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李约瑟问题”是关乎技术与东西方文明传统及现代转型的重要媒介学议题，媒介环境学派从文字入手以“模式识别”的想象力回应“李约瑟问题”，但其媒介观内蕴着文字对感知比率乃至社会组织的单向决定论，汉字文明史叙事很大程度上错失了媒介复杂性视域下对中国历史性的理解。以“媒介存在论”总是历史的、多重媒介纠缠的而不能还原为一般“存在”的概念为前提，求解“李约瑟问题”的媒介学理路亦可从图像性汉字“在场”的媒介性及其与声音、数字的特定关系入手，展示汉字存在论在地理与社会组织中蕴含着的空间动力学机制。
关键词：汉字；图像性；李约瑟问题；媒介存在论；中国历史性；
一、从媒介出发：一种求解“李约瑟问题”的方法论
“李约瑟问题”是一个跨越多个学科的世界性难题。对当下媒介学研究而言，它直接切中了（科学）技术与东西方文明传统及其现代转型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媒介环境学派中与之发生最直接关系的，当属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1986年出版的《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明确从文字媒介角度阐发了“现代科学”为何在西方而非中国发生，同时直言其思路延承自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基于两人1977年合作发表的论文《字母表乃发明之母》。间接地看，从“李约瑟问题”也是一个东西方文明不同演进方式之“谜”（the Needham Puzzle）的角度，整个媒介环境学派亦可被视为“李约瑟问题”求解路径中的一种对话。
首先需要澄清一下“李约瑟问题”。《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被公认为对“李约瑟问题”提出完整表述的基本文献，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中指出：自己最早的兴趣聚焦于“西方文艺复兴后期现代科学的发生与发展问题”，在研究过程中自己却意外发现，自己研究的问题“与中国社会早期（从公元前4—5世纪直至公元14世纪）将自然科学应用于人的利益而带来较大的成功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李约瑟问题”就此与更长时段的文明史比较建立了关联。其七卷20余册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本即着眼于“科学与文明”，中译本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为题，是某种偶然性的再创作。正是因其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举凡地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心理等因素均有涉猎，这些研究大体上可分为“内史”与“外史”两个层面，即探究科学研究本身演化，以及展示经济与社会对之的影响。
李约瑟自己的回应是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尤其深受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早期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他从“官僚封建主义”不同于西方贵族军事封建体制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科学”之盛衰的根由。作为一位生物学家出身的科学史家，李约瑟更乐于用社会学来解决“李约瑟问题”。一方面，他相信现代科学的突破之所以只发生在欧洲，与文艺复兴时期特殊的社会、思想、经济诸条件关系紧密，而“绝不是用中国人的精神缺陷，或思想、哲学传统的缺陷就能说明的”；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他又坦承“内史”与“外史”之间勾连的难题。“现代科学”的兴起可以被凝练地概括为，数学假设成功地应用于对自然现象的系统的、实验性的研究，最难以把握的则是，这种新的或实验的科学的成功，究竟是如何与社会的、经济的变动密切地联系起来的。
在媒介环境学派中，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sabeth Eisenstein）与李约瑟的阐释思路较为相似，尽管在进路上有所差异，而对麦克卢汉、洛根这一脉络来说，他们更接近于李约瑟所批评的“自动论”。李约瑟注重“文化”与“社会”之间的解释张力，一方面强调“绝不可忽视许多思想因素的重要性”，这些因素包括语言与逻辑、宗教与哲学、神学、音乐、人道主义、时间观、变化观等；另一方面“最关心的是分析这个有争议的社会，分析它的类型、它的推动力、它的需要，以及它的变迁”。实际上，李约瑟意识到的阐释难题，同样是媒介环境学派的难题。
