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闭幕致辞 -
10月20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数字城市沟通：媒介学的视角——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24）”正式闭幕。会议闭幕式由中心主任孙玮教授主持，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黄旦教授致辞总结。本期推送是黄旦教授与孙玮教授发言的整理版。
黄旦：我今天的发言不是往前看，而是往回看。中心成立四十周年，也是复旦传播学研究的四十年。四十年里，大概二十年有我的参与，这次活动的举办，对我是有触动的。中心这些年的变化，也是我个人学术经历的变化。现在比起谈下一步有哪些设想，不如说说从中心的变化里面，我们自己有什么收获，对未来有怎样的设计或者想象。所以就把这次发言题目定为“领风气之先，探新径来行”。
图为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黄旦教授总结论坛中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新闻系译丛》，登载外国新闻事业的有关资料，以备研究和教学之用。刊物的总第3辑上（1956年11月5日），就引进了“Mass Communication”的概念，先是译成“群众交通机构”，后又改为“群众思想交通”。在当时的背景下，前辈们能把大众传播的概念介绍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
1978年7月，郑北渭先生翻译的两篇文章《公众传播工具概论》《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刊载在复旦大学该年编辑出版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创刊号上，率先开启引介传播学之潮流；11月，《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二期上，又发表了陈韵昭的译文《公众传播研究》。1981年底，复旦新闻系专门向中央有关部门递交了一份报告，汇报了国外传播学研究情况及自己的一些打算。来年1月13日，收到了该部门的复函，函中表示支持开展研究。
1981年，《新闻大学》创办，在第1期上就有陈韵昭的“传学讲座”。到1984年为止，《新闻大学》共出版了8期，“传学讲座”发了七篇。郑北渭老师则是受邀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专门做了关于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讲座，讲稿发表在《新闻学会通讯》1982年第13期上。随后又在《新闻战线》上开设了“传播学简介”专栏，自1983年的第2期到10期，共发了7篇系列介绍文章。从渊源上看，这些前辈为我们传播学做出了切实的贡献。
图为闭幕式现场1978年，日本新闻学会会长访问复旦，为新闻系做了“日本公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之演讲。1982年，施拉姆和余也鲁应邀访问复旦并作有关传播学的演讲。1980年12月，郑北渭老师带着当时的研究生居延安，受邀到檀香山，参加第一届国际传播理论研讨会，并做两个月的短期研究。他们在会上宣读了论文，或许这是中国内地学者第一次参加传播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说，复旦的传播学研究的很多方面都是走在了全国前列。
居延安参会结束以后不仅对当时会议的情况做了介绍，还将“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的1980—1981年的所有研究项目做了译介，意在于破除将“传学”等同于“新闻学”，甚至说它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个流派”的不当观念，使有志于从事传播研究的人，在开始全面研究之前，对之有系统的了解。1981年6月，居延安的硕士论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完成，这大概是我国大陆第一篇传播学的硕士论文。
1984年，三位外国学者来访：美国夏威夷大学新闻系主任路特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传播系主任爱德斯坦，以及借助富布莱特项目来复旦讲授传播学课程的美国学者W•赛佛林。1985年，丁淦林老师以公开信的形式很自豪地告诉系友，复旦新闻系已经和日本、美国一些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据当年的一位学生回忆，除了陈韵昭老师，王中先生和葛迟胤先生在给开设的新闻理论研究课程上，也提到过一些传播学知识。在1983年的复旦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开始出现传播学题目。
1985年的6月11日到13日，复旦大学举办了我国大陆首个跨学科（就复旦的参会者中，除了新闻学，还有来自历史、哲学和文学）且有外国学者与会的传播学学科研讨会，来自国内不同学科的五十多位学者及几位美国教授参会。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在致辞里说到，会议目的有三：一是希望通过讨论，在总体上明确、把握传播学科的研究方向；二是能促进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传播现象；三是希望传播学理论研究能够为解决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服务。就在这个会议上，复旦大学宣布成立“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首批聘请了不同学科的三十多名研究人员。
图为闭幕式现场根据居延安回忆，“当初对传播学的研究是相当初步、谨慎的，因此也是相当浅陋的。尽管如此，我时常怀念1984—1988年那四五年的学界往事”。“复旦5年，我一边挑着新闻系国际新闻专业主任的担子；一边扛着‘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中心’的旗帜，‘上蹿下跳’，组织学术讨论会和当时十分流行的公共演讲；一边自己日以继夜笔耕不止”。自1988年离开复旦出国，“以后整整20年，在我体内再也没有萌发过如当年对一门新学科的激情和执着了”。
200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宣告成立；2001年12月，中心主办了“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会议遵照国际学术会议的规则，是大陆最早的实行匿名评审并设置研究生专场讨论的学术会议。为推动我国传播学研讨会的规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样在2001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自发组织举办学生学术年会，名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是内地第一个新闻传播研究生的学术年会。2002年，由复旦发起并联合全国21家兄弟院校，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传播学同人团体“中国传播学会”。2004年1月，中国传播学会、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国际中华传播学会联合举办第三届中国传播学论坛，这是国内传播学界首次与海外华人传播学术团体合作举办研讨会。从这条线索看，复旦传播学能够走到今天，是有众多的人在里面发挥了作用的。
