的都市漫游者，进入了齐美尔的陌生人社会。那些抽象、晦涩的理论，与这种随性的漫步，互相激活了，这是我的生活，也是我的研究。
○在您乐观地展望技术带来的新可能时，我们也面临着监控资本主义、算法偏见、信息茧房等问题，如何在数字智能时代更新对技术的反思与批判？媒介与技术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在数字城市不断地“发现”媒介，在人与技术的多重沟通中创造媒介？
●我不是技术乐观主义者，当然也不是悲观的。用斯蒂格勒的话说，技术具有药性，既是毒药也是解药。无论是人类考古学提供的经验事实，还是技术哲学的思辨理论，都说明了我们的文明与技术有其他物种没有的特殊勾连，人类是唯一依靠基因外进化的物种，技术内化于人类，人类与技术形成了“内共生”的关系。概而言之，人与技术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共生、互嵌的关系。这个预设致使我们不能简单地以乐观与悲观、决定与被决定讨论人与技术的关系。技术与媒介关系很复杂，简单说来，我理解一种技术之所以被视为媒介，或者说发挥了媒介的作用，要看这种技术是否创造了人与外部世界的新型连接、交互方式，并由此促动了社会文化层面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所理解的媒介学：从媒介出发而不是以媒介为对象；将媒介视作一种社会动能而不是等待其他学科给予本质性解释的表面现象。因此我们在做媒介理论研究时，要挖掘媒介的技术逻辑，但不能停留于此，要进一步看这种技术逻辑如何促成了新的交转实践。针对你这里提及的几个批判，有必要不断检视技术的变化引发的问题改变，比如监控资本主义，较多沿用福柯全景敞视监狱的理论，那是基于影像技术的。数字技术一方面加强了福柯意义上的监视，另一方面也开启了抵抗的可能性，有学者就此提出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或可反转权力关系，中心成为边缘化个体的集中监视对象。又如，2025年腾讯研究院发布“信息蜂房”的调研报告，旨在批判、超越“信息茧房”，展示了当今数字技术的开放、民主潜能，当然这并非技术会自动实现，而是有赖于我们的努力。总之追踪最新技术发展，绝不是盲目追热点，而是挖掘技术逻辑，体察大众实践，即时更新理论，才能展开真切有效的研究、批判。
○您在文中提到希望将“存在论”推进到“生成论”。在数字技术不断重塑主体性（如AI生成内容、数字分身、算法身份）的当下，这种“生成”是否意味着主体性的进一步分散，还是可能孕育出新的主体形态？这一转向对媒介研究的方法论又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之所以提出将“存在论”推进到“生成论”，其中一个重要考量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今年爆发的以龙虾为代表的端侧智能体，突显了人—机共生的新特点，智能媒介正在生成新的主体形态，不少学者和人工智能业界人士都认为，这堪称新物种的诞生。考察人工智能的视角很多元，媒介与主体这个切入点的独特阐释力在于，超越工具使用层面，从智能体运作机制入手揭示其生成主体的动能与逻辑。这对于媒介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跨越技术与人文的新要求。媒介理论家马诺维奇提倡，鉴于软件是数字媒介的“元媒介”，应该将媒介研究转为软件研究，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媒介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路径。马诺维奇说，那些擅长软件研究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己会编程，或者直接参与过软件编辑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纯粹的数字技术人员就是软件研究者，软件研究要具备全面的人文社科理论素养和研究能力。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需要跨学科。媒介学视域的软件研究，是揭示软件（技术）的运作与媒介产品的应用（人文、社会）之间的交转关系及效应，软件媒介的作用很多并不经由人类大脑接受信息这个层面产生，是为“技术无意识”。这提示我们，不能沿袭传统传播学的做法，集中在人类主体经验上展开媒介研究，而要深入到智能技术的运作中，捕捉这种运作如何与人类社会发生关联，产生影响。