麦克卢汉以“媒介”为视角和方法论的文明史研究，尝试将二者加以贯通。最典型的就是麦氏从技术决定感知比率这一视角出发，将社会心理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视为主导媒介决定下的“同构”关系，由此在“口语—文字—印刷—电子”时代更迭中比较东西方文明样态的差异。总体上，这是媒介环境学派重述人类文明史的一大贡献，但其中内蕴的“媒介观”有着可以批评对话的空间。特别对麦克卢汉、洛根一脉而言，“媒介”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特定媒介物的技术特性，媒介文明史被笼罩于具有宗教信仰底色的“整体平衡的有机体论”之下。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媒介复杂性视域下对感知与技术、技术与社会组织之间动态互构关系的理解，“李约瑟问题”因此被化约成字母文字决定论下的一个例证。
本文围绕媒介环境学派对“李约瑟问题”的考察，意图借助媒介理论的最新进展反思其媒介观、媒介文明史观，即从“媒介”作为人类境况的居间调节性力量这一视角出发，一方面以媒介存在论为不同于麦克卢汉式的求解“李约瑟问题”的新方法论，另一方面基于此提出一种汉字文明史中的媒介空间动力学解释机制，其关键的理路是从图像化“在场”模式层面重新审视汉字的媒介性。这一理路既是历史的也是先验的，即基于“中国历史性”理解汉字文明史的媒介学动力机制。所谓历史性，此处采用赵汀阳的解释——“存在”总是“历史性存在”，“不可还原(irreducible)为一般存在概念”，这是一个“存在论与历史哲学合一的问题”。从先验的媒介学视角看，“在场”意味着汉字以其特有的中介方式“显现”了“隐身”的、不可见的精神世界，它以文明史原初媒介实践奠定了审视汉字中国“历史性”的媒介存在论，而从“图像”而非一般“象形”语言学范畴出发理解汉字的媒介性，则是媒介学可以对话于文字学研究的新颖所在，例如，围绕汉字究竟是“表意文字”还是与拼音文字相同的“表音文字”，抑或是两者结合，以及汉字本身的构造原则及其演化等问题，海内外学界历来争讼不已。本文所谓图像性，不仅本于汉字研究的重要洞见，如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书契，书是由图画来的，契是由记号来的”，“真正的初文，应当是象形文字”等，更着眼于跳脱一般语言文字学范畴对“汉字”或拼音文字的本质化限定，既立足于“图像性”这一切合汉字本身的特定调节方式，又不将之简化为麦克卢汉式的媒介文明史的单一决定性因素，而是基于“图像性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存在论模式，从其与人类原初性多重媒介形态如声音、数字等的复杂关系入手，揭示其嵌入感知模式、社会组织及意义世界中的演化程式。这一媒介学新视域，有助于将汉字作为中国文明史进程的重要动因纳入对空间动力学机制的描述，从而为“李约瑟问题”探求中的分析性难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新的径路。
本文所理解的“媒介存在论”总是以历史的、多重媒介纠缠的为前提。汉字存在论是以主客“亲近式”的、图像性的整体关联方式建立起中国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这种起于“三代”的原初性媒介调节模式，在与声音、数字等重要媒介的关系上迥异于主客体相断裂的字母文明，进而演化成以“中原”为中心、以自然化等级秩序维护为本的政治地理与社会空间的媒介动力学机制。李约瑟之问，恰恰切中了两种文字存在论在现代遭逢的境况下，汉字文明所面对的“道出于二”之时代断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进路类似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说”：科学理论是“我们的发明”，是“大胆提出来准备加以试探的猜想”，而“观察”也很少是“随便的观察”，“猜想”至少为“观察”提供了一个可供“反驳”的明确方向。本文的“猜想”仅立足于展示媒介学新视域在理解中国文明史演化中的可能贡献——它受益于文字学前辈丰厚的汉字研究、当代海内外别开生面的中国早期书写研究，从媒介学的视角综合汉语哲学与中国历史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但限于篇幅且议题之宏阔，更深入的对话包括对汉字文明历史性更为具体的经验研究将留待来日。
二、文明进程动因的简化——反思麦克卢汉式的汉字文明史观
麦克卢汉、洛根等对“李约瑟问题”的文明史求解，从立足点上体现为两个进路：其一，媒介是文明史“活生生的力的旋涡”，是历史中对人类感官重塑、社会关系组织的再造；其二，文明史因之可划分为口语、文字、印刷、电子的不同阶段，文字出现是整个文明史最重大的一次转折。两者结合起来，就如艾琳娜·兰伯蒂（Elena Lamberti）的总结：“‘野蛮人或部落人’‘文明’‘电子世界’这些词汇马上唤起三种不同的社会构成；它们意味着个人与社会的三种不同的关系，同样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感官规律。在这里所精辟概括的是：表音字母发明之前的世界、表音字母和印刷机之后的世界，以及电力商品化之后的世界。”显然，汉字文明的特征在西方文明映照之下得以阐发。这也是西方中国研究在立场上的一种典型体现，即借助中国重新发现西方自身。