1981年为复旦新闻系定量调查的元年。就在那年的1月，复旦新闻系77级的5位学生，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判的这一重大新闻传播过程和渠道，做了受众调查。他们选定的样本，是电视实况转播第二天上午9时在复旦图书馆阅览室的学生，以及下午3时在上海图书馆阅览室的读者群体，样本总量为285人。问卷回收之后以手工计算方法予以分析统计。
2002年开始，复旦的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大众传播学》陆续完成并出版成果。该项目以“五W”也就是传播过程的五大环节（传者、媒介、信息、受众、效果）为基本设计框架，勾勒出已有大众传播研究的完整面貌，并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对之做出评析，最终形成了五部专著和一部译著，对传播学界有重大的影响。
2010年，陆晔老师领衔的“新传播形态下中国受众”的调查向全国铺开，2011年完成所有的调查。调查覆盖了除港澳台之外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样本总量超过37000份。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调查，除了样本量大，涉及范围也十分广，研究设计包含了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种理论维度。自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众研究引入中国以来，类似这样多视角描述、分析、概括全国受众的基本面貌和状况，尚属首次。并且研究的大标题中已经出现了“新传播形态下”这样的说法，这说明媒介技术的变化在当时已经纳入我们中心学者的视野中。
复旦其实传播学研究有两条线。从量化的调查来说，复旦传播学研究也是在不断推动，形成了自己的脉络。本次论坛上潘霁、张子柯老师发布的沟通力调研报告，也展现出我们在实证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演进。
2007年，恰值中国传播学研究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在深圳主持召开了对话会，发起我国传播学科自主性的讨论，目的则在于推动立足本土，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中国经验中生成自己的理论。
2010年，我们主办了“理论与经验：海内外华人传播学者对话会”，邀请海内外华人传播学者聚集复旦，以理论和经验的为题，检讨已有传播学研究之路径，最后形成了《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与路径》论文集。
2011年，我们发起召开“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功能主义研究之批判”学术对话会，首次对大众传播学研究的具体路径和范式做清理和反思。
2013年，我们以“城市传播：基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这样一个全新的议题，以中国城市为共同场域，从不同学科视野展示传播与城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辑成出版《城市传播：基于中国城市的历史和现状——跨学科的视野》论文集。
2016年，国际传播学会（ICA）的会后会——“媒介化：数字革命与中国场景”在复旦举行，从新媒体视角，考察、研究、分析及把握传播革命与中国社会的未来。
2018年，我们又与深圳大学联手，召开“作为问题和方法的中国传播研究：中国传播研究再出发”学术恳谈会，意在打开视野，锻造开阔的学科心胸，通过跨学科碰撞改变传播学的研究面貌，提升传播学的学科贡献能力。
2019年，我们携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共同举办“新视野、新方法：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学术话语体系学术对话会”，第一次从体系的高度，讨论开拓传播研究的多种新空间。
可以说，从2007年起，我们就开始持续讨论范式更新的问题。通过这些学术会议，我们试图澄清一些东西，给我们自己开辟出新的路子。在学术研究中，无论我们是反思还是批判，都是为了给自己开路。不是前面研究有什么不行，而是在清理前人研究中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新的站立点。我们也在一步步摸索、探索，试图给我们自己澄清我们后面要走的路。
从研究范式上看，2011年我们把“城市传播”确定为我们的研究核心。以城市为尺度，以媒介为视角，以互动生成为方法论，以此不断探索，努力改变原有的传播研究的方式。
“理论意识、经验取向、全球视野、本土关怀”，这十六个字，是中心一以贯之的学术主旨。第一，从传播学的引进、落地和研究推开的历程中，显示出复旦始终具有开放的胸襟和魄力。复旦始终试图吸收不同的东西。开放，表现在面向世界考虑学科和学术建设，以海纳百川来引新推陈。开放，也表现在从来不固守学科边界，新闻学与传播学是有边无界，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关系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中心现在做的东西，其实也是延续着我们的传统，我们在继承着，也在光大它。守正和创新是不能分离的。
第二，始终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并先后相续坚持不懈，努力探索符合中国自身传播实践和现实经验的理论解释和概念。
第三，坚持以学科、学术为前提、为目标。复旦的研究既是紧贴现实，同时又总是处处以学术着眼，不尚空谈不发空论，以学术的力量为国家和人类服务。
第四，复旦的传播研究，一直是组织化的。
因此，我们中心这些年做的东西，也是沿着继承这条脉络将其推进而已。在这个过程里，和复旦同事之间交流、合作，都有很大的收获。我们都在共同成长、变化。可以说，我们学科变化和个人变化，科研变化和教学变化，都是不可分割、融为一体的。
图为中心主任孙玮教授主持闭幕式中
孙玮：我要说三点。第一点，我是纯正的复旦人，从复旦长大。1983年进复旦，感觉好像待了一辈子。从情感上嵌在复旦里。把个人生命的成长、学术的成长放在中国学术发展、社会发展等更大的脉络中看，我们四十周年意义太大了。感谢为复旦传播学“道统”的延续中，用生命、学术参与其中的学人。第二点，复旦的同事、团队，在事务上、心理上都给予重大支持。感谢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包括更年长的同事、同辈的同事还有年轻的同事。也要感谢我们的秘书，感谢我们的志愿者同学。第三点，未来我们还要产出学术成果，把复旦的传播学学术做得更好，用更高的水准和全球对话。各位都是我们的同道，希望大家未来能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