马诺维奇因此提出“文化软件”的概念，它既包括一个具体的媒介产品“看得见的软件”，也包括运作整个社会的系统软件“灰软件”，如智能城市系统。事实上软件研究作为方法论算不上新了，因为这个路径的媒介研究者有很多都可称得上全球著名学者，如基特勒、海勒斯、加洛韦，包括马诺维奇本人，等等，业已产生广泛深远的学术影响。但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种方法论为人所了解，特别是真正能够掌握的，还是少之又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海勒斯所说，经过人文社科传统训练的学者因为缺乏数字技术相关理论和实践，很难理解这种思路。当然我不是说媒介研究的新方法论就必然是软件研究，而是以此为例说明新方法论的一个基本点，是要在深入理解技术底层运作的基础上，来呈现人工智能与社会文化的交互。
○展望未来十年，您认为传播学领域最值得开拓、最激动人心的研究方向是AI吗？无论是您自己正在探索的新课题，还是您对学界同行的期待。
●是也不是。我想借用晏殊的两句词来解释，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AI毫无疑问是新事物，它的不断崛起，必然带来某些旧媒介、旧事物的凋零，花会落去。我相信，未来十年，AI一定成为最重要的媒介，在人类文明的历程中引发巨大革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切断了传统，那些似曾相识的燕子，会不断地从历史纵深处飞来，盘旋在当下，人类积累的经验、知识，生命面对的核心议题，不可能就此消散，AI研究必得嵌入社会文化中，从历史脉络中生长出来。在这种辗转曲折、复杂纠缠的状态中，作为媒介学研究者，期盼能够回应这一历史巨变，踏寻出独树一帜的一条新路。
○您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来回应AI与媒介研究的未来，富有诗意。在您看来，哪些“似曾相识的燕子”（如口头传统、书写文化、图像实践等）将在AI时代以新的形态回归？您本人是否正在围绕这一方向开展新的研究？
●从媒介历史演变看，人类创造的各种形态媒介，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嵌入到智能媒介中，这个趋势目前已经显现，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唤起边缘化的感官，听觉、触觉等等，比如自然语言对话，就是当前智能媒介越来越普遍采用的一个界面，这与人类的口语文化传统形成某种呼应。当然要看到，这种归来并非简单地复现，它的生成逻辑不一样了。一张被数字化的照片只是作为用户观看，和传统摄影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就它的生成逻辑看，这张照片已经成为数字化的一个模块，能够纳入各类数字系统中，实现千变万化的智能装配，获得无穷的意义。我理解的“似曾相识”，就是这种似与不似的双重性。在更宏观的层面，智能技术复活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媒介形态，更是与之共生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思想资源，口语、文字、影像不仅裹挟着它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文化模式，更埋藏着深层次的人类思维，如文字的理性线性逻辑思维；影像的空间动态直觉感知力，等等。当前媒介学视角的AI研究，需要在这种历史文化的回旋往复中开辟崭新范式。本着上述思考，我本人及我们媒介学的学术团队，打算从三个方面展开AI的研究工作，一是追踪当前AI的社会应用，如，端侧智能体的媒介研究；软件研究视角下的中国城市治理转型；web3.0时代的平台研究；智能游戏与社会的游戏化趋势，等等。二是重新书写媒介历史，如，媒介演变史：身体化媒介、社会系统媒介、数智媒介；中国媒介软件发展史（产品、技术、平台、行业等多个侧面），等等。三是媒介学的理论框架与基本范式，如，媒介学导论；媒介学关键概念；个体化视角的计算媒介研究，等等。我们这个团队充分认识到，基于前期研究构想上述计划已属不易，要实现目标更是异常艰辛的工作。但是团队的一个共识是，基于当前AI的发展，人类文明经历巨大转型，在这种时刻，学术的价值、学者的责任在于迎接时代挑战，而不是墨守成规，用新经验验证旧理论。我理解，这也是传播研究的一个契机。成败没有定数，但此刻的努力一定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