洛根对“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问题的回答，在大量借鉴李约瑟的阐释的同时着意凸显的正是汉字与字母文字之别。洛根的基本思路就是从“西方文化独有而不见于中国的”的现象出发，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有三种，即一神教、典章化的法律（codified law）和拼音字母表。洛根特别强调这三种事物在“摩西十诫”诞生地西奈山同时出现，借助于这个“全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同时出现”的发现，洛根一来从中概括西方文明的典型特征，即“抽象”或适应“普适法则的观念”，中西方“科学”的区分，其核心准则就在于“抽象”；二来由此建立起彼此联系，确立西方文明的根基性逻辑。尽管洛根声称要强调“三种革新的抽象性彼此强化”，但实际上凸显的是拼音字母在因果链条中的底层位置。这也是他对英尼斯观点的引用：
对文字抽象的专注，为血缘关系走向普世道德铺平了道路，为反对绝对王权的先知铺平了道路，也为强调一神教铺平了道路。
自滥觞之日起，字母就是可重复使用的、分割的、相同的元素，字母表是范式的又一个例子。这种理念的延伸导致法典、一神教、抽象科学和演绎逻辑的发展(McLuhan & Logan,1977)。分割而相同的元素组成的字母表范式和机械硬件里的字钉相结合，形成了印刷机、装配线和批量生产，还产生了工业时代通用的组织原理。
汉字文明的特征，就在于西方映照下的缺失，尤其是“抽象”式思维方式与“普世性”社会组织原则的缺失。西方“抽象”而来的一切现代性的事物（从科学到工业装配线及其社会组织），对中国汉字来说均不可能在自身中得以产生。“李约瑟问题”可由李约瑟所轻视的文字媒介解释：一切都取决于“中国人缺少促进分析、逻辑和分类的字母表文字”。从一般性科学问题上升到文明整体，麦克卢汉将字母文明的视觉中心、感知分裂映照于汉字文明的听觉性和感知整体性。其一，从感官延伸角度，“西方人狭隘的理性建立在脑子里纯视觉结构的基础上，它是由拼音文字的延伸性、线性和同质性培养起来的”；中国文明等非字母文明中，则由“充满魔力的非连续性的”的会意语词带来“包容一切的知觉”。因此，他称中国人生活在“听觉社会”中。其二，从社会组织形态的角度，西方文明是个体化的，是以抽象普遍为原则，按照线性序列、可重复的机械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一模式依托表音字母特性进而被印刷机“推向极端”；汉字文明下的中国则处在“天衣无缝的家族网络和微妙细腻的部落结构”中，因统一的整体的“场”而无法接受个体的分离，也无法形成专门化、机械的组织方式。
就“李约瑟问题”的讨论而言，麦克卢汉式的路径凸显了文字媒介对感知中思维模式的决定性作用。“理性或意识本身就是经验的感性成分的比率或比例，而不是赘加于这种感觉经验的东西”，这个洞见联系着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体延伸”的核心观点：“技术的影响不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官比率和感知模式。”换言之，字母文字以构型西方人“无意识”的方式决定了文明演化的深层结构：“千百年来的表音文字已经为它准备好心理上的土壤，从这土壤中诞生了现代世界的特征。”依此，不仅是“李约瑟问题”中涉及的“科学”或“技术”，包括西方现代性蔓延的一切，从民族国家、工业化到资本主义，都被麦氏纳入这一深层结构框架下得以解释。
将文字媒介所构型的思维模式视作文明演化的深层结构，是麦克卢汉一脉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阐释带来的启发，但如前所述，这一洞见受制于其媒介观、媒介文明史观，因此也伴随着某种“遮蔽”。典型的莫过于，其将“文字”孤立化为一种起源性的决定因素，“起源”当然重要，但对此重要性的把握在于如何将偶然性的起源纳入更为开放与丰富的历史演化分析中，这需要更深入地审视文字与其他媒介（如图像、数字）的实践关系，即任何主导媒介从来都是在与其他媒介的复杂关系中展示其主导性运作的。在这一点上，当下广受关注的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关于文字与图像的历史理论就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更值得慎思的是，麦氏由文字特性与潜意识的决定关系直接推定整个感知比率的构成，并由此诊断东西方文明演化的模式及其当代危机，这一分析进路中潜存着不难发现的单向还原论的影子，这使其媒介文明史叙事容易引发与“技术决定论”乃至“西方中心论”相关的质疑。
例如，对于洛根最为关切的“抽象”而言，同样是媒介环境学派的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之思虑就更为审慎，“抽象是语言的最根本属性，是我们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属性”。因而，不能泛泛地讲“抽象”，也不能在汉字与字母文字之间建立起“具象”与“抽象”的简单二分。同样不能简化的是，将汉字文明归入“听觉”以建立一种同步性整体感知模式，而字母文明实则服务于某种分割的非连续性的视觉中心范型。关于汉字与中国思维方式，成中英就将汉字视为一种视觉性文字，是空间性的，而字母文字则是时间性、声音性的。孰是孰非自然见仁见智，毋宁说，所有媒介都不是对单一感官的调节，对其主导性调节模式的阐释需要被置于不同感官关系之中加以审视，这正如W.J.T.米歇尔（W.J.T. Mitcbell）对“图像理论”的提醒——不能把文本与图像“这两种媒介之间明显的实用差别看作形而上学的对立”。换言之，所有文字本身都是一种不同于图像的特定视觉，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之区别恰恰在于不同的“看”的方式以及各自与听觉的不同关系。再如，就“李约瑟问题”所关涉的“现代科学”进行的分析，也不能停留在字母文字与分析性、演绎思维的关系上，这等于为“科学”建立了某种本质化理解。除了以数学对自然规律进行的总结，“现代科学”区别于古希腊“原型科学”的重要特征，还包括运用望远镜等各种观察工具改变了对自然世界的探究方式。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早在20世纪20年代“李约瑟问题”提出之前，就被中国自然科学家任鸿隽、竺可桢等人指出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原因，反而是“归纳”思维的缺失。
麦克卢汉、洛根对“科学”乃至东西方文明比较根基的理解，显然过于受制于以字母文字为中心，尤其是建基于字母文字可拆分构成的视觉性范畴。这种仅立足于字母文字表面属性的视角，既看不到汉字同样的可拆分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模块化、序列化的社会组织，更看不到不同社会组织模式的差异可以由不同“拆分与组合”的差异性调节得以说明。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正是基于汉字部首的可拆分性，从中国语言、文学、哲学，以及社会组织中识别出一种“模块化”体系。在他看来，汉字的五万个单字全部通过选择并组合少数模件构成，这些模件则出自两百多个偏旁部首。换言之，中国模块化体系下生产的标准化、分工和工厂式的经营管理，与中国社会权力组织模式保持着同构，它固然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下的工业模式，却很难说是“拆分”“序列”与“分工”“统合”，只能说是建基于字母文字之上的。在雷德侯看来，恰是汉字所塑型的这种特定的模件系统，才确保了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的连续性，这种“令人敬畏的统一性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
上述质疑并非对麦克卢汉汉字文明观的彻底否定，只是需要指出，麦氏媒介文明史叙事中存在着简化论、本质化残留乃至字母中心论下的遮蔽。正如爱森斯坦对麦氏“去历史化”的批评，麦氏简化了对汉字文明的整体感知理解，以此作为西方文明危机的可能出路，并走向了一种“神谕似的宣示”，所以在此意图下“丰富和深化对历史的理解肯定不是他的目的”。从这一反思出发，要想将文字媒介是文明深层结构演化的动力这一观点推向前进，整合其“技术决定论”中的合理性，就需要在人与自然世界的“时空关系”中审思汉字与字母文字调节方式之差异，尤其需要将汉字置于与声音、数字的关系中，更鲜明地呈现其作为“图像性文字”的媒介性，以及与之同构的汉字文明的社会组织与精神“在场”模式。这种重建一旦实现，从媒介学视角对“李约瑟问题”的求解则会以不同于洛根的别样思路得以展开，其实质也就可被理解为人类文明史中两种媒介存在论模式的现代性遭逢。
三、“象”与“声”之间：汉字存在论与中国“历史性”
汉字文明史的媒介理论重建，需要透彻地重新理解一个众所周知的表述——汉字是象形文字。媒介学若想将汉字视作一种人类存在论的特定的调节媒介，不能仅依靠麦克卢汉以字母文字所建立的参照，甚至也不能完全依靠文字学家，尤其当我们面对的是“李约瑟问题”这样的文明史问题之时。在李约瑟那里，虽说他对汉字的赞美不加掩饰，甚至称之“超过人类创造出来的表达思想感情的任何工具”，但他也承认，“中国文字在形成科学术语方面遇到的困难”远大于字母文字。不过，秉承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进路，李约瑟仅把汉字作为对“现代科学”的形成有所阻碍但程度并不严重的一个因素。
依据前已表明的理路，本文以媒介学视域理解所谓文明深层结构，尽管可从哲学上给它命名为“（集体）思维方式”，但实质上它是一种汉字调节嵌入而成的表达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模式。汉字基于图像性的中介方式，在存在论意义上奠定了一种“距离更近”的主客体关系模式，在政治社会组织方面演化出一种向心性的“逐鹿中原”式的合法性竞逐模式，并以其特定图像性与声音、数字的关系维护着伦理之“道”的在场。本文对此汉字存在论的建构性阐发，基于与汉语哲学、中国历史哲学领域重要研究的对话，在中国历史性下对“存在论”与“历史哲学”的媒介学贯通。这一尝试或可纠正麦氏媒介文明史“去历史化”的一大弊端，同时在别解“李约瑟问题”的基础上，为审视汉字文明的独特演化提供了一个空间动力学的媒介学框架。
（一）近距离调节：作为媒介存在论的汉字
对话性首先来自成中英对汉语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关系的研究。前已提及，在成中英看来，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形象语言是对空间中显现的事物的模拟与掌握；声音语言则是通过时间延续来显示外在事物。就与东西方哲学思维的关系而言，声音语言容易导致意义的抽象或超越——柏拉图主义，而形象语言容易导向形象的具体内在——《易经》哲学。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形象语言与“象形”有关但并不等同，这正是本文以“图像性在场”阐发汉字媒介性的缘由所在。“图像性”所立足的是汉字媒介整体性的调节模式，它既有“象形”，也包含着“象声”对自然之模拟。成中英也正是由此展开对汉字“六书”这一经典命题的重新解释：象形、象声之外，“指事也以形象—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此外，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而“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正是这种“图像性”中介方式，也同时显示着何种精神世界的“在场”。
这种聚焦于文字的哲学思维理解，即一种因媒介在主客体之间“居间”运作而成的原初性文明存在样态。具体来说，汉字以字的形象决定字的意义，它所中介的主客观关系、主客体关系密切相关；世界本身既是一个网络关系的整体，又处在多样性变动之中，汉字在主客体相交中表现为语义的模糊性、概念的整体性与相关性。成中英之所以称“中国文字倾向于视觉中心，空间化”，就在于形象语言是一种近距离的中介方式，“自然”是以“图像性”方式被带入主客体交往中的，因而造就了主客不“隔”的“两极融合”，即整体与关系的思维模式。相比之下，表音字母文字因其字母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信号，其在调节之中就存在着在指向对象（客体）与指向意义（主体）之间的紧张，在这种远距离调节造就的主客关系断裂下，主体必须不断以“概念”与“定义”方式掌握外部世界的固定性、寻找声音的根源，根据固定规则以对外在事物进行重新界定、重新系统化，由此而成一种在主客体两极分化的紧张中不断对抗与调和的文明进路。
联系“李约瑟问题”来看，成中英的这一观点，可以说从媒介存在论的角度更好地回应了“科学思维”在西方诞生的理据。因为科学思维不单是洛根所强调的演绎与分析，它实际上是由“理论建设”（观念思维）和“证明世界”（经验思维）所构成的，而字母文字的内在紧张，推动着主体在面对经验时不断以精确化的固着思考形成“一种理智的调和”，这种调和包含了抽象的概念、原子化逻辑以及线性的因果链条建立等。与之相对，中国的语言方法、思考方式就是“动态关系论”，即伴随图像性汉字所中介的“物我”交融中的非线性的因果相生论，更近于一种“全息自我调整整体动态平衡系统”的思考方式。这种存在论模式并非彻底绝缘于所谓科学式的思维模式，但近距离的“图像性”调节始终把“天道”与“人伦”纳入生存的整体，主客对立的宇宙论、人生论也终究不会成为主流。这也恰是麦克卢汉高度肯定汉字文明价值的所在，汉字感知“具有新的电磁技术那种整体的、统一的‘场’的性质”，因而相较字母文字更容易接近、应对当代“科学”。
单就结论而言，这里对中西方思维模式的阐释与麦克卢汉等人似乎没有大的差别，但二者实质性的不同在于：成中英是将文字置于主客体关系之中加以审视，麦氏则将其作为塑造主体感知的外在延伸。成中英从“空间/距离”出发的汉语哲学思维可被视为“图像性在场”的一般汉字存在论，本文认为还需更进一步：将这一原初性的文明史深层结构与中国历史性的思考相结合，把哲学层面的“空间/距离”纳入历史时空中的关系组织模式，从而将一般的汉字存在论推向一种媒介空间动力学机制猜想，由此审视“图像性汉字”自身所蕴含着的空间等级“向心化”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建构的中国文明史的特定历史性。
（二）“逐鹿中原”与“中原雅音”：“向心性”的媒介动力学
哲学家赵汀阳对何为“中国”的思考，正是借由汉字的空间性揭示了一种中国历史运作模式，也是理解中国历史性的方法论，即“逐鹿中原”。简要地说，从夏商周之“三代”文明开始，早期中国的四方万民为了争夺最大物质利益和最大精神资源，在博弈中形成了以中原为核心的“旋涡”动力模式，而汉字在其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旋涡一旦形成，就具有“无法拒绝”的向心力和能自身强化的力量，在历史中塑造了中原和“四方各地”的整体性，从而定义了中国的存在规模和实质概念。“逐鹿中原”模式的理论用意，在于从中国历史本身独特性的角度重新理解一般所公认的中国文明的三个特征，即中国文明的持续性、多民族多文化的兼容性，以及区别于一神教的不太具超越性的宗教信仰。
从媒介学的视角来看，赵汀阳以存在论兼博弈论提出的这一模式，蕴含着汉字媒介在文明史尤其是政治文明史演变中的空间动力学机制。其富有启发之处在于，汉字媒介引发的“向心性”（“中原”）既摆脱了泛泛而论的各地方文化相互交流论的一般阐释，又以媒介空间动力学凸显了中西文明模式的核心差异：相比“中心向外扩展”的西方历史模式，中国历史是四方族群不断聚集中原，于冲突争夺中形成族群融合的整体性中国。进一步而言，作为国家的“中国”也不能被削足适履地归入“民族国家”或者“帝国”之类的概念，“中国”是一种自秦汉大一统所形成的“内含天下的国家”，它保留了周代“天下观”无外的兼容内化，并在国家与天同构的“配天”原则下成为一个神性概念。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汉字分享或者塑造了这种“神性”的“在场”方式。“中原”（在地理上表现为从漠北到江南、从东海到西域之间的广大地面）之所以成为“天下逐鹿”之所在，在赵汀阳看来最根本的就在于汉字载体造就的“精神世界”。这是“当时无可匹敌也无可替代的最优资产”，既是“最优的政治资源”，也是“最优的生存资源”，因此中原“注定成为天下博弈的必争之地”，而其他如经济、地理、交通等因素都是助力或是诱因。
从汉字媒介性着眼，种种“最优”正是基于汉字作为“象形文字”能够独立于语音而存在的特性。换言之，“图像性”汉字本身即蕴含着在地理与社会空间组织中极强的向心性。中原最早发明了这一“通用文字”且率先发展起来了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它超越了语音差异丛生下的地方文化，成为一个“公用精神世界”。延续“巫史传统”而来的这一精神世界，其“在场”就同时占有了对世界、对历史的解释权。汉字媒介就此极为鲜明地体现了麦克卢汉所说的“活生生的威力的旋涡”，这种力量展示在对一切事物的命名权、定义权和解释权上，既包括制度性的立法权（建立和解释一切规则、法律、制度和程序），也包括精神的立法权（定义是非标准、知识标准、美学标准）。“向心式”的“逐鹿中原”模式因此形成并超越了地理“中原”，从而对社会空间等级进行编织。无论是政权架构、群体关系、知识传播、技术应用还是艺术审美等，都在汉字“图像性”媒介引力下具有了特定的空间走向，并由此型构了政治的社会组织与合法性模式。
“象”与“声”之间的纠缠，隐含着汉字的媒介性密码。媒介学在此找到了一般汉字存在论与中国社会历史运作相贯通的接口。显然，它比麦克卢汉的“旋涡”更富有具体的空间性与鲜活的动感。英尼斯对此早有洞察，他也是从“字”与“声”关系层面揭示了中西方两种政治运作方式的差异：“对繁重文字的垄断权，曾经是东方大规模组织赖以生存的基础。这种垄断被摧毁了。字母表对不同语言的适应力，削弱了抹平差异、整齐划一的可能性，增加了行政管理问题的难度，给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对汉字文明的“向心性”延续至关重要的，就是不断发明种种方式以强化“抹平差异、整齐划一”。这也表现为汉字自身的演化——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再由隶书、草书到行书、楷书，正如语言学家吕叔湘所指出的，尽管这一过程同时伴有字体的“繁化”，但“就字式的一般演变趋势看，还是趋向简化的”，而书写简化与“正字”标准化，与皇权中心对空间控制的效率相表里，标志着汉字的“图画性”不断缩减乃至“完全失去”，但其“图像性”超越声音的一面却在不断放大。因而日本学者平田昌司对“中原雅音”的研究，可从声音与书面关系的角度与“逐鹿中原”模式相互映照。他有一个较为极端的观点，认为汉语的突出特点“可能仅有一个”，即正字意识十分明确，“坚持全用汉字书写的原则，拒斥其他文字进入中文的体系里”。“万山不许一溪奔”，平田昌司借用这句诗展示了“字”与“声”之间的媒介运作关联：正字、韵书、科举功令严密地覆盖汉语基层的多样性，稳固地控制书面语言的单一性，甚至还给东亚“汉字文化圈”不断提示了中国语言的典范。
平田昌司对“中原雅音”的研究显示，作为形象文字的汉字并非如麦氏眼中的二分，对其的整体感知对立于字母文字的感官分裂，汉字不仅没有简单独立于“声音”，还要以书面权威对声音进行规训。“逐鹿中原”模式的向心性竞逐，同时构成外向控制的“心性”即“想象”。所谓中原雅音，据平田昌司的研究可分为儒林系雅音和曲家系雅音，而儒林系雅音虽非完全虚构的，但终究不是对实际音系的构建，其内部蕴含着历代诸儒对“雅音”的理想。同样，所谓中原也不时超出现实地理局限，“衍生出想象力中‘理想世界’的含义”。这在实质上正是以“图像性在场”的方式展示于与声音的关系之中的汉字精神世界。
“想象的中原雅音”的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在讨论近代“民族主义”这一与“科学革命”同时代的变革现象时，指明了神圣宗教共同体衰落中，东西方存在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文的普遍性从未与一个普遍的政治体系相重合，而中国文人官僚系统与汉字圈的延伸范围是大致吻合的。事实上，安德森所谓从“人类语言命定的多样性”理解“印刷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正是基于字母文字在特定空间分布的声音性，即英尼斯所说的“字母表对不同语言的适应力”。依此，印刷机空间扩张的威力才在西方社会中更容易展现，由此演化出了不同的民族语言、官方行政语言。然而，这一点对在“正字”“正音”规训下的中国官僚知识阶层来说不同，他们始终保持了某种超然性。有研究者经由麦克卢汉的启发指出，两种“活字印刷术”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代表的是汉字与字母文字之间的文明差异。换言之，从刀笔镌刻到毛笔纸墨，汉字书写从没有逃脱垂直性的空间“向心”引力，即便明中期之后雕版书籍的繁盛，也从未在读书人中催生出横向空间中的“想象共同体”，直到晚清机械印刷彻底动摇科举制度。
四、图像性汉字的“在场”：与数学之“道”的距离——“李约瑟问题”的媒介学新解
从图像性汉字存在论及其空间动力学的角度，可以为“李约瑟问题”提供一个媒介学视域下的求解径路。“现代科学”所呈现的以数学和系统观察、面对自然的实践方式，终究是由特定媒介中介而生的。正因文字存在论奠定了文明史延续的主导形态，经由特定文明孕育的“现代科学”，就确要追溯到字母文字所调节出的那种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体之间有着“断裂距离”且饱含紧张感的古希腊时代，它与汉字文明下那种文字与自然更富亲密关系的模式不在一个轨道上。这正类似余英时在指认“现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诞生”是一个“伪问题”时所作的比喻，那是“围棋”与“象棋”之别。
从“李约瑟问题”求解所要求的“内史”一面来看，上述一般性阐释尚不够完整，“现代科学”兴起本身更需要阐释的，是“数学”（包括算术尤其是几何学）在不同媒介文明中的地位问题。对本文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再行审思文字与数字之间关系所牵连着的不同存在论理解。李约瑟对此有个重要但未及展开的看法，起点正是基于图像汉字与汉语之间的关系。他看到了汉字超越方言的统一性，视“文言文”为全中国人民用来交流的“世界语”，还特别称其具有“语言中的‘数学’素质”，不仅给14世纪早期的波斯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还在18世纪又引起像莱布尼茨这样的欧洲学者的注意，“也许还推动了欧洲数学逻辑的发展”。跳出这种隐喻与和数学史交杂的理解，数字或“数学”也可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原初性媒介实践，例如洛根的研究就将“数字”符号的发明放在文字发明之前。
这正是理解图像性汉字“在场”方式的关键所在。借助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所谓在场意味着某种价值等级秩序的显现，即“最真实、本真或正确的事物是最为在场的事物”。从媒介学角度来看，存在着主导媒介所中介的时代精神的“在场”，它也会演化在特定实践领域中主导媒介与其他媒介的关系之中。就“科学”这一特定场域而言，被称作“开创了古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数理科学大传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的“万物皆数”，就是对“数字”作为最高在场方式的揭示。科学史家陈方正以此作为破解“李约瑟问题”的关键锁钥，其中数字与几何的结合，形成了对整个宇宙万物的存在论解释，即“数先生出几何形体，后者才转而化生天体和世上万物”，因而自该学派起“中西科学之间的分水岭”就已初步形成。无论数字还是几何，都与字母文字所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式”关系一脉相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方正对“现代科学”在西方兴起过程的描述，隐隐切中了本文所指出的媒介空间动力学机制：自希腊文、阿拉伯文、拉丁文之后，现代科学使用了多种欧洲近代语文，包括意大利文、法文、德文、英文等，与之相应的则是科学中心在地理空间上的“不断转移”，“它停留在任何城市或者地区的时间都颇为短暂，一般只有一两百年而已”。事实上这正是对“字母表对不同语言的适应力”的空间动力学展示，科学由此摆脱了宗教与王朝的强大的空间控制。因而当谷登堡印刷术连同安德森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将“上帝”拉下神坛（它不再在场），“现代科学”就充当了僭越者的位置。“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尤其是几何学，塑造出了“绝对时空”，且它通过对“时空”的精确计算与切割，推动着西方文明进入“统计性社会”直至目下的“数据时代”。
由此可从汉字文明的“在场”模式更深层地回应“李约瑟问题”。汉字本身的图像性蕴含着意义世界“在场”的文明独特性。用赵汀阳的表述，这种图像性包含着“双重性”意味，既建构了一个对象世界，自身也展示了一个“具有自足意义的图像世界”。它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媒介，也是一个“心处其中的生活场所”，借着“可见的意象”，“构成了一个包含全部生活意义的可能世界”。换言之，存在于汉字世界中的中国人的心灵，从这个世界本身就能发掘、寄托并衍生出诸多存在之“道”。这不仅体现在被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称为“墨戏”的中国独特的书法艺术上——它构成了读书人实现精神超越的日常修炼，即便从民间流行的“敬惜字纸”习俗与“测字”游戏中亦可窥见一斑。
数学，尤其是几何学，因而就不可能在中国人的世界图景中占据着“道”之在场的位置。正如科学史家所揭示的，中国古代并非没有数学，也并非没有对自然规律的探求，但“归根究底，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数学和宇宙探索是分家的”。从本文的角度，抽象的数字、几何之“道”，在强大的汉字“向心性”面前，必然被包裹、挤压在“实用性”的至终目标之下。同样，与西方科学“中心转移”和“多语言”现象相映照的是，中国数学也恰是在“魏晋南北朝和南宋这两个极其混乱时期”反而“蓬勃发展”。这种向心性的空间动力学也解释了李约瑟从中国数学中看到的悖论：他看到了中国古代算术的杰出成就，也发现了一种他称为“命理学”（numerology）的数字神秘主义，但是不管测量员、木工、建筑师、战车制造者和音乐家等各种团体的算术或几何知识如何渊博，“圣哲们对它从来没有任何兴趣，除了它可以促进所谓数字游戏”，且“从来不允许给圣哲们带来失去控制的后果”。
李约瑟的所见回应了图像性汉字“在场”中的权力等级关系。借助于汉字，中国人提出了一套诸如“阴阳五行”的自己的“原始科学”的技术术语，这让中国人“独特地避开本体而抓住了关系”：事物并列其间，其相互影响出于一种“感应”（inductance）而非机械原因的作用。中国人同时“把宇宙想象为一种由意志的和谐所充塞的部分和整体的等级制度”。无论“逐鹿中原”还是“中原雅音”，都是将宇宙间这种“意志和谐”的“等级制度”向心化了。更直接地说，“父父子子”与“君君臣臣”才是对自然宇宙之“道”的最亲切展现，这既是社会秩序的向心所在，也是“格物致知”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余英时在关于“李约瑟问题”的讨论中指出，中西方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为谋”，历史中只有程朱一系的“格物致知”理学“最接近西方科学传统”，明清学人亦以之翻译西方的“Science”，但其终究关怀仍落在“人间世界”的秩序之中。
黄仁宇曾受李约瑟之邀与其合作撰写了《中国科学与文明》的“结论”部分，他从“数学”（也包括技术）的角度出发揭示出传统官僚体制下的一个根本性缺失：道德治理的低下效率正是源于“数目字管理”的不足。所谓数目字管理除了通常意义上的数据收集和量化统计含义之外，还包括产权制度、中立理性的司法制度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基本体制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科学之进入中国，从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始，也正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字存在论“在场”方式的一次深层碰撞。或者借用王国维“道出于二”之总结，“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并非偶然地，与汉字拼音化改革和白话文运动几近同步，“现代科学”也经受着东西方冲突的洗礼而在中国社会扩展开来。
五、结语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论及汉字的“象”与“声”关系时说：“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孳乳”这个词，本身就形象地揭示了“汉字”独特的媒介性：它仿佛具有生命力，在繁殖与衍生中滋养着中国文明的延续与变易。本文通过对媒介环境学派关于“李约瑟问题”探讨的批判性反思，从图像性汉字“在场”的媒介性及其与声音、数字的特定关系入手，构建了汉字文明史的媒介空间动力学解释机制。这一机制揭示了汉字作为一种独特的媒介存在论，在主客体关系、政治社会组织以及文明演进中发挥着迥异于字母文字的作用。
汉字以其图像性奠定了主客体亲近式的整体关联模式，形成了“逐鹿中原”式的向心性媒介动力学，在与声音的关系中规训着精神世界与社会空间；在与数学的关系上，汉字所蕴含的自然之“道”的“在场”方式，使得数学难以在汉字文明中占据类似西方文明中的核心地位。这预示着数字时代汉字文明在存在论上的深层转向。
“李约瑟问题”在这一视角下，成为两种文字存在论在现代遭逢时所展现的文明断裂与碰撞的表征。汉字文明在面对西方现代科学冲击时的种种变革与调适，深刻反映了媒介在文明进程中的关键影响力。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媒介学维度重新理解“李约瑟问题”，更启发我们深入思考汉字文明在不同媒介语境下的独特价值与发展脉络，以及不同媒介形态与文明演进路径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为进一步探究人类文明多样性与媒介的深层互动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与研究思路。
作者简介：孙藜，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喆，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传播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版权声明]本文发表于《现代出版》2024年第12期。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个人转载不在版权限制之内）。如公开出版机构需转载使用，请联系刊发杂志及作者本人获得授权。
[引用格式]孙藜,罗喆。图像性汉字与中国文明史的空间动力学猜想——与媒介环境学派的“李约瑟问题”对话，现代出版，2024年第